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难何时了
地震灾难何时了
汶川地震过去了,死者长巳巳,亲友暗悲伤。伤残者在救治之中,幸存者在各方援助下在重建家园。各色英模报告团的各种感人的事绩,是作为这次大灾难的政治谢幂。英模形象在提升,党员干部的形象在提升,公安武警的形象在提升,解放军的形象征提升,党政形象在提升,中华民族精神再一次体现,这就是主流。食品食油物价在飚升,4000万股民财产被洗劫,打工仔的工仔在下降,增加工人工资及养老金的承诺看来已泡汤,资产在流失,产权和主权在丧失,这些被地震掩盖了“非主流”。 12亿弱势者则为天灾是买单,救灾与借奥运会,对领导歌功颂德,对政绩的呕歌,如此循环,这也是一种模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只有呕歌,没有反思,摸着石头过河,何须问责,这也是近30多年来的执政模式,地震灾害其责在天,你去问谁?
汶川地震发生之前,耿庆国等专家依据30多年来的科技手段,预测到在5月8日前后十天将在四川阿坝以南,有专家明确在汶川将发生大地震。并上报给相关部门,但报告如石沉大海。此事一披露,却遭到举国新闻体的声讨和围剿.其“报告”今在哪一部门,巳报哪级领导,这是无法披露的绝密。当外国记者问及“此事”时,官方的新闻发布官当着全球的新闻记者,对“此预测”斥之为“是不科学的”。其后,主流媒体更竭尽全力,组织各种专家乃至象方舟子这类科学骗子,不惜口舌,宣扬将耿庆国等的预测乃至对海城唐山地震的预测斥之为“伪科学”。正当他们嚣张尘上之际,日本预测到一个7.2级的地震,仅以10余人的死亡代价的事实。才使这种旷日持久的欺骗宣传才突然哑火。但至今没有对欺骗宣传反思,他们也无需反思。因为他们共同需要掩盖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也完成了安定的大局;提升了政府的形象。按政治家的观点,只有目的,不惜手段。欺骗是常用的手段而己。正如华国锋编造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他今天的坦言,这是为了粉碎四人邦的需要,无论哪一个政治家都会这样的。地震不可预测的谎言也是如此。
反思,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责任,有良心的政要的良知。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面对邢台大地震,其对人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出乎对国家的责任感。发起了对“地震不可预测”的权威进行挑战。他广泛地深入调查研究。亲自听取了李四光、翁文波等地质专家的意见。李四光明确指出:地震是可以预测的。他指出我国的地质结构中,从云南通海,经四川阿坝龙门山、甘肃、陕西、内蒙、山西到津京唐这一断裂带是地震常发区。他基于地球板块运动产生的地应力、地磁、水氡突变,科学地提地震是可以预测的结论。他并制造了测定相关数据的仪器,安装在地震多发区,测定这些变化,以作临震前的预测的科学依据。,周总理给耿庆国这些刚从院校毕业的地质工作者,下达了深入调查研究,突破地震预测世界性难题的政治任务。并提出了“预防为主、群专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统一领导”的抗震方针。各级政府设置了地震办和专业队伍,建立了全国性的网络体系。由于象耿庆国这些兼负政治使命的一批年青的地质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建立了自已的“旱震学原理”,以确定近期地震预测。又确定“气象学五项指标”,结合地应力、地磁、水氡变化峰值,及水井的水位、水质的变化,生物的异常反应等来确定震中地域和发布临震预报。依照这些科学理论,成功的预测了新疆、四川、云南、内蒙及京津唐发生级别不同的地震。特别是1975年春辽东半岛大地震(即海城地震)及1976年唐山地震。海城、开滦煤矿和青龙县人民的抗震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周总理的统一领导、群测群防、群众路线的胜利。也使我国的地震预报的领先地位,为世界所公认。
在地震灾难中,海城人民是有幸的,唐山开滦矿工是有幸,河北青龙县人民是有幸的,四川松潘人民是有幸的,是他们遇上了毛泽东时代,遇上了一个爱民的政府周总理。毛主席历来宣扬群众路线、土洋结合,长中国人的志气,外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一定会做到,洋人尚未做到的中国人也会做到。周总理力排地震不可预测的陈腐论调,发出了地震是可预测的时代强音。并确定了预防为主抗地震的方针。设置地震台网体系和政府机构。成立了专业队伍和在地震多发区设置了群众监测体系网络。这些专业队伍遵照毛主席深入调查研究的方针,深入地震现场,广泛占有资料,运用系统思维方式,,提出了中期预测的旱震法则,与临震预报的五种现象的指标等中国地震预测的机制。
为什么唐山又遭受如此巨大的灾难,20多万人死于非命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国家政府机关及唐山市有关部门负责任怕承担政治责任,而不敢作出临震预报,这是中国人潜在承受的一种政治灾难的开始。
1976年2月周总理逝世,由病危的毛泽东提名,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和中共第一付主席。小人得志,野心膨胀的华国锋,而在分柝政治局人员的政治倾向及毛主席确定的人事的组织原则后。意识到由政治局采取表决的民主方式,他不可能当上中共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从他出任代总理后就在精心策划如何登上权力的至高点。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以纪念周恩来为名的反毛集会。华与“四人邦”联手把邓小平排出政治局,去掉了一个潜在的劲敌。唐山地震发生前后,正在精心策划清除“四人邦”的计谋之中,而将代总理的事物就被阁在一边。
此时在北京地质队工作的耿庆国等一批年青的地质工作者,感到地震爆发在即,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责任重大。写出了关于京津唐近期爆发大地震的七点依据。上报后,却得到是上级训斥。其报告内容,经过多方努力在“内参”上发表后,时任地质局局长的胡克实接见了他们,并指出:预测到了不上报是失职。以此,胡克实不会不上报,得到什么指示就不得而知。到了唐山大地震前几天,在各种临震现象纷纷突显,各地震台站纷纷发出紧急警报之后, 才于7月22~26日在京召开了地震预报的专业会议,由专业领导梅世容主持。相关领导坚持认为京津唐去年发生了海城地震,近期不可能发生大地震的主观意测。从而在会上宣扬发生地震首先生在西部四川的松潘地区,而不是东部的京津唐地区。并指责相关人员不要象四川,从年初开始闹预防,搞得人心惶惶。现在的形势大家清楚,影响抓革命促生产,是要负责任的。会议就将主震派关于7月28日将爆发大地震的灼见否定了。有幸的是唐山开滦煤矿矿党委和青龙县县委,坚信7月28日会发生大地震的预报。地震发生的当天就提前煤矿停工,青龙县则作好了抗震的一切应急措施,全县47万人无一人伤亡。
唐山地震后,在舆论的压力面前梅世容等为了推卸责任,就搬出了“地震不可预测的世界性难题”予以塘塞。当时正处于篡党夺权的紧要关头, 政府把救灾作为掏取政治资本的际遇,封锁了消息,拒绝了国际援助。尔后是接二连三的领导更替,对四人邦旷日持久的批判,唐山地震的惨状就淡忘了。也没有人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制定与强化抗震机制;更没有人敢于去问责了。发展到今天,在去毛化的历史进程中。周总理制定的群众抗震的群众路线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由他建立起来的群测群防的体制己撤消了。当年党和国家培养的一批地质地震专家,随着崇洋眉外思想的主政,其人、其事、其学术思想及其成果也被排斥了。
由于害怕影响政治大局,唐山市领导和专业人员不敢承担政治责任,致使唐山市和中国历史上遭受了近几百年来的重大损失。又由于政治原因,中国政府并没有从空前的惨痛中吸取教训,从而改进工作和强化相关的工作机制,相反地取消了由周恩来政府建立起来行之有效地方针与机制;从根本上否定了由中国科学家李四光提出的地震是可以预测的科学结论;扼杀以耿庆国为代表的国产地震专家的一系列预测成果。在更大的灾难四川大地震就要到来之际,耿庆国等人又作出了准确的预测。又是中国人的不幸,又是1976年历史重复。为了庆祝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为了稳定奥运召开的的大好形势,对耿庆国等人的预测报告隐而不报。以致大灾的降而临毫无准备。
为什么要否认耿庆国等人的预测到的结果和提交报告的事实,也不公布事实的真象,认真反思改进自己的工作呢?而是动用举国所有宣传媒体,把那些迷信洋人的专家请来,摆出教师爷的架式,把李四光的科学结论及相关的防震理论诬为不科学和伪科学,而进行围剿。虽然一切恶作剧被日本发生的大地震戮穿了。但只是暂时哑口而己。地震不可预测这一有关问责一挡箭牌是不能丢的。
汶川地震是唐山地震的重复,政治又在重复,在抗震救灾中,政府和而领导人的威望进一步升华。普世价值倡导者鼓吹领导人的关怀应使死难者敢到无比幸福。让中华民族不断地去享受这种普世价值的幸福去吧?
地震的重复是自然的规律,政府设有问责的机制,没有反思的政治的延续,国家的灾难也必然会重复。歌功颂德所掩盖的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中华民族的灾难何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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