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当今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主要是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大经济学体系都能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做出相应的解释，但是这两大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似乎是相对立或者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对某一经济现象，如果选择了其中的一个理论，另一个必然要放弃。所以，本文的目的在于根据经济现象，比较两种价值论的解释力，从而选择一个最能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　　

一、 劳动价值论的提出与发展　　

(一) 劳动价值论的萌芽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对价值的来源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考，但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的萌芽应该归功于威廉·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配第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他的著作《赋税论》中他写道，如果收获一蒲式耳谷物与制造一盎司白银需要的劳动相同，那么它们的价值就应该相等。配第首次阐述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思想，为以后亚当·斯密、马克思等系统提出劳动价值论做了先期工作。　　

(二) 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学历史中正是作为一种解释理论被提出运用——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公认的古典学派卓越的创始人，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更被认为是开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式著作，他在书中的很多思想都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提供了思想的火花。其中，斯密的价值理论也主要体现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他在考察价值问题时，最先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叫做交换价值。[1]”同时，斯密进一步分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认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决定于使用价值，并且认为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也会有交换价值。因此，在他看来，劳动生产物天然就是商品。　　

他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2]。“任何一种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3]由此看出，他肯定了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即肯定了两种商品相交换的基础在于都耗费了劳动，并且斯密还进一步讨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问题，他认为劳动既是价值的源泉，两个商品相交换就是因为耗费了等量劳动，但劳动又极不相同，“一个小时的困难工作，比一个小时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有更多劳动量，需要十年学习的工作，做一小时，比普通业务做一月所含劳动量也可能较多”。因此“一小时艰苦程度较高的劳动生产物，往往可交换两小时艰苦程度较低的劳动生产物”。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把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问题，可见斯密明确地认为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所决定。　　

(三) 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发展——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并对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原理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　　

李嘉图在1817年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赞同亚当·斯密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区分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不可能有交换价值。可以说，李嘉图进一步认清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并对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原理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更为深刻的论述，但总的来说，他的认识并未脱离亚当·斯密原有的理论框架。　　

他所探讨的商品的价值，其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他写道：“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4]”。李嘉图把自己的研究限于能够无限制地再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是他的一个功绩。按照李嘉图的意见，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费掉的劳动决定，而价值的大小则与这种劳动量成正比，他说：“如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劳动量每有增加，就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李嘉图的价值学说的主要科学功绩，就在于他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　　

李嘉图认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而工人并没有得到他们全部劳动的报酬，但在李嘉图的分析中没有剥削的暗示，事实上，他在为私人产权辩护。显然他并不认为仅仅因为劳动量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和价值的源泉，劳动就必须得到全部商品。因此，出现了李嘉图困境，即决定交换价值的劳动价值论与一般利润率规律之间的矛盾，具体地就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是否等价交换的问题，如果不是等价交换，是否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李嘉图困境无法用李嘉图自己提出的劳动价值论解释，这也为后人所诟病。但是，后来一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发展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成功解释了李嘉图困境。　　

(四) 劳动价值论的顶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是人类文明史上少见的奇才，他的观点不仅影响了西方世界，而且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要观点包括：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值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物的价值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即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抛开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抽象地说，是在价值规律支配下，通过供求的变动是市场价格围绕价值或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根据必要劳动时间的完整含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所以“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5]”如商品卖不出去，作为价值载体的使用价值不能实现，那么其中所包含的价值也无从实现。若产需平衡，则商品平衡，按它的市场价值出售。在实际市场上，价值是通过买者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每一种商品都只能在流通中实现它的价值；它是否实现它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的价值，这取决于当时市场的状况。”一般说来，竞争以及同供求关系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变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总量同优质福利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　　

二、 效用价值论的提出与发展　　

(一) 效用价值论观点的逐渐形成　　

效用价值论是由历史上多个相关价值论分化演变、综合发展而来，它以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来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在19世纪60年代前，效用价值论表现为一般效用价值论，此后，表现为边际效用价值论。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为效用价值论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英国早期经济学家N·巴本(1640～1698)是最早明确表述效用价值观点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一切物品的价值都来自它们的效用；无用之物没有价值。1750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加里安尼提出价值是观念的东西。他从物品的稀缺性来论述效用，认为稀缺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1776年，法国经济学家孔迪亚克提出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价值问题，认为价值是由效用和稀少性两种因素决定的，效用决定价值的内容，稀少性决定价值的大小。孔迪亚克被认为是效用价值论的开创者。德国经济学家戈森(1810～1858)是边际效用论的主要先驱者。他在《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行为规范》中重申了效用价值论，并提出了人类满足需求的三条定理(后来被称为“戈森定理”)，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三条定理是：(1)欲望或效用递减定理，即随着物品占有量的增加，人的欲望或物品的效用是递减的。(2)边际效用相等定理，即在物品有限的条件下，为使人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将这些物品在各种欲望之间作适当分配，使人的各种欲望被满足的程度相等。(3)在原有欲望已被满足的条件下，要想取得更多享乐量，只有发现新享乐或扩充旧享乐。　　

(二) 边际效用论的正式确立和发展　　

边际效用价值论完成于l9世纪70年代初。l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思想。他们把价值看成主观性的东西，从而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主观价值，并提出用主观价值(即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即购买力)来取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19世纪80～90年代，边际效用价值论发展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心理学派，另一个是以洛桑学派为代表的数理学派。心理学派以门格尔和他的继承者庞巴维克为代表。数理学派以杰文斯、瓦尔拉斯及其继承者帕累托为代表。心理学派将心理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引申出边际效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数理学派用数学方法论证自己的边际效用学说，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个边际效用学派都是在基数概念基础上建立效用价值理论。帕累托第一次区分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两个概念，并系统地提出了序数意义上的效用价值理论，即假设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序数来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价值论解决了边际效用量的度量问题。此后，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马歇尔在供求论基础上对各种价值论加以综合，创立了供求价值论，进一步发展了效用价值理论。希克斯利用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并扩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最终，萨缪尔森成为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边际理论首先从价值论开始，然后推广至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而引发了整个西方经济理论体系的变革。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标志着边际主义学说的完成。20世纪初，边际学派已从异端跃升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三、 两种价值论对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一) 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分析　　

这里主要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从分析简单商品经济中小生产之间市场交换行为的交换价值(表现为价格)入手，得出只有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才决定交换价值。再以现有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的劳动耗费时间作为价值量的标准，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商品的价值标准，认为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马克思讨论的经济现象主要是从生产角度也就是商品的供给角度，运用劳动价值论来阐述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且马克思讨论的商品主要是能大规模重复生产的，马克思称为“扩大再生产”。这种商品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必需品，能无限的被重复生产。例如，普通的衣服，厂商只要不断地增加投入，就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的同质的衣服。这些市场已经达到了趋于完全竞争的形式。因而，实际上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定在了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商品，市场中充满了大量的买者和卖者。　　

在商品生产中，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完成商品价值的增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最大的贡献是劳动的二重性，他把劳动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并且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能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以资本家的利润为表现形式。从而，即使劳动力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返还给劳动者，资本家仍能获得利润，这也就解决了李嘉图困境。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还得出来令资本主义世界紧张的结论：当厂商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产品，工人即使消费全部工资也无法完全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而资本家为了资本积累又不能将他获得的利润完全消费，所以最终导致供大于求，造成生产过剩，导致资本主义危机。　　

纵观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提高，从而摆脱了危机的困扰，时不时的经济萧条就像一个幽灵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价值论很好的解释了危机的根源——生产相对过剩。当今，很多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危机解决办法的恐惧。马克思根据劳动价值论认为，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过剩的办法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寻求新的社会制度，并衍生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　　

其实，如果系统地探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是由完全竞争市场或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提供的。很多商品是垄断竞争甚至是完全垄断的，价格不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例如，很多种类的奢侈品不可能无限被重复生产，也就不会有生产过剩的现象，所以当听到施华洛世奇的产品生产过剩了，我想人们不是担忧而是会庆祝的。　　

由此，“一种商品如罕见的雕像、图画、古书、古钱以及珍贵的葡萄酒等，单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因为这些商品不能由人类的劳动来增加他们的数量……”。这类物品的“价值与原来生产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全然无关，而只随着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变动” [6]。这些李嘉图《赋税原理》中的论点，被马克思的批评者重新提了出来。　　

所以，劳动价值论对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商品生产、交换很有解释力，但是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劳动价值论能做出的解释往往会成为西方经济学家批评的口实。　　

(二) 效用价值论的适应性分析　　

从效用价值论主要观点可以看出，它认为效用是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假定物品可以无限细分时，认为人能够清楚了解花费每一元钱能够消费的不同种类和数量的物品效用，最终按照最后一元钱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决定不同商品的购买量，从而实现消费者总效用最大化实现消费者均衡。任何价格时购买者从商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用对于货币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价格。假定消费者的货币因素不变，从而货币的边际效用在某一消费时刻不变，因此可以说，任何价格状态时，边际效用决定价格。　　

很清楚的看到，效用价值论是从消费的角度分析经济现象，人们是在产品与产品、以及产品与货币之间进行选择，以保证效用最大化。效用论把经济学变成了一门关于选择的学科。效用论讨论商品的价格，并且成功地回避了价值的问题，特别是序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认为人们之所以选择一组商品，而不选择另一组商品，是因为这组商品带来了更大的效用，而不用关注究竟大出多少，这也就规避了效用作为心理现象如何衡量的问题。以效用论为基础发展出的消费理论，厂商理论，生产要素市场理论，福利经济理论等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效用价值论成功解释了资源如何配置，消费者如何实现福利最大化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人类生活中最关心的，因此西方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确实，理性人会根据商品的差异做出选择，直到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等于货币的边际效用。但是，细细研究就会发现，效用价值论似乎从来不关心商品是怎么来的，把生产过程作为一个“黑箱”。它只是解释为什么人们这么选择，只研究微观现象，它把经济学家引入一个狭小的胡同去探究经济现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让人们看清了政府的重要性，也让部分经济学家们走出微观领域去考察经济的整体运行，最著名的无疑是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在传统的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产品市场理论中，能够根据效用论得出一般均衡价格，从而认为市场是能出清的，也就是说市场中不会有失业的劳动力和无法出售的产品，各方利益是和谐的，因而，资本主义危机不会爆发。事实上，过分的关注个人效用，让效用价值论忽略了最基本的经济现象——工人失业、厂商因产品堆积而破产。效用价值论不能对现实中的经济危机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　　

四、 个人对两种价值论持有的态度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劳动价值论，表面看，劳动价值论没有效用价值论那样可以运用庞杂的数学计算，使看起来更具逻辑性，但是，一项理论应该以最能解释经济现象的能力作为这项理论的评价标准。首先，劳动价值论没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其次，对于一些商品，例如货币，有特殊的解释力，这是效用价值论无法比拟的。　　

关于货币的问题，劳动价值论能做出很好的解释。货币为什么能被交易，为什么商品能用货币具体计量价格？这些最基本的经济现象，效用价值论无法解释，因为效用本身也无法找到一个客观标准进行计量。比如，一件商品值2个货币，这两个货币究竟是什么，就像“2+2=4”“二加二等于四”，我们知道这两个式子都成立并且表示的是同样的含义，但是这两个式子明明不一样，我们并不知道所谓的数字后面意味的是什么。同样，这两个货币为什么就能交换这件商品，为什么这件商品就值两个货币，其本质是什么。这就像古老的哲学问题“人是否有灵魂”一样令人费解。劳动价值论表明，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本身具有价值，它与别的商品之间拥有的价值是相同的，因而，能用货币交换商品，而且，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有交换比率，也就是为什么商品能具体定价。可以看出，劳动价值论对货币本质的解释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到究竟货币的作用是怎样介入到商品交换中的。　　

为什么关注货币的问题？因为，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往往把货币作为金融领域的研究范围，忽略了其在最基本的经济问题中的作用，特别是，效用价值论无法解释的经济危机常常发源于资本市场。把握住货币的本质才能预防危机的发生，劳动价值论正是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事实的理论工具。　　

五、 结论　　

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作为两大经济学分支的基础，各有其独到的解释力。在抛弃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后，效用价值论确实对一些经济现象的解释很有说服力，对经济现象的预测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微观领域，效用价值论是很好的解释工具。而劳动价值论虽然推导出了资本主义必然毁灭的结论，但是在分析一些特殊商品时，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相关理论可以很好的做出解释，这是效用价值论所不具有的优势。因此，劳动价值论的合理运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经济问题，更充分的理解现实经济运行，为经济主体活动提供理论引导，让我们的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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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6　　

　　

[4]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 资本论：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0—720．　　

[6]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