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大国崛起和文化复兴？

----在博客中国“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1月23日

崛起和复兴这两个词为什么能让大家坐在这里来，说明这两个词还是有吸引力的，并不是空穴来风。刚才黎鸣先生说中国没有什么历史文化可复兴的，有点绝对，不能完全否定历史，不要太绝对化。譬如墨子，墨学就可以好好学学，整个就是遏制封建帝王的学说，正是这种平民大众的思想，使墨学被历代统治者打入冷宫，怎么不能复兴啊？墨子的思想是多么好啊。

说中国历史上没有追求真理的人，我也不同意，我和黎鸣都是最追求真理的。我1994年就下海做自由学者。刘军宁说的也不全对，没有站起来的个人，都匍匐在政府面前，我什么时候匍匐在政府面前？我们说话都不要说得太绝对。尽管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中，中国还是有无穷无尽的个人在表现着、发挥着、争取着。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会要集中话题，还是谈大国崛起。谁在起主导作用，我认为值得讨论。

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崛起情结？这是有历史背景的。正因为我们中国落后得太久了，被打得太厉害了，才渴望翻身和崛起，这不仅是政府的愿望，也是民众的愿望和心愿，要崛起，要争光，这是人民的情结，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情结，我们要承认我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我们要追求物质上的富裕，人总是要有点脸面的。但是在崛起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我们着重研究的是崛起过程中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由谁来主导崛起？怎样主导？崛起过程的残酷性和正当性在什么地方？

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搞文化和思想的学者，搞经济的比较少，文化学者往往都是从个人和文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但是你们还要从实际方面思考，我这几年在经济圈，深知企业家们也很不容易，要想赚钱和技术进步是很难的。一个国家的确是要崛起，中国第一个崛起的是物质即实力的崛起，硬件的崛起，如果没有硬件谁都瞧不起你。

特别是当今主宰世界的就是欧美文化就是商业文化，物质文化，你没有钱没有势谁都瞧不起你。中国的文化是仁义文化，儒家文化就是重知识轻财富，而西方文化就是重财富。在这种财富文化大潮影响之下，中国能超然度外吗？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要在物质上超过你，才有发言权。因此，追求物质财富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我们如此狂热地追求GDP，这也是历史的客观性造成的，不追求GDP有这样的房间环境吗？60年代有这样的物质条件吗？刚才好多人都说了我们已经陷入到物质主义的泥潭，成了物质动物了，光追求金钱和享受了，把人文地东西忽视了，这的确是当前社会很重要的问题，把发展和崛起的意义庸俗化了。两方面都要注重，硬件和软件都要抓。既抓经济也要抓精神和文化，邓小平提出的我是赞成的，没有硬件谈不上软件，大家要搞民主和自由，没有硬件可能也没条件搞。富裕了，物质基础到了才能谈这些东西，但也不能象猪狗一样一味贪图享乐享受。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与俗文化大肆泛滥有关系，与思想禁锢有关系。这是需要扭转的问题。

另一个我要请大家注意的问题是：崛起的代价和人民的付出，崛起中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在中国以官家为主导的崛起模式下，造成这一历史时代的人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GDP增加这么多是哪儿来的？老百姓打造出来的，但是这些人在做牺牲，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了，崛起的是国家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落到国家、政府和资本手里，强权者拿到了，结果导致了我们的崛起是一场对内掠夺、对外进贡式的崛起。这种崛起是被别人瞧不起的，缺少平等、公平、正义，即使物质强大了，别人也瞧不起你。

我们今天开会干什么？就是要弥补这些不足。但是弥补这种不足是靠什么？要靠千千万万社会的平民大众的努力而不是靠政府的恩赐，不是靠政府的号召，所以我认为中国最应该注意的是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博弈的问题。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间力量太薄弱了。在这里坐着的有几个是民间的人，自己挣饭吃的。大多数是一边拿着政府的工资，一边骂着政府。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搞清楚当前的重要问题，如何制约政府，约束一个强大的不受制约的政府。中国的民间力量历来是最薄弱的！也就是说个人主义、个人价值太弱小了！！

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看政府与民间这场博弈，四百六十个儒生很轻易地就被杀掉了。你乱吵吵什么？你懂什么？在帝王眼里你一钱不值。吴思刚才讲了，官家主导是我国历史的主线，几千年里一脉相承。民间的力量总是在和官家力量抗衡，但是总是被打垮。最后出现的是依附，总是象黎鸣先生刚才讲的依附权力，而不是分权和保留权利的一定空间。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历史的现象，中国的崛起靠什么？从历史上看就是靠伟大的帝王，伟大的政党，政治团体，到今天是伟大的共产党。中国的崛起从来没有靠哪一个人，振臂一呼就成大事了，不可能的。现在怎么样？还要依靠官家的这种模式来进行。问题是在依靠官家的模式的同时要取得民间的配合，如果你和民间是不配合的，不得民意的，那么这种崛起和官家早晚要被大众抛弃的，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当今我们的政府、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已经腐败到了极点，社会的腐败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这就是没有民间力量约束的结果。我说这种腐败不仅仅是经济的腐败，不只是贪污几个钱的问题，而是政治的腐败，最大的政治腐败是独断专行，搞权力垄断。

今天在这里开会很不容易。说明社会还是有进步的，民间的声音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我们要发展什么，发展民间的空间，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发展民间的空间和声音来对峙官方的力量。尽管我是一个民间的学者，但我还是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政府的作用和力量，我不盲目贬低和抹煞政府的力量，当市长哪那么容易啊？管理这么大的事务不是我们几个学者说几句漂亮话的事，但是要把民间的力量结合进来，遏制这种腐败和不受制约的权力，要建立起民主参与机制，这是最需要的。今天王俊秀开会，还不错，要行动，通过开会、学习、发言、写文章、网络等等手段来扩大民间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还要靠软实力，软实力的崛起就是民众精神的崛起，平等、自由、民主、正义的思想的崛起，如果没有这种软实力的崛起是不行的。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第三次政治选择》，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要创新。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两次大的政治选择，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把封建皇帝推倒了，选择了民主共和，第二次政治选择是国共两党内战，通过多少年的内战没有建立起联合政府，却又形成类似传统皇权的一党专制。现在要进行第三次政治选择，即建立起科学的政治体制，下一步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任务是建立起有力量制衡的政治体制，这才是我们的未来。否则，当一种政治力量过分强大的时候，必然出现歪斜，不是忽左就是忽右，没有力量制衡不是向这里摆就是向那里摆，譬如今天已经从文革时期的极左摆到极右了，怎么扭转这一种极右啊？怎么扭转人民大众的权利被剥夺得精光的局面啊？就必须要校正机制。这个体制问题是第三次政治选择的重要任务。

当然完成这一任务首先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加强，只有有了一个庞大的要求个人权利的国民大众，才会有相应的民主法治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