异化的土地成本观——茅于轼的土地成本观

茅于轼先生认为，“设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有了红线就不能把耕地转换成城市建设用地，对城市建设是不利的。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这是土地开发中的“外延成本观”。
用“外延成本观”来考察土地开发的成本，是土地成本观的异化。因为既然是土地“开发”的成本，那就应该是土地“开发”过程中所开支的成本，而不是占有土地所开支的成本。而茅先生的“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中的成本、“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中的成本，则是占有土地、包括占有粮田的“成本”。这样的“成本”，同土地“开发”的“成本”之间，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有本质的不同。
由于土地可以卖钱，各地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高GDP数字，争相出卖好地。这是造成我国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而大量的未开发土地，由于“开发”成本较大、售地价格不高，反而闲置、荒废，造成浪费。现在的所谓“房地产开发”，就是未开发的照样无人开发，已开发的重复开发、深度开发，把重复建设当开发。“开发”的结果不是使土地可再生，而是使土地被垄断；不是增加土地供应，而是反而减少土地供应。这种把良田拿去盖房子的败祖宗家产、断后代良仓的败家子行为却冠冕堂皇地贴上“开发”的标签，“开发”的结果是人为造成土地资源被垄断、土地资源枯竭、土地资源难以再生，是土地“开发”中的异化。
因此，消除土地“开发”中的异化，化解土地开发观中的悖论，不是靠取消保护耕地的红线，而是恰恰要靠保护耕地的红线。只有坚守保护耕地的红线，才能使“开发”回归本义，从而减少土地开发的社会成本；如果规划得好，也能减少开发商的企业成本。
在这里，不是要不要土地“开发”中的成本的问题，而是由谁来支付成本的问题——如果是以“开发”为名占用耕地，那么就是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成本最大化，开发商成本最小化，而政府利益最大化；如果是真正的、内涵地开发土地，那么就是开发商成本最大化，政府利益最小化，而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利益最大化。
土地可再生与不可再生的辩证法，决定了土地开发中的辩证关系，也决定了只有辩证地看待土地开发中的成本，才能实现土地开发中社会成本最小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使土地成本观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