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怡：魏巍创作发展的五个阶段

【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205

【作 者】田怡

魏巍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军事文学作家，已辛勤笔耕半个多世纪。他是个多面手，在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杂文等各方面都有令人难忘的佳作，有的已成为传世珍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创作有相对的侧重面。我们把魏巍的创作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2年——1937年，这一时期，他写有小说、诗歌、散文，反映了一个爱国青年的思想情怀。就目前能见到的资料来说，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长诗《黄河行》。第二个阶段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这是魏巍诗歌创作的丰收期，代表作为《黎明风景》；第三个阶段是建国后至六十年代，其创作主要为访朝、访越的报告文学及与青年谈理想与世界观的文艺性论文，代表作是《谁是最可爱的人》与《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等；第四个阶段是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后期，主要成果是两篇堪称史诗性的长篇巨著，即《东方》与《地球的红飘带》；第五个阶段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这阶段的作品主要是直面现实的杂文（也有诗歌与报告文学），除近期发表的之外，大多收集在《这才是青春开花处》中的《顶风破浪集》与《风雨谈文录》里。
在他的创作历程中受到过来自“左”和右的批判和攻击，但他自己却一直在坚持着一条深入人民斗争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不曾有过迷惑与动摇，是沿着这条大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他拿起了笔
魏巍从小喜欢读书、爱好文学，并在十二、三岁时便开始写作。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参与组织文学社团并在报纸副刊上主编文学周刊。他初期的创作表现了一个进步青年对丑恶事物的抨击，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如长篇《贞松凋翠录》和《狂飙里的游丝》。从他1935年的《炉子》中，可以看到诗人试图用阶级观点来说明穷人和富人的关系。这个观点，在1937年的长诗《黄河行》中就表现得很清楚了。
参军前的魏巍是中原诗人中的最年少者，但已崭露头角，这五年的创作活动为魏巍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他在长、中篇小说、诗歌、散文方面都有过艺术实践。魏巍的这些作品，因中原多次战乱，绝大部分现已散失不存，但这阶段的创作在魏巍的创作道路上是一个不应忽视的起步，无论在思想与艺术方面与他以后的创作都有着渊源的联系。魏巍本人一直把这几年的写作只看作是习作阶段，主要是说，那时自己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创作源泉。
由于魏巍早期的作品绝大部分散失不存，所以给魏巍的研究者们带来一定困难，甚至造成一种错觉，认为魏巍的创作是从《黄河行》开始的。近年来，由于我有幸认识了魏巍早年的诗友周启祥同志，蒙他热心地给我提供了许多魏巍早年从事文学创作与组织文学社团的情况，并回忆出魏巍早年发表过的一些诗句，从而对魏巍的早期文学活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这一时期无论是作为魏巍的习作阶段或者是他创作的准备阶段，总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
　　　　走向生活　走向人民
魏巍常对青年作家们说：“生活是源泉，人民是母亲。”这是他几十年生活与创作经历的深刻体会。魏巍说：“民族的，人民的命运惊醒了我，使我在我们小司号员那样的年龄，走向了人民，走向了生活，走向了党，走向了诗。”（注：《〈黎明风景〉后记》。）“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喜欢文学并练习写作，但从这时起才真正找到了创作的源泉。”（注：《〈黎明风景〉后记》。）
魏巍是一个军队的作家，作为战斗员、指挥员，他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晋察冀边区的斗争生活前后达十年之久。后又参加解放大西北的行动，并作为骑兵团政委亲自指挥过剿匪的战斗。解放后又于五、六十年代先后赴朝鲜、越南战地采访。作为一个军人、作家，能有幸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次不落地参加抗击侵略、解放祖国、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四次战争是不容易的，并非人人都有这种殊荣。历次战斗生活使他的创作更扎根于人民之中。
在冀中，他与游击队员们一起攻炮楼、钻青纱帐、吃一锅饭、睡一条炕，在朝鲜，在越南，他总是到生活最艰苦、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采访，在生死与共的斗争中，使他真正地认识了人民，认识了他们的精神品质与智慧才能，从而从心眼里热爱他们。这种感情，是那些远离劳动人民的所谓的“精英们”永远体会不到，也永远不能理解的。正是在与人民同甘苦的斗争生活中，他找到了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
魏巍在晋察冀获得诗歌的丰收决非偶然，这片生活的热土使魏巍有了用武之地。他在文学上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不仅使他找到了无尽的创作源泉，同时使他的思想在战火中得到锻炼，而这种认识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他的创作。随着和人民感情的加深，诗的触角敏锐了，常常勃发诗的灵感，每每因写诗而忘记了饥饿和疲劳，真是诗情滚滚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
当时，晋察冀的诗歌运动搞得很活跃，这对魏巍的创作自然又是一个促进。田间、邵子南等同志可说是当时诗歌战线的主力，孙犁也参加了诗创作，魏巍是年轻的战将。像小溪汇入了大海成为壮阔的波澜，像种子投入沃土，在那里生根开花，很快就成为晋察冀诗歌的播种人之一，并主持《诗战线》的工作，是铁流社的主要骨干，是边区文协常委，诗会执行委员。这一段生活与创作，在魏巍的人生之路与创作之路上都是一个崭新的开端，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丰收期。他的诗是在炮火连天的土地上，艰难奇苦与奋力抗争的见证。作为战士诗人的魏巍，残酷的现实留给他的不是战争的恐怖、前程的悲观，而是从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更清楚地看到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子弟兵的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看到祖国光明的前途。《黎明风景》就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年月里形象地揭示抗战性质与前景，鼓舞根据地军民一往无前地战斗下去的力作。这是生长在战斗生活沃土中壮美的英雄之花。
在这片燃烧的土地上，在人民战争的大海中，他认识了人民，找到了无尽的创作源泉，并在这里获得了他创作上的第一个大丰收。
　　　　深入战士的心灵
五十年代初（1953年），魏巍虽已着手构思长篇《东方》，但他在五、六十年代的主要成果是报告文学与文艺性论文，其中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及《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后收入《壮行集》）在思想与艺术方面成就最高而获得广泛的赞誉，影响深远。访越报告文学七篇发表于1965年11月至1966年4月，其间，“文革”已拉开序幕，因之，这一组文章不如前两者影响深广。
战地通讯、报告文学，魏巍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就写过，如《雁宿战斗小景》《燕嘎子》《娘子关前》等等。随着斗争生活的丰富、政治上的不断成熟，他的作品在思想艺术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战士美好心灵的深入探索与成功揭示方面。在朝鲜，他看到我们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高的发展。他们在炮弹呼啸和弥天烈火中奋战，剩下一个人也不后退；他们一锹一镐地打穿了三八线附近的崇山峻岭；他们在战友全部阵亡时抱起炸药包、爆破筒扑向敌人；他们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口；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伏在铁丝网上让同志们从上面踏过去走向胜利……，面对这一切，魏巍更是情不可遏，因而产生了深入探索与表现战士心灵的强烈欲望。在深入采访中，他完全被感动了，思想感情的潮水奔流不息，流向笔端。真是情动于衷而形诸笔墨的，所以他的那些文章才能那样深深打动读者。
魏巍对战士心灵的深入探索与发现，使他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的国家虽然是英雄辈出，42年延安座谈会后，革命战士的形象也经常出现在文艺作品中，然而响亮地提出“战士是最可爱的人”还是第一次。在全国解放初期，且不说南京路上那些资产阶级的老爷小姐们对“土八路”侧目而视（今天不是还有人把我们的战士叫做“傻大兵”吗！？），就是那些对共产党有好感的人又何尝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战士呢？！在一些人看来，那些拿枪杆打仗的人不过是一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武夫罢了，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知识，又看不到他们有什么丰富细致的感情。魏巍以他对生活的独到体验，以他对战士的深刻的了解，向我们揭示了那些无产阶级士兵的高尚情怀，并赠给他们“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这个称号沿用至今，使那些长年远离家乡和亲人、戌守边防，为保卫国家而无私奉献的军人在思想感情上得到鼓励和慰籍，这不能不说是魏巍的功劳。谁说文学与治国安邦无关，好的文学能净化人们的思想感情，催人奋进，坏的文学能使人颓唐堕落。经验与教训我们都曾经有过。
魏巍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写的那些思想杂谈，不仅显示了作者创作上多方面的才能，而且体现了作者坚定的革命人生观，那里没有空洞的说教，而是从现象到本质的娓娓亲切的谈心，是满怀真情的循循善诱。这些谈话既具哲理又富文采，在怎样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如何对待生活与工作方面，使无数青年人深受教益。有人把他的文章一直保存了数十年，伴随着自己度过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而意志不衰。
魏巍为青年们写的那些关于世界观与幸福观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使他成为青年们的良师益友，特别是与石油战线的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从五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交往不断。这种动人的现象在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方面还是不多见的。
魏巍的为文和他的为人一样热情诚恳，从不夸夸其谈，无的放矢，无论写部队生活还是与青年谈心，他总是非常注意探索、了解他们的心灵世界，总是以自己赤诚的心去理解他们的思想情怀，总是怀着热烈的情感与殷切的期盼，他以自己的文章能给读者鼓舞为最大快事。
“多么快乐呵，当活生生的现实和自己的生命一起血肉相连地飞出心灵的时候！特别是他的语言，燃烧起人们斗争热情的时候！”（注：《壮行集·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
这是魏巍的肺腑之言，我想，这也是魏巍五、六十年代那些报告文学与文艺性论文所以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谱写英雄的史诗
魏巍创作的第四个阶段是取得重大成果的阶段，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1978年与1988年先后出版的《东方》和《地球的红飘带》是两部堪称史诗的巨著。《东方》曾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魏巍从生活出发，大胆地突破了“左”的禁区，在结构布局与人物关系等多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特别是在塑造人物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东方》的问世标志着魏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魏巍在写作《东方》之前，他的创作，还往往是表现一个时代生活的侧面，一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命运，那么，《东方》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画卷，表现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注：冉淮舟，刘绳：《魏巍创作论》第115页。）《东方》动用了魏巍几十年的生活积累与艺术积累，是呕心沥血之作。像滴滴泉水汇成了江河那样，《东方》的诞生是魏巍创作发展的必然，它不但是魏巍创作的丰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丰碑。因此，它受到广大读者与专家的好评。
丁玲说：“《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注：丁玲：《我读〈东方〉》。）
刘白羽说：“《东方》为军事文学的创作打开了崭新的局面。”（注：刘白羽：《在军事文学题材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88年出版的《地球的红飘带》是继《东方》之后的又一力作。魏巍高屋建瓴，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以及翔实的资料与艺术构思的珠联璧合，使《地球的红飘带》显示出纵观历史风云、挥洒自若的宏伟气魄。作品所采取的紧缩式结构以及对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借鉴与发展，使情节紧凑、繁而不乱、简而不陋，较之《东方》更显精练纯熟。对于长征这个重大历史题材的把握与艺术表现是有相当难度的，但《地球的红飘带》终于在严峻的考验中以其别开生面的史中寓诗，诗中寓史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令人耳目一新。这一切体现了作家思想的敏锐与艺术的老练。
《东方》与《地球的红飘带》不仅在军事文学中有深广的影响，也是革命历史题材中难得的巨著，它的历史地位将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要腾飞，要彻底摆脱、永远抵制、抗击帝国主义那软硬兼施的侵略与渗透，长征的精神、抗美援朝的精神就永远是我们汲取力量的不竭源泉。魏巍的功绩，正是在将这无价的精神财富通过艺术表现使之长存于世，使之光照后人。抚今追昔，我们会从心底更清楚地认识到它深刻的价值。难道，对先辈艰难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不应当万般珍惜吗？！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声色氛围中毫不惶惑地前进”
魏巍创作的第五个阶段正值世界不平静的多事之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大的挫折，国内思想文化战线波澜迭起。一段时间，不少老作家的文章很难发表，即使如此，魏巍还是尽可能地在一定范围内发出他的声音。他的写作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而且针对思想战线上的一些问题，尖锐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个作家除了写大部头的作品之外及时写些短小的东西，以保持同群众的联系，是很必要的。”《地球的红飘带》完稿后，就接连不断地到各处访问，深入工农兵生活。魏巍与那些“不屑于表现自己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的诗人不同，也与那些声言要超然于世、远离现实、淡化政治的作家相反，他认为“生活是源泉，人民是母亲”，他很乐意表现广大劳动人民的丰功伟绩，同时对于那些错误的东西，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逆流，勇于抵制，对国际国内的大事都作出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反应。
作为一个战士作家，越是斗争激烈的时候，越是政治热情高涨的时候，越是要说，越有文章要写。因此，这一阶段（1987年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成了魏巍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有诗歌、杂文、报告文学，收入1991年出版的《这才是青春开花处》中的有四辑共55篇。其中写于90年的就有26篇，这些文章喊出了正义人民的心声，广大读者很喜欢，反映读来“很过瘾”。当然也有人不高兴。
如果说五十年代的朝鲜战地报告文学奠定了魏巍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标志着他的创作走向成熟阶段的话，那么，八、九十年代的杂文与报告文学，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他的长篇小说取得丰硕成果之后，锦上添花的又一重大贡献。
五十年代那些报告文学诞生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硝烟烽火之中，是作家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里采写的英雄报告，八、九十年代的这些文章则是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顶着狂风恶浪，冒着明里暗里（如匿名信）的攻击奋力喊出的正义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