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事件多日纷纭，并且最近愈演愈烈，毫无平息之意，正见出中国社会的某种紧张趋势。

　　 昨天见到一位三联的朋友，听其讲述了事件的始末，以及最近的进展。最近的进展是：三联书店党委书记为了换取不退休，操作了此次换人丑剧，结果果然受到奖赏，不仅不需退休，而且捞到了三联书店（出版社）总编辑这个其觊觎已久的位置，同时还被奖赏《读书》杂志总编辑、《生活周刊》杂志总编辑的职位，从此三联书店就是该党委书记一个人的钱袋了。

　　此朋友十分感慨：在此次事件中，终于认识到了中国出版集团等官办体制的腐败。

　　张伟民、樊希安为了此次邀功的成功，公然违反中共官办机构的规定程序。 该程序为了防止腐败，有规定：一个职位的任与免，必须经过“公示”。但张伟民等人公然取消了该程序，完全采取“暗箱” 操作，在7月十几日编辑们抵制会议的那个下午，出示的任免书的日期却是7月3日。在此之前，绝无公示程序。

　　《读书》的编辑们认为这是一个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严重的错误，因此，一直以来，希望通过体制的正常程序提出质疑，希望官办体系能够有起码的自律性。

　　但编辑们发现这种努力完全是徒劳，根本没有机会与渠道可以表达其最正常不过的意见，在体制内部，发表质疑与不同声音的空间已经完全被堵死。

　　三年前“轰赶汪吉贤”的事件至今被传扬，但外人不知道的是，该事件之能成功，是三联书店操作此事的人直接中国出版集团的聂震宁挂上了钩，聂震宁利用此事作为打击其对手杨穆之的筹码。

　　而在今天 《读书》事件中，坚持抵抗的编辑们没有与中国出版集团某帮某派挂钩的本事，自然也就没有表达意见的可能。

　　这位朋友的介绍，引起了本人的另一个想法：其实这样的腐败，在今天的所有官办体制当中，是最正常的现象。今天官僚们腐败之猖狂，直比晚清官场。

　　问题是，中国目前正在兴起的各种社会阶层，如资本家，白领，以及进入中国国际资本势力，怎么不会要求在政治上夺权？

　　而官办体制如此腐败，尽是张伟民们猖狂腐败的官僚把体制当作中饱私囊的私产，又怎么可能被渴望掌握政治权力的其他社会力量所长久容忍？

　　由张伟民一人破坏体制规则而得体制之宠，可以掐指此体制之日数矣。

　　此次党委书记操刀扼杀《读书》，却得自称“自由主义”的右派、以及自命文人的无赖文人们里应外合，这些人一为党委书记鸣锣开道，二为党委书记鼓掌叫好，三在全国范围的报刊上发文发言，讴歌党委书记此次之英明与正当，实在是知识分子历史上的耻辱一幕。然而，可以想象，一旦“革命”爆发，同是这帮糟污之众，立刻又会高叫他们一向标榜的自由民主，（但肯定不再标榜独立），成了民主革命的马前卒，立争在“革命”中夺得一席名利。

　　历史不是由君子创造，而是由小人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