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幽灵　　

　　

　　

一个幽灵，一个毛泽东的幽灵在中华大地上徘徊！　　

　　

在毛泽东去见其政治-思想导师马克思三十二年后的今天，套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毛泽东在当今中国的“现实存在”，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意大利的哲学家克罗奇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是极有见地的至理名言：人们往往通过历史事件和人物在当代的影响来重新梳理历史。把毛泽东推崇的成语“古为今用”对称性地倒过来读就是克罗奇思想——“今用为古”，或者“在今用中识古”。　　

　　

对于一个社会名人之是非功过的评价，中国人喜欢说“盖棺论定”。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角度看，这是有道理的：逝者如斯，永成历史。但对于思考着的人来说，就未必了。认识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过程，它需要时间，更要反思或后思（Nachdenken）。因此，“盖棺”而不能“论定”反倒成为常态。　　

　　

毛泽东曾把自己一生的政治成就概括为两件事：推翻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抛开该评价的是非曲直不谈，这个总结方式倒是颇有“提纲携领，不计细节”的大家气概！显然，由于有斯大林的前车之鉴，他担心身后被否定的不是第一件事，而是第二件事。在毛泽东作古的当天，官方对这两件事的态度是“全盘肯定”，并冠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帽子。两年后，文革被当作“极左运动”而遭全盘否定。接下来的就是持续至今、长达三十年的“非毛化进程”——“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运动，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它是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部运动和中华民族生存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三十年后的今天，如果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来描绘它的结果，那就是：成绩巨大，问题严重。　　

　　

关于巨大的成绩这一面，由于有具体可感的物质存在（各种丰富的商品，大楼，高速路，等），和最合法、最顺畅、最有效的宣传手段，早已被“地球人”所公认，甚至被过分地夸大了（如“世界工厂”，“中国威胁”，等等）。但是，对于产生和存在的问题，由于政治的和经济利益的原因，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报道和讨论；以至于常常到了堆积如山、积重难返之时才不得不给予有限制地放行。在这些问题中，最严重和最令人不安的就是“贪官横行，贫富悬殊”。而防止这类问题的出现，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机。　　

　　

在毛泽东时代，贪腐虽未绝迹，却远不如像现在这样“普遍必然，明目张胆”；它一般表现为“当官做老爷”（官僚特权）的隐性形式。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天差地别，触目惊心”；如一些国营企业厂长的薪金和普通工人的工资有上百倍的差别。那时，工厂中最常见的利益差别体现在所谓的“八级工资制”上，两端的差距一般也不过5-7倍。即便如此，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被他下令“予以限制”（1975年）。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是主旋律，“普遍贫穷”是基本的社会现实。真正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差别”上。　　

　　

不过，晚年的毛泽东真正关注的并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即他所谓的在执政党内“出修正主义”，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于是，以“反修防修防资本主义”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便被他发明出来，付诸实践。他企图用群众运动，即“大民主”的方式去摧毁他所厌恶的官僚集团（走资派们），并期待把该“政治模式”传承下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尽管毛泽东依靠自己的威望加群众的热情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是，对于这种没有稳固的经济动因支撑的政治运动到底能否真正成功，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疑虑的。他甚至预言，在他死后，围绕着“文革”这份政治遗产的可能是一场“腥风血雨”。　　

　　

然而，毛泽东身后的历史巨变却远比这位政治-军事天才的想象来得平和。在“两个凡是”被叫停之后，“文革”被兵不血刃地彻底否定了。当安徽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被官方肯定后，毛泽东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参见：1965年对张平化的谈话）。广大农民在享受了短暂的收获喜悦后（1978-1984），再次沦为社会的新底层（与毛泽东时代类似）——新时代获益最少的阶级。接下来倒霉的是城市中的工人。现在想一想也并不奇怪：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工人如果有比资本家更好的命运，那倒是不可思议的。问题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由“野蛮资本主义”转向“文明资本主义”后（当然，这不妨碍它们在国外继续“野蛮”），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逐渐人性化、文明化了；对比之下，我们不但没有从“文明资本主义”学起，反倒转向更原始、更野蛮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巨量的国企工人在没有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也没有慈善机构帮助的情况下被抛向街头；许多工厂被贱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变为私人财产；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不但被压到了极低的水平，更令人愤怒的是，这点可怜的“工资”也经常被恶意“拖欠”（实为“拒发”）——这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是闻所未闻的。　　

　　

随着政治挂帅被经济挂帅所代替，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理直气壮地出现在与毛泽东遥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住房、医疗，甚至教育都要市场化。这一招，不但把城市里的大多数低收入人群推向贫困，还使中等收入的人群不寒而栗，更使广大农村中的大量利益相关者陷入绝境（现在，看不起病而等死，上不起学而自杀的事情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与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牺牲品相反相成的是青云直上的“社会精英”：带有“原罪”印记的官僚资本家及其政客（贪官），御用学者——即新时代的富人阶级。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穷人们再次想起了毛泽东，更确切地说，把毛泽东再次神化。（参见：http://blog.sina.com.cn/s/indexlist_1341061013_2.html，http://blog.sina.com.cn/u/1502820163）但这一次的神化毛泽东，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同上一次都很不相同。从内容上看，文革中神化毛泽东（个人崇拜）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现在的“第二次神化”是为了“反对野蛮资本主义”，“反对贪腐官员”。用毛泽东本人的说法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从形式上看，上一次的“神化运动”是官方利用民众的朴素感情“由上而下”地、有组织地推动展开的，其运动场地是官方媒体——看得见，摸得着；而这一次则是由民众自己自发展开的，既无组织，也无纪律——你要“神化”，别人也可以“反神化”。而且，这一次，“神化者们”就别想使用官方媒体了，他们只能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般的互联网上运作。所以，我们可以把本文的第一句话改为：“一个幽灵，一个毛泽东的幽灵在中华互联网上徘徊”。　　

　　

上一次的打鬼运动以失败告终——它不但没有消灭鬼，反倒伤了人（所谓“全面内战”）。那么，这一次的命运又如何呢？有人说，如果有“这一次”的话，情况就会不同了。因为，上一次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广大群众的对信息的掌握不明。如今，谁是贪官污吏，谁是牛鬼蛇神，上网一查就一清二楚了。事情真是这么简单么？　　

　　

我们关注互联网上的“毛泽东幽灵”，是想看清楚这一现象后面的社会现实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和现实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毛泽东的“大民主”（文革是它的极端体现）既不像它的崇拜者们所想象那么“一用就灵”，也不象它的反对者们所攻击的那般“一无是处”。假如（暂且“假如”）西方式的民主对中国不适用，而西方式的“文明资本主义”又一时学不来，那么，解决上述诸多严重问题的办法也许就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去掉了二者各自的片面性之后，真理就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