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是改革开放的总鉴定

作者：安庆仁 2008-05-25

尽管外国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友好姿态和十分顺耳的言辞称赞中国的抗震救灾工作，尽管我们的抗震救灾工作也确实跟报纸上所讲的那样卓有成效，然而大地震震出来的那些问题和灾难面前报露出来的那些问题却不能不让我们做深刻的思考。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同样的教学楼竟然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玉碎宫倾，房毁人亡；另一种（希望小学）则巍然独立。教育部官员出来解释说，教学楼之所有幸存无多，是因为现代建筑学迄今为止尚无法解决抗震和采光这两者间的矛盾。这意思显然是说教学楼大量垮塌，跟工程设计、施工质量都没有必然联系，说白了，这些教学楼不是豆腐渣工程。也就是说，教学楼大量垮塌实为楼的用处和性质所决定，是不可避免的。

在巍然屹立的希望小学面前，教育部官员的解释尽显苍白。潘石屹的解释是，垮塌的教学楼都是砖混结构，能挺住个的教学楼都是框架结构。不知潘石屹这个观点是自己坐在办公室里主观臆想出来的，还是实地调查后得出来的结果。据我所知，国家有关机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就出台过一个规定，指出大、中、小学教学楼及幼儿园之建筑，必须使用框架结构。同时对楼层也有非常严格又十分明确的要求。而从地震灾区发出来的相关信息显示，那些倒塌的教学楼和幼儿园等建筑，绝大多数似乎都是最近些年才建起来的，楼层也严重违规。这个事实在说明什么呢？不言自明。

89年6.4风波后，邓小平感慨万千的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教育，这句话在今天更有特殊的意义。不但对教育行为之本身有意义，对于对教育环境的教育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换一个相反的角度讲，如果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受制于一些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又不知自律和良知为何物的官员、学者、商人，谈重视教育（教育行为本身），是不是就非常滑稽了呢。这意味着，对教育这一行为之本身的教育，远远比教育行为本身的好坏更重要。

现代教育学的诞生，给教育行为赋予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也使教育彻底脱离了形而上的桎梏，它用逻辑和辩证法告诉我们，教育行为是一个结构庞杂的社会系统，它包罗万象，几乎社会的每一个要素、要件都是教育行为的有效组成。悲哀在于我们对现代教育的认识简直流于肤浅，学生被关进高墙大院，与社会作彻底的隔离。更离奇的是，学校还对学生进行军训，并美其名曰锻炼学生的生存能力。真的让人搞不懂，整个教育环境都坏透了，换言之，在对教育这一行为之本身的教育近乎为零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学校教育的对象脱胎换骨，这跟寄希望于艾滋病患者生一个健康的婴儿有什么区别么？

5月22日德国《时代》周报有一篇文章，标题是《这回可能所有人都站在了党的身边》。很怀疑德国的记者不懂“人”与“人民”的区别。事实上，站在党身边的是全体中国人民，而不是什么所有的中国人。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能证明我这个观点。如果没记错，那该是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一个叫朱学勤的什么学者，在网上四处兜售“地震天谴论”。这也罢了，手有左右，人有正反，再者说磕瓜子当不住还磕出个臭虫来呢，全当没听见就是。然而问题却远不是这么简单，隔日，这篇丧尽天良泯灭了人性的文章，居然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南方周末》上。之前登载的，是网络流氓吴祚来的一篇文章，说什么该把圣火送到汶川去。这个杂种！当初他老爸咋就不把他射到墙上呢。

我不反对言论自由，但是，像《南周》这样的自由已经远远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了，而是丧心病狂和不择手段的政治和阶级的双重报复，是赤裸裸的肆无忌惮的趁火打劫。面对旷世灾难，面对废墟下呻吟的生命，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唯恐死人太少。离地三尺有神明，“像他们这种没有良知的所谓的中国人才最应该遭到天谴！最应该遭天打五雷轰！最应该五马分尸！最应该千刀万剐！”网民们的话，相信上苍不会听不见；就算上苍听不见，上帝也应该听得见；就算上帝听不见，党和国家领导也该听得见。如果天地间真的有报应，那么培养朱学勤、吴祚来这样的学者无疑就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报应：一个现代版的“农夫和蛇”。

“相声在死去”。但以前我一直找不到导致“相声在死去”的原因。汶川大地震后，相声界的领军人物姜昆费了好大劲，却只拿出五万元来，一下子便让我找到了答案。一个群体如果自甘放弃社会责任，即便天天吃脑白金，也无助于挽救这个群体所从事的事业——相声表演艺术的死亡。凭心而论，拐弯抹角又满口土话的豫剧更适于催眠，然而，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常香玉罄尽家财捐献一架飞机的义举，让豫剧一夜之间走进千家万户，才高于世无疑是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爱祖国爱人民的高尚情怀。面对常香玉的飞机，姜昆的五万元，无疑是给即将死掉的相声艺术提前送去的纸钱。

王石，被誉为最具良心的企业家。我不知道他的道歉能值多少钱，我只知道，王石，不值钱。长江之水取之不竭，却不能洗刷他的羞耻；珠峰之雪用之不尽，却不能透析他的灵魂。我个人以为，王石今后还是不去的好，否则，除了多一些冒险精神，“亡命之徒”是“冒险精神”的别称，对于人性和德操的修炼毫无助益。甚至于没准还会走向从前的反面。耐人寻味的是，不久前还对王石口诛笔伐的潘石屹，这一次却执意要为王石唱赞歌。

潘石屹真的会不计前嫌，要和王石握手言和吗？果真能如此，潘石屹到可以立地成佛了。他的行为只能这样解释，刚说到别人，他就多心了。或者说，心思缜密的潘石屹，帮王石是假，保护自己才是真。好在，中国地产商在灾难面前总算没有交白卷。尽管都是补考及格的，那我们也应该予以表扬，毕竟，中国的房地产商们还愿意参加补考。这说明，在金钱面前，有时候房地产商的人性也能不那么情愿的当一次家作一次主。

网上有消息说，马云捐一元钱纯属谣言。但愿是谣言吧。然而，谣言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云和阿里巴巴的表现。百度证实，阿里巴巴公司市值达2,000亿元，马云个人资产达117亿元。由此看，无论马云还是他的公司阿里巴巴，为汶川地震捐款比我要少很多，因为我年薪只有3万元，但我却拿出300元捐款，同时我的女儿（初三）也拿出三百元捐款，这些钱当然来源于她父亲亦即我的工资，即是说，我拿出年薪的1/50捐款，马云却只拿出了1/100。至于捐款后的节余，更是天壤之别。

小巨人姚明是中国的一张名片，非常之遗憾，这张名片被他自己毁掉了。针对姚明捐款与收入远远不成比例的问题，5月21日《环球时报》作了讨论。其中一个叫戚华的旅加学者显然属于为姚明抱不平那一派观点的人，他（她）认为捐款是志愿，不能逼捐。从百姓角度讲，他（她）的观点应该没错，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救灾捐款都是一种志愿，而不是一种义务，更不是一种赋税，它反映的只是人的道德水准。因此说，捐多捐少，捐与不捐，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对于这种权利，不能率性予以剥夺。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姚明的成功不是他一个人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一个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无数纳税人金钱的供养，成就了姚明的今天，是中国体育人才培养机制的特有范式。这个范式意味着，不仅仅姚明一个人，包括所有运动员其工资、奖金、广告费等收入，都和纳税人金钱的付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说必然联系也不错。考虑到这个因素，每一个纳税人都有资格向他们讨要回报，因为那是投资，不是无偿的援助。就此意义而言，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姚明和其他运动员有义务回报培养他们成才的纳税人。这甚至不能称作捐款，只能说是股民提取红利。

与中国体育人才培养原理相同，中国企业无论民企还是国企与国家也存在着这种因果关系。不久前有人说，中石化没有义务为国家买单。这话原也不错，国家凭什么要求企业给自己结账呢。可是，中国的国情告诉我们，不但像中石化这样的国企有义务为国家买单，包括民企也同样有义务为国家买单。这是因为，他们的巨额财富无一不与国家的扶持包括睁一眼闭一眼默认他们非法捞钱有必然联系。否则，哪一个企业敢说，自己没有原罪。都有，这是中国企业的共性问题，所以至今依然没有作为问题予以追究。按照中国传统习惯的要求，受人滴水之恩，必该当涌泉相报。涌泉就免了，原数奉还总不过分吧。

面对这场旷世的灾难，比商人和学者还不如的，是一些官员。之麻木、之冷漠、之无情，甚至到了让人莫名其妙的程度，因为你实在无法理解，他们的心怎么就那么残忍。在此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了尽可能多、尽可能快的救出被埋群众，温总理一夜之间两鬓苍白，脸上写着哀愁，眼中含着泪水。然而跟在他后面的一个当地官员，居然能笑迈颜开，并且笑的极为灿烂。不由得让人怀疑，他的心还是肉长的吗？而这样的官员又何止一个。

最后要说的是，把以上问题叠加起来，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必须扣掉的分数。5月22日的法国《解放报》说：透过汶川大地震全世界发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确不错，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次真的站起来了，并且将永远站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只不过，在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同时，官员、学者、商人却成批成批次的倒下去了。但也不足为奇，这是改革开放必然要付出的损耗，或者说是改革开放大业的排泄物。值得称奇的是，官员、学者、商人成批成批次的倒下去了，改革开放的某些理论，或曰导致官员、学者、商人倒掉的设计方案却还在继续使用。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