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未看某报，本来买了一期天窗版作纪念，未想又被忽悠了一把，颇有些哭笑不得。无意又见奇文一篇，不妨疑义相与析一番，也教大家领教一下何谓刀笔吏文风。若有人说在下扣帽子打棍子，则只能就事论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且看文章开头，先是三段文字，朱永嘉形象跃然纸上，活脱脱一个文革余孽，冥顽不灵。看吧，蹲了12年大牢还不知悔改，甚至留恋那个“人家待我不薄”的时代，“明乎此，对于朱先生在若干时评中所持的逻辑，就觉得‘势有必然’了”。

然则唯心主义者的本事也便技止于此了。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既然都是一家之言，何以非认为别人就是既得利益者。果如此，那么是不是只要“人家待我不薄”，对于“人家”就不能说一句好话？如果真是这样，只怕中国的经济学家先要集体闭嘴了。当然，事有例外，如同日本对华贷款一样，中国接受了贷款，一样要追究日本的历史责任。如果认为日本贷款拿了便不能追究历史罪责，那么这里说朱先生便有些没意思了。如果说朱先生应该倒戈一击，那么接受日本贷款又为什么不能追究历史罪责？不知一向鼓吹新思维的马先生何以如此自相矛盾呢？或者，如同韩国对于独岛问题和黄海划界一样，马先生自己先入为主的有一个随对象而灵活把握的标准吧。

再往下看，马先生的马脚一不小心就露了出来。“几十年来，庐山会议史料文献浩如烟海，各界公认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贡献最巨。作为庐山会议当事人，李锐依据辗转保存的当年会议记录撰写成书，经中央领导批准出版。这本书详实而真切地复现了‘庐山这一场斗争’的前前后后，沉痛地反思了‘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危害，为后人研究庐山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这话听了，“总有一点不是滋味的感觉”。不知马先生是不屑知道，不愿知道，还是不敢知道，庐山会议上分量更重的一位当事人周惠在若干年前接受的访谈录已经公开，李锐的所作所为已昭然于天下，对于这样一个人写的这样一本书，只怕可信度和《大义觉迷录》差相仿佛。为了掩盖历史而写的书却被当做信史，本身就是没有历史道德和历史常识的体现，也无怪马先生一再主张对日新思维了。当然，真说李锐这本书全靠编出来，也有些小看他了。比如里面某位领导一句“主席活着你就这样，主席不在了你该怎么办”便透露出不小的玄机。如果彭德怀真的是冲毛泽东来的，那何必要考虑毛泽东的身后事？这分明都是他的接班人才需要考虑的事嘛。彭德怀被指责为朱可夫一样的野心家，但朱可夫策动的事情却都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二十大殷鉴未远，到底谁是中国的贝利亚，谁是中国的马林托夫，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每人心中未必没有一杆秤。明乎此，“经中央领导批准出版”便也“势有必然”了。谁和李锐一样有掩盖历史的需要，谁就最有这个动机。至于具体哪位中央领导，与本文无关，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可以去查找分析相关资料。

朱先生的“技巧”说诚然令人感觉避重就轻，可对比一下广东某位先生，也就可以理解了。该先生曾撰文声称鸦片战争等都因中国不遵守国际法规而引起，责任在清政府一边。如果引申一下，不妨认为卢沟桥事变不是日本在华北挑起，而竟是中国人不该几千年前就在皇军要屯垦殖民的地方居住生活。也就是说，朱先生的“技巧”说按该先生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前面提到的标准问题又跑出来了，只要是对于外国侵害中国利益行为有利的，便可以认为是有理的。而反之，只要对于为毛泽东辩护有利的，便可以认为是“逻辑出了毛病”。或者不妨借最近的一个例子：只要是有利中国进口的，中国就应该开放门户；只要是有利中国出口的，美国就可以贸易保护。原来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对中国利益的侵害，在逻辑上竟是可以如此紧密而有机的联系起来的呀。那么逻辑出了毛病的到底是谁呢？或者，出了毛病的不是逻辑，竟是立场吧。为明显错误的事情辩护，除非使用双重标准，否则是很难不被正常的逻辑思维驳倒的。

唯心主义者的逻辑，还表现在一个地方。“凡读过彭德怀的信的人，大都认为这封信是温和的，善意的，这一点已成为社会公论。”奇怪，不知马先生是做过抽样调查还是做过对比分析，何以知道其他人的观点呢？当然，马先生不妨解释说他接触到的人里面都这么认为。但即使如此，何以认为他接触到的人的观点就是社会公论呢？明乎此，则马先生的新思维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原因也便不经意间浮出水面了。因为马先生接触的（或者说愿意接触的），是赞同他新思维的人，而批评的声音就可以无视了。既然如此，马先生怎么看朱先生怎么不顺眼，先入为主深挖朱先生“思想根源”的文字篇幅和分析朱先生“技巧”说的文字篇幅大致一样，也就“其来有自”了。

撇开马先生对“技巧”说的引述和批判，着重谈谈所谓里通外国说。朱先生陈述的，是有记载的历史事实，这一点相信即使是以大量占有俄罗斯档案为傲的沈志华先生，也无法轻易否定。至于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读者自能见仁见智。彭德怀虽未里通外国，但形格势禁，不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分析问题，未免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有这种可能性，不意味着一定有这件事，但对于决策者，是无法不慎重考虑的。如果谁都能如马先生这位事后诸葛亮一样神机妙算，类似古巴导弹危机或法西斯入侵法国之类的判断失误就不会发生了。无奈唯心主义者毕竟是唯心主义者，从不会把自己放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下去思考问题，而只陈述自以为的“事实”、“真相”。或许马先生忘了，前面对朱先生的身份一再津津乐道，只考虑到有利于给朱先生扣一个文革余孽的帽子，却不知道也告诉了人们，朱先生的思考是经过他个人的丰富经历而得出的。言论自由人人平等，但在类似历史问题上，亲身经历过的朱先生无疑比闭门造车的马先生更能接近当事人的思考。马先生如此神机妙算，是否认为自己比当事人更能分析当时的情况呢？是的，马先生一定比诸葛亮和周瑜加起来还要聪明些，因为他知道三国一定会三分归晋，但他却指挥不了赤壁大战。马先生或许比朱先生还要更了解当事人的思维些，但他却轻易的用自己的立场否定了当事人当时的思考。果真如此，我们还开什么历史课啊，还以史为鉴干嘛啊，有马先生在就可以了，有新思维在就满塞了嘛。
回到文章本身，这里还要跟马先生商榷一下。朱先生写文，是针对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发表自己的看法，与其说针对的是彭德怀，不如说针对的是李锐的“耿耿于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比如李锐的“秘书”身份。但只允许谎话一千遍一万遍的重复，却不允许相反观点（虽然也不是绝对客观公正的）的发表，即使发表了也要先扣帽子再打棍子，未免值得深思。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物极必反是自然规律，当下全世界共产党的兴旺发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共军太狡猾的结果。资产阶级的剥削社会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挖掘着坟墓，即使一时能够砍倒反抗的旗帜，也会有人再把它树起来。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六十年国庆大典已经给予了比较公允的评价。无奈这世界上总有些借助各种力量和背景试图篡改历史的小人，若非周惠的回忆，只怕许多人还像马先生一样蒙在鼓里。当然，即使已经有了周惠的回忆，一样会有许多不屑、不想、不敢知道的人故作不知，甚至借种种机会为之鸣冤翻案，寻找张目机会，这是不能不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