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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与一个朋友聊天，聊到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有一个话题自然容易引起兴趣。媒体对于十七届四中全会有不少提前报道，并做了预测。一般认为，本次会议将加强对腐败问题的关注，很可能会颁布一些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已经议论较长时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觉得，社会舆论对“财产申报制度”的提前预热，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此，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这项制度是有可能的。即使“财产申报制度”还不成熟，但是，为了社会的需要，哪怕先推出暂行方法，也是应该的。
　　对于中国当前的腐败问题，“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如果能够早日出台，的确会产生抑制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能指望靠这个制度就能根治腐败。最简单的，比方说，虚假申报怎么办？这种虚假并非只是有100元只申报1元，而是隐匿或转移。官员也有亲戚，也有朋友，把自己的财产放在别人名下，是很容易想到的办法。甚至放到其它国家，比方说以为客户保密著称的瑞士的银行。当年清朝政府的时候，很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银行，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就向贪官们保证，绝对不暴露他们在本银行的财产。所以，如果腐败的基础和思想不改变，制度最多让腐败难度更大一些，并不能解决深层问题。因此，与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个需要配套的，还是头脑里的观念。如何让“拒绝腐败”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占据牢固的位置，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重要方式之一。
　　其次，“财产申报制度”还需要各种各样监督制度的配套，比方说系统内部的监督，社会的监督等等。但是，监督也不是药到病除的神奇秘方。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严密的监督也未必能挡住贪欲之心。如果说，前面一条遏制腐败的方式是要建立道德观念，那么，改变全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是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当唯利是图得到理论家的肯定，当财富英雄成为全社会的最高榜样，当个人主义成为不可怀疑的原则，当奢侈和享受成为幸福的唯一评价，当媒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地张扬财富诱惑的时候，任何监督都有可能成为摆设。其实，个人道德观的建立很难独立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之外。如果全社会都“向钱看”，并不以为耻，很难让一部分人以社会另类的方式做出自我牺牲。
　　第三，“财产申报制度”还与干部任用制度有关。如果做官变成终身制，财产申报制度也许能比较方便地反映一些问题。但是，做官终身制显然不是一个良策。在西方社会，一个人可以做几年官，再做几年生意，再做几年学问，等等；在中国古代，一个人也可能做几年官，然后回家做普通人，然后再回朝廷做官。类似的现象在今天很少看到。现在常见的是，要么做官做到退休，要么做到半途离开，离开后很难再回到做官的仕途。如果在起点上没有进入仕途，也很难从半道上再进去。这种状况并不合理。如果我们认为干部任用制度可以更加灵活，更加不拘一格，那么，“财产申报制度”还必须区分做官期间的财产和非做官期间的财产，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人们常说美国的政府官员与商业机构之间有一个“旋转门”，从企业出来到政府，从政府出来到企业。小布什在做总统之前是个大老板，很有钱，做了总统以后，总统的薪水是公开的，但并不妨碍他依然拥有做总统之前赚来的财富；美国财政部的一些官员，以前在华尔街当高管，也很有钱，做了官以后，过去所赚的巨额财产依然是个人的合法财产。因此，中国的“财产申报制度”从完整性上说，未来肯定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区分官员个人财产的不同组成和来源。其实，即便区分清楚，也未必能遏制腐败。要想腐败，方法也很简单：权钱交易不要同时进行，打个时间差就解决了。做官期间干干净净，做官结束，以其他合法方式兑现权钱交易的许诺。比方说，一场演讲收入几十万美元，写一本书被高价买断版权等。它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腐败，而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赊账腐败。这就是中国古人“仁义礼智信”次序不能改变的原因，没有前面几项，诚信也可以用来干坏事。
　　腐败现象毫无疑问会遭人痛恨，但是，它源自于人们贪欲的本性。为了消灭腐败，极端的做法是：消灭私有制，狠斗私字一闪念。事实证明，这也不是有效的办法，而且还带来其他副作用。在私有制被肯定、被保护的大背景下，不可否认，腐败的土壤是必然存在的。为了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我们需要制度、需要监督。但也不能迷信制度和监督，对制度和监督解决腐败问题的结果，不必抱有太多的幻想。在建立制度和监督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和每个人道德上的自觉。制度和监督是治标，价值观和道德自律是治本，标本兼治，才能达成良好的效果。这就是我的结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于抑制腐败的确会有效果，但不是根本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