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晚就有了两件事，一件是耳闻的，一件是目睹的。因为耳闻目睹得多了，便往往就一者麻痹了感觉，二者也不会去思量某事某事其间的瓜葛。譬如那晚的两件事，我也只当作是耳和目的不相干。假如非得要找出什么关联的话，一是都是同一晚上的事，二是耳目虽然有异，但终于都是要入心的。一旦入了心，便会互相生发，竟至于莫名地想起了“杀出一条血路”的豪言壮语。虽然那话是一向文雅且很权贵的人讲的，但血腥气却从不因外表皮囊的美丑而有所不同。

那夜七时许，十来位同事聚在了“大酒店”喝酒。那店有两间房，60平米大小，我们常去，便是因了它的名头：湘渝川大酒店。我们常安慰酒店老板，郑重地解说着：与时俱进。毛泽东思想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因有了“重要”二字，现今文章就常用来“穿衣戴帽”；解放思想与思想大解放，只是多了一个“大”字，便让匪夷所思都会成了事实。穷人的大酒店与富人的大酒店，对各自来说，也都是名符其实的大酒店哩，酒足饭饱的“幸福指数”大体也一样，并且也算是争取话语权的一种表示吧。当然，语句相当，其实迥异。我们常说“血流成河”是极恐怖的了，但是“汪洋”的血路，那自然要成为“汪洋血海”或“血海汪洋”吧。匹夫一怒，血溅七尺；权贵一怒，血海汪洋，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先说耳闻的事。酒至半酣，同事就请教了一件事。他的弟弟，一家公司的十三年员工，有了十三年的职场经历，本该要信本地全国“首富”公开过的唇风的，但竟荒唐地信了法律，拿着新劳动法的文本要求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当然是要失望的。然而却还是法律起着作用，因为他是十三的的旷工失职屡教不改，依法是要开除的。不过法律无情人有情，公司毕竟是人办的，所以开除之后，却仍有悔过之路，只不要以新员工的身份重新做起。这本是多大的依法善心哩。要知道若是狗被赶出门，都须得这狗自己又摇着尾巴回来的。同事的弟弟竟不知主人的好心，和着一群同样放着悔过之路不走的“新员工”，聚焦了将来也不愿走悔过之路的“老员工”，便有了300多人，出了厂门，上了S256省道，请愿了一次。

结果就不知道了。因为原以为有300人的规模，总会是“新闻”，但第二日媒体未见报道，网络竟也寻不见一点痕迹。虽然现在我开始怀疑同事CNN了，但当时却忧虑地认为：聚众滋事。因为宪法没有了罢工，法律的滋事自然就多了。同事当时就担心了，因他也是信着法律的，知道法律是极为公正严厉的。

但在我看来，法律也可是最好的“外衣”。人只是借了法律的外衣，以便可以“严厉”。所谓外衣，最初是用来遮羞的；所谓法律，本质就是工具。因此，对谙熟的人士来说，欲为工具“严厉”之用，便披了外衣；不欲别人用时，便只把它看作外衣，甚至也连外衣也不当，以便直剌了别人的短处。有这样的好处，所以既然是首富，便要领了富人们去拿来，披用随意。而且，富人本就有着资本，可以买来一切的，所以外衣甚至要自己飘了过来，正如一旦富了，“代表”的头衔便自然戴上了。等到做了“代表”，行使制订法律的神圣职责时，外衣渐渐要变为“贴身内衣”。现今的女人，衣服不是越来越不耐烦穿多了吗？原本要遮羞，现今玲珑凹凸地显出来，渐渐地成了“美”么？在权贵看来，那真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羞与美既失了界限，也就不需刻意遮盖了，只要愿意，一切不都是美的么？但是工具却是要愈来愈先进，使起来愈来愈趁手的。

但是我们，也就是我、我的同事、同事的弟弟等，却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只要有一丝正义的发丝顶在头顶，便如秃子只顶着一根发丝一样，那全然就是正义。或者我们也是可以懂的，但懂了之后，却从何处去寻这一丝“正义”的发丝呢？于是同事的弟弟们就一群人“聚众滋事”，全然不顾连法律的外衣也没有披上。并且是在光天化日，并且是众目睽睽，全不知道，勾当是要在暗中进行的，只要拿到光明处，早就穿戴整齐，只给人“衣冠楚楚”的绅士风度。

再说眼见的事。时间是紧接着耳闻就开始的。人还未微醉，隔壁的一间发廊门前就突然来了一辆警车，紧跟着两辆小货柜，近十辆摩托车围在周围。两位警察下车后，威严地扫视一下，摩托车下来的黑衣队员便有两个进了店。两三分钟，便一排女子约十名排队出来，一声不吭地分上了两辆小货柜。警察从警车上抽出两要1米左右的钢管，另两位黑员接了去，进门，拉下卷闸门。我正纳闷间，屋里就响起了砰砰梆梆的响声。俩警察点了烟，边抽着，边听着，很陶醉的样子。烟抽完，里面的响声也就停了。我惊讶竟有这样的默契，许是这样的配合演练的极其娴熟，所以不需要语言或眼神。

门拉开半身高，里面的两黑员躬身出来，反手将卷闸门拉到了底。俩人的脸上有着晶莹的汗珠，年龄却是二十出头的样子，显是尽了力气的。警察手一挥，便都上了车，轰轰鸣鸣地走了。四周三十来人围观着，竟都没有声音。于是整个过程都无声地进行完了，只有警车上的红蓝光闪着，愈显得威风凛凛。等到光影不见，人却仍然不散，也仍然无声。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笔下被提着脖子围观的人，但从这旁观的无声中，我却觉出了一些不同，竟然有些怨这些人们，现在该议论两声了。于是就有了一句：

“又是保护费没交够。他妈的！警察和鸡，哪个才是真贱？”

没人应声，但唏嘘着都散开了。

耳闻和目睹，你不能不吃惊同是人，而方式竟如此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手段也不无符合之点：都拿一件物事遮着。老板用了暗的，造就了和气生财的局面；警察却要硬来，以示暴力惩治的威力。阿基米德的名言：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撬起来。这是可以相信的，正如耳闻目睹的现状所揭示了的：假如给一些人一块遮羞布，他们可以擦净所有的羞耻。

但为什么会想到“杀出一条血路”呢？

“中国戏上用四个兵卒来象征十万大军一样”，一晚的耳闻目睹，何其不是整个现状的缩影？只要有了遮羞的物事，便肆无忌惮地所为，原也不只是“耳闻”之中的老板、“目睹”之下的官吏。只要是老板，或者只要是官吏，不管用了什么来遮掩，指向却是相同的：下等人，或者说工人、农民、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然而他们若要促使，总得有一个依靠吧？

因此就想到了“血路”。因为这叫出“血路”来的人，是中国民众最先进的代表中的高贵代表之一，并且，三十年前的五十多年中，他的先辈们，为使得他和下等人不做奴隶、不被奴役，确实用鲜血染了国魂，用尸骨垫了国土。我们既然看见了遮羞布后的老板、官吏的真相，难道不该信了这些高贵的代表么？

当然高贵代表也是官吏，但显然他们是不一般的，至少是不耻于掩了卷闸门的勾当的。他们的眼光胸襟既不一般，手笔自然要大。这“杀出一条血路”的声音，本就是为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发展而呐喊的。鲁迅先生当年揣测时说：“因为决不会实行的望头，所以特别高声说话，以见自己的是官吏”。本来，这样“高声说话”，现丰确实不乏见。但近几年却有了明显的不同：只要敢讲，便立即敢实行。卖光，说了就卖；拆光，说了就拆。（我很希望黎阳先生等，用大量事实和严密逻辑，照着“杀出一条血路”的话语，推断出声音背后的真实意义。于我来说，却只能揣测。）虽然鲁迅先生“向来不惮以最险恶的用心来揣测中国人”，但先生却仍然揣测不到，到了现今，“最险恶的用心”再也不能称其为险恶了：因为“恶”不仅成了正常，而且“作恶”者也不能自觉，虽然他们竟是“凭着良心说话”。“涨价”、“三千万下岗工人”值得等能无愧地信誓旦旦，并且是用他们的良心的。他们也是这么认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于他们来说，也正是“无羞不备，凡恶皆臻”，只是“羞”和“恶”，他们自有不同于天下人的概念。

所以我担心，官吏的“高声说话”，可能是直地要下手了，要“杀出一条血路”的。

常语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古人大概以为，进才需血战，退是不需要“血路”的。但毕竟世事不同了。数百万将士，几千万人民用血辅了路，已走了几十年，而且也一定要走下去。他们的血是看得见的，因为流了出来，鲜艳艳地。然而，他们子孙的血，现今流了出来的，并不多见了，至多是断指处喷了一点，或者皮鞭下瘀为青痕，如果在矿下，便灰飞烟灭，更是什么都见不到的了。如今要“杀出一条血路”，既然是“杀出”，也便不再是以前的鲜血铺就的路，而且是不见血的血路。权贵之对于下等人，虽然是要“茹毛饮血”，但想要长久地吮，便不能一次放完；要持续地吸，便不能一次性榨干。所以就要用了遮挡的物事，缓缓地，保持在“老百姓的承受力”范围之内，安心地享用。

然而“高声说话”了，便又似不耐烦了缓缓地，因而就拿出“老祖宗”来遮挡――党、国、民族，因为几十年前，老百姓曾心甘情愿地超出“承受力”为之奉献了鲜血。

吸血鬼吸血，只为活命，所以并不吸入过多；强盗，原也要保护占有物。唯有权贵们的“血路”，只是愈多愈好，全不管用作什么。比如，牛奶挤出来，以前是用来喝的，现今不是有“牛奶浴”了么？我知道这“血路”，绝非只用于养身躯，莫非是要来“血浴”“血洗”的？

我不怀疑，倘若这“血路”真成了汪洋血海，总会有风暴骤起，成为畅游者的葬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