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事实已经向我们展示经济危机似乎已经离我们不远，食物以及原材料价格的飞速上涨，无数中小企业的倒闭，股市一片黑暗。货币供应水平的不断缩紧，商业银行准备金率的提高以及利率的上升。
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似乎看到的是另一番蒸蒸日上的景象，生产依旧正常，就业率没有明显的下降，我们的货币工资多少已经得到了提高，贸易顺差仍在大幅的增长，尽管增幅已远不如往年。。。
这一切幻象必将破灭，所有的希望和乐观必然在绝望中找到他们的反面，如果人们还不愿意做任何改变的话。
可以先说一下工资的上涨，的确，人们发现他们的工资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上涨，他们也知道这是由于物价提高而引起的，也就是说，企业主提高工资是迫于雇员生活成本已经提高的压力而造成的。但是人们会说，难道企业主们不是自己制定价格的吗？这个结论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样，对于生活必需品来说，需求永远是固定的，因而，当食品由于成本的上升而转嫁到价格上时，尽管食品价格已经提高，却不会引起需求的减少，也不会引起利润的降低。但同时，这种情况却会带来许多我们绝对不希望发生的结果，首先，农民的压力将普遍增大，假如一个农民原先购买原料以及各种费用需花费10万元，利润为10%，因而他每年可出售相当于价值11万元的谷物，获得利润1万元。而现在他如果想保持原来的种植规模就必须支出更多比如说12万元的化肥，种子等原料，因而他必须保有更多的现金周转。这时利润仍为10%，那么谷物的售价就是13.2万元。他当然不能任意的让谷物提高，因为别人也会这么做，而暂时的利润率提高会把别的领域的资本吸引过来，这会重新引起利润的下降。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民将对是否从事农业或者将自身投入到工业中产生犹豫，从事前者，他们就要接受更高的资金成本，而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从事后者，他们将要陷入反复无常的竞争，这本身又会造成工业世界劳动力的竞争，继而有降低工资的趋势。总之，他们会在两种恶化的结果中寻找答案。但是这种假设是乐观的，因为我们已经假设农民种植谷物的利润率并没有下降，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工业利润会由于同样的情况而降低，所以资本会从工业中抽出，投入到农业中，进而降低农业的利润。总之，结果是减少社会资本生产投入的平均利润。

现在我们再来谈工业，与农民不同的是，苦难的工人阶级在工业生活中到处都能找到自己落魄的镜子与资本工业的丑恶。比尔.盖茨曾谈到他去过中国的印象，“在那里，你会发现他们比美国更加资本主义”。但是对于这个，我不想谈的太多，我的工作方式已经让我“有幸地”触了太多这样的情景，我们能说什么呢？总之，有句话是完全适合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财富的增长与人民的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首先工人的工资（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已经上涨，这个事实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利润的下降。因为工业产品的价格绝对不能随意上涨，或者“转嫁”，价格的变化会造成需求的变化，尽管变化的程度各有不同。我们假设一个企业主原来每年投资了100万，他用这些资金，购买了厂房，设备及原料，共用去80万，剩下来的20万作为雇佣工人的资本，每年获利30万，那么售价130万，利润30万。现在我们假设工资上涨20%，那么工资总额将提高到24万，原材料成本上涨30%，那么需投入104万，总投资是124万，假设雇主可以把商品价格提高到150万，（要说明的是，产品的价格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料的比例与工资增加的比例提高，因为需求会变小。），现在我们看到利润已经下降为26万，而这时要获得已经减少的利润，企业主却必须付出更大的投入。事实上，我们所假设的条件是最乐观的，因为在我国，工资总额在生产总投入的比例可能要大得多。
因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而这特别是在目前物价飞涨的阶段，保持我们的工人阶级低微的工资对我们社会财富的增长是多么有利啊！“今年珠三角有8000多家企业倒闭或转移，这与《劳动合同法》有很大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卫平在广州举行的亚澳论坛上如是说。而南方周报最近也报道广州誉川兴业鞋业有限公司2000余名工人因加班无偿而停工,并聚集在白云区竹料镇广从商业北街,一度造成交通堵塞的情况。这反过来说明，在我们国家，只要我们的雇主与工人的关系是建立的没有契约法约束的情况，那么我们的工厂，或者说我们的工业，才能得到生存。
可是法律还是生效了，工人阶级还是获得了保护，工资还是提高了，那我们的雇主该怎么办呢？使用机器。因为机器从不会罢工，从不会要求增加工资，更不会造反。还有什么比这更听话的呢？“《南方都市报》的最新消息说，5月27日，广东东莞市在党代会上发布的《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讨论稿）》提出，要以提高房租和经营成本的办法推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这个政府打着“产业升级”，或者“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的赞赏一番。然而难道政府不应该再我们说些什么吗？比如说，他们打算将这些通过政府鼓励政策引进来的工人“排除”到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全国劳动产业最为密集的区域为什么会率先采取产业升级的政策，而丝毫不顾我们的工人阶级的生存？我们对这些实在是很不明白。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就全国来说，工资的提高对东莞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产业升级，或者利用机器，显然是个抵消这种影响的好办法。
“在我看来，决定将资本拨作这种用途或拨作他种用途的因素是在任一特定时间内劳动工资在该劳动的全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因为在任何时候如果工资率下降，而货物的价格不变，或者货物价格上升而工资保持不变，则雇主的利润将会增加，并因此被诱雇佣更多的劳动。在另一方面，如果相对于商品而言，工资上升，则劳动在自身工业的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而他的主人的利益受到影响。这样，企业主将尽可能少地雇佣劳动，以期用机器而不用人工来完成每一项工作。”（英]约翰·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第一部分）
“雇主的利益与劳动者的利益可能常常是很不一致的，因为后者受益于总产值的量，而前者只关心利润。机器的发明可能增加了资本家的收益，却至少在最初的日子里普遍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一部分第四章）
“在容易取得食物供应的美洲和许多其他国家里，采用机器的动机不象在英国那样大，因为在英国食物很贵，而且生产食物时需要更多的劳动。使劳动腾贵的原因并不会提高机器的价值。所以资本每有增加，其中大部分将用在机器方面。资本增加时，劳动的需求虽将继续增加，但却不会成比例地增加，其增加率一定是递减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31章）
因而，这种做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中，都被阐述并且实践过，看来是行得通的。另一种见解看来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抑或是衰退中，唯一受害的永远是底层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