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神坛的毛泽东

　　近几年来，毛泽东热在神州大地上再度兴起，毛泽东时代的歌曲唱红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许多回忆、怀念、歌颂毛泽东的文章、影视作品频频出现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上。在民间，有些人将毛泽东的画像挂在车里、挂在家中。在某些地方，还有些人逢年过节，便到毛泽东的塑像前，焚香祷告，祈求毛泽东保佑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幸福，毛泽东又走上了神坛。曾经一度，毛泽东走上过神坛，有人说那是“文革”时期林彪搞造神运动的结果。这种说法不管事实如何，至少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神是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里的，人们是靠自己的认识去感受神是否存在，岂是外力所能强加的，即便是外力能够强加于人，又能持续多久？这一次，毛泽东再度走上人民心中的神坛，是没有任何外力的，而且是在毛泽东已经逝世三十多年以后。人们现在怀念、歌颂毛泽东已经没有了任何功利色彩，完全是出自自己对毛泽东的深厚、真挚的感情。如今怀念、歌颂毛泽东不但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弄不好，可能还会招来麻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是发自心底里的、由衷的深厚感情，是做不到的。　　

　　受这种情绪的感染，学术界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研讨的现象也多了起来，但细心观察就会发现，研讨者都把研讨的方向集中在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的研讨上，很少有人就毛泽东的外交、经济、文化思想进行研讨。更有甚者，一经接触上述问题，立刻就噤若寒蝉，不发一声。其原因，可能还是受多年来主流一再编造的毛泽东“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之类的谎言所左右和控制。在目前的语境下，研讨毛泽东思想，如果迎合主流的意思，也得出和他同样的毛泽东“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结论，自己的感情和理性上过不去；如果违背主流的意思，得出与他相反的结论，自己的胆量和现实上过不去，所以很多的人都选择了回避。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会终被强权所扭曲，也不会终因谎言而改变，更不会终因回避而消失。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且执掌新中国最高权柄达二十七年之久，他在新中国的外交、经济、文化领域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与他在政治、军事领域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同样巨大，无论功过得失，对新中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虽然曾经有过被谎言所歪曲的经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遮盖在历史真相上的阴霾被吹散之后，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终于能够让我们在对历史真相的回顾中，去领略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建设等方面超凡的智慧了。　　

　　毛泽东超凡的外交智慧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出现了一股又一股否定毛泽东的浪潮，有否定毛泽东的人说：“毛泽东搞个人集权统治”。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毛泽东在某些方面确实是搞个人集权。许多方面的工作，毛泽东都放手交给他人去做，但是唯独军事和外交这两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历来都是亲自掌管，没有毛泽东的最后批准，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行动。周恩来总理就说过：“外事无小事，事事要请示”。因为这个两方面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个十分贫弱，且又身处充满危机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有着特殊矛盾的国家来说，是十分敏感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重大灾难。对于个人集权的这种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方式是否可取，要因人而异，不应一概而论，更不要搀杂着个人感情去妄加评说。　　

　　集体领导的体制有利于发扬民主，集体的智慧也可能大于个人的智慧。但是在重大紧急关头，集体领导体制往往因为议而不决，就可能会错过稍纵即逝的良机，事后又成为推诿责任的借口。而且，集体领导往往也需要在关键时刻具有超人智慧的、善于决断、敢于决断的个人最后做出决定。个人专断做出的决策未必错误；集体决定做出的决策也不可能完全正确。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外交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定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看，毫无疑问，当年的这些决策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系列重大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超凡的外交思想和战略，也向世人证明了毛泽东确实具有超人的智慧。　　

　　在新中国国家政权尚未建立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对中国大陆开始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全方位的封堵，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由此，才引出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那不朽的名篇。如何打破这样的封堵，改善国际环境，为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赢得外交上的保障，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就成了新中国外交工作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战略任务。毛泽东抓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的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给我国留下的一点空隙和机遇，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同时，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背靠社会主义阵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以及两大阵营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毛泽东又充分认识到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极力谋求同美国以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力求打破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的封堵。　　

　　新中国成立后，尚在英国、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澳门问题就成了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民族解放为己任的，如今已经获得了全国大陆的政权，如果不收复被不平等条约分割出去的国土，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也不好向人民交代。因此，如何处理香港、澳门问题是对新中国政权的一次重大考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着比其他人更为深远的认识，以当时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定决心和顽强的意志，收回香港、澳门易如反掌。但如果这样做，在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进行全面封堵的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彻底断绝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接触，这样的后果对新中国是十分不利的。维持香港、澳门的现状，把它作为新中国观察资本主义世界的窗口和通向资本主义世界的桥梁，从长远意义上看，对新中国是十分有利的。而且，香港——这个大英帝国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殖民地之一，对英国也是十分敏感的。英国虽然早已失去了往昔“日不落帝国”的辉煌，但是仍然凭借昔日的余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荣耀坐上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第二把交椅。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关系到大英帝国的颜面。像对待蒋介石那样，继续以武力威胁的方式，来维持香港的现状。任何一个英国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可不是蒋介石那般懦弱，大英帝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在长江上巡航的英国军舰的事件中，早已领教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和意志。武力维持香港的现状做不到，拱手将香港交还中国，对于做惯了强盗的英国人来说，也是心有不甘的。于是，香港问题也成了英国人十分棘手的问题。就在英国人无计可施的煎熬等待中，新中国政府除了发表一纸声明，称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外，没有任何改变香港、澳门现状的实际行动，就连以外交方式向英国讨回香港的行动都未采取。从表面看，维持香港、澳门的现状，是作为新中国观察资本主义世界的窗口和通向资本主义世界的桥梁，其实，毛泽东暂时不收回香港还应有更为深远的战略目的。毛泽东看穿了往日的世界霸主，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老二——英国的虚荣心，只要维持香港的现状，就等于保住了大英帝国的颜面，英国为了保住自己的颜面，就必须主动与新中国进行接触。这样一来，香港就成了套在英国脖子上的绞索，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新中国的手中，迫使英国不得不主动与新中国进行接触。只要英国与新中国接触，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封堵就会从他们的阵营内部被打破。事实证明，毛泽东确实英明，小小的香港，不仅起到了观察资本主义世界的窗口和通往资本主义世界的桥梁的作用，也确实成了套在英国脖子上的绞索。新中国刚一成立，英国政府就主动与新中国进行接触，可是他又怕惹恼了美国主子，所以不敢公开进行。但是英国人就是聪明，他们开创了一种新的外交方式，于一九五四年和新中国建立了名义上是半外交关系，实质上是全外交关系的代办级外交关系，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好在中国人一向大度，也没有再以必须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为难英国人。在英国的带动下，荷兰紧随其后，也于当年与新中国建立起了代办级外交关系。美国人苦心孤诣地建立起来的国际反华统一战线，运作还没有多久，就出现了松动。毛泽东用一个小小的香港、澳门问题就做了一篇如此大的文章，为冲破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封堵创造了条件，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外交智慧。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曾经是世界上发达的列强之一。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日本侵华战争，而且，中日两国之间还有许多现实问题没有能够解决。但是，和日本建立联系，对于打破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封堵，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正被美国骑在胯下，所以不敢稍有违反主子的意思，因此日本历届政府都紧紧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不敢公开与新中国发生官方接触。毛泽东抓住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留下大量的“遗孤”和从苏联接收的部分日本战犯的问题，以民间外交的方式，促进官方往来；以文化交流促进经济交往。中日两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保持着官方的实质性的接触，从而在世界资本主义反华统一战线的东方战线打开了一个缺口。　　

　　就在新中国借助美苏对峙的世界格局，在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指导下，极力进行打破资本主义阵营对我进行封堵的时候，世界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成了苏联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上台后，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路线和对外政策，主张与美国搞缓和。一九五七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赫鲁晓夫认为苏联的科技和工业能力在一定的领域已经赶上或超过了美国，因此提出要与美国和平共处，要与美国开展和平竞赛，进而共同主宰世界。赫鲁晓夫提出的与美国和平共处与毛泽东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美苏和平共处实质是要美苏联手，共同主宰世界。如果世界形成这样的格局，对包括新中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十分不利的，而且，赫鲁晓夫已经用组建中苏联合舰队，建立长波电台等建议，暴露出了要控制中国的企图。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组建中苏联合舰队和建立长波电台的建议。而且，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势，毛泽东又采取了两项重大的外交行动，打破了赫鲁晓夫与美国搞缓和，意在美苏联手控制世界的企图。　　

　　一九五八年，美国一再逼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以便就此结束中国的内战状态，进而导致台湾问题国际化。为了挫败美国的企图，毛泽东以支援中东地区人民反对美国、英国入侵的名义，在事先没有通知苏联的情况下，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令炮击金门、马祖。这一行动，给了蒋介石以内战尚在进行，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的借口。由于中苏之间签有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表面上又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而且，在炮击金门前的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秘密来中国访问，　八月三日　赫鲁晓夫返回时，却是让他公开走的，并且两国还发表了会谈公报。这一切足以使美国认为中国炮击金门是在苏联的支持下进行的。因此开始怀疑苏联提出缓和的诚意，对赫鲁晓夫后来一再提出的缓和建议，报以冷淡。毛泽东炮击金门，表面上看是国内问题，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实现了一箭三雕的战略意图：一是与蒋介石互相配合，制造内战还在继续的假象，挫败了美国逼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意在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为实现中华民族统一创造了条件；二是在美苏缓和的进程中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使美国由此怀疑赫鲁晓夫搞缓和的诚意，非但没有实现缓和，而且后来还加剧了美苏的对抗；三是在世界上树立了主持正义，支持弱小国家反抗大国侵略与压迫的良好形象。　　

　　对赫鲁晓夫抛弃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改变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主张与美国搞缓和，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做法，毛泽东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意在逼他继续与美国进行对抗。别看赫鲁晓夫身体强壮，脑袋锃亮，修正主义这顶大帽子他也顶不起，他更不敢戴。因为赫鲁晓夫知道，一旦苏联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苏联国家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苏联是在俄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俄国从十六世纪起，经历代沙皇的不断征服扩张，形成了地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俄国征服扩张的过程，就是对其他民族残酷镇压的过程。列宁曾经说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俄国十月革命后，实行新的民族政策，表面上由各主要民族组成共和国，然后自愿加入苏联，实际上仍然是用强力把各民族捆在了一起。最为典型的就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波罗的海三国。这三个国家是斯大林与希特勒在达成瓜分欧洲的协议后，才由苏联强行吞并的。但是，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苏联各民族至少在表面上还是有共产主义理论这样一个共同信仰的。如果自己承认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搞修正主义，那么，由一百多个民族，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就会立即解体。后来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宣布放弃共产主义，实行所谓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没有多久，苏联就解体了。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比戈尔巴乔夫有远见，他明白，修正主义的帽子是千万戴不得的。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不是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只好重新选择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重新选择与美国进行对抗。就在赫鲁晓夫寻找与美国对抗的时机，以表现自己继续坚持马列主义的时候，天赐的良机来了。　　

　　一九五九年，就在美国眼皮下的古巴发生了卡斯特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摆脱了拉丁美洲国家组织，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倒向苏联。古巴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遭到了美国的严重干涉。一九六一年四月，发生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在美国流亡的古巴人，回国参与意在推翻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猪湾事件”。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此要求苏联对古巴提供保护，并向古巴提供武器装备。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一个威胁美国，与美国进行对抗，争夺世界霸权的绝佳机会。遂于一九六二年六月与古巴达成协议，在古巴建立中远程弹道核导弹基地，部署六十枚射程在一千至二千英里的核导弹，同时部署具有核投掷能力的伊尔---28型战略轰炸机。　　

　　一九六二年九月，美国隐约地发现了苏联在古巴修建弹道导弹基地的秘密，九月四日，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召见了苏联住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对苏联提出了警告，紧接着，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对苏联发表了内容明确、态度强硬的公开声明，警告苏联不得把核导弹和其他任何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　九月十一日　，苏联也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政府声明，否认苏联在古巴修建导弹基地的行为，称苏联有可能从他自己的国土上支援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仅是古巴。同时，在声明中，苏联还暗示，如果情况紧急，他将在柏林采取报复性军事行动。　十月十六日　，美国通过空中侦察，确定了苏联正在古巴修建导弹基地，而且已经部署了核导弹。为了保障美国的安全，　十月二十二日　，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演说，宣称美国立即进入紧急状态，命令立即调集一百八十艘军舰，从海上、空中全面封锁古巴，并且准备进攻古巴，以此来逼迫苏联拆除在古巴修建的导弹基地，从古巴撤出已经部署的核导弹和其他进攻性武器。这就是著名的“加勒比海危机”，或称“古巴导弹危机”。危机发生的一开始，赫鲁晓夫表现得态度极为强硬，扬言准备派远洋船队强行冲击美国的封锁线，甚至叫嚣不惜与美国进行核大战。可是后来，在美国更为强硬的态度面前，赫鲁晓夫退缩了，他亲自多次致信肯尼迪，不但承认了苏联在古巴修建弹道导弹基地，部署核导弹和其他进攻性武器的行为，而且表示苏联决定拆除在古巴修建的弹道导弹基地，撤出已经部署的导弹和其他进攻性武器，并同意让联合国的代表进入古巴核查。并且在古巴拒绝美方人员以联合国代表的名义，进入古巴对导弹基地拆除和导弹撤出的情况进行检查的情况下，允许美方人员以联合国代表的名义，在海上对运送从古巴撤出的核导弹的苏联船只进行检查。　十一月二十日　，苏联宣布伊尔---28型轰炸机也开始撤离古巴。到此，历时一个多月的“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以苏联的屈服而告结束。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屈膝投降，不仅使他个人受到了羞辱，更使苏联整个国家蒙受了耻辱，也使苏联与美国结下了难解的冤仇。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就被赶下了台，他的继任者为了一雪前耻，拼命扩军备战，在全球到处推行霸权，与美国展开激烈争夺。这一比赫鲁晓夫更加愚蠢的做法，不仅改变了日后的世界格局，并且还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毛泽东用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就在国际上导演出了这样一场绝妙的好戏，由此引出美苏持续二十多年的对抗，直至苏联解体，不但减轻了新中国的压力，还使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彻底地改变。　　

　　就在美国和苏联剑拔弩张地在西半球的加勒比海地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东方的毛泽东却开始气定神闲地着手解决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领土争议问题来了。　　

　　中国和印度同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印两国在历史上有着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印度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相似，都以和平友善为主要内容，“以善为本”的佛教就诞生于古代的印度，传入中国后，立即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到了近代，中印两国又都有被西方殖民者欺辱的经历，中印两国本应和平相处，共谋发展。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原本与中华民族一样热爱和平、温文尔雅，讲求礼仪的印度，自接受了英国二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开始变得无赖起来。自一九四七年取得独立以后，印度不仅无赖，而且又陷入了狂妄的自大之中，幻想着建立以他为主导的“大印度联邦”，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领土扩张，且把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印度独立以后，继承了当年英国殖民政府在中国西藏取得的特殊权益。一九五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就积极地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抗拒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问题和平解决之后，印度在西藏的特权被取消了。但是印度贼心不死，一方面利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问题不断地蚕食我国领土，另一方面大力支持西藏的民族分裂势力进行叛乱。一九五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了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在美国和印度支持下发动的叛乱。印度一方面接纳庇护逃入印度的西藏叛乱分子，一方面就像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里《车夫》一文中描写的那只狡黠的狼那样，在这段时间里，利用我国只身力抗美苏两个大国，无力分身的机会，加紧蚕食我国的领土。印度的这种无赖的做法，实在是令人又好气又好笑。对待无赖，只有先打疼他、打怕他，然后才能说服他。但是，教训无赖，也要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别看印度就是这么一个无赖的形象，在国际上的人缘可比中国好，这可能是与一个善于做他人情妇的人更讨人喜欢是同样的道理。但是，不管怎么说，靠“非暴力不合作”取得独立、与新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发起了“不结盟运动”的印度，在国际上给人留下了一个反对暴力，热爱和平的“良好形象”。而且印度又用一会向苏联频频抛媚眼，一会又向美国投怀送抱，与英国又藕断丝连的方式，在得到英国大力支持的同时，自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开始，就得到了苏联和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所以，在这种形势下，选择教训印度的时机必须慎之又慎。就在中国对印度的无赖做法忍无可忍，苦苦寻找良机的时候，“加勒比海危机”爆发了。美苏两国深陷对抗之中，全世界的目光也都集中在了那里。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发起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狠狠地教训一下印度，打疼它、打怕它，然后再以理说服它，从而争取到长期的和平。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三万多名枕戈待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向侵入我国领土的印度侵略军发起了全线的反击。战役分前后两个阶段进行，从十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侵入我国领土的印度侵略军全部赶出了我国领土，并俘虏了七千多名印军官兵，其中还有一名准将，并且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大获全胜。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在对我国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下进行的，而且，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发生的战场位置对我军更为不利。战场远离我军的后勤补给基地，从后勤补给基地到战区的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后勤补给的困难无法支撑我军长期作战，我军在战前储备的給养消耗很快，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前线我军很快就会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战争也必将陷入失败。同时，对我国还有一个不能使战争陷入长期化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西藏地区曾经发生的民族叛乱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西藏地区与印度的联系比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更为便利和紧密。全体西藏人民都信奉喇嘛教，达赖喇嘛是全体信仰喇嘛教中黄教派藏民的精神领袖。发生在一九五九年的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叛乱被平息后，数万名叛乱分子随其首领达赖喇嘛逃到了印度。叛乱分子逃到印度后，利用达赖喇嘛的宗教号召力不断地煽动西藏的藏民继续发动叛乱。达赖喇嘛的政治态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藏族群众的态度，一旦战争陷入长期化的局面，西藏地区的局势就很有可能失控，就很有可能出现再次叛乱的连锁反应。而且，中印战争打响之后，尼赫鲁立刻撕下不结盟的伪装，不顾美国总统正忙于加勒比海危机中，连续两次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乞求美国给予印度以紧急军事援助。美国在单方给予印度大量军事援助的同时，又与英国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商定与英联邦国家一同对印度进行军事援助。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使中印战争长期化，以此来拖垮中国。面对这样的国内国际局势，中国必须选择如何尽快结束战争。　　

　　结束战争容易，但既要结束得体面，还要达到战争的预期目的，同时又不给印度留下继续进行战争的借口。毛泽东发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外交智慧，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势如破竹，印度被打得惊慌失措的时候。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加勒比海危机”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国突然单方面宣布实现停火，部队后撤二十公里。而且，在实现停火后，中国还无条件地释放了全部印军俘虏，把缴获印军的武器装备擦拭一新，完好无损地交还给了印度。此举既在道义上赢得了主动，也在世界上真正树立了热爱和平，讲求礼仪的形象，又使印度找不到任何继续进行战争的借口，加之惧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威力，从而放弃了继续进行战争的打算，使得美、英等国支持印度进行长期战争，以此拖垮中国的企图落了空。　　

　　毛泽东用战争的手段打疼了印度，打怕了印度，又以外交的手段说服了印度，教育了世界。不但实现了中印之间直到今日长达四十六年的和平，还在世界上树立起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讲求礼仪的良好形象。此后，不仅西南无战事，而且，西藏地区的局势也由此安定下来。毛泽东的外交战略，真是匪夷所思。　　

　　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就积极主张要大力支援那些尚处于殖民统治下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支持他们实现民族的解放，以此来改变世界上政治力量的对比。这也是新中国在遭受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封堵的情况下，从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方式入手，来改变世界格局，为新中国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一种有力措施。在国际上，毛泽东高举反殖反帝的大旗，积极筹划建立反殖反帝的国际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在国际上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最终实现了从“两个中间地带”，即贫穷落后国家这一“中间地带”和除美国以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毛泽东的这一外交战略确实英明，它不仅改变了新中国的国际环境，也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并为最终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创造了条件。　　

　　从一九五0年新中国援助越南进行抗法救国战争开始，新中国先后向朝鲜、老挝、柬埔寨、几内亚、也门、刚果、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文化援助，帮助他们有的实现了民族解放，有的实现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新中国的友好行动，广交了天下的朋友，也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于是，才有了一九七一年，亚、非、拉的朋友们把新中国抬进联合国的场面。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极大地增强了新中国的政治力量，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大力团结贫穷落后国家的同时，毛泽东还以反对任何压迫为号召，积极争取另一个“中间地带”的支持。一九五九年，新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为了免受苏联的压迫，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造了苏联的反。新中国的这一行动，引起了世界上一个资本主义大国——法国的共鸣。一九五九年九月，法国通过了新宪法，成立了第五共和国。同年十二月，戴高乐当选为法国总统。戴高乐当选法国总统后，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反抗美国的压迫，于一九六三年退出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赶出了巴黎。同年，法国又拒绝了在美苏主导的、意在限制别国核武器发展的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上签字。　　

　　造了美国反的法国，自造反之后，在国际上也倍感孤立，于是积极谋求与新中国发展关系。一九六三年十月，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富尔来新中国访问，通过谈判，两国达成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法两国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的资本主义大国。其后，加拿大、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大国也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人煞费苦心建立的国际反华统一战线行将崩溃了，新中国向国际社会一步一步迈出了他坚实的脚步。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时，新中国已经与世界上包括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真正实现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新中国外交的发展，预示着世界向多极化方向演变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的世界格局，开始走向了解体。　　

　　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使苏联蒙羞的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为了一雪前耻，开始拼命地扩充军备。同时，为了证明苏联是继承列宁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路线的，为了摘下赫鲁晓夫为苏联“争取”到的修正主义帽子。在以大力支持世界上反抗殖民主义统治，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名义下，与美国在全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进行的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曾经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中苏两国剑拔弩张，叫骂不休。甚至在中国的珍宝岛还大打出手。另一方面，中苏两国又共同援助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还让苏联援助物资的列车无偿过境。在对外援助物资的数量上，中国与苏联相比，那可就真是贻笑大方了。中国的对外援助，相比苏联，只是起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用这样的行动迫使苏联加大对受美国压迫、遭美国侵略的国家的支持。苏联在中国对其搞修正主义的指责面前，只有用加大对受美国压迫、遭美国侵略的国家的支持力度的做法来证明自己比中国更坚持马列主义。如此一来，苏联与美国的争夺只有越来越激烈，彼此间的矛盾也会越来越深。毛泽东的这一外交战略，实现了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击当时中国主要的敌人——美国的战略目的。　　

　　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这块招牌和支援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实现民族解放的旗号的作用还真大，打着这一理论招牌和旗号的苏联，在全球各地向美国发起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原本比苏联国力强出许多的美国由于在道义上失去了支撑，加之深陷印度支那战争的泥沼，在苏联的凌厉攻势面前，只剩下招架之功，失去了还手之力，陷入了全面退缩的境地。也许是俄罗斯民族扩张基因所致，苏联每对一国或一个地区进行援助后，总是试图对那里进行控制。毛泽东清晰地看出了苏联的这种企图，也看出来苏联此时已变成了新中国最危险、最直接的敌人。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毛泽东又给苏联换上了一顶霸权主义的帽子，打出了把矛头直接指向苏联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组织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旨在抗衡苏联。有人说：毛泽东的一生总喜欢给人戴“帽子”，从“三反分子”、“五反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四类分子”到“修正主义分子”、“霸权主义分子”。一顶比一顶大，而且从国内戴到国外。毛泽东确实给许多人戴过“帽子”，但是，毛泽东手里的“帽子”，都是给中华民族遮风挡雨的“帽子”，都是给个别中国人清洁消毒的“帽子”，都是使个别中国人脱胎换骨的“帽子”，这样的“帽子”何错之有？　　

　　当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越来越嚣张的时候，毛泽东不畏强暴，旗帜鲜明地打出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反抗苏联霸权的斗志。就连正处于焦头烂额中的美国，都立刻领会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谋求与新中国携手抗衡苏联。于是，美国亲手拆散了他亲手组建的国际反华统一战线，主动改善与新中国的关系。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步白求恩的后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尼克松来到中国可不是受美国共产党的派遣，而是他自己主动要求来的。他来中国的目的也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他来谋求中国帮他把美国从印度支那战争的泥沼中体面地拔出来，谋求与中国建立抗衡苏联霸权的统一战线，以改变美国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中的不利态势。　　

　　随着尼克松的来访，新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国家政权成立前几个月，就遭受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封堵的国际环境改变了；从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破裂后，新中国独自承担来自美苏两方面巨大压力的状况缓解了；从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前几个月就形成的美苏两极的世界格局解体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世界格局确立了，世界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世界格局的确立，可以毫不隐讳地说是毛泽东亲手奠定的。这样的世界格局，给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这一新的世界格局的出现，是自十九世纪大国争霸以来，首次以非战争的方式而使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改变。从这个世界格局最终形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始终是以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遏制战争的爆发，争取世界的和平与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为目的的，毛泽东的外交智慧真是非凡人思能所想，非凡人力能所及。毛泽东，真神人也！　　

　　毛泽东超凡的经济思想　　

　　毛泽东的一生，在经济学方面的专著，与他在政治、军事方面写就的大量专著相比，数量确实显得有些少，这可能是因为他把他的经济思想，与他的政治、军事、文化、外交思想完全融合在了一起的缘故。但是，这丝毫都不能掩盖毛泽东在经济学方面高深的造诣，丝毫都不能抹煞毛泽东在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面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一种思想的形成和出现，一是看它的思想是否形成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二是看它在指导实践活动中是否发挥了出正确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在经济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体现在他领导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体现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上。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且执掌新中国最高权柄二十七年。在他执掌新中国最高权柄的二十七年时间里，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的经济实践，使新中国用人类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在经济学方面的专著确实不是很多，他把他的经济思想完全融入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新中国经济建设这场伟大的实践活动中，在实践中展示出来他的超凡经济思想。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经济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充分证明毛泽东不但是人类历史上超凡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超凡的经济学家，他所创立的经济学理论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超凡的经济学理论。　　

　　共产党接手中国政权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经济真可谓是千疮百孔，且尚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阶段，没有完成工业革命，与世界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中华民族若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若想不再挨打，就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工业革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时，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美、苏、英、法、德、日、意及加拿大等几个早已完成工业革命，高度工业化的大国。这些大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工业实力，已经控制和占据了世界上的主要资源产地和市场。这样的世界形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来说，若想不再挨打，若想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人民群众的生活真正得到改善，就必须凭借坚强的国家意志，集中整个民族的力量，走“赶超”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一，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在充分认识中国历史兴衰交替规律和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科学判断，构建了赶超世界发展潮流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最科学、最合理、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的经济制度。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过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制度已经完全确立起来了。随着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竞争也就随之出现了。由于竞争的出现，伴随而来的是土地兼并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竞争的胜利者变成富人，成了原有体制的受益者，其中大多数人也就必然成了原有体制的维护者，就是社会的统治阶级；竞争的失败者变成穷人，成了原有体制的受害者，也就成了原有体制的反对者，因此，也就必然要求改变原有的体制，所以，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了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原有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即得利益，必然会全力维护原有的体制。当双方的矛盾无法再妥协时，或当要求改变原有体制的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社会变革也就将出现了。由于文化的原因，中国历史上，维护原有体制的统治阶级和要求改变原有体制的被统治阶级，都把目光紧紧的盯在内部上，不知道如何将这股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的力量外泄出去。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总是以农民在内部造反的形式出现的。由于生产力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这样的社会变革对原有的社会形态也就不会带来质的变化，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所以，中国历史上，每一场新的社会变革都只不过是在为下一场原地循环的社会变革创造条件，准备着新的轮回。从秦朝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就是一直沿着这样的一条轨迹，书写着自己的《二十四史》。　　

　　同样的问题在西欧、美国也必然会产生，但是，同样是文化的原因，每当这样的社会变革在西欧将要出现的时候，那里的统治者多是利用发动对外掠夺战争的方式，将要求改变社会原有体制的力量外泄出去。发动对外掠夺战争，这样，不但可以将要求改变社会原有体制的那部分力量外泄掉，同时，掠夺又增加了社会的财富总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有的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从中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到后来的“发现新大陆”、贩卖非洲黑奴、“牧歌似的西进运动”、“鸦片战争”、“普法战争”、“甲午战争”等等，都是遵循着这样的一条规律。正是靠着对外掠夺战争，英美法、德日意等国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革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实现了全社会的普遍富裕，以至于英国在十九世纪末期出现了“工人贵族”，二十世纪的美国产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遍观当今世界上几个发达大国的成长轨迹，莫不如此。　　

　　如何跳出中华民族原地循环的“周期律”？实行历史上某些王朝实行过的“均田制”，肯定会在不久之后就陷入下一个轮回，无法真正彻底解脱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只有彻底改变原来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经济制度，才能跳出那个原地循环的“周期律”。　　

　　上个世纪初，世界上的英美法、德日意等主要大国早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并且曾经占据和瓜分过世界的资源产地和市场。如果不是这几个大国为争夺世界的资源和市场，进行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和新中国的出现必然会推迟若干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苏对峙的战略格局给像新中国这样的国家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隙和机遇，新中国必须抓住这个机遇，争取时间，调动一切力量，整合各种资源，来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军事力量。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调动一切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只有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才能做得到。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以国家形式进行战争的历史以来，在弱肉强食法则盛行的世界里，保护自己的人民免受外来势力的蹂躏，就成了国家的第一要务。在保护自己的人民免受外来势力蹂躏这方面，中国的历届政府做得都不怎么样，尤其是晚清时期和蒋介石政权统治时期。蒋介石政权在统治人民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但是在保护人民免受外来势力蹂躏这方面做的如何，地球人都知道。抗日战争中，二千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惨死在日寇之手，其中命运最为悲惨的就是那些少儿、幼儿、婴儿、甚至是胎儿，就像几代中国人都熟知的“二小放牛郎”的故事。十三岁的小小年龄，正是应当在父母的呵护下享受天真快乐的时候，但是因为贫穷，二小上不起学，只好去放牛；十三岁的年龄，正是应该在国家的保护下，茁壮成长的时候，但是因为国家衰弱，无力保护他，只好任由敌人将他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　　

　　人民需要国家的保护，国家需要保护人民的实力。中国共产党虽然曾经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国内外敌人。但是，由于物质力量的缺乏，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抵御随时可能降临的侵略战争，为了能够保护自己的人民不再遭受蹂躏，就必须加快进行经济建设，完成工业革命，实现现代化，以增强国家的物质实力。　　

　　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就成了生产活动的第一要素，人们以资本为中心聚集起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新中国从旧中国继承下来的是一份十分贫穷落后的家业，建国之初，国家政权手中并没有多少可以将人们聚集起来、进行工业革命、开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如果遵循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选择一条自发的，由市场主导的，从资本需求小的农业、轻工业做起，由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慢慢地进行资本积累，然后再进行重工业建设的工业化道路，会轻松许多。但是，这样的发展道路是很漫长的。那样的话，在实现工业化以前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王二小”的命运可能就不知会落到谁家孩子的头上了。对此，毛泽东坚决主张打破常规，把人作为生产的第一要素，实行“人本主义”，建立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人民组织起来，勒紧裤带，从重工业建设这个高起点上起步，开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程。　　

　　毛泽东的这一做法，令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感到了惊恐，他们知道以“人本主义”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是远远优于以“资本主义”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制度的。虽然他们也曾经推出过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国家直接投资办企业的“凯恩斯主义”。但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直接主导进行经济建设的公有制经济制度相比，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的。中国在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下，必将迅速发展，一旦中国强盛起来，世界的现有政治、经济格局必将会因此而改变。到那时，美国等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美国称霸世界的企图也将破灭。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纠合起来，一方面以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手段，从外部对新中国进行遏制。另一方面，他们拼命宣扬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和私有制的经济理论，夸大公有制的缺陷，诱导中国人自己放弃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前一个方面，他们失败了，后一方面，他们成功了。　　

　　公有制的最大缺陷，就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看，是与个人的本能不相适应的，与个人的暂时利益是有着巨大冲突的。但是，公有制符合每人的长远利益，更符合大多数人的眼前利益的。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实行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就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克制人的本能。这就需要有先进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来引领人们的思维活动，需要有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来约束人的思维活动。使人们能够自觉地限制自己本能的物欲，从而实现自己精神上的追求。如果没有先进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来引领人们的思维活动，没有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来约束人们的思维活动，公有制的负面作用也同样是极为严重的，那样一来，公有制也就无法继续了。毛泽东时代，正是由于毛泽东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先进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并运用其巨大的指导作用创造出了足以抵御金钱、物欲、色欲诱惑的、以无私奉献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念体系；并以孟泰、雷锋、王进喜、陈永贵、焦裕禄等人为榜样建立起了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才使得公有制的优势充分的发挥了出来，而其负面影响也就显得微呼其微了。不幸的是，毛泽东逝世后，他的继任者为了向世人显示自己比毛泽东正确，为了向世人显示自己比毛泽东还英明、伟大。不但放弃了毛泽东思想，放弃了毛泽东时代创造出的价值观念体系，放弃了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还大肆诋毁毛泽东，从而为推行自己的理论鸣锣开道。由于他那个杂乱无章、只言片语、自相矛盾、谎话连篇，无法称其为理论的理论，根本无法起到引领人们进行正常思维活动作用，根本无法起到引领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建设，根本无法起到引领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的建设。这样一来，在原有的引领人们思维活动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体系，以及约束人们思维活动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被彻底地破坏掉之后，新的又无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公有制经济制度的负面影响完全显露出来，如此一来，在中国实行了二十多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也就再也难以为继了。于是，毛泽东时代全体中国人民勒紧裤带、艰苦奋斗，甚至是白手起家建立的众多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被卖光、送光，原本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国有资产就这样落入了少数人的手中。如此一来，“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得到了极为具体的落实，但是大多数人却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合理、最完善的经济制度，无论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所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还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公有制的经济制度都是其能够得以实现的基础。　　

　　中国人有一个大多数人都具备，大多数人都知道，但是又不为大多数人所承认的特点，就是擅长“窝里斗”。“窝里斗”就是在群体内部进行竞争，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中国人擅长“窝里斗”是与私有制下的小生产在中国存在的历史较长有关。群体内部进行竞争，在产生一定积极意义的同时，更多的则是产生内耗，其对社会进步产生的推动作用远远低于其对社会进步产生的破坏作用。因此，中国实行了长达几千年的私有制经济制度，并没有使社会产生质的意义上的进步。到了近代，中国明显地落后于西方的欧美各国，开始了不断的挨打，产生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若不想再次挨打，中华民族若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则意味着要跨越一二百年的时空距离。用与西方欧美国家相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个时空距离的跨越，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中国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欧美国家发展方式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实行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产品分配方式。　　

　　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最大的好处不仅在于能够调动全国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整合全国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还在于能够做到在生产力落后，产品产量较少的情况下，确保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能够消灭私有制下必然出现的内部竞争，生产资料兼并，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所带来的内耗，从而发挥出最大的效率，提高整个民族的竞争能力。　　

　　当然，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也还有需要完善之处，那就是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所形成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挫伤了一部分私欲较重的人的生产积极性，养成了另一部分私欲较重的人的“等、靠”思想，而且还可能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但是这些都不是无法克服的。通过思想教育，道德规范建设，制度建设，类似这样的问题就很容易被解决掉。　　

　　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把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外交建设、价值体系建设、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同经济建设紧密的结合起来，实现良好的互动，用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外交建设、价值体系建设、社会道德体系建设有力地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现代国家和民族意识的确立，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离开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外交建设、价值体系建设、社会道德建设而单独地前行。现在的一些精英们造谣说：“毛泽东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说这样话的人不是对历史的无知，而是别有用心。在严正的历史事实面前，谎言丝毫不能掩盖毛泽东的伟大，只能证明造谣人的无耻。有自称懂经济的人说：“搞经济建设，关起门来不行”。这样简单的道理毛泽东同样也懂，而且懂得更早。他说：“借鉴、吸收、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获得外国的物质和技术援助，对于我们这个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进行工业革命，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获得外部援助是需要条件的。孙中山遍求外援都没有求来，因为他不肯出卖国家主权。有的军阀却求来了，因为军阀肯出卖国家主权。毛泽东的一生历来强调自力更生，从来不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更遑论出卖国家主权了。在与外国的交往中，毛泽东历来是不畏强权，不欺弱小，讲求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眼见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在中国大陆的政权，立即纠集了世界上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从而引出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不朽名篇。为了改变新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同时能够获得经济建设的援助。毛泽东将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在政治上定位为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诞生后仅仅两个月，毛泽东就出访苏联。通过艰难的外交努力，不但收回了被国民党政府出卖的国家主权，还与苏联结成同盟，在为国家安全争取到一定的外部保证同时又取得了一些经济建设项目和贷款的援助，从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济建设的发展又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的政治建设，壮大了新中国的军事力量，增强了新中国的外交力量，为以后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围堵创造了条件。　　

　　正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围堵，才造成了新中国的“闭关”。美国纠集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表面上看是由于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实质上是因为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一个极具竞争潜力的对手出现。新中国宣布废除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与所有外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做法，并不是要重新把国门关上，断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只不过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强盗实在是太多了，在以往有国无门，任由强盗随意进出，奴役我们的人民，掠夺我们的财富的情况下，修建起一道国门，设立安全检查制度，防范强盗而已。对朋友，我们还是热烈欢迎的，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与世界各国平等往来的这一做法，直接剥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苏联）早已取得的巨大的在华利益，使他们的即得利益受到损害。而且，新中国由于这一做法，止住了自身伤口的流血。以中国辽阔的幅员、丰富的自然资源、众多的人口，以及人民的勤劳勇敢，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强大的领导核心，中国的崛起指日可待。这样的局面，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愿看到的，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暂时无法用利炮再次轰开中国国门的情况下，便紧贴中国的国门修起一堵墙，对新中国进行围堵，而且，在墙上还挖了枪眼，墙后修起碉堡，驻扎军队，千方百计的寻找机会，时刻准备再次用武力轰开中国的国门。　　

　　眼看无法再次以武力轰开中国国门，失去了奴役中国人特权的西方强盗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在几次武力挑战毛泽东都遭到可耻的失败之后，这些强盗们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厚颜无耻的洋奴、买办、汉奸们及他们的后代就只能以及其卑鄙的手段来污蔑毛泽东了，甚至是无耻的人身攻击。最为荒唐的就是那些由于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实现重工业为先的政策而暂时饿了几天肚子的普通民众，也稀里糊涂地跟着随声附和。　　

　　有国有门，设立安全检查制度，保护本国的资源和市场，是所有正常国家应有的主权，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本殖民地的国家状态，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眼中，中国只不过是他们的原料产地，产品、甚至是毒品的市场，而且还是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地方，是他们发财的好去处。中华民族若想有尊严的生存下去，新中国若想取得与西方发达国家平等的国际地位，首先就要做到有国有门。要做到有国有门，就必须凭实力说话，就必然要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现代工业社会，唯有重工业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深谙此理的毛泽东，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坚决地贯彻以重工业为先导的方针，坚持优先发展国防工业的原则，使国防力量迅速提升。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自卫反击战”、“对苏自卫反击战”、“西沙自卫反击战”，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人维护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两弹一星”，向世人显示了新中国的实力；“三线建设”的顺利实施，标志着新中国工业建设战略布局完成了调整，新中国抗击侵略战争的能力有了极大的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扼杀”新中国的企图落空了。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建设，新中国终于有了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的封堵的能力，有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交往的实力，于是，才有了尼克松访华；才有了为改善人民生活做出巨大贡献的“四三方案”，新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三，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在经济建设中，要正确认识国家“强”与“富”之间的关系，要正确认识整个民族的生存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紧紧盯住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以及这些变化和发展对自己国家安全将要产生的影响。要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维护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全的重工业建设与满足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建设之间的比例关系，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地进行方向上的调整和改变建设的重点。在能够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注重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世界上出现了分别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并且已经开始了冷战。这样的世界格局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是极为不确定的。从历史的经验上看，大国间的交易往往是以牺牲小国和弱国的利益来达成妥协的。二战前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和二战后期签订的极大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就很能说明这个道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进行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本已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威胁，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重了这种威胁。对于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主要还是取决于自身的实力。恶狼出没的草原，对绵羊来说是充满了危险的，但是对于老虎和狮子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在当今世界，真正能够体现国家实力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就是重工业、国防工业和科技创新能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直到一九五二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还只占当时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六，其中重工业产值只占工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而且，工业产值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由传统的手工业创造的。重工业品的人均占有量尚不及当时的印度。针对当时我国工业的现状，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只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就在我们的国防力量如此薄弱和国家安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竟然还有人认识不到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片面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的意义，主张重点发展消费品生产的轻工业。毛泽东坚决压制住了这种主张，宁可以人民暂时生活困难为代价，也要强力推进中国的重工业发展进程。只要拥有了能造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的重工业，新中国就不但能够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且还能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消费品生产工业提供足够的生产设备和原料，才能大量生产可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从而使全体人民群众的生活真正得到改善，而不是“少数人先富起来”。 　　

　　对于毛泽东宁可以人民暂时生活困难为代价，也要强力推进重工业发展的做法，有人认为是毛泽东不懂经济规律，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过分强调重工业的重要作用，忽视了满足人民生活必须的消费品生产的轻工业的建设，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有这样认识的人，可能是懂得经济规律，但是，他不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经济规律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经济规律再重要，也代替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改善人民生活对于个人来说固然重要，但保障国家安全对于整个民族的生存来说则更为重要。　　

　　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国家安全和改善人民生活，在进行经济建设时，采取什么样的战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线，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认清当时世界的政治形势和科学技术的状况，并判明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走向，及时调整自己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只有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经济建设才有实际的意义，才有可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在恶狼出没的草原上牧羊，牧羊人必须先置办一支猎枪，否则，他的羊早晚会成为恶狼的口中餐，弄得不好，还要搭上他自己的一条性命。这样浅显的道理，有的人就不懂，蒋介石更是不懂。　　

　　说蒋介石卖国，蒋介石可能会感到委屈，也能找出许多理由为自己辩解，但如果说蒋介石误国，蒋介石应该是无话可说的。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工农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建立起代表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政府。只要蒋介石能让中国人过上安定的生活，背叛工农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也可以不算什么，但是蒋介石却没有做到，他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了关外的东北。一九三三年，日本进攻关内，占领了热河。接连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塘沽协定”，实行华北特殊化，其灭亡中国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却继承李鸿章“以夷制夷”的衣钵，把维护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在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上，不调整国家经济建设的方向，发展国防力量，整军备战，而是继续以能改善人们生活的消费品生产的轻工业建设为主。搞来料加工工业，为洋人打工。在这样一条买办式的经济发展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利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用外国的技术，用外国的原材料，在外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为美国建造了“官府”号万吨巨轮，但是，却丝毫没有提高自己的科研创新和加工制造能力；也曾经以向外国出售矿产资源和农副产品换回外汇，以及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被迫签订的卖国条约），大搞沿海经济开发。也曾经搞出个上海滩“十里洋场”；也曾经搞出个经济建设“黄金十年”。应该说，蒋介石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还是“可圈可点”的，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今天经济学家口中常念的“GDP”，与当时的日本相比，还是难分伯仲的。但是由于科技创新能力和日本的差距甚大，重工业的情况与日本相比，则可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才导致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英勇的中国军人在面对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侵略者只能“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了。结果中日战争一打响，大刀敌不过“大和”战舰、“零”式战机、“三八大盖”，所以，中国的“GDP”也就彻底的“屁”了。在“九一八”的炮声已经隆隆的响过；“长城抗战”的大刀已经高高的举起；“一二九”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已经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时候，上海滩却还是“舞照跳，股照炒，马照跑”。照着、照着、照着，招来了南京大屠杀；招来了南京大抢劫；招来了南京大强奸。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三四年，就在中国已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时候，蒋介石不是把有限的力量用在国防建设上，而是投入巨资，由国内著名桥梁设计专家茅以升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钱塘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公路桥仍在建设，但这时中日全面战争早已打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钱塘江大桥公路桥建成通车，此时上海已经沦陷，中国军队已由淞沪战场全面溃退。为防止日军利用钱塘江大桥追击溃退的中国军队，蒋介石下令仍由茅以升主持炸毁钱塘江大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随着几声巨响，国民党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标志性建筑——--钱塘江大桥断为数截跌落钱塘江中。日本占领京沪杭地区后，为了便于掠夺当地的资源，准备修复钱塘江大桥，遂派日本著名的桥梁设计专家尤勇和夫来华主持修复工作。尤勇和夫看过大桥被炸的现场之后，认为凭日本当时的桥梁建造技术无法修复，于是日本当局才放弃了修复钱塘江大桥的打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茅以升到日本访问，尤勇和夫专程去拜会了茅以升。见面后，尤勇和夫对茅以升说：“你建桥的技术比我高，你炸桥的技术更比我高”。　　

　　造桥修路作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经济的先行条件。当时由于我们的国防力量无力保住我们经济建设的成果，投入巨资兴建的，本来是为发展经济所用的大桥，为防止为敌所用，只好忍痛炸掉。当初建桥时投入的巨大的人力、物力，如果投入到抗日战争中，任何人都能想象得到能够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一名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桥梁设计专家，谁不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够流传于世。茅以升作为一名中国著名的桥梁设计专家，其呕心沥血设计、建造的大桥，非但不能流传于世，而且还要由自己亲手将其毁掉，并因此受到敌国同行“炸桥的技术更高”的讥讽。可见，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整个民族，其命运与国家的强弱都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国家的强大，就不可能有个人的安定生活。有个文化人说：“我最向往的是宋朝”。确实，宋朝的政治较为民主，皇帝开明，不杀大臣；宋朝的文化发达，诗词歌赋灿若星空。宋朝的商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普遍富裕，一般百姓的生活都高于同期西方国家的贵族。宋朝的皇帝确实是开明，不杀自己的大臣，但是他没有挡住别人的皇帝来杀自己的大臣呐。宋朝的皇帝非但没能挡住别人的皇帝来杀自己的大臣，就连他自己都成了人家的俘虏，自己的嫔妃也成了人家的“慰安妇”；宋朝的商业经济确实繁荣，百姓的生活也十分富裕，汴梁城里的百姓穿金戴银不说，许多人的家里更是藏有金银珠宝，可是最后这些东西都成了向人家缴纳的赎金了；宋朝的文化确实发达，连许多妓女都精通诗词歌赋。富裕的生活和发达的文化，把宋朝的女子个个都熏陶得千娇百媚、如花似玉。可到后来，许多这样千娇百媚、如花似玉的女子都成了人家的高级战利品了。幸亏宋朝灭亡的早，否则，今天的中国人到北京、天津；去银川、兰州，还都得办理签证。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宋朝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宋朝本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割据政权，依今天中国的国土范围来看，当时在这片土地上，与宋朝同时存在的还有辽、西夏、吐蕃、大理等政权。但是由于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所以，后世那些浅薄的史学家们就一直把它当作一个统一的正统王朝来看待。　　

　　当中国历史前行到了宋代的时候，中国文化中本已被腐朽的儒家学说戕害得剩下不多的阳刚之气，经过赵匡胤的政治手术，被彻底的阉割掉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也就成了一种严重缺钙，蚀骨销魂的“软”文化，精美的诗词歌赋将宋朝人“吹的人人醉”，南北两宋在这种文化的陶醉下，先后两次亡了国，从此，这种文化也就成了导致中国从宋代开始就屡屡挨打的首恶。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屈辱的时代，就是这样一种迂腐至极的文化，有的人至今还为之神往，可见某些中国人，尤其是某些文化人“记吃不记打”的这种老毛病的病根有多么的深。　　

　　对当年类似如此腐儒般的愚见，毛泽东根本不屑一顾。宁可忍受屑小们的无耻攻击，也坚定不移地按照重工业为先导的方针，以暂时牺牲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为代价，以“大跃进”的方式进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的目光经济盯住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并决心抢占科学技术发展的制高点。在新中国的经济、工业、科学技术基础还都十分薄弱情况下，就毅然决定开展自己的核工业建设、航空航天工业建设和信息产业建设，并终于在一九六0年射出了中国的第一枚导弹、在一九六四年炸响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一九六五年研制出中国的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在一九六七年爆炸了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一九七0年将中国的第一颗卫星送入太空。这些成果向世界宣示了新中国的强大。也许有人会说：国家的强大对于个人生活来说，远不如国家富裕来得实在。国家强大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可能许多现在的中国人没有切身的体会或者体会不深，但是，当年那些唱着《松花江上》，四处流浪的百姓们体会的最深；那些惨遭蹂躏的“慰安妇”们体会的最深；如今许杏虎的父母体会的最深；王伟的妻子体会的最深；航行在公海上的“银河”号的船员体会的最深；去美国旅游的赵燕体会的最深。当然，毛泽东也不是不知道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但是毛泽东更知道，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但能够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国防事业提供条件，同时也能为发展能够改善人民生活的消费品生产的轻工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旦国家的安全问题得以解决，只要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构，消费品生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人民生活就会有质的改变。　　

　　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通过与政治、军事、外交的良好互动，终于成功地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长达二十三年的封堵。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美国对我国政策的改变，宣告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长达二十三年的封堵的结束和新中国能够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经贸往来的开始。在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暂时得到缓解和能够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经贸往来之后。毛泽东抓住他亲手创造出的这一历史机遇，及时调整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改变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在国内加大消费品生产力度的同时，新中国花费四十三亿美元巨资，分别从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荷兰等国引进了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三套大型石化生产设备，一套大型烷基苯生产设备，一套一米七轧钢设备，一套钢铁生产设备，三套大型发电设备，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生产设备。这就是当年的“四三方案”。从一九七四年起，“四三方案”的项目开始陆续实施，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全部陆续建成投产，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仅以根据“四三方案”中引进的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建立的天津石油化纤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四川维尼伦厂（位于四川省长寿县）和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以及同期国内自建的十九座年产十万吨的中型化肥厂为例。四套化纤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化纤二十四万吨，虽然只相当于五百万担棉花的纺织量，但是化纤织品的耐磨程度可是棉织品的几倍。一九八一年这四套引进的化纤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一九八三年国家就取消了从一九五四年起开始实施的长达四十九年的发行布票，限量供应纺织品的制度，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的穿衣问题。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引进的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和自建的十九座年产十万吨的化肥厂全部陆续建成投产，使化肥的年产量增加一千二百万吨，按农业部计算，化肥的施用量每增加一公斤，粮食产量可增加四至五公斤。单是这个期间自建和引进的化肥厂所生产的化肥，就使全国每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五千万到六千万吨。中国人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生活也开始了改善。二00六年，当年改革的风云人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俊昌在接受《南方周末》报记者徐楠采访时说：“真正让粮食产量暴增的，还是化肥和杂交稻”。严俊昌的这番话，道出了真正解决中国人吃饭穿衣问题的实情。在目前的语境下，严俊昌能够说出这番话，表明他还算有点中国人的良心。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就这样沿着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前行着，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显著，从一九五0年到改革开放前的一九七八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是：　　

　　项目　　
　　一九五0年　　
　　一九七八年　　

　　钢铁　　
　　61万吨　　
　　3178万吨　　

　　钢材　　

　　2208万吨　　

　　原煤　　
　　4300百万吨　　
　　61800万吨　　

　　原油　　
　　20万吨　　
　　10400万吨　　

　　水泥　　
　　141万吨　　
　　6524万吨　　

　　发电量　　
　　46亿度　　
　　2566亿度　　

　　铁路　　
　　22200公里　　
　　48618公里　　

　　公路　　
　　99600公里　　
　　890236公里　　

　　民航线路　　
　　10　　
　　162　　

　　民航里程　　
　　11300公里　　
　　148900公里　　

　　化肥　　
　　15000吨　　
　　8693000吨　　

　　农药　　
　　1000吨　　
　　533000吨　　

　　机床　　
　　3300台　　
　　183200台　　

　　汽车　　
　　0　　
　　149100辆　　

　　拖拉机　　
　　0　　
　　431700台　　

　　棉布　　
　　25.2亿米　　
　　110.3亿米　　

　　棉纱　　
　　437000吨　　
　　2382000吨　　

　　毛线　　
　　1300吨　　
　　37800吨　　

　　呢绒　　
　　4880000米　　　
　　88850000米　　　

　　丝织品　　
　　52000000米　　　
　　611000000米　　　

　　自行车　　
　　27000辆　　
　　8540000辆　　

　　输油管道里程　　
　　0　　
　　8327公里　　

　　粮食　　
　　1,6390亿吨（52年　　
　　3,0475亿吨　　

　　之所以要用实物的数字来反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而不用当今流行的价值统计方式来计算，就是因为价值统计并不能真正反映生产的实际水平。国民党统治后期的生产总值数字是惊人的，那是因为当时的物价是以万为计算单位的。今天，由于与国际接轨和物价上涨，在人民币中，分的概念也几乎消失了。一九七八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这个数字，用今天的统计方法并不能真正反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规模，因为当时的经济活动中，为了扩大积累，实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极大地压低了劳动力成本，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像红旗渠那样巨大的工程，劳动力的成本是极低的，甚至许多如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治理大江大河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子孙的巨大工程，都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用义务劳动的方式完成的，根本就没有劳动力成本。如果按今天的统计方式去计算当时的经济活动，其生产总值的数字一定是惊人的。如果按现在的经济规则去支付劳动力的成本，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是根本承受不起的。　　

　　通过上述数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人类社会所前所未有的，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量已经接近临界点，即将发生质的改变。只不过有像许多“四三方案”那样的建设项目，毛泽东在世时，还没有最后完成，还没有结出可以解决中国人吃饭穿衣的果实来，所以才使人感到毛泽东时代，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十分困难的。有人总结说其原因就是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搞经济建设，只搞阶级斗争。毛泽东逝世后，他领导经济建设的许多尚处于成长期的重要成就，有的被人扼杀了、有的被人抹煞了、更多的如“四三方案”项目那样被人窃取了。从今天陆续披露出来的一些情况看，毛泽东时代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制的“运十”、“直七”、“歼九”、“强六”飞机和“风暴一号”运载火箭等项目，就被人扼杀了；毛泽东时代在“三线”地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建设的许多工矿企业，就被改名换姓地以“军转民”的方式转移到他人的成就之下了；毛泽东时代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引进的“四三方案”项目也被许多中国人误认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了。据专家计算，大型飞机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两弹一星”。大型飞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研实力和加工制造工业实力的最好体现，大型飞机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加工制造工业实力都已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如果不扼杀“运十”，抹煞“三线建设”，窃取“四三方案”建设成果，普通的中国人就会通过这些巨大的经济成就，了解那时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就会真正理解毛泽东用“抓革命，促生产”这样阶级斗争的方式领导经济建设的巨大意义。如此一来，就无法否定文化大革命了，就无法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了，也就无法否定毛泽东思想了，也就更无法否定毛泽东了。　　

　　以前，由于一定的特殊原因，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真正成就，有很多不为普通的中国人所知晓，这才给了后来所谓的精英们以可乘之机。精英们不但窃取了毛泽东经济建设的成果，为自己捞取了政绩，在人民面前邀了功，反过来又以此大肆污蔑毛泽东，意图“杀人灭口”。精英们的所作所为是无耻至极的，其后果是十分恶劣的。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全国出现了无数的不顾人民死活，弄虚作假的政绩工程。但是，历史是公正无情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如今，历史的真相越来越清晰，精英们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精英们不仅遭到人们的唾弃，还被正义的人们送上了道德的审判台，终有一天，还会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四，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社会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里进行经济建设，而且还要跨越一二百年的时空距离，实现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战略目的，就必须最好地利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原理，把反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以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最好最快地发展。因此，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毛泽东还加强了国内的政治建设，用政治建设推动价值观念体系建设和社会道德体系建设，以增强反作用的力量。用具有强大反作用力的、完善的政治体系、高尚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来地推动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政治学的一般规律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而且，随着现代国家意识的扩大和增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越来越大。毛泽东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经济实践活动中完美地实现了这一点。　　

　　建国之初，当党内和干部队伍内的腐败问题刚有苗头露出的时候，就被毛泽东及时察觉并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立即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的及时开展，有力地遏制住了腐败问题的出现，纯洁了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并且开创了价值体系建设和社会道德建设的良好局面。从“三反运动”开始，通过不断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全社会形成了以共产主义理论为信仰，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目标，以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原动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形成了以无私奉献为人生最高价值的、足以抵御金钱、物质、色欲诱惑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了以团结友爱、互相帮助、通力协作、助人为乐、热爱劳动、爱党爱国、关心集体、奉公守法、见义勇为、英雄主义、大公无私、勤俭节约、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道德体系。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崇尚正义的社会道德体系在改变了社会风气的同时，也丰富的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振奋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现在经常有人说：“那是个火红的年代”，那个年代确实是个火红的年代。共产党人先锋模范作用的影响、崇高理想的引导、良好的社会道德的感染、高尚价值观念的熏陶，使每个中国人改变了精神面貌，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把青春献给祖国、把终身献给祖国、把一切献给祖国成了那时许多人许下的誓言和追求。无数的像钱学森、邓稼先、孟泰、王崇伦、申纪兰、倪志福、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任羊成、吴桂贤、向秀丽那样的英雄个人和“大庆人”、“大寨人”、“林县人”那样的英雄群体出现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他们不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的汗水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用自己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全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和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英雄个人和英雄群体涌现了出来，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林县人”这个英雄的群体，在“红旗渠”长达十年的修建过程中，他们从事着非常危险、繁重的劳动，却从来不计报酬，不多拿集体的一分钱，甚至还要自备粮食和工具。正是他们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才能在国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用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修建起那条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人工天河”。他们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最典型的写照。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引导中国人民用无私奉献的精神实现了生产力质的飞跃，从而改变了整个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　　

　　五，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在经济建设中，要注重全国各地区的平衡，尤其是国家要大力扶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改善那里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密切边疆少数民族同祖国内地的联系，并通过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加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百分之六十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内地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另外，由于文化不同，加之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也较少，一些少数民族曾经产生过分离的倾向，直到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二年，西藏和新疆还发生过民族分裂的叛乱和少数民族外逃的事件。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威胁了国家的统一。为避免这类问题再次发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而联系的方式中，与政治、文化相比，经济联系最为直接有效。经济联系通过带动和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少数民族兄弟的生活，使少数民族兄弟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从而加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同时，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有助于改善国家工业建设的战略布局，提高抵御发生侵略战争风险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就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修建了青藏公路、川藏公路、新藏公路和滇藏公路，修建了包兰铁路、兰新铁路，后期又修建了成昆铁路、南疆铁路、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一九七九年建成通车）。兴建了包头钢铁公司、包头第一机械厂、第二机械厂、新疆八一钢铁厂、八一纺织厂、昌都金河电站。开发了克拉玛依油田、哈密煤矿、白云鄂博稀土矿、可可托海有色金属矿，建成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等著名企业。　　

　　为了支援和扶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国家除了加大经济投入外，还从内地抽调了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到边疆地区，支援少数民族兄弟。从内地支边的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不仅在当地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主要的是把内地的先进文化和自身好的思想、好的作风带到了那里，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大规模的支援边疆地区行动，尤其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0年，国家在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使原本落后内地许多的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有了极快地发展，迅速赶上或接近祖国内地，同内地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了。少数民族兄弟的生活状况也有了极大地改善，从而充分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增强了对祖国的认同感，五十六个民族真正实现了兄弟一家亲，共同来维护祖国的统一。而且，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三线建设”的全面完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战略布局实现了彻底的调整，为后来国家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变提供了条件。　　

　　六，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在经济建设中，必须重视和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必须学会、掌握和使用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的原则。只有学会和掌握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命运才能得到改变，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强国，中国的经济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因此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人类社会进入到近现代以来，国家强弱、贫富的区分，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拥有和使用上。国家若想强大，就必须占领现代科学技术这个制高点，建立起完备的科研体系和教育体系；经济若想发展，就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建立起独立的、发达的工业体系。如果说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农业体系是一个国家的两翼，那么科研创新体系就是这个国家的脊梁。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发端于欧洲，在开始的阶段是自发形成的，靠市场作为主导。随着发展的深入和向政府主导方向转化，形成了庞大复杂的系统，并对落后国家形成了垄断和压迫。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如果靠市场主导，自发地完成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全球化日益紧逼的国际形势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中国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必须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有意识地进行。　　

　　毛泽东历来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他曾经说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革命运动”。“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现状，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胜，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针对某些人盲目排外的极左思想，毛泽东大力倡导“洋为中用”，他说：“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毛泽东非常重视对科研人员的教育培养，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建起了许多科研院所，大力兴办大学、中学和小学，以及扫除文盲的业余学校，形成了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在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培养科技人才，国家先后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了一万八千多名留学生。后来，这些留学生全部学成回国，成为科技建设、经济建设的生力军 。许多如孙家栋、戚发韧、栾恩杰等，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据当年的留学生回忆，在他们留学期间，国家要为他们每人每天支付二十四元人民币的费用，而同期国内的物价水平是每个鸡蛋卖三分钱。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共计培养了四百多万各类科技人员，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使全社会都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党和政府于一九五六年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于一九五六年制定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了五十七项重大科研课题。在一九六二年，该规划全面提前实现后，又制定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了三百七十四项重大科研课题。这两个规划，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把重点放在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无线电、核技术、喷气技术和火箭技术上，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重大突破，改变了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状况，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时又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对经济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重点进行专业化队伍建设的同时，还发扬他一贯坚持的依靠群众的思想，大力倡导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提倡要做到“又红又专”、“精益求精”，号召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毛泽东于一九六0年批示并号召大力推广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主要内容的《鞍钢宪法》，确立了人民群众参与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体制，并在全国农村普遍设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在这场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像王崇伦、倪志福、李瑞环那样的工人、农民技术发明家和技术革新家。在他们的带动下下，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推动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学会、掌握和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优势，才能确保国民经济持续、永久的发展。如今，有许多自称懂经济的人，把从欧美国家经济学界那里拾来的一点牙慧吹得神乎其神，自以为找到了济世良方。实不知，像用比较优势这样的经济学原理来指导的经济建设，就永远也变不成绝对的优势，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是欧美的经济学家怕后发的国家赶上他们，而为后发国家配置的一副“迷魂药”，使后发国家安心于“比较优势”的虚幻中。　　

　　客观地看待毛泽东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贡献和对知识分子进行世界观的改造问题，是对每个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中国人的良心的考量。有人利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行的世界观改造，诬陷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想以此来证明毛泽东不懂科学，不尊重科学，从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进程。有人用中国与日本经济发展差距的对比方式，来证明毛泽东不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压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他说：“拿中国来说，在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在五十年代，由于中国与日本在技术方面差距不大，所以中日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也不大，而现在，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于中国的几倍，说明日本在技术方面已经高出中国许多。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被日本拉下，就是毛泽东不懂科学，压制科学发展，迫害知识分子造成的。　　

　　说出这番话的人，如果不了解中日两国的历史，那他是傻子；如果了解中日两国的历史，那他就是骗子。如何了解中日两国在五十年代的科学技术状况，抗日战争就能告诉你一切。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后，日本就能建造出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科技水平的，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号战列舰；建造出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凤翔”号；建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式战斗机。而同期的中国能造什么？中日两国在四十年代有如此大的差距，到了五十年代，仅仅经过十几年，而且这十几年中，中国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和如此情况下，中国就能赶上日本，你相信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确实差距不大，但那不是由于中国在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上与日本的差距不大，而是由于美国为了控制日本经济复苏，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限制日本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结果。当时日本的重工业设施大部分被美军封存，不许开工生产，科学技术人员不许进行科研活动，所以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才那么低。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形成的强大的科研能力和大量的科学技术人员以及良好的国民教育体系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一点，就能反映出日本人长远的战略眼光，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兵源日渐枯竭，为了继续战争，日本宁可将许多从事人文科学的专家、教授强征入伍，送到前线充当炮灰，也不征召理科的大学生参军。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科学技术人才用而没有。日本由于经济发展受到美国的限制，不能全力进行，科学技术人才有而未用，这才造成中日两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差距不是很大。后来，美国解除了对日本的限制，日本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和起飞。那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精英们，为了诋毁毛泽东，竟然编造出如此荒唐的谎言，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七，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勤俭建国的方针，坚持自主创新。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培养中华民族的自我创新精神和自我创新能力，必须打牢基础，全面发展，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必须把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必须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只有做到这些，中国才能在世界的经济循环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保证经济的发展，为自己的全体人民带来真正福祉。　　

　　现在世界上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基本规则，就是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这样的规则都是欧美那些先行完成产业革命的发达国家制定的，因此对它们非常有利。欧美国家的企业凭借领先其他落后国家的企业一、二百年的先行之利，形成了强大的科研创新和加工制造能力，在自由竞争中极具优势。发达国家企业的生产能力越强、越发展，对资源和市场的需求就越大。在本国的资源和市场满足不了企业发展的需要时，必然要占领和拓展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市场，从而挤垮其他国的企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落后国家为了扶持本国的企业，发展本国的经济，一般情况下，都采用设立“关税壁垒”的办法。对此，发达国家轻则采取经济制裁，重则进行军事打击，以此来扩大本国企业的发展空间，也就是扩大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中国就是在“鸦片战争”被打败后，被迫放开本国资源和市场的。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建立的那些企业，掌握着旧中国经济的命脉，就像是安装在中国社会经济身上的抽血机，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的财富抽走。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没收了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企业，止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流血，为新中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历史的经验中，毛泽东认识到，中国若想得到真正的发展，中国人民若想真正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就必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只有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才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掌握主动权，才能避免受制于人，才能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风险，才能在未来国家间、民族间的整体竞争中占据主动，立于不败之地。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进行经济建设时，在确保重工业优先的基础上，力求各部门全面发展，待中国的经济成长壮大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在短短的二十七年时间里，新中国就建立起了石油、煤炭、电力、钢铁、建材、有色金属、机械、飞机、汽车、造船、电子信息、化工、精密仪器、医疗器械、农机、农资、制药、纺织以及核工业在内的包括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业体系，许多部门填补了中国历史上的空白。同时，铁路、公路、桥梁、内河水运，远洋运输等基础设施和产业也有了极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远洋运输，完全是新中国从无到有自己创办的。二十七年里，金融、商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形成了涵盖全国的服务网。一九七四年，国家花费巨资从国外进口了六百吨黄金，增加了黄金储备，使人民币提高了信誉，增强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尤为值得称赞的是，在那段日子里，中国人民治理了所有的大江大河，修建了八万四千多座大中型水库和多得无法统计的小水库、塘坝等，重点整治了严重为害中国数千年的黄河、淮河和海河，不但根治了水患，还发挥了发电、灌溉、航运的功能，造福人民，由害河变成了益河。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全国完成的著名的水利工程有：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工程，黄河治理工程，海河治理工程，辽河治理工程，豫、苏、皖开挖新汴河工程、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涝工程，京郊治涝工程，宝鸡峡引渭河灌溉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引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在治理大江大河的同时，广大农民还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大搞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等农田基本建设，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全国的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基本全部完成。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达七亿亩，比一九六五年的四点九五亿亩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机电排灌面积达四点三一亿亩，比一九六五年的一点二亿亩增长百分之三百五十五；一九七五年，全国机井已达一百八十一点七五万眼，比一九六五年的十九点四二万眼增长了百分之九百三十五点八九。同一时期，全国农机的制造能力和农机的保有量以及化肥、农药的生产能力和施放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杂交水稻、杂交小麦等优良品种研育成功并得到大面积推广，我国开展农业生产革命的要素已经基本具备，具备了机械化大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即将进入收获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将迎来极大程度的改善。只是这时，毛泽东逝世了，所以，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的功劳被算在了他人的头上。　　

　　经过二十七年的建设，中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金融、商业等全面发展，基本上建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消费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对此，有人设想，如果在建国之初，毛泽东也采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经济会比现在还强大许多。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不了解世界经济活动的规则。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经济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为数不多的现代企业都很弱小，很多工业部门都是空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开放产品市场，任由企业自己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开展竞争，就如同一个幼儿与一个成年人对阵一样，幼儿有取胜的可能吗？那样的话，中国的企业就会在竞争中垮掉，中国的市场就会完全被外国产品占据，即使以后中国的企业得到发展的机会，也没有了发展的空间，后发国家只有靠国家力量保护住本国的市场，用本国的市场培育本国的企业，待企业成长壮大后，再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人的生活突然富裕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衣、食、住、行”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突然间多了起来和有了巨大的改善，布票消失了，粮票取消了，肉票、鱼票不见了。意想不到的富裕使许多人来不急仔细的思考，于是，在精英们的诱导下，无不把这富裕的原因归结为改革开放的成果。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政策确实灵活，但是经济政策只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遵循的一种准则，在经济活动中只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代替不了实实在在的物质，人们生活的改善还得靠实实在在的物质才能解决。改革开放的政策再灵活，也不可能使能够改善人们生活的物质一夜之间就能生产出来。　　

　　任何质的改变，都是量的积累的结果。仅凭一次偶然的机会就会发生质的改变，这种认识只能表现出自己的无知。事物变化往往是只有在经过艰苦漫长的量变过程之后，才会发生突然的质的改变。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生活确实是富裕起来，这个富裕的出现也确实与改革开放的灵活政策有关。但是改革只不过是将原有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把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从原来的以保障国家安全和为消费品生产奠定基础的重工业建设转移到以改善人民生活的消费品生产上来。开放也只不过是对外国商品、外国资本开放本国市场而已。　　

　　产业结构调整，就是对原有产业的所有制关系、管理方式、生产的产品进行改变，并没有使产业得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创造出的产业，还需要调整什么?对外国商品、外国资本开放本国市场，进行经济贸易。外国人可不是来进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外国商品是需要交换的，没有毛泽东时代勤俭建国积攒下的家底，用什么与外国人进行交换？没有毛泽东时代建设的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吸引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办厂吗？迄今为止，有谁知道外国人投资为我们修建了哪些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与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政策是转折关系，但改革开放的成果与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成果却是递进关系。当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过程，就是量的积累过程。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吃饭、穿衣、住房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是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没有农机、农资、化肥、农药的大量生产和使用；没有种子的改良和大面积的推广，单凭“包产到户”一项政策就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如果通过“包产到户”这样的物质刺激政策，就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从而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那么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比“包产到户”政策对人的物欲刺激更大的土地私人所有制度怎么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仅凭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就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就不会有后来的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公有制经济、人民公社、大跃进了，更不会有再后来的“包产到户”了；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建设的油田、化纤厂，用什么解决中国人的穿衣问题？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建设的钢铁厂、水泥厂生产出来的大量钢材、水泥，仅凭一纸灵活的政策就能建起能够改善人民居住条件的房子来吗？肯定不能，那样建起的房子肯定是纸糊的，可能连纸糊的都不是，因为没有可以用来糊房子的纸。　　

　　也许有人会想：毛泽东时代经历了二十七年，人民的生活改善程度不大，这个积累的过程也实在是太长了吧？其实毛泽东时代也不是只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变化。这个质，就是中国的国家安全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人有了上百年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再也不怕有人来打我们了。由于当时生产的钢材、水泥多数用来修筑防空洞了，所以就没有多余的用来建房了。但正是由于我们有了“防空洞”，不怕再有人来打我们，我们后来才能安心地修建住房，改善生活了。人们吃饱饭，在感激做馒头的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种粮农民的辛苦，更不应该污蔑、歧视、咒骂种粮的农民。　　

　　八，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我国在贫穷落后的情况下，为了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就必须走一条人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条路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路，就是必须采取超常规的发展战略，迎头赶上去，这个发展战略就是大跃进，这个大跃进，不单是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而是全面的大跃进。　　

　　一九五七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也在这方面的技术上取得了突破。从这一代表科学技术水准的最高成就上，毛泽东感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不安。为缩小与世界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的，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大跃进运动。　　

　　对这场大跃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予以了充分的否定。其理由就是大跃进是毛泽东左倾错误思想的产物，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地损失，使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了严重的困难。据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回忆，生活困难是从一九六0年开始的，生活困难主要体现在粮食短缺，副食品不足。据有关资料显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国连续发生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使粮食等主要农作物大量减产。造成当时生活的困难能没有连续三年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因素吗？大跃进运动发动的时间与自然灾害出现的时间不幸重合在了一起，这是大跃进运动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否定大跃进运动的人说：大跃进运动中的大炼钢铁运动，挤占了农村劳动力，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紧张，才是造成粮食等主要农作物减产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有何根据？大炼钢铁确实抽调了九千万人，但是，一九五九年冬天，全国农村单是投入兴修水利工程的劳动力就达七千七百万，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农村是不缺劳动力的。虽然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工业产值增长了二点三倍，可是大跃进运动开展以后，中国人民的生活确确实实的是陷入了极端困难之中。这其中虽然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人为的因素。有人认为毛泽东左倾思想产生的狂热性是导致大跃进运动出现的主要原因，也是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导致人民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这种认识是有理由的，但是，人们在反思大跃进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想一想，毛泽东如何产生的左倾思想？为什么又要发动这场大跃进运动？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毛泽东的思想是否左倾？大跃进运动确实是场悲剧，它更是毛泽东个人的悲剧，这场悲剧产生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太相信当时的干部群众了，相信其他干部具有与他一样高的思想觉悟，具有与他一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具有与他一样的洞穿未来的远见卓识；相信群众具有与他一样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高度热情，具有与他一样的为国家、为民族无私奉献的自觉意识，具有与他一样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迫切愿望。他热情地讴歌中国人民：“六亿神州尽舜尧”。他认为，如今获得解放的、受了几千年压迫、受了外国人上百年欺凌的中国人，能够从这惨痛的经历中接受教训，能够在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得到教育，能够为了自己的儿子不再受奴役，为了自己的女儿不再沦为“慰安妇”，自觉行动起来，紧衣缩食，艰苦奋斗，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国。以自己的艰苦付出，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毛泽东错了，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那些贪图享乐的人的眼中变成了左的思想；他为中国人谋幸福、为改变中国人命运而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受到了承受着他所带来幸福的一部分人民群众的抵制。这部分人的抵制，不仅使大跃进运动受到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更为党内高层怀疑、反对大跃进运动的人提供了事实依据，反过来，来自党内高层的反对意见又鼓励了抵制大跃进运动的普通群众，从而加大了抵制的力度。从这个角度去看，大跃进运动确实是失败了。大跃进运动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相当多的人的思想意识与飞速发展的世界形势不相适应，就在于一部分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与保障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就在于极大一部分人极端的利己主义思想，就在于一部分人，包括党内高层的抵制和破坏，而不在于大跃进的思想与发展战略。大跃进的思想与发展战略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永远是正确的。由于一部分人对大跃进运动的怀疑、抵制和反对，导致大跃进运动失败了。这个结果可能会使毛泽东伤心，但是决不能使毛泽东灰心，大跃进运动失败的原因就是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导致中国挨打的原因。赶超战略是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唯一之路，中华民族只有沿着这条路才能走下去。为了使中华民族能在这个世界上繁衍下去，为了使中华民族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的生存下去，中国的经济建设就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毛泽东接受了大跃进运动失败的教训，首先从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入手，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说就是用大批判开路。毛泽东后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要用文化大革命中“抓革命，促生产”，“大批促大干”的方式，彻底地破除某些中国人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真正地树立起大公无私的思想，树立起无私奉献的人生价值观，达到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把经济建设好，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　　

　　大跃进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已经成为了历史。历史无法重复，但是历史的经验必须汲取。毛泽东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安全出发，为加快工业化进程，增强国防力量，从而遏制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中，为了大炼钢铁，加快工业化建设，挤占了农业的发展，从而导致人民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困难。而预期中的侵略战争，则由于毛泽东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加快重工业建设，做好了充分的反侵略战争准备而被遏制住了。预期中的侵略战争没有发生，原本为反击侵略战争而加快速度的重工业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就暂时失去了展示其作用的舞台，许多人也就渐渐忘记了大跃进运动中的这一重要成就，毛泽东“左倾”的成果自然也就无人记得了。而大跃进运动的副产品，即农业建设的损失，由于人们饿肚子的切身体会，则被记得相当深刻，毛泽东“左倾”的危害也就越发显得突出起来。从历史的经验看，“洋务运动”中期，由于预期中的侵略战争没有发生，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同时也好实现自己发财，把“洋务运动”的发展方向从“自强”调整到“求富”，经济建设的重点实现了“军转民”。结果仅仅十几年后，甲午战败的惨剧就发生了。未曾发生的事情，谁也不能断言今后也不会发生。一个国家，在维护安全方面，还是做到有备无患的好，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经济建设中的国防建设就是国家穿在身上的铠甲，脱下铠甲，轻装前行，当然要比身穿铠甲，负重前进快得多。但是，在别人没有放下屠刀、而且把屠刀举得更高的情况下，你敢脱下铠甲吗？当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再去看待大跃进运动，许多人的感受肯定会发生改变的。　　

　　九，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在经济建设中，始终坚持人是第一位的，始终坚持人的思想是第一位的。思想认识问题是劳动积极性产生的决定因素，如何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毛泽东始终坚持主张用思想教育的的方式来提高人的劳动积极性，坚决摒弃“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的做法。对刘少奇等人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自由竞争的方法，来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的主张，毛泽东坚决予以了压制。在当时中国那样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如果实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一是必然会导致大批能力弱的人破产，沦为新的穷人，从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二是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无法实现赶超世界上发达强国的战略，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长久地处于落后地位，随时有挨打的可能。　　

　　在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匮乏的条件下，为完成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把有限的物资用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上。毛泽东曾经说过：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国家建设。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一是没有多余的物资用来刺激人的劳动积极性，二是靠用物资刺激产生的积极性不可能持久。而且物资刺激产生的副作用更大。根本的办法还得靠真正地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如何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就是开展对人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人的思想觉悟，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毛泽东还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使每一名普通劳动者真正能够感受到国家主人的地位，以增强他们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意识。从一九六0年起，国家大力推行经过毛泽东亲自签署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主要内容“鞍钢宪法”，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从而使每一名普通人民群众都真正具有参与管理企业事务的权力。事实证明，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人是第一位的，人的思想是第一位的这个主张是无比正确的。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人们劳动生产的热情空前高涨，创造的热情空前高涨，劳动效率得到空前的提高。当时许多中小型企业，都是在没有国家一分钱投资的情况下，完全是人民群众凭着艰苦奋斗的精神，白手起家创造的。许多像钱学森、邓稼先那样早年留学海外，在国外已经功成名就，拥有汽车、豪宅的科学家，正是由于拥有一颗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才抛弃了在海外的一切，回国参加建设，他们凭着誓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国的志向和深厚的科学知识，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唐山钢铁厂的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在地震发生后，忍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积极投入到恢复生产的工作中，在地震过后仅仅二十八天，就炼出了第一炉钢。这些，靠金钱刺激、物质刺激能够做到吗？　　

　　人的思想第一，不仅能够充分调动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和发明创造的热情，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同时还能够推动全社会良好的价值体系和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通过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出来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相互帮助、相互支援、团结协作、热爱集体等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崭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　　

　　人的思想第一，不仅充分调动了人们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的效率。而且，还有效地克服了公有制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所必然产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所带来“等、靠”思想，避免了用金钱刺激、物资刺激必然出现的金钱至上、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吃拿卡要、公款消费、走私贩私、官匪勾结等种种腐败问题。　　

　　当年刘少奇等人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等方法实质上与今天的街头骗术没有什么两样，都只不过是在利用人的占有欲和贪婪性做文章。在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如果这样做，根本不可能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只能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使民族丧失凝聚力，重新变成一盘散沙，导致再度落后，再度挨打。　　

　　十，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在做好当前的经济建设工作的同时，要为民族未来的发展着想。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即促进了当前的经济建设，又为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扩展了外部空间。　　

　　经济一体化，政治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理想在全世界实现的那一天，真正的全球化也就实现了。但是实现共产主义还是很遥远的事，是个漫长的过程。在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的民族将要承受苦难，有的民族将要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为了中华民族能够永远的在这个地球上存在下去，既要做好当前经济建设工作，更要为未来去开拓广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被动地卷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漩涡中。由于当时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弱小，更由于缺乏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不但无力参与国际生存空间的争夺，自己原有的生存空间还不断地受到压缩，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不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各自以集团的形式在全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安全力量薄弱。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毛泽东决定中国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国家力量这个决定因素，中国在这个集团内不会占据有利的位置。弱国、小国选择加入某个集团，只能保障暂时的国家安全，而往往因为受制于人，不可能为民族拓展出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也是后来中国坚持不结盟的主要原因。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国力的增强，在来自美国的压力有所减小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受苏联的控制，毛泽东决定退出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要发展，就要有空间，空间越大，发展也就越大；发展越大，需要的空间也就越大。凭当时的国力，中国是无法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与美国和苏联展开争夺的。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尚处于殖民统治的殖民地和遭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压迫的国家或地区，凭借他所创立的成熟完整的思想理论和超凡的外交策略，高举反殖反帝反霸的大旗，用理论指导和有限的物资援助，帮助那些国家或地区的人民。使他们从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虽然坚信共产主义信念的毛泽东是不会进行殖民拓展的，而且，凭当时中国的国力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只要能够把这些国家或地区从美苏的阵营中分割出来，就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从而减轻中国所承受的压力。即使我不能长肉，你也别想添膘。毛泽东用他所创立的“三个世界”理论，结合超凡的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策略，成功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并获得了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为中华民族极大地拓展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应该就是当年毛泽东宁可勒紧裤带也要进行援外的真实目的和起到的非凡作用。　　

　　看待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后毛泽东时代更能使人看得清晰。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两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继续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这两年中，经济建设的成就极为显著，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六和百分之十一点七。一九七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圆，其中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二，与一九五二年时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关系正好倒了过来，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这两年中，钢铁产量增长百分之五十五点三，煤炭增长百分之二十八，原油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五，发电量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化肥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在没有了毛泽东的时代，中国人民在毛泽东超凡的经济思想指导下，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实践证明，毛泽东超凡的经济思想，对虽然贫穷落后，但只要是不甘沉沦的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普遍深远意义的指导作用。　　

　　思想理论作用在于指导实践，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就是对思想理论最好的检验。衡量一种思想是否先进，衡量一种理论是否正确，不但要看结果，也要看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普通的百姓虽然没有那么高深的理论知识，但也会明白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思想也好，理论也罢，都最能体现人的内心世界。谁的心中有着百姓，百姓的心中也就有着谁。所以，当今的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毛泽东走的时间越久，他与百姓的距离就越近。人民不但怀念毛泽东，歌颂毛泽东，甚至还有人将毛泽东的画像挂在车里，挂在家中，祈求毛泽东保佑自己。虽然人们的这些做法表现的有些幼稚，但也说明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是精英们用谎言就能抹煞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指引下，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取　　

　　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直到今天还在确保我们国家安全的“两弹一星”。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个人生活确实不富裕，可以说还有些困难。这是因为感到困难的那些人只用“吃、穿、用”这些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去衡量毛泽东时代国家整个的经济建设成就，而闭目不见毛泽东时代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建设成果和为经济腾飞打下的坚实基础，只以个人生活感受来体会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根据当时人民生活的暂时困难现象，就编造出毛泽东将国民经济搞得“濒临崩溃边缘”的谎言。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果表明，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无比巨大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他不但为整个中华民族打造了一把能维护长久安全的“保护伞”，而且还为每个中华民族子孙打造了一只“铁饭碗”，虽然当时为了打造“保护伞”，占用了大量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使碗里饭菜的质量不高，但毕竟是人人有饭吃。而且，毛泽东在进行完确保国家安全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之后，及时调整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方向，改变了经济建设的重点，开始全力进行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消费品生产的轻工业建设，但是毛泽东亲手栽下的这颗“大树”，还未等结果，他就逝世了，这颗巨大的成果也就落入了他人的手中。继承毛泽东这颗巨大经济建设成果的人是极不道德的，他不但心安理得地继承了毛泽东进行经济建设的这颗巨大成果，还欺骗世人，抹煞了这颗成果真正培育者的辛劳，因此，继承也就变为了窃取。但历史就是历史，虽然它有时会被强权扭曲与玷污，但它终究不会屈服，终于有一天会恢复自己的纯正与清白。今天，当强权在道义的直面下，无颜的躲到阴影中之后，历史正缓缓地撩开它神秘的面纱，让人们看清了它本来的面目，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我们今天富裕、安定、祥和的生活，完全得益于毛泽东为所有中国人创下的福祉，完全是当年毛泽东的巨大功勋在保佑我们，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大救星。于是，由于受精英们欺骗，曾经被某些中国人疏远了的毛泽东，今天又被中国人民虔诚地迎了回来，一步，一步，迎入了人民自己心中神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