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六六（一）

（旧稿重发------九月九日毛主席忌日将至，发一组旧帖，以示纪念！一丝衷情一鞠泪，一瓣心香动微微！）

文革过去几十年了，可仍然是人们的热门话题，更是网上的热门话题，经过的没经过的不少都来发表意见，肯定的否定的似乎各执一词、言之凿凿。六七年秋,那时还没离校,到一位老师那里闲坐，见他正装订传单与小报，一本一本的，很是认真。他说，这是难得的资料，以后想再见到，就不容易了。这是历史啊！当时闻之一震。文革一开局，在人们心目中已是重大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文革作为历史大事件肯定有人研究了。

　　文革中有一顺口溜：开不完的会、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实际文革没结束就有人在检讨回顾了。而文革一结束,又有"说清楚"，真不知有多少人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说过，更不知道谁人能说得清楚（个人所为该讲清楚是另一回事）。"九大"、"十大"、"十一大""政治报告"，看过，那是高度评价文革的。领导人讲话，文革那几年，那是"言必称文革"，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二十余年间领导人的"言必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也能看到。基本否定文革（还有"四大"）的结论性文件，学过。听说过"文革十年史",没看过。见过《历史在这里沉思》，是一篇又一篇回忆评论文革的文章的汇集本，也没认真看完。最早看的是廖盖隆为顾问、且写了序的、总的命名为《1949-1989年的中国》的一套书,包括《凯歌行进的时期》（林蕴晖、范守信、张 弓著，1989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曲折发展的岁月》（丛 进著，1989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 著，1988年1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与《改革开放的历程》（王洪模等著，1989年1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王年一主编的《大动乱的年代》出的稍早一点，90年买到.后记里有"老实说，有些事我自己还没有弄清楚"这样的话,这不仅仅是作者谦虚,还表明他另有隐衷。因为他紧接着说："例如为什么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是陈伯达的罪行，我就弄不清楚。"是弄不清楚，还是自以为很清楚、却对检察院的认定只追诉到陈迫达有不同意见呢？这么看来,说清楚是不容易的。邓小平对评价文革的要求是"宜粗不宜细"，也是出于多种考虑吧。稳定大局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仍在台上的某些人物谈起文革难免有点尴尬.能站干岸儿、脱了干系、完全撇清、说风凉话的，能有几人？后来又有具有正史之称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席 宣 金春明 著，96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有冯骥才的《一百人的十年》，有徐友渔的《蓦然回首》,还有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自传体小说。看过。当然，专门研究文革而公开出版的书，汗牛充栋,我看了仅此几本，大都是完全否定文革的，或是直述经历的。还有网上一些极具资料价值而又有深刻见解的文章，也读了一些。也有不咋的的。起哄的、泄私愤的、一骂了之的、颠三倒四的、而又自以为摸着了大象全貌、"这一回得之矣"的，等等,也浏览了一些,很好笑,不以为然。

　　作为过来人，我难忘，我关心。我也有话要说。

　　文革十年，十年动乱。人们常说,我也常听到.但我个人早在六八年、至迟六九年"九大"一开，就认定文革已经结束了。而且这也不是某个人的感觉，一九六六年底一九六七年初就时不时地传出毛主席关于什么时候见眉目、什么时候扫尾一类的谈话，到六八年群众组织在社会上冲杀的就很少了，回本单位了，又成了上了链套的猴了，相当多的人都似乎听到了刹车的声音。文革中我不是逍遥派。先是保守派，后又是造反派（当然是自以为是、自封的）,造反组织内部讨厌我时，蔑称为理智派、调和派、投降派。没有打砸抢行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我曾朝一个低我两级的同学（年龄相差无几、个头还比我高）打过一拳，也是怒不可遏、事出有因。

　　1967年深秋,我们这一派掌权,保守派被赶出学校。掌权也没事，大批判也无心。住校,一天到晚转转悠悠，遛遛达达，惹事生非，无事生非，心烦意乱,百无聊赖，无头苍蝇一般。吃饭还得回家背粮食，十天半月回家一次，一次回家住个十天半月。被赶出校园的一派于心不甘，常在校园四周围追堵截、搞伏击突袭,逮住我们这一派的就揍个半死。当然，他们也有目标，有打击重点，我也许不在黑名单。这天,他们瞄住了同班同学、我们这个组织的作战部长L。L是有预感,返校时到我家，非邀上我陪他一同回去不可，而我本想多在家呆几天。我俩一人骑一辆自行车,都是借的老师的,路上又碰到三位徒步的同学,把他们的口粮袋放在后车座上。初冬天短,夕阳西下。秋收后的田野空旷,一条大体东西走向的水沟的两岸是稀疏零落的蓖麻子,经霜的叶子也已变黑。连社员也少有.离沟还有十几米,L突然大叫："下车！"我正惊愕间,从大水沟北沿一下子窜出五个人来。L已是揎拳捋袖,吼声如雷了!那五人见是我们俩，已是打怯,又见L站到车后座上向后呼喊,更生退兵之心。但他们也不好就跑,只有迎上来发难。L并不答话,只是叫骂，拳打脚踢。我气愤难抑，质问冲到我面前的那位："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见他犹豫支吾,就朝着他的脸一拳打过去。打着没打着也记不得了。这是一位我相识的同学,同在学生会文艺部里管点事,平素有交往,对我这个学长也还当一回事儿。今天居然不念旧情,与同伙拦路劫持我，怎能不招打?打的就是你这种背恩负义之人!如是平日里并无交往的，还不至于动手呢!五个劫贼无胆恋战,L是一副金刚怒目,还有帮手,不远的后面又有几个同学边喊边跑前来助威,他们先就且战且退，继尔干脆掉头，撒腿就跑、各奔东西、作鸟兽散！我算连带遭了次伏击，这一次亲历，此后对同伙不知讲述了多少次。因为，文革之中，我实在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武斗经历了。别人有，那是别人的；我只有这一次。

我的一九六六（一，补遗）- -

一九六六年,我该高中毕业。十二年寒窗苦眼看熬到头了，熬出来了。到六月，高考体检一关已过,志愿已填过,第一志愿是......第二志愿是......在校生早放了麦假,教职工大多数去了县城集中搞"四清"，后来又说是"四清"结合文化大革命，一共搞了五十六天，此后以至多少年后，再提起就是"那年五十六天如何如何......"，说的听的都明白是那档子事儿啦。我们班四十多人全都埋头复习功课，偌大的校园静悄悄。后来才知道,其时的北京大中学校早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开始了波及全国的大批判，而斗争主要在上层。从一般人理解的火药味较浓的学术批判，一步步引向政治斗争、党内上层斗争。这一切，普通的人是在文革真正开始后才从公开发表的社论、文章及广为流传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得知的。说句心里话，我那时并不认同姚文及其观点。

　　我热心看因此而起的争论文章，学生阅览室的报刋已不能滿足需要，常常破格钻到教师阅览室里去看《文汇报》、《光明日报》，偶尔还能看上几眼《参考消息》。不仅看，还要抄，精彩的段落全抄下来，前后抄了几本子。一个高三学生如此热衷旁门外道，不能不招来老师的白眼。我也不管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就跟傻了一样。上海、北京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座谈会纪要，最有看头。对姚文元的文章及作者本人批评嘲讽的发言、文章都有，似乎比较随便平和，少有火药味。关于清官的议论更精彩。你要知道：不少激进的人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而且说的头头是道、振振有词！

　　吴晗的检讨文章，邓拓化名向阳生谈道德继承的文章、周扬组织***笔杆子写下的署名"方求"的大块头文章，都分外引人瞩目，更引起争论。那一时我怎么能知道作者的真实身分呢？只不过从字里行间、从语气口吻感觉到这几篇文章块头大、位置突出、有来头、有分量，与众不同。

　　从一九六六年四、五月起，大批判逐步升级、高潮迭起。一个重要特点是从文化教育知识艺术界转向社会，工农兵以笔做刀枪，成为大批判的主力军。文章短小，火药味呛人。政沾批判完全代替了学术探讨与商榷，声讨更超越了批判，浓浓的火爆的火药味也驱散了薄薄一层的平和气息。反动、揭露、开火、批臭，这些敌对的滿是杀气的词汇代替了认识错误、落后一类文诌诌的语言。

　　北京市委把邓吴等人抛出，也批判了《燕山夜话》及"三家村"。几乎同时，全国不少省市委都批判了自己的小邓拓吴晗廖沫沙，并抛出省里的一个领导当替罪羊。山东省批了《大众日报》于六一六二年开办的"历下漫话"专栏，并抛出了副省长余修说是黑后台、山东省修正主义的根子，供革命师生与工农兵批判。五月初，江青组织的写作班子化名高炬，关锋化名何明，批判了北京市委的报纸《北京日报》及杂志《前线》，揭露北京市委假批判，丢车保帅。。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大批判开展更为广泛。

　　而《人民日报》六日一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则如同下达了冲锋陷阵的动员令,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令世人震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北大聂元梓等七人人五月二十五日的大字报更是火上浇油！北京的中学生己致信毛主席党中央请求停课闹革命，而党中央国务院也做出了停课半年的决定。

　　毕竟高考在即，升入大学是唾手可得的东西。不能昏头昏脑丢了。埋头复习功课，再也不敢全身心地投入对这场大批判的关注。偶尔有人提起，议上几句，赶快刹车，注意力集中到成堆打摞的课本中去。一九六六年春节后的大批判，尤其是四五月份升级后的情况，是从高考延期后对时事政治的补课复习中才得知的。

　　国务院的高考延期决定公布的那一晚，我们教室里仍灯火通明。十时半,学校自备发电机关机,教室一下子暗下来，接着就发出了一声声轻轻的叹息。意犹未尽。不肯离去。有的点亮了自制的小煤油灯,有的走出去找老师讨教,多数还是无奈地回到了宿舍。睡也睡不着。朦胧中似乎听到有人说"明天可以睡懒觉了！"另一个就反驳："你比谁都起得早！"那一个又说："明天看看谁还起！反正我刚从老师那里来，老师才告我说的，说是......""是么？真的么？你做梦去吧！"

　　第二天天蒙蒙亮，全宿舍的人都起去了，和多少个往日一模一样：广场上，大路上，教室走廊上，教室前的井台上，都有人走动，念、背俄语单词或政治题，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跳龙门"。我们的上一届有了近达百分之七十的升学率,并且第一次敲开了清华、科技大的大门,从校长到老师又对我们这一届寄予厚望,盘算着能有多少人考上重点大学、日后又有多少将成为工程师、地质学家、设计师、教授、医生，当然也会有人当老师。老师是可敬。壮志凌云、豪气冲天哪！我们的胃口也被吊起来了。想一想,一个僻远小县,一群破衣烂衫的农家子弟,忍饥挨冻，苦读十二年,除了考上大学，还能指望什么呢?一年三百六十日，缺衣少食苦学习。又是一个苦读日！

　　到了傍晚,学校的一个主任,来了，还有班主任，笑咪咪的,说："还用功哪，听听广播吧。"于是听广播。晚八时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高考暂停招生,停课半年，参加文化大革命；此后是学生的建议、还是解释决定的文章中，还有以后上大学要靠"推荐与选拔"云云。高考已叫停，连上大学的命运也交到别人手里去了。多少年的刻苦努力，而今一朝付诸东流；多少年的大学梦，破灭了，！

　　全是迷惑。一片茫然，一片空白，心悬意乱，惘然若失，象是跌入万丈深渊，掉下去，掉下去......不知伊于胡底。没了紧张也没有轻松，没有笑脸，笑不出来。对于我们，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弯子转得太急太陡！蒙了！晕了！傻了眼了！拥护决定、参加文革？想表现表现，可也不知干什么好呀！那时真还没这个心。升学是一回事，没人引导也是一回事。在校生也放了假。教职工都集中到县城了么！天翻地覆国家大事，全不在心上。是有点没心没肺！放下书本,打开报纸.却原来外边是另一样世界也！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究竟要干什么，究竟要我们莘莘学子干什么,谁也不知道。睡大觉的睡大觉，回家的回家，遛弯的遛弯，一样的找不着北。

我的一九六六（二）- -

不久，我们这帮没了娘的孩子奉命集中到县城, 其他低年级的同学是全去还是只去了骨干,记不清了，都来帮教职工搞"四清"结合文化大革命。全县教职工集中在一中（仅设初中），那里一片肃杀。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漏网之鱼，惶惶不可终日。全县中小学教职工都在,"四清"工作团坐镇指挥。个个检讨,大会批，小会斗，人人过关，升级戴帽，察看、开除、逮捕。今天揪出这个是叛徒、假党员，明天挖出那个是三青团、国民党、历史反革命。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一言不慎、成了现行，一步走错、断了前程！哭的闹的喊的叫的、逃跑的、上吊的；又窜又跳的；也有揭发他人、立功赎过的；被宣布解放了的、过关了的，死里逃生，弹冠相庆。

　　我们步行去的，三十六华里，一个上午就到。县城是第一次来，此后一二年，用两只脚来量这三十六华里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年轻人走路不算个啥，说一声"走！"就走了。县城分新老两部分、新旧两条街。简单明了。可对我们这些没出过远门、更没见过世面的乡村穷学生，却还不能一目了然。一切都很新奇，我们两只眼都有点看不过来，老实温顺的像一群羔羊。我们去时经过的的是新建的一条街，街两旁县里机关及商店邮局的许多房子刚建好，正粉刷，到处洋溢着石灰粉的气味。有的正建，脚手架也一片一片的，很像今日的胡子工程。路宽宽的，平平的，全是是沙子路。

　　来到后，住处在旧街，远离一中，也很分散吧。一住下就被看管了起来，规定了几个几个不准，其中就有不准私自外出，不准同老师见面。还告知学校教职工中谁谁谁挨斗了，大会检查了、被抓了、自杀了、逃跑了、又被逮回来了；要求揭露教职工"三反"言行，积极表现。多年的和蔼可亲的老师而今要当成潜藏着的凶神恶煞般的敌人，气氛、神经骤然紧张。参加了几次斗争大会,沉闷、紧张、恐怖。见到上一届一个考不上学、留校吃公家饭的、极傲慢的家伙，居然在主席台上手舞足蹈、唾沫四溅，揭发批判一位数学老师是"乌克兰大白猪"、批判曾当过他班主任的老师是"庸俗、外号老俗"，心中大不以为然。同学们本来很看不起他：老师教了五六年，别的同学上大学走了，你连个大学也考不上。现在还腆着脸朝老师们要威风来啦？呸！当然，现在看来，打头阵、当先锋也许是不得已，也许是搞的"障眼法"、明批暗保之类呢。也见到当了六年校长的某某被剃了秃头、没收了腰带提着裤子像一具骷髅一样、被公安人员押着从身边走过。也听到一个出身不好的女教师在看了电影《白毛女》后居然嘲笑喜儿"不知好歹"、"嫁给黄世仁吃香的喝辣的有什么不好"、因此被揪斗而大为解气、大快人心！居然这样无耻！这样挑衅！这样顶风上、自甘投火！真是可气可恨可鄙，被揪、挨斗，那叫活该！

　　怎么揭发呢?我们几个同学想到了平日就看不上眼的那位图书馆管理员,据说是摘帽右派,傲慢,爱答不理的,夏日里用大芭蕉扇遮住个头顶,只顾低头走路。有什么劣迹?又想不出,只是不顺眼。教自己课的老师,初中的，高中的,十几个。个个都是好的,认真，耐心,满腔热情。也有毛病来着，在学校就批过了，他们还认了错了。还再翻腾出来，也与"三反"这么大的罚名不沾边呀！

　　是这么一回事：一九六三年或六五年的有一天的下午吧，是我们班还是别的班的课代表到理化教研组去拿作业本。正碰上老师们闲谈，比谁脚上的皮鞋亮，好。这下子了不得了！代表回来一讲，同学们就炸了锅了：如今号召学雷锋，搞思想革命化，提倡艰苦奋斗，老师们却在办公室里比皮鞋，也太不像话了！要向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开一炮！是当面讲了，还是在教室后面的改造思想专栏里贴了小字报，反正老师是认了错了。认了错了，也就完了。老师连学生的批评都虚心接受，他们能"三反"？

　　于是就往深里挖,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位化学老师（还兼着物理课）讲碳水化合物、讲葡萄糖之类时举了例（他很少带备课本，教本也是破破烂烂的。讲起课来声音也不高，笑容可掬、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如坐春风！）：校医家在邻县,从家返校,走了五六十里,累了，也饿了，走不动，就在东关桥头花一块钱买了个烧饼。吃下去就好了。因为烧饼含......容易转化为......易吸收......所以......还有，农村老人感冒伤食腹胀，要敛七家的馍馍，回家炒炒，炒糊了吃，俗称"吃糊馍馍"，吃了也就好了。道理差不多。说是敛七家的，那是迷信，用自家的就行。这是不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攻击"三面红旗"？

　　还有一位老师，名字里有两位革命导师的名字中的字和孔夫子三字中的一个字。将革命导师与孔子并提，又该当何罪？语文老师讲写作文时说，要有真情实感，还拿出了家信来读：爸爸：你上次回来买的萝卜快吃完了。妈妈也病了。你快回来看看吧。你教书太忙，先寄回点钱也行啊！一个读二年级的女孩子能写出来，那是因为有真实感情，还不懂得无病呻吟啊！正是春上，青黄不接，闹饥荒。念着念着，眼里泪光闪闪。当时全班同学听后为之动容、流泪，我们挨饿上学，老师和家人也是吃食不继、挨着饿啊。现在分析分析,老师算不算见缝插针、利用课堂公然宣传黑暗呢？

　　已经大会批斗的一位教过毕业班的老师的罪状之一，就是在回答校长要他加班加点上辅导课时说了句"再给我俩窝窝头，我还能给学生讲一节课。"议的时候，自然是几个知心知底的,偷偷的议。议,议而不决,竟也没有写出来.一句活,心情不好,失落感沉重,没有热情，更没有激情，狂热更说不上。思想、精神状态与眼前的一切不顺茬、接续不上。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不在状态"。对于一个个大祸临头的人竟还抱着同情心,他们恐怖,我们害怕,厌烦,不安,不平。凭什么把这些平素里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师弄的灰溜溜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呢?

　　一个校长，又没什么了不得的错事，不过虚荣心太强，不敢登台亮相过关（四清工作团有关人员已同他谈话、暗示他：大会检查只是走过场，检查一完就宣布"解放"。无奈校长正春风得意，作惯了总结、报告，一让作检查就慌了神），徘徊犹豫，一夜无眠，终于在曙光初露时选择了出逃。当天在火车站被抓，立即以对抗运动、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为由"双开"、逮捕。也太残酷无情了！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罪、罪加一等"， 厉行至今，不知坑害了多少人！治来治去竟忘了当初！先治你个不服抗拒的罪！

　　四清工作团对学生中这种烦躁不安、不平不满的心态肯定有所察觉。同学之中有他们的骨干心腹，耳报神灵着呢。防范不可犹豫，先下手为强。撵人！事不宜迟。一个大雨滂沱的清晨，学生全体集合，由工作队宣布：运动进入新阶段，不需要这么多同学参加。根据需要，只留下部分同学。留下的、走的前一阶段都有成绩，我们都滿意。今天，无论留下的还是走的，都是革命需要。不要胡乱猜测，不要背后议论。走的今天就回家，不要在县城逗留。现在宣布留下的学生名单：......其余马上回家，听候指示。县城实在也没什么留恋的，深入下去的场面不寒而栗，官活更叫人心烦。一帮一伙的学生从新建的县城的泥泞的路上四散出走，骂骂咧咧，气呼呼的。

　　其时是六六年七月中旬,正是各大城市的大中专学校里贴党支部、工作组大字报的第一批造反学生被工作组镇压下去的时候。这当然不是巧合。所谓文革，仍在体制内进行，在中央及各级党委或是党委委派的工作组的控制之下。少数批评党支部、工作组的造反学生的活动也局限于校园。学校、学生的动向正是县以上当权派最为关注的。那时某某主持下的中央对待学生中的"反党活动"走的是五七年反右的路子，反对某一个党的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就是反对党委、反对党支部，反对党委、党支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采取的手段就是围攻辩论，开斗争会，戴帽子，也抓也关。这有那时的中央文件为证，某某某等同志在此后不久的检查中对此也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七月下旬，毛主席以七十三岁高龄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批评了某某派工作组镇压学生的做法，下令从各大中学校及一些单位撤出工作组，形势才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性的大变化。带有某某标记的文革历经五十多天，自此渐次黯然退出；而正宗谪传的毛主席的文革开始亮相登场，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遍全中国。文革从体制内发展到体制外。当然，毛主席党中央仍然掌管总局，只是中央一些部委、省市及省市以下的当权派几乎一无例外地成了革与保的对象，一时处于比较被动状态，到后来以至瘫痪、被夺权，被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

　　七月底，全县教职工的"四清"结合文化大革命不久也结束，近五分之一的教职工受处理。我们学校四十多名教职工就揪出来七八个之多。Y县那时在文革方面仍与上面不合拍，或者说晚了一大截。Y县所在的地区大致是和全国同步的，Y县的邻县也大都和全国一个模子。

我的一九六六（三）- -

　再次返校是八月初（应该是八月八日前后），到校仍是一片茫然。不久听了大喇叭广播的"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八月八日公布），接下来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学习、讨论。因为六七月份的"缺课"，还学习了以前的一些文章社论。重要文件、大块头文章太多了，学不过来。感觉还是空泛，似无所指归。没有实际可联系。

　　班主住老师是某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七年毕业生，他到地区所在地（离学较也就百十里，坐车有两个钟头就到）去了，回来就给我们绘声绘影讲所见所闻：学生闹事，到市委大院游行示威。而愤怒的市民也上街游行，反对学生、保卫市委。双方狂呼口号，连挥拳头都使劲向斜里伸，一个个脸红筋涨、态度激昂。透过他讲话时的表情，我们做乎看到了百里之外的游行辩论场面的激烈与火爆。他经历过五七年反右斗争,亲历当年学校划右派就以去没去围攻《某某日报》社为标准，去了就成了右派，他走到半路又折回来就没事。他一提当年仍心有余悸，瞪着一双大眼睛：哎呀呀，不得了！不得了！闹事没有好下场！关键时刻就看一步，一步迈错了，一辈子没得清静。

　　他是个兄长式的好老师（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吧，仍也单身），音乐体育都有所好，单纯的像是个大孩子。老师是苏州人吧？反正江苏省教育发达，我们学校的老师不少是江苏人或南方人。记得他说过出身于小业主，家庭条件好。有几个姐姐，他已是大人了，回家仍要接受检查是否吸烟：手指发黄了吗？他的班主任当的真轻松，班里干部管理一切，他每周日晚到班里去一次，开班会，演讲，演出，更经常的是讲时事，主要是来自《参考消息》里的消息。有一次例外，一九六五年九月底十月初印尼发生苏哈托政变，总统苏加诺、印尼共产党人艾地的下场及命运牵着我们的心，应我们的要求，他一天一讲，直讲到印尼右派军人占了上风、我们都泄了气，算完。平常他的话句句听,他现在的忠告，我们更整体一致接受。

　　而低年级的学生很快行动起来了，可怪的是他们也整体一致。带头发难的是高二（应该是高三了吧）的同学，目标是清查学生食堂、总务账目，很快又涉及学校党支部。大字报铺天盖地。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压制革命群众就打倒谁！谁镇压革命群众就没有好下场！质问学校党支部：我们这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冷冷清清？......校园如同赶集上庙会。处处是走来走去看大字报的同学们。老师没一个露头的。

　　不几天功夫，我们班居然成了靶子，一夜之间大字报糊满了我们教室的前前后后，质问：高三的同学为什么按兵不动？面对轰轰烈烈的......你们是什么态度？你们还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好像已经成竹在胸，正义在握，胜利在望。面对质问与挑战，于是我们就表态、就反击。"冷静啊"，"理智啊"，"好好学习、体会文件精神啊"，"你们到底革谁的命？"，"谁在压制、又是怎样压制了你们"......大字报又是铺天盖地，一张一张又一张。集体署名的，三五个人署名的，也有个人署名的。

　　一开始还拟草稿，来一番咬文嚼字。后来，把大纸抻开了，拿起毛笔就往上写。学生么，脑子也来得快，三五张一二千字，一挥而就，立马可待。我们表态之后，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教职工也跟着表态，直夸我们水平高，和我们一个腔调，一个鼻孔出气。不出三五天，我们的意见占了上风。火灭了，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叫我们赶尽杀绝，刚刚热闹没几天的校园让我们弄得冷冷清清。我们是学长，师弟师妹的本意是压我们、激我们参与，成为他们的友军盟军以至领军人物。谁知竟弄出一支训练有素的灭火队来！这难道是我们的初衷?这就是开头所说"文革之初我是保守派（也就是保皇派）"的来历。那时，学校几个经历过"四清"结合文革的风风雨雨已成了惊弓之鸟的校领导，已是战战兢兢、煎熬度日、风雨飘摇、自身难保了。说句实在话，当时我们堂而皇之的理由是：革命，请拿出证据来！还真没有保护学校当权派的动机。可是，在当权派看来，我们的行动"正合孤意。"我们还成了不折不扣的发自内心的自愿自觉的保皇派啦！这是从哪里说起呀！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的中国，县城以上己经是狂飙突起、红色风暴呼风唤雨、天也翻地亦覆的文化大革命的世界了！我们这里却像一个避风的港湾，仅仅是翻了几个水花、冒了几个水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