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世界，你们的梦想

陈东

2008年的北京奥运半年之后就会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下进行。但是一众高官们的世界和梦想是否同平头百姓的世界和梦想一致呢？这是值得探讨的。在北京奥组委的网站上，有文章介绍它们的「五个坚持」的办奥运方针，其中一个即是「坚持节俭办奥运」。节俭？到今天为止，北京奥运为了建造超豪华的场馆，已经花了38亿美元，是史上最贵的奥运！而八年前的澳洲悉尼奥运才花了15亿美元，是人家的两倍以上。怪不得北京奥运开幕典礼的最高票价要一万元。虽说一些较为普通的比赛的票价是一百元，官方还说这是普通消费者可以负担的价钱。然而这对于月薪只有一千元上下的一亿五千万民工来说，他们还是花不起这个钱的。当然，也不能说官方讲得不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民工，或更准确地说，农民工，本来只被视为纯粹的进城打工机器，并不期望他们的工资会用来支撑城市消费。四千万下岗的国企工人也是这样。所有这些人，他们的世界是赤贫世界，他们的梦想不是去买票进场看奥运、感受奥运的「团结、友谊、进步、和谐」，而是有一份稳定工作，自食其力。

为改革开放卅年算算账

今年奥运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卅年。即使是官方传媒，到今天也不得不扭扭捏捏地承认，高速的经济增长牺牲了劳动者和环境。但是到今天他们同样死不承认他们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而且是一种高度野蛮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1990年代以来，在官方遮遮掩掩之下，中国经历了三波没有正式宣布的私有化浪潮。首先是把国企(主要是中小型国企) 卖光，或者把大型国企改造成股份公司。这波私有化也通过欺骗工人入股和所谓住房改革，把工人的毕生积蓄也顺道私有化了。第二波私有化的对象是城市土地，包括国企的土地。第三波私有化的对象就轮到农民的承包地了。为商业目的而强迫征地一直都有，但是近年和以前不同的是，官商的胃口越来越大，导致农民的反抗也趋于激烈。十年来，因征地而失地的农民已达四千万人，预计十一五计划期间每年再增加300万 。[1]官方也承认，农民从征地受益中仅得5-10%，其余都落在官商口袋 。[2]就这样，工人被掠夺了，农民被掠夺了，而官吏和资本家却发了大财了。只要看看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就可知一二。在下表中，这个比例在1980年的时候才占17%，已经够低，可是，这个比例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开展，而不断再下降，到2004年只有不到11%。世界银行在2007年2月的中国经济季刊中也提到这点。[3]对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密集产业仍然占主导的国家来说，显得特别不正常。另一个衡量贫富悬殊的坚尼系数，近年已经达到或者超过0．5，表示中国从卅年前的低度的贫富悬殊变成现在的很高。钱跑到哪里呢？当然是官商的钱包。事实上同期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4]这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梦想。十年前有一首顺口溜最能体现这一点：

一等人，掌实权，批条画圈就来钱；
二等人，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标；
三等人，有后台，弄点名堂就发财；
四等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五等人，交警队，马路旁边吃社会；
六等人，管车船，马达一响就要钱；
七等人，当导游，年年月月吃回扣；
八等人，干个体，宰了老张宰老李；
九等人，当电霸，不给好处就抽闸；
十等人，手术刀，拉开肚皮要红包；

按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工农是那么贫穷，以致私人消费无力，国内市场狭窄(单靠有钱人的消费不足以支撑全国消费)。上述的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国内消费长期下降，可以从工资占经济比例长期下降找到解释。另一方面，累积了巨额财富的官商，除了自己的奢侈消费之外，都把钱花在积累资本上面，所以中国的私人消费占国民收入不断下降，而资本形成率却不断上升，近几年都超过40%。这个数字要比美国的不足20%高一倍多，也冠绝所有主要亚洲国家。[5]积累与消费的不平衡造成了长期的制造业的供给大大超过需求，亦即生产过剩。中国工农买不起，就让老外来买罢。这就是中国二十年来拼命出口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的外贸依赖度近年已经达到70%，对于一个超级人口大国而言是很不正常的。不止如此。有钱阶级的钱越多，胃口越大，越不能满足于国内市场，这样，光是出口货物已经不够解决资金过剩的问题，更需要出口过剩资本。这就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局部原因了。过去几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都以倍数增长，天文数字的中国资金，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跑到境外横冲直撞。1996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还是债务国，净欠1230亿美元外债，等于国内生产总值15%﹔到了2004年，中国就变成净债权国，在国外有净资产1316亿美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8%。而同期印度始终是净债务国，外债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9%。[6]中国大量对外投资首先冲到香港﹔香港的股市和房地产没有了大陆资金的支撑，就要大大下跌。澳门也一样。当中国农村由于缺乏资本投入而陷于破产，当中国西北和西南部也有同样问题的时候，中国官商却拼命输出资本。

经济发展到了瓶颈

对于官商而言，这种以压制工农为代价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是过剩资本的出路，也是他们把贪污所得合法地换成国外银行存款和物业的方便之门。但是这种模式的代价，除了人民日益处于水深火热之外，就是一场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危机正在酝酿。首先，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由于各种初级产品的供应不足而越来越无法支持﹔从石油，铜铁一直到许多农产品，现在都日益依靠进口，而进口价格都在飞涨。农业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民以食为天。由于政府的长期忽视，导致农业投资低得惊人，七亿农民只分得2-3%的全国投资。这是农业生产落后，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村官和乡官的剥削下的农业小生产，越来越无法支持高速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粮食就是这样。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近年跌破95%的警戒线，只剩91%，其余仰赖进口。以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日益加深依赖进口粮食，对中国、对外国都不是好事，因为中国一年的谷物消费量已经是国际市场一年交易量的两倍。[7]中国粮食进口日益增加，难免会造成通胀和国内外粮价的大幅波动。事实上这个情况已经开始。还有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在面临短缺，那就是劳动力。越来越多专家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很快会结束。官方统计一直说农村还有1.5-2亿剩余劳动力，但是去年9月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季报引述几位专家，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只有4千万。劳工短缺是近年名义工资提高较多的主要原因之一。[8]这种状况也增加劳工的维权信心。共产党知道危机四伏，然而，在自己的短期利益的诱惑下，官吏们还是笔直地沿着旧路（出口导向、放任官商掠夺式经营）走向危机。世界经济都在冷却，只有中国热火朝天，股市与房地产正在酝酿巨大的泡沫。中央感到危机，不断想冷却经济，但是都没有效果，以致被讥为「政不出中南海」。共产党能够控制人民的方方面面，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它越来越控制不了的，那就是它自己。它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官吏的贪污腐败，更无法控制住他们现在要拼命逃资的冲动。过去一段时间，党内部份高官和一些金融龙头大哥一直要中央开放资本管制，去年更企图用既成事实来不断逼迫中南海开放「资金自由行」，让他们可以合法把资产转移到境外，首先是香港。其实，现在的资本管制早已大大松懈了，地下银行天天把数以亿计的钱在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之间非法汇来汇去，投机倒把。如果中南海最终开放「资金自由行」，那么，中国的金融危机要么不爆发，一爆发就会难以控制。而在严重经济危机下，要镇压工农的反抗就不会那么容易了。这也是官方最为恐惧的。现在，在珠江三角洲，民工的罢工无日无之。农民为反征地而「打扁担」也越趋激烈。如果再发生经济危机，而官商企图把危机转嫁给工农，这时候他们更不可能逆来顺受。

新政，何新之有？

中南海是感受到危机的，特别是来自劳工的反抗，所以他们近年来对于过去过份掠夺工农的政策多少有点调整。去年的十七大报告中就表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在劳工政策上，当局推行的劳动合同法和提高最低工资，都被认为是维护劳工的措施。在农村政策上，陆续推行的改良有：废除农业税，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在纸上作出承诺之后几十年），还有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即国家增加对农村的投资。不过，所有这些措施都只是对原有的发展模式的小修小补，而非根本改革。其次，这些经济改善对于工农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中国的最低工资根本太低。国外的最低工资至少是平均工资的四到六成。美国是五成，法国是六成。可是，中国的最低工资一般只有平均工资的二成多。[9]所以，即使近年来提高了最低工资，最多只是追上物价（其实仍然追不上），对工人来说谈不上是什么显著改善。就农村投资来说，从以前的二千多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397亿和2007年的3,917亿元，当然是较大的增幅，不过平均到农民，其实每人不到600元，占全国投资只有几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究竟中央的政策能否在基层政府得到落实？工农自己心中有数。农民早就有句话：财政支农两千亿，农民受益毛毛雨。由于没有民主监督，农村投资往往不是被贪污，就是被挪用作形象工程。民工呢，也都知道保护劳动的法律再好再多也无用，因为地方政府根本没有执行的兴趣。他们只有在法律是限制劳动者的公民权的时候，才有执行的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工人再也无法忍受资本家的非法剥削而被迫罢工、游行的时候，政府都迅速派出防暴警察去镇压工人。工农在财富分配中居于绝对劣势，不多不少，要从他们连反抗最残酷的剥削的权利都被剥夺中去找解释。

中央难道不知道这个事实吗？它当然知道。而且是它把压制工农的政治自由始终当成主要国策。人民的公民权，例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等，只是纸上的权利。工人的罢工权利从1982年的宪法中删除之后，连纸上的权利也没有了。工农由于被根本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等于被剥夺了自卫的权利，任由官商鱼肉。即使到了他们忍无可忍而自发反抗的时候，国家机器的铁靴就会重重踏过来。除了硬的铁靴，还有软的制度性歧视。中央在1958年通过新户口制来剥夺农民的迁徙自由和平等公民权，到今天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如果中央真的关心工人，关心农民，就请首先恢复他们的平等公民权罢。

个别「新左派」---其实是民族主义者---大力为中南海的「新政」喝彩。但是这个「新政」的局限其实一眼可以看穿。「新政」最多也只是经济利益上的微小改善(落实时还要大打折扣)。工农最迫切需要的政治权利，它始终没有恢复。这种政策叫做什么呢？就叫做胡萝卜加大棒啊。奴隶主可以忽发善心，多给奴隶几片面包，但决不会恢复奴隶的自由。奴隶自由了，奴隶主喝西北风啊？那些为「新政」喝彩的人，其实是因为自己奴性未除，以为人民多吃一片面包，就是德政了，就该山呼万岁了。这些人还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呢。不过，你也不能说他们错，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社会主义，那就是父权社会主义，或叫做包办的社会主义。按照这种社会主义，共产党官吏可以为人民服务，但是绝对不能容许人民动手为自己服务。人民只能够乖乖坐着，不要乱说乱动，继续「相信党，相信政府」，静候领导来服务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是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还是一样，懂吗！如果领导一时忙于为自己服务，没有为人民服务，人民啊，闭嘴！坐好！所以这一类社会主义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没能多发几片面包给劳动人民，但是很少批评统治者剥夺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政治权利，更少直接主张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运动去拿回自己的权利。那不是简单因为身处国内有口难言，因为这一类社会主义者即使身在国外也犯着同样毛病。

大棒政策下的维权运动

虽然对官吏来说，什么主义，什么时代都一样-----一样由他们当权-----，但是工农的看法毕竟同从前不一样了。他们相信党相信了几十年，到最后却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自己被剥夺到一无所有，这时还能相信下去吗？然后再到委曲求全才能够找到被老板残酷剥削的机会，再到流尽汗水却被骗工资，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爆发怒火了。他们的确慢慢从消极中苏醒过来。在出口加工区，罢工简直不再是新闻。「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就是工人自己从实际斗争所总结出来的教训。

但是，只要他们无法组织，自发的罢工再多也不会威胁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体制。所以在南方，政府官员现在也不像从前那样恐惧自发的罢工了。没有持久的组织，所有自发罢工都是旋起旋灭。对，只要工人无法组织，官商就不用害怕。可恨的是，总有那么一批狗抓耗子、多管闲事的维权份子，要促进工人搞什么维权组织。所以，对它们必须用上大棒打压。所以，近年政府对于劳工的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只有升高没有降低。过去两年，广东省已经关掉了好几间劳工服务中心 。此外，还有：
1． 中山大学的〔民间〕杂志(同情工人的刊物) 被勒令停刊﹔
2． 北京的〔中国发展简报〕本已非常温和，但是去年中被勒令停刊﹔
3． 百姓杂志网站和中国诗歌网站被关﹔
4． 被称为新左派的读书杂志的主编汪晖被撤职。

这个黑暗社会似乎还嫌这一串名单缺少色彩，所以去年底就为一个由香港团体支持的深圳劳工服务中心添加腥风血雨。中心的登记人被来历不明的凶徒斩断腿。当地警察虽然在场但没有制止。中心职员估计是因为他们积极向工人宣传劳动合同法，教导工人不要被资本家欺骗，而遭到报复。事后他们呼吁当地警察部门公开谴责暴力行为，但是后者毫无反应。

如果共产党真的要做到权为民所用，那么就请它恢复工农的起码的公民权和一切政治自由，铲除一切侵害人权的恶法和恶势力，确保工农可以有自卫的公民权力。只恐怕它没有这个打算。但是，没有又怎么样？共产党禁止工人罢工，但工人还是罢工罢得起劲。毕竟，卅年的全面资本主义化已经走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酝酿着全面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危机的阶段。工农正在觉醒。他们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共产党的梦想不是他们的梦想。他们早晚会明白得靠自己的集体奋斗，自己的运动，在社会平面同资产阶级自由较量，才能扭转目前财富分配完全偏向资产阶级的局面，才能获得一个劳动者不受剥削的世界。工农的经济要求将会和政治自由的要求并驾齐驱。工农要发展巨大社会运动，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共产党其实不用太担心北京奥运期间会出现1988年南韩奥运那种奇景：场内举行奥运比赛，街头举行警民大冲突。工农的运动需要时间。但是它在地下的种子已经发芽，早晚要固执地破土而出。套句老话，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08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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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新华网，http://big5.xinhuanet.com，2006年7月24日。

[2] 地方政府占土地利益分配的20-30%，开发商占40-50%，详见南京市国土资源局网站。

[3] http://www.worldbank.org.cn 该报告指出，工资占GDP比例从1998年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1.4%，而同期美国高达57%。这些数字同正文所引的不同，因为世界银行报告所谓「工资占GDP比例」，应理解为「工资占GDP的增加值的比例」，也是通行的方法。但是世界银行的报告只追溯到1998年，没有涵盖整个改革开放期。本文为了探讨整个改革开放期的工资占经济比例长期下降的问题，而中国有关GDP的增加值中利润与工资的比例的直接统计数据并不完整，所以只好在下表中直接用工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长期下降趋势。

[4] 2007年企业蓝皮书指出1990-2005年企业利润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2007-11-23。

[5] Rebalancing China’s Economy, He and Kuijs, 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Paper No.7

[6] The External Wealth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Sheet Perspective, by Andrew Sheng and Allen Ng, Jan 2008.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Monetar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P.4.

[7] 〔粮食价工资飙，令通胀持续〕，明报，2008年1月14日。

[8] 中国经济季报，2007年9月，17页，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9] 据南华早报所载(2003年12月8日)，1993年深圳的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四成，但是由于常年没有随物价调整，到了1999年下降到只有23.8%。近年最低工资虽有提高，但它仍然只相当于平均工资的二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