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评邵景均的《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　　

　 　

一评邵景均的《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　　

　 　

　　

邵景均的《伟人也有局限性：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一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异常强烈的反响，这可能是他们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负面反响之大，驳斥、反对甚至咒骂之声的铺天盖地而至，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以凤凰网为例，截至到16日晚，这篇文章未帖多长时间，跟帖500多个，批评、驳斥、反对的帖子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不仅是对邵景均个人的文章《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的评判，也真实地反映了在毛泽东反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人心的向背。　　

邵景均先生是中纪委监察部的专员，既然未注明只代表自己，那就说明他发表的《伟人也有局限性：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一文是代表官方观点的。如果是这样，这个问题就十分值得研究了。　　

反腐不论是在外国还是中国，也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多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事关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对于国家来说，是事关兴衰进退的大事，而对于人民来说，则是事关穷富安定与否的大事，所以，对于此时的任何动向，党关心，国家关心，人们关心则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党对目前反腐形式的基本估价是四个字：依然严峻。毋庸讳言，在我国，在现阶段，在今后一个相当的时期，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都将是十分尖锐的，有时还是异常激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随着腐败势力的孽生与坐大，随着两极分化造成的弱势群体的不断贫困化的加剧，特别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深入建设，这个政治斗争，不断显现出新特点、新动向。　　

全国的反腐力量和形式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中央反腐的力度在加大；群众性地反腐斗争在发展；以网络为武器的反腐监督、揭露的新手段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财产公式、外逃拦截、打黑揪腐等举措与呼声步步逼近腐败阶层；特别是毛泽东反腐思想与政策的回归、活化及广泛运用，更促使一个反腐新阶段的来临。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邵景均先生“及时地”抛出了他的这篇可以被所有腐败分子视为救命稻草的风向标是的文章《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　　

在新形势下千方百计地维持保护腐败，千方百计地维持保护腐败的土壤，千方百计地为腐败张目，使“腐败资本”合法化、扩大化、永久化，试图建设一个通过“腐败原始积累”为资本的权贵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一切腐败分子及其阶层和鹰犬们正在做的“黄粱梦”。 邵景均的《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就有意无意地加入了这一行列，起到了“助腐为孽”的作用。　　

　 　

二评邵景均的《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　　

　 　

我们对任何人（包括伟人），任何事（包括伟人做的大事）只有采取一种真正的实事求是态度，而不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只有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用诡辩论的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的伎俩进行分析、研究和评价，才会真正地起到古为今用，鉴古师今，化教训为经验，化腐朽为神奇的促进作用。　　

只要我们稍一细心观察，就很容易发现邵景均的《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正是一篇文不对题、词不达意、论据与论点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文章，是一种低劣的、根本不值一驳的“明枪”、“冷箭”的痞子式文章。 　　

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是历史与现实的唯心主义柜辩论者攻击别人（包括伟人）的惯用手法。邵景均先生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是难以有所创新，在《伟人也有局限性 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一文中，也只好从老祖先的垃圾袋里拣来这个老陈货为自己所用了。　　

你看他开头的这一句话就是最典型的示例：“任何伟大人物都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也不例外”。从表面上看，这绝对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无法推翻的‘绝对真理’。不是吗，任何人，任何伟人，任何事，任何伟人做的事都会有局限性，这有错吗？　　

那好，只要你无法否认、无法推翻这个“都会有局限性”这个抽象的‘绝对真理’，那么，你也就无法否认、无法推翻作者邵景均先生塞进来的“私货”——“毛泽东也不例外”。这样，不管你的具体否定多么荒谬、多么恶毒、多么低贱，也就可以‘搭乘’着抽象肯定的绝对真理的战车畅行无阻，成为‘绝对真理’了。　　

我们说且慢——邵景均先生，这个老掉牙的招数，只能欺骗学龄前的儿童，正向您所说的那样——‘任何人都有局限性’，您的这个论据的‘局限性’却难以蒙骗任何能识别‘局限性’的人们。　　

连您自己都很清楚：抽象的肯定不会也不可能不等于具体的否定。从理论上来说，每个抽象的肯定或否定，都只能是具有普遍性、共性、绝对性的特别属性；二具体的否定或肯定却是具有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特别属性，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它们的另外一个区别就是，抽象的肯定或否定还具有相对稳定、不变、绝对的属性，而具体的否定或肯定却是因环境、条件、时空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这们就从理论上将辩证唯物主义与邵景均在这篇文章上玩弄的诡辩论和形而上学的区别开来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来剥析邵景均关于《伟人也有局限性　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的实践上问题。　　

既然抽象肯定不等于具体否定，那么邵景均先生的结论＂　任何伟大人物都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也不例外结＂论　　

就不能成立，就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就是像邵景均先生以‘都会有’（与莫须有是同义词吧）的猜想，可以强加给毛泽东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毛泽东的局限性也不会哪一个“也不例外”呀？如果邵景均先生对毛泽东的局限性下的是这样的结论：凡是“任何伟大人物的历史局限性毛泽东都有”，那毛泽东反腐败的局限性（四大教训）也不是必然就成立，假如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们都不反腐，都倡导腐呢？那岂不委屈了毛泽东吗？　　

再说了，这反腐不是那反腐，这个伟人反腐不是那个伟人反腐，都是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所以局限性也不会一样啊，所以，邵景均先生将“任何伟人的历史局限性”与毛泽东反腐的伟大实践必然地连在一起，从而得出“四大教训”真的是十分滑稽的别有用心。　　

　 　

三评邵景均的《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　　

　 　

邵景均先生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反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把‘任何伟人’的‘都可能有’的历史局限性与毛泽东的反腐具体政策和策略的所谓教训等同起来，进而全盘否定建国三十年间毛泽东领导的党反腐败的伟大实践，是十分荒谬的，也是不得人心的。他所总结的所谓“四大教训”，更是违反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如不加以澄清和批驳，很容易混淆视听，严重影响和干扰正在深入进行的反腐斗争的健康发展。　　

下面，就让我们具体地说一说邵景均的《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的四个论点严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　　

邵景均一文的中心论点是‘毛泽东反腐没有经验，只有教训’。其论据有四个：一个是廉政不能理想化；二是反腐不能运动化；三是权力不能绝对化；四是社会不能无序化。这一次，他采取的是倒过来的行而上学的伎俩，即“具体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什么呢？否定的是毛泽东反腐的所谓“四化”错误教训，抽象肯定的是他自己的“毛泽东反腐是错的，只有教训，所以毛泽东有历史局限性”的立论。　　

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反腐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卓越成就和功勋，是举世公认的，是迄今为止连西方敌对势力都不曾也无法攻击与妖魔化的。这一点邵景均先生不会不知道。我们应该佩服他作为国人‘敢吃螃蟹’的勇气，第一个跳出来‘妖魔化’毛泽东的反腐政策及成就。但是，看来他是实在拿不出毛泽东反腐败‘教训’的任何证据，不然也不会出此下策答非所问，移花接木地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四个‘化’硬作为“四大教训”的论据，大肆渲染，真是攻其一点不具其一呀！　　

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大的四大教训的论据，是不是象我说的这样，为了以理服人，我原文引用，逐个评论，为了辨别是非我想读者是不嫌冗长的。　　

请看他的第一个论据，“(一)廉政不能理想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于国家的发展充满理想化。1958年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企图在不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不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虽然在实践中他的这些想法碰了钉子，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放弃。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在‘五七指示’中再一次勾画了他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他要求全国‘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每个人都‘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领导干部自然能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清正廉洁地为人民服务，决不会贪污腐化，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实践一再证明，毛泽东这种‘理想国’在现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通过这种方式推进廉政建设只能寸步难行。重要的是，必须回到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上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请问邵景均先生，你不是否认毛泽东的反腐政策和成就吗，你不是从毛泽东反腐的教训中证明毛泽东作为伟人的‘可能会有’的局限性吗，在你列举的毛泽东反腐第一个教训‘廉政不能理想化’的论据中，哪一句，哪一个字是与毛泽东反腐败有关的？你除了借此无情地、放肆地攻击和否定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哪一句话，哪一个字能证明你的‘毛泽东反腐败的历史局限性’呢？至于你自己得出的“毛泽东这种‘理想国’在现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通过这种方式推进廉政建设只能寸步难行。”武断的、荒唐的、违背历史事实和党民愿望的所谓“实践一再证明”，咱们可以接着论争！　　

　 　

——四评邵景均的《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　　

　 　

邵景均先生论《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的第二个论据，那简直就是强词夺理、黑白颠倒、攻其一点、不具其余了。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反腐不能运动化。毛泽东一方面向往建立‘完美’、‘纯洁’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看到现实中许多干部逐渐成为‘腐朽堕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在他们的头上有层层“保护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运用了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把反修防修、防治腐败统统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通过采取激烈的斗争方式，让领导干部受到冲击，逼迫他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样的斗争方式，的确一时‘吓住’了一些想搞腐败的人，但是它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乱了经济社会，搞乱了干部队伍，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实在是得不偿失。”　　

我们先不必说邵景均先生对毛泽东那溢于言表的蔑视，什么毛泽东对‘完美’、‘纯洁’的向往啦；什么对‘群众运动运用的得心应手’啦；什把‘反修防修、防治腐败统统纳入阶级斗争轨道’啦；什么逼迫走资派‘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时吓住了一些想搞腐败的人’‘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实在是得不偿失’啦等等，这纯粹是不顾事实、肆无忌惮！在邵景均看来，毛泽东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大师，连‘残缺与完美’、‘纯洁与龌龊”对立统一的规律与联系都不晓得，，不然，他为什么只向往‘完美与纯洁’呢？在邵景均看来，作为世界级大政治战略家的毛泽东，只是对‘群众运动运用得得心应手’，而对诸如‘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等都是一窍不通······，这真是连毛泽东的敌手们都会笑掉大牙的‘极品滑稽’！　　

尽管我们可以理解一位居心叵测者的立场与情感的本质差异，不去理睬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的丑化与攻击，但是在真理与主义的问题上，我们还是要与邵景均先生论个是非的。　　

有四个基本的问题需要问一问邵景均先生:一、毛泽东向往建立‘完美’、‘纯洁’的社会主义，发动文化大革命，逼迫走资派‘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与他老人家在法律的基础上以雷霆万钧之力反腐败，有什么直接联系？有什么论据与论证的因果关系？二、中国共产党揭露和处治刘青山、张子善腐败大案，是毛泽东靠‘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的方法，还是靠国家法典依法整治处理的？除了揭露和处治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大案，毛泽东还用‘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领导参与处理过那起腐败案件？三、中国共产党依法严惩刘青山、张子善腐败大案是“一时吓住’了一些想搞腐败的人，······ 实在是得不偿失。”还是极大地教育了党员、干部和群众，保护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净化了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治久安的伟大成就？四、在领导党和人民同腐败势力作斗争的近三十年间，毛泽东制造了那个冤案，都冤枉了谁？！ 　　

现在，让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邵景均先生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反腐不能运动化”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与邵景均商榷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文革’是群众性的‘反腐运动’还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有三个权威的结论：一是毛泽东自己的结论，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政治大革命；二是党的历史决议，结论为‘政治动乱’；再就是参与者们的结论，文化革命。不管确定为何种结论，总之都不会象邵景均先生那样，确定为‘反腐败群众运动’。至于为什么，出于什么目的那就只有邵景均先生自己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邵景均先生讨论一下关于‘反腐的运动化’的问题了。　　

从本质上来诠释邵景均的所谓'运动化'，无非是包藏两个含义：一个是‘群众化’；另一个就是‘规模化’。顺便说一下，这‘两化’也是黑恶势力最害怕的两柄‘反腐利剑’，这就难怪为什么邵景均先生要将这一‘化’也作为他攻击和否定的重点了。　　

反腐，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能离开广大的公民群众吗？公安、检察、纪检的悬赏举报是什么？悬赏捉拿是什么？深入基层摸查、走访又是什么？国家机器在立法、执法中尚且还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作为政治的反腐败能脱离群众吗，能将群众束之高阁吗？　　

在党的领导下，以法律为武器，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腐败斗争，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的政策和道路，这就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同形形色色腐败分子斗争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法宝，难道不是这样吗，邵景均先生？　　

别忘了，当今的中国是共产党独党执政，其他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国体与政体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就决定了中国反腐败的形势与内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不同。虽然国内国外都有腐败，古代和当代都有腐败，难道封建家天下的腐败、西方多党制的腐败表现形式会跟我们现在的腐败形式一样吗？盲目地、机械地将中国现阶段的腐败与反腐败的形势与方式同‘国际接轨’，或者套用国外的反腐法律、政策、形式来衡量、解释甚至否定我国成功地反腐败经验和政策、成就，不是政治盲人、学术笨蛋，就是别有用心！ 　　

我们期待着邵景均先生对这些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五评邵景均的《毛泽东反腐败的四大教训》　　

　 　

邵景均的《伟人也有局限性 毛泽东反腐的四大教训》一文，就其政治时点、内容指向来说，可以被视为射向重庆打黑的一支“狙击明枪”，正是这一枪，迫使重庆高层不得不出来解释打黑的初衷。　　

重庆打黑是以“唱红歌”、“发红段子”为序曲的，打黑的凌烈攻势也是以群众性的署名举报为主要序幕的。而这一切。又都必然是以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程序为准绳来进行的，正是这种法制与群众举报相结合的而构成的“重庆打黑反腐特色”，才有效地将经营多年的“重庆黑社会堡垒”一举攻破，将危害党、危害社会、危害改革开放的黑恶势力打得落花流水，望风而逃。　　

重庆打黑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顺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潮流，又合民意、顺民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国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与支持。但也必然地会引发潜伏的、更大范围的黑恶势力的恐慌、惊觉和反扑，这也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黑恶势力尽管是有实力的、强大的、成气候的，但毕竟是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相对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孽生的、毒性的、灰色的、黑暗的毒瘤。他们虽然平时显得财大气粗、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但是在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在铜墙铁壁般的人民群众面前，他们自知还是螳臂当车，还是蚍蜉撼树，还是飞蛾扑火。　　

因此，他们一定会像小尖脑袋、借助贪官向人大、政协、政府等行政、议政机关钻营一样，在抵抗与反击打黑力量的时候，寻找有话语权、决定权的部门和官员为自己辩护，为自己张目，一句话，他们也会不惜重金，不惜一切代价，“杀出一条血路”先逃之夭夭、脱离险境，然后再重整旗鼓、做大做强，争夺天下！　　

黑恶势力，与黑恶势力相勾结的贪官污吏最害怕毛泽东法制与群众相结合的雷霆式的打黑反腐政策和手段。因此，他们及他们的代理人们就必然会把反击的目标对准毛泽东的反腐政策，且攻其一点、不具其余。他们利用党的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尤其是对文革的否定，把毛泽东反腐的成功经验移花接木地硬放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去加以全面否定，试图达到既否定毛泽东的反腐政策，又攻击重庆打黑的“一箭双雕的目的，其用心适何其良苦，又适何其恶毒！　　

我们不是想扣帽子，也不是想打棍子。但是我们也不会放纵任何心怀叵测、别有用心的人对正义事业的诽谤与攻击。在维护执行科学发展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在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做东郭先生，也不能当同情毒蛇反被毒蛇咬死的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