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和阶级：　　

　　只要共产主义社会一天不实现，那阶级在其它一切社会形态中就必然长期存在，既然阶级长期存在，那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所以任何掩盖和抹杀阶级斗争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政党是斗争的需要，国家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而产生的，国家机关是斗争的工具，国家既然存在，那阶级就必然存在，所以政党是有阶级基础的，阶级斗争的核心是政权，而政权是通过国家机关实现的，所以谁掌握了政权，谁操纵国家机器，它就为谁服务，这也是古往今来争权夺利的根源所在。在阶级社会里，一定阶级的自由相对于另一个阶级就是专政，这就是相对论，只要国家阶级没有消亡，这个定律就不会改变，很显然，中国历来靠斗争和战争手段解决阶级矛盾，这在中国已形成传统，而政治最终表现为少数群体的作为，从社会分工的角度也具有合理性，但如何保证这少数群体的意志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那制度设计及如何保证这年制度的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竞选人，一群选举人，多对一选举，得票多者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政党竞争以及轮流坐庄无疑是诸多方案中的最佳方案，翻开人类史，其实就是一部斗争史，所以毛主席信奉斗争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只要人类历史不终结，斗争就不会终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更不难理解了，再说毛主席所说的斗争不是恶斗，而是有斗争有妥协，毛主席已经把斗争上升为斗争哲学，斗争艺术！他对尼克松说他喜欢右派，他还说中国人好斗，从这些话可以看出他的个人性格和他对中国人是何等的了解！　　

　　关于竞合关系：　　

　　事物之间的争斗有三种程度：竞争斗争和战争，也是解决矛盾的三种办法，无疑竞争和合作是事物之间的一种理想状态，也是和谐的，而斗争、战争是竞争恶化的必然结果，即过度的竞争会导致斗争，过度的斗争又会导致战争，文革两派从文斗到武斗就证明了这一点，以至于伟人担心自己去世后出现血雨腥风，但能不能因为局面失控导致死人而怪罪发起人呢？那战争死的人更多了，那又能怪谁呢？其实这种矛盾由来已久，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历代开国皇帝没发现罢了，其实被洞察秋毫的毛主席先知先觉罢了，这是由人性决定的，也是客观的，不是一两个伟人说改变就能改变的事情。2000多年的封建遗毒，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毛主席也只是开了个头，准备进行彻底的改造漫长的征程罢了。既然竞争是最佳路径，那制定规则就相当重要，客观上要求它公平公正合理，执行游戏规则的裁判必须首先公平公正，且竞争双方势均力敌比赛才会更精彩，如果竞争双方实力悬殊太大，那比赛也就没有意义了。　　

　　关于分合关系：　　

　　翻开中国历史，其实每页写的都是两个字：分合，其实就是人心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历史，一个最有辩证法思想的民族就这样像跳不出生死轮回的宿命一样，被自己折腾的疲惫不堪，以至于奄奄一息，差一点亡国灭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为此，笔者觉得未来两岸关系最好是合而不同。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　　

　　公平与效率二者都应兼顾，而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以牺牲公平来换效率，改革开放30年来，恰恰是这样做的，结果导致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差距过大，三大差别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拉大，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马路修了挖，挖了修，一般建筑的平均寿命不足30年（设计寿命一般50年左右），可见“精英”们做了不少劳民伤财的事，还美其名曰“拉动了GDP的高速增长”，还鼓吹什么世界奇迹，照此下去不通货膨胀才怪呢！30年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从物质产量的人均增长率和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这才具有科学的可比性，从目前公开的改革开放前30年的数据，其增长是惊人的，笔者看未必比现在差，尽管现在是以GDP说话的，在笔者看来，近30年是明快实慢，或者说数字钞票长的快，而人民的物质文化长的慢，时至今日，劳动果实分配已严重不公，价格已被利益集团严重扭曲，这种生产方式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的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必须毫不犹豫的打破和摧毁。　　

　　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　　

　　计划与市场是一对矛盾，但二者的关系是对立和统一，但现在人为的把二者对立起来，笔者看不妥，笔者认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三种经济形态，即低﹑中﹑高三个阶段，市场经济即自由经济适应于生产力低，生产效率低，区域发展不均衡，国家功能相对低且发挥慢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由于崇尚无政府自由主义，以自由交换为目的，它的交换时间短从而发展相对较快，资源虽然也能达到基本合理的配置，但它由于也受到特权的管制，容易和特权结盟，所以出现官商勾结，利益集团的现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进而就演变成为掌握特权和拥有资本的少数人服务的一种经济形态。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往往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价值体系崩溃，最后还是国家不得不出面干预调节，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使得各方不得不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但这种矛盾不会得到根除。资本主义国家的历次经济危机无不诠释着这一点。而计划经济，由于注重研究各种规律，且公平公正公开，注重平衡各种关系，其配置更加合理有效，且为多数人服务，从而不会翻船，古人云: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说的就是计划的重要性，当前世界的人口能源粮食危机，以及环境恶化造成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的挑战，国家必须建立战略能源和物质储备中心，如粮食、钢铁、石油等，以应对天灾和人祸。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已为计划经济提供了快捷准确的数据，无疑为计划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更方便对人财物的调配和管理。现在的精英们却把市场经济顶礼膜拜，把用来交换的金钱奉作座上宾，当作整个社会的目的，岂不荒堂！其实金钱货币只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载体，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工具而也，是手段而非目的矣，简而言之，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计划经济是以实现交换目的从而不断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也是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一致的；产品经济是以服务为目的，这个最高经济形态也是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相伴而生的。　　

　　关于平衡与失衡关系：　　

　　毛主席晚年与李政道讨论平衡问题，这是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很难掌握的一大命题，左右平衡，左右共治，攻守平衡，以及世界制衡战略，都是他晚年思考的重大命题，平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和谐的状态，很难达到此种境界，事物表现一会左，一会右也就不奇怪了，平衡也是一个度的问题，世间最难掌握的也就是度了。由此看来，宇宙的对称而不守衡定律也同样适应于人类社会，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有人说解决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难题，要从2000年的孔子那里寻找智慧，笔者想这是他们从那里找来找去找到了“和谐”二字，这是统治阶级站在自身的立场上的观点，企图自上而下改良社会，但历史反复证明他们的方法失败的居多，那站在无产者的立场上，那方法就是毛主席发明的大民主，自下而上的革命性的改良方法。就目前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鉴于历史血的教训，为了避免付出沉重的代价和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可以先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缓和一下阶级矛盾，要定一个期限，但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天平失衡太久，事物已完成各自的质变，已经截然对立，不可调和，所以为政者必须把天平倒向另一方，从而为重新达到平衡提供可能，才能避免一场撕杀，这样一来，给无辜者悔过自新的机会，二来划清敌我阵营，为下一步精准打击作好必要的准备。文化大革命尽管失败了，但阻止复辟的成效现在已经显现，可以预见，人民在经过启蒙后，其思想一定会有质的飞跃，现在互联网上许多优秀的左翼文学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不断地改正缺点和错误中取得的，民族魂鲁迅先生就是在不断的解剖自己，解剖我们这个民族，如果说鲁迅手持西医手术刀已经解剖开病根并将劣根展示给国人的话，那毛主席发动方革则是用中医疗法医治这个千年顽疾，所以在党内他为什么老提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可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是改造社会的三大法宝。　　

　　关于两种社会制度：　　

　　如同硬币的两面，有正面有反面；人性之两面，有善有恶；社会之两面，有公有私；也同人之大脑（左脑﹑右脑）；也同东西方文化差异，东方善于抽象思维，西方善于形象思维，从哲学上讲事物的正反两面。一体化是世界大势,但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早了不行晚了不行,要找准步点,抓住时机,必须要按自己的节奏进行，只要东西文化未完成相互融合过程，那世界大同就很难实现，“地球村”也只能是痴人说梦！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将永不停止！也就是说“世界大同”“地球村”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而是两厢情愿。毛主席为什么抛出三个世界理论?他为什么说中国要为世界的和平付出更大的代价,为什么要倡导中国在第三世界中一定要牵头,为什么要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按马克思学说，人类所能做的是要减少其分娩的痛苦，所以毛主席深领其义，发动文革，就是为了减轻人类社会转型期的巨痛，从人类发展史可知，人类社会的进步有两种方式，一是温和的改革，二是暴风雨式的革命即战争，第一种失败的居多，效果不好，如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第二种付出的社会代价大，但成功率高，那介乎二者之间的方式有没有呢？毛主席经多年思索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即大民主方式，掀起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因为他找到了人类社会治乱的根源，即私有制观念和人类的贪欲，不仅要限制而且还要彻底根除，尽管我们曾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但今天它的作用日益突显，必将成功的阻止反动势力的复辟和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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