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未来现代政体的梦想　　

――国家政体改革必须坚守的几大原则　　

田忠国　　

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政体不改革不行了，但是，左派有左派的改革观，右派有右派的改革观，而且两种观点尖锐对立。左派要民主，也要自由，右派同样要民主，也要自由，但是，左派追求的民主是人民大众的自由民主，也就是毛泽东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而右派追求的是否定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要的只是右派精英的自由民主权利，他们甚至不愿给左派名流的自由民主权利。如果按照右派的政改方案，我想中国只会陷入精英专制的泥淖。　　

我以为，不论怎么改，下面这几大原则不能丢：　　

一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不能丢。因为，在我看来，自强不息的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人类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失去前行的精神动力。　　

二是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能丢。因为，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并形成了价值判断的价值标准，形成了社会的最广泛共识。去掉毛泽东思想，就去掉了社会共识和政体改革的基础。　　

三是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教育、管理军队的大原则不能丢。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人民群众是不会答应的。还因为，如果丢掉这个原则，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这是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的。　　

四是毛泽东初步建构的和平革命机制或者叫和平搏弈机制不能丢。因为，人民群众要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教育、管理军队，不同的群体之间就必然有矛盾。有矛盾，就必然有斗争，但是，为了确保斗争的和平化、平等化，使斗争成本降低到最低范围，就必须建构动态斗争机制，确保斗争的动态化、有序化。　　

五是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　潘维　先生曾经说，一要文官独立，二要司法独立，三要审计独立等，　韩德强　先生对此有个担心：如果这些官员出现了道德问题怎么办？他提出一个解决办法，高尚。但我以为，高尚固然很好，但如果人家不高尚怎么办？我以为最好引入民权，也就是说，像美国的陪审员制度一样，让民众对那些独立的部门实行道德审议。有人可能以为，民众水平有限，不够专业，但他们的判断却具有维持道德延续的功能。能够起到这个功能，我以为就足够了（贴在办公室里的大字报。仿　张宏良　先生语）。另外，还要为民众监督或质疑提供方便的通道。或许，这是保障　韩德强　先生所说的高尚的有效途径。　　

六是强化执行机制。也就是说，当民众意志形成国家意志后，代表国家意志的最高权力下达指令或行使权力时，任何层级的部门或地方，均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对于不执行的或延迟，或者处理自然或社会突发事件不及时的，要实行国家问责和民众问责双向问责制，并且，民众的问责权必须大于国家的问责权。因为，没有强大的权力就没有强大的国家意志，没有强大的国家意志就没有强大的国家。但是，如果只有官方的问责制而没有民众的问责制，或者民众的问责权小于官方的问责权，任何权力都可能陷入滥权或不作为状态。　　

有人认为，权力制约机制是个多党制的问题。我认同　潘维　先生的观点，实施一党制。但我还认为，在加强法治、独立时，必须以民权为主体，把文革的民主制度化。　　

七是经济发展问题。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是空话，但是，如何发展，社会群体如何受益的问题，和经济发展同样重要。因为，假如经济同样发展，但不同的受益制度，也同样会导致上层建筑能否存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共同创造、共同分享、消灭贫穷，在消费能力需要基本平均的基础上，保持合理但差距又不是太大的动态分配、动态调整的机制，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国防战略、工业战略、科技战略上，必须绝对保持绝对战略制定权、控制权，以国家意志的方式，有目标、有计划的分时段推进。并且，彻底改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为内需式经济发展模式。不改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就永远摆脱不了整体贫穷的社会模式。对于已在国内独资或合资企业，采取高收税的方式抑止其发展，夺回其经济主权。另外，必须尽快取消出口退税，并对出口企业采取高税收的措施，扼阻出口势头。中国再也不能走补贴国外消费者的方式发展经济了，因为，那是坑害国内民众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以人口为累赘，这种人口观点和经济发展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是恨穷不富的阴暗心理在人口学、经济学中的具体体现。人口是什么？是市场。市场功能是什么？是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龙头。西方国家为什么说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因为人口，但当那些企业纷纷来华投资后发现，中国并不是以人为市场，反而人为的压制消费能力时，那些企业马上变得短视，以残酷剥削劳工赚取更多的利润。　　

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彩电行业，如果中国民众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中国再有多一半的电视机厂也能养得很好。因此，中国只能走有限度、有战略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说，中国暂时或在某个时段内无法造出来时才能有条件的开放市场。　　

同时，按人头发钱，剌激经济发展。　　

八是实施文化战略，抢占世界话语权。也就是说，我出概念我解释，而不是任由它国出概念它国解释。同时，展开强势外交，在确保掌握我国战略空间权的同时，根据战略空间的需要，占据空间战略制胜点。　　

九是构建新的文化体系。在批判的基础上，融合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继承、发展毛泽东的文化体系。　　

关于机制的几个问题：　　

一，价值观念程序化。世界上所有的价值观念，都有其自身的价值逻辑，这个价值逻辑，实质上就是价值观念的程序。　　

二，程序规范化。也就是说用制度的形式固化程序，防止程序的分岔或分离。　　

三，程序制约化。也就是说，权力与权利程序之间，或者它们本身之间，都有自身的程序制约关系。当然，每一个程序链都必须形成闭环。没有闭环的程序是个失去效力的程序。每个程序闭环，其中都存在很多程序的分岔点。如果对于程序的分岔点不能有效节制，就会形成暗程序，这就是社会上生成潜规则的原因。另外，民权与官权要有程序通道，并且必须坚持同步互动程序通道才起作用。当然，如果没有民权对官权的问责，这个程序通道也是不起作用的。比如，“人民网”上开通了民众与高层的网上通道，但它起没起到通道的作用？我读过留言，很显然，那是经过过漏之后的。　　

四，简易。“易经”云，简则易从，易从则易能。如果我们把程序搞得很复杂，搞得只有主流精英解释才能明白一点（不是全明白），程序规范就成了主流精英的玩物，因为他可以任意解释。另外，专业术语不得进入程序规范语言系统。中国近三十年的法治建设，就坠入了精英设置的法律圈套，当然，这首先有了设置法律圈套的高手，比如，郭京毅等，才会有卖国的法学专家，经济专家，金融专家。　　

五，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以民权为主体，决策机制和代表国家意志的权力意志就没法执行了。其实，决策机制和权力意志与民众权力是双机制，也就是说，民众权利管的是监督问责系统，而决策和权力意志则属于政府系统的执行机制。　　

六，在程序建构中，一定要使程序具有解构和建构的双向功能，也就是说，对国体和国家未来有害的东西，要具有天然的解构功能，而对于于国于民有益的东西，要具有天然的重构功能。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在于程序本身具有这种双向功能，既解构和重构的功能。如果不具备这种功能，那它就是一个不完整的程序。但是，由于程序功能具有天然的解构和重构的能力，但也可能会解构利国利民的东西，重构损害国民利益的东西，就看人们如何设置了。事实上，这些年的制度建构和实践的过程，就是个解构利国利民的东西，重构损害国民利益的东西的过程。　　

　2008年9月19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