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民主，不要“民主化”　　

――民主问题思考之一　　

梁 新　　

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像革命、改革一样，所以不管是什么政治信仰的人，都会高举起民主的旗号。所谓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从出现民主这个理念以来的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看，凡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肯定是实现了民主；但是打着民主旗号的，就不一定最后导致人民当家作主。　　

一段时期以来，民主问题一直是思想文化界讨论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比如，民主好不好和要不要实行民主等，其实善良的人们在争论之中很有可能陷入了一个语言陷阱，就好像有人问你是人还是东西一样，如果你说自己是“东西”等于自己骂自己，如果你说自己是人，就等于说自己不是“东西”，仍然是自己骂自己。所以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某些江湖骗子设下的语言陷阱。其实，人们分歧的焦点应该不在于要不要民主，而是在于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这种民主。　　

富强、民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其中的民主也一直是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的目标。广大人民群众渴求民主，少数江湖骗子也会打着民主的旗号干些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情，就像过去林彪打着“革命”的旗号干反革命的勾当，在改革开放中，有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损害改革大业的事情那样。　　

江湖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但之所以得逞或者说会暂时蒙蔽一些人，关键在于他们利用了社会出现了一些乱象出现之机会。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社会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甚至很严重。社会有病要治疗，但是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社会有病卖假药。而“卖假药”者中也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有人出于“病急乱投医”的心理，既然有病，也看见别人用了某种药好像有效，就不管患病的根源，照单开药，这种人本质上是善良的；二、有人本身对那些药是否对症心中也没有底，但见卖药的是他的亲戚朋友，于是也跟着吆喝，这种人本质上仍然是善良的；三、有人则像那个用门板压在驼背人的身上，站到上面跳，结果背虽然不驼了，但是人也治死了的只管治病，不管死活的庸医一样，这种人没有主观上的恶意；四、有些人的目的根本不在于治好病。这种人就是我们最要警惕的人，他们的骗术也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重点。　　

一、草根民主和“精英”民主的区别。　　

无论是从最广大民众的现实需求来看，还是从推进民主进程的循序渐进的阶段性原则来看，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基层民主和执政党的党内民主，然后不断扩大民众有序参与国家大事的范围和程度和拓宽参与的渠道。因为基层是一个国家的根基，一个国家的不稳定甚至动摇首先就是从基层开始的。在今天的层层放权的管理体制下，好处是能够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但是如果由于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的个人品质因素，那么一切的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就源于基层民主的缺失。众所周知，中国的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的影响并没有被根本消除，现在在基层政权组织中实行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极容易成为推进基层民主的体制性瓶颈。别说在一般民众中难有民主，就算是那些副职也得唯最高行政首长马首是瞻。当那些“一把手”与中央或者上级不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各级基层就会成为了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其最高行政首长就成为了“诸侯国王”。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稳定问题，然而，当下面的某些基层领导持片面的稳定观，即不是追求不断解决矛盾的动态稳定，而是追求掩盖、压制矛盾的静态稳定的时候，就是基层民主最容易受到损害的时候，同时也是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发生的时候。当这些矛盾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极有可能酿成地区性的动乱。　　

面对这种情况或者说可能性，大多数的“草根”民主派，要求的是法律规定的民主权利切实得到保障，使这种基层的不民主的状况得到改变。而少数的“精英”民主派，要的是利用这种状况，乘机“卖假药”，直接宣称或者用暗示的办法告诉人们，所有这些，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若要改变，就必须按照美国和西方为我们指定的道路走，或者像某些国家那样，也来那么一场“颜色革命”式的“大民主”。　　

本文的题目是《要民主，不要“民主化”》，在其中，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要的民主是目的；而在某些人那里，“民主”只不过是达到某种目的手段，这就是人们追求的民主与某些人鼓吹的“民主化”的本质区别。　　

二、推进民主的必要性和“民主化”的欺骗性　　

毛泽东同志在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作出回答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那就是民主，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事实上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在不断地推进这一进程。例如目前那些煽动改旗易帜的言论能够在媒体上出现，就足以证明执政党的自信和政治开明以及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发展程度。但这只是可以容忍的底线，我们国家目前急须推进的是基层民主，是绝大多数人对各地方、部门、单位、社区、团体的知情、参与、表达、选举、监督的权利，以及不断扩大通过各种渠道有序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利。推进基层的人民民主或者叫“草根民主”刻不容缓，而且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扰的情况下进行。它是确保社会稳定，改革和发展健康进行的必要条件，它可以有效地减少基层中的行政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现象，使执政党和人民群众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不给某些人以煽风点火的借口，也使敌对势力可利用制造事端的机会大大减少。　　

而所谓的“民主化”的倡导者们口头上的民主比谁喊得都响，其所鼓吹的“民主”有几个特点：一、缺乏具有可操作性和目前情况下的可行性的建设性建议；二、言必称西方，抽象地奢谈些什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空洞口号，至于“关”权力的“主体”和“客体”是谁，如何“关”，“关”到什么程度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避而不谈；三、一方面歪曲和颠倒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100年来的历史，对几乎所有的历史人物的评价都进行非理性的颠覆，混淆视听，蛊惑人心，同时鼓吹马上在中国实行所谓的“普选制”。他们所鼓吹的“民主”与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民主的差别在于，民众需要的民主是目的，他们鼓吹的“民主”是手段，关键在于“化”，即通过“民主”的手段使某些东西发生变化，即使不变化也起码把国家搞乱。关于他们以及他们的主子所鼓吹的“民主”是不是真东西，我们有一个办法可以试出来。　　

人们常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和绝对的腐败。美国人每到大选的时候总说，我们是在选举“世界总统”，美国人不是牛B，而是说出了大实话。美国总统让美国纳税人养着，却要为全世界的事情“操心”，也实在太委屈美国人和美国总统了。所以笔者忽发奇想，既然美国实际上是世界上的“国上之国”，美国参众两院和美国总统是实际上的“世界国会”和“世界总统”，那么，以后的美国参众两院和美国总统何不由全世界人民来选举。不管用所谓“普选制”也好，用美国现行的“选举人票制度”也好，由美国人定。按照某些“民主人士”的观点，如果不是由人们直接票选出来的，就必然导致专制和腐败，美国的事实也如此，全世界人民对美国总统没有选举权，但是美国总统却管理着全世界，践踏国际关系民主化准则，爱灭谁就灭谁，甚至不惜随便发动战争，在世界事务的独断专行方面，跟大独裁者萨达姆不分伯仲。而他们所谓的腐败不是指个人腐败，而是国家腐败，是指靠着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他们总能够有办法中饱“大私囊”（狭隘的美国国家利益），而不管其他国家的死活，除非你入伙，这一点跟我们国家的某些贪官很相似。既然美国号称“民主国家”，也的确在推行民主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就应该身体力行，为全世界人民树立一个好榜样，为推进世界民主进程作出贡献。　　

世界上有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叫“欧佩克”，世界上也实际上存在在一个松散的以美国为首的“民主输出国组织”，我们姑且把它称为“民佩克”。我们希望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产生，再不济，在“民佩克”中产生也可以吧，毕竟是自家兄弟，实在不行，那就只在美国人中间选吧。每次大选之前，也让候选人到世界各国去进行竞选演说，谈谈他当“世界总统”的施政纲领，美国参众两院的参选人也一样。如果他们真能够这样，而且美国实际上也是世界上的“国上之国”，那笔者也就认了。这样也好，以后我们国家有些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跑白宫去“上访”；如果我们对“世界国会”和“世界总统”的某些做法不满意，我们也组织一些什么“白衫军”、“黑衫军”之类的到华盛顿去整天闹腾。世界上出现问题，比如说地区性动乱或者海盗捣乱什么的，那就由美国全部承包了，我们世界各国就负责给“世界国会”议员和“世界总统”发工资和给“国上之国”进贡一些物品就得了。如果美国能够答应，我发誓，从此绝对一切唯美国马首是瞻。　　

以美国是“世界民主策源地”的地位和我国某些“民主人士”对“民主”的忠诚程度，我相信他们不会拒绝笔者这一建设性建议。　　

三、“民主化”的危害性　　

在关于“民主化”的问题上，张维为先生在11月16日《环球时报》上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西方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推行所谓‘民主化’，但仔细看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溃了？为什么苏联这样做就解体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西方那么受宠，却被本国大多数民众所鄙视？为什么台湾现代化起飞后转学西方模式，结果经济滑坡了，贪腐更加严重了，社会也分裂了？为什么韩国‘民主化’以后，也跟台湾相似，还不幸先后成为1997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为什么东欧‘民主化’已经20年了，其经济命脉大都落入外国手中？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民主化’而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例子？相信实践理性的人们头脑比较清醒，他们知道西方制度的长短处，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长短处，能够看到如果把西方民主模式和西方市场模式推到了极端，就会变成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甚至是灾难。”　　

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和幅员广大而地区之间又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一旦推行所谓的“民主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清末民初的中国和解体以后的苏联以及“文革”期间的中国就都是前车之鉴。　　

具体说，一旦让某些人在中国搞起所谓的“民主化”，会出现如下情况：一、西方千方百计不让中国继续发展，从前苏联解体以后，西方曾经许愿给予的几个亿的美元的所谓“援助”始终没有兑现是一个例子。作为美国的小兄弟的日本，仅仅是经济发展追赶上了美国，就让美国一个《广场协议》弄到经济发展停滞10年是另外一个例子。二、国内四分五裂，外部势力乘机鼓动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分裂出去，各地区纷纷闹独立，与中央分庭抗礼。三、出现比“文革”期间更加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贪官、奸商和黑社会相互勾结，控制社会。四、内斗不断，今天是“黑衫军”反对那个政府，明天是“白衫军”反对这个政府，族群撕裂，民众一盘散沙。五、某些人“赶走皇帝当皇帝”，打着“民主”的旗号篡夺了国家政权以后，马上撕下“民主”的面具，在西方的卵翼下充当“儿皇帝”。六、或者没有上述那么严重，但是从此经济衰退，内政外交受制于人，国内政治出现前所未有的大混乱。“权贵资本主义”扯下假面具，直接打出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号，通过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使他们的掠夺合法化，某些所谓的“民主人士”一方面马上投到他们门下，分一杯羹，另一方面公开投向国外敌对势力的怀抱，寻求政治上的靠山。这一情况就跟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相似。　　

在目前的社会上，“极左”和“极右”两种错误思潮从不同的方向干扰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把新中国建国六十年的前后三十年对立起来。“极左”思潮无视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主张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封闭的老路上去；“极右”思潮将前后三十年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抹杀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打下一定基础这一事实，目前表面上还打着“拥邓”和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号，他们从丑化老一代领袖和歪曲中国革命史入手，最终的目的是最后连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都要否定，达到改旗易帜的目的。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会上说：“既不走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政治宣示，也是对两种错误思潮的有力回答。　　

虽然两种从思潮都在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但与国际形势相呼应，“极右”思潮的危害性目前更大，当某些善良的人们被所谓的“民主化”所欺骗，加上国外敌对势力插手，重则颠覆政权，中国沦为西方的附庸；轻则从此内乱不断。所以，在政治上，我们对“极左”、“极右”都要反对，但尤其在当前要对“极右”势力的兴风作浪保持高度的警惕。　　

综上所述，尽管有人在打着民主的旗号兴风作浪，但是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民主，大力扩大基层民主，加快推进人民所需要的而不是西方所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认真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消除一切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素，只有这样，一切别有用心的人才无缝下蛆。对于利用社会有病之机乱开药的人，我们要区别对待，对于那些本质上善良的和主观上没有恶意的人，应该通过交流、对话，吸收他们意见的合理部分，和他们在推进民主进程方面尽可能达成共识。共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对于那些抱有特殊使命的所谓“民主人士”及其所谓的“民主化”，则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