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私有制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二00九年十月一日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因此，今年本当是举国欢庆，普天同乐的一年，可就在建国六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各种群体事件、政治事件频频发生，这些频频发生的事件似乎预示着盛世之下难以掩盖的某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向我们悄悄走来。　　

细数最近发生的各类群体事件大致包括　　

1、五月十一日发生在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　　

2、六月十五日发生在江西南康的数千人和官府对立的暴力事件；　　

3、发生在湖北石首的成百武警抢尸与数万名群众护尸形成对抗发生冲突的对抗事件　　

4、五月十六日发生在广东省韶关市的几千汉人和八百新疆少数民族的暴力冲突事件。　　

政治事件包括：　　

⒈、四川巴中市红军墓被掘事件。　　

⒉、六月十六日郑州葛丽英因清明节祭奠毛主席被郑州警方拘捕案。　　

⒊、北京大学生猥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塑像。　　

4、七月五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事件。　　

这一桩桩事件都是孤立的吗？他们的背后是否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它们接二连三的发生到底说明了什么？　　

以上所列举的群体事件和政治事件，看似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事件的起因各异，造成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可是我们绝对不可以以简单的孤立的静止眼光去看待他们。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似乎都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共同的诱因。　　

改革开放的车轮在中华大地上已经驶过了整整三十个年头。改革开放使得社会利益格局进行了重新调整，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生的阶层或阶级。也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社会各种矛盾经过三十年的积累，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主要矛盾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仰危机。可以说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非常混乱。几乎没有一种信仰能够把所有中国人的思想统一起来。说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新理论吧，它们只是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在加上目前存在的无法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在民间，特别是社会中下层中间，信仰这些理论的不会很多。说毛泽东思想吧，虽然社会中下层绝大多数人信仰，可是主流们却刻意淡化并不断非毛、贬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一种思想能够把中国人的思想统一起来。造称这种状况的根源原因在于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没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就必然没有共同的信仰。别说全国，说句实在话，在共产党内部又有谁能够说所有共产党员的信仰都是一致的呢？你难道能够说一个通过贪污腐败进入到全国0.4%的富人行列的共产党员和下岗失业的共产党员的理想是一致的吗？显然是不能够得的。在经济利益和政治信仰出现对立的情况下，当发生一个群体事件，站在各方面立场上的人都有，这是不足为奇的。　　

二、贫富对立。据统计，目前，在中国0.4%的人掌握这70％社会财富的财富。一方面是少数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利，钻政策的空子、侵吞国有资产，把大量国有资产非法据为己有，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大批城市下岗工人和城镇失地农民。由于失去了工作的机会和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没有了生活来源，生活陷于相对的贫困。再加上对老百姓掠夺式的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养老改革，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陷于贫困的状态。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了阶级分化，形成了明显的贫富对立，并且随着贫富悬殊的拉大，这种矛盾会表现的越来越突出。贫富分化是一切乱象产生的根源。　　

邓玉娇案看似一个简单的刑事案，可里面明显隐藏着着贫富对立的影子。邓玉娇为什么会到梦幻城那种类似于旧社会花街柳巷一样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因为贫困，因为没有正常的工作渠道和收入来源。为什么全国各地会开办那种类似于旧社会的花街柳巷一样的洗浴城、洗脚房？这完全是为了满足那些先富们和官僚阶层的生活需求。　　

江西南康群体事件里面更是有着贫富对立的影子，南康市的农民生活贫困，为了谋生，不得不开办一些个体木工工厂。本来受金融危机影响，他们的利润就很微薄，政府又想在其中多老一点钱，使得那些小业主的生计和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而诱发了几千人和政府的对抗。　　

三、官民对立。官民对立的根源是，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君不见，公务员已经成了具有特殊社会地位的公民，在整个社会工资和福利水平普遍降低的情况下，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却一再上调。一些政府官员也逐渐有了个人利益和官僚团体的私利。因此，他们把人民交付的权利变成了攫取私利的工具。他们一方面利用权力为自己捞取利益，一方面利用权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捞取利益的过程中，官商学勾结在一块，学出理论方案，官出权，商出钱。他们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与国家争利，与人民争利。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各种丑闻频频爆光，官场一片乌烟瘴气，官风官德败坏，权力异化，公信丧失。在老百姓的眼里，各级官员丧失了人民公仆的定位，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工具。官场的腐败堕落也导致了社会风气的堕落。人民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一有突发事件的诱导立即就形成了官民对立的群体事件。在群体事件发生后，由于牵涉各级政府的自身利益，不能公平公开及时对事件予以处理，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是对群众进行说服疏导，而是动不动调集警察和武警，和手无寸铁的民众对抗。从而使得群体事件进一步恶化和升级。　　

试想在一个官民一致的社会里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吗？绝对不会！在三十年前，如果有这样的苗头，知情的群众早都报告给政府和公安了。那时既有国内敌对势力的威胁，又有国外帝国主义的颠覆，为什么能够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根本原因是政府和老百姓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利益，出现丝毫的蛛丝马迹，群众都会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一边，站在党和政府的一边自觉同他们做斗争，也更会会自觉进行揭发和检举。这样政府和公安就能做到做到耳聪目明，从而做到防患于未然。在利益不一致的社会里，老百姓连自己的生活都自顾不暇，还有心思关心国家的事吗？在官民对立的社会里，在发生群体事件时，老百姓肯定会站在和政府相反的立场上。　　

巴东邓玉娇案，警方在案件侦查阶段就明显有意维护有违法犯罪行为的邓贵大等人的利益，欲置正当防卫的邓玉娇于死地。这表明巴东警方和地方政府和案件的当事人邓贵大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就决定着其根本不可能公平公正地去调查处理该案。当其中的破绽被发现后，巴东便失去了民众的公信。引起了民意和司法的对抗。其实质是反应了官民之间的对抗。　　

如果说在巴东邓玉娇案中，官民对抗只是意志的对抗并没有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的话，那么石首和南康的群体事件则更为激烈，群众用石块，酒瓶和警察武警进行激烈对抗，警车都被砸，被推翻，国道被堵塞。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后果呢？因为两个地方的政府在处理事件时，把民众放在了对立面，采用了对敌斗争的手段使得事件升级恶化。　　

三、爱国民众和卖国精英、官僚买办的对立。在改革过程中改革精英门始终是站在既得利益的一方制定改革方案和改革政策。无视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诉求。使得利益分配的天平严重向既得利益一方倾斜，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一些精英、买办和国外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不但损害民众利益，而且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必然引起民众的强烈愤慨，使得民众与精英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四、一些基层组织涣散处事不力。各种事件的频频发生好像表明，政府和公安似乎成了灭火队，哪儿有火就到哪儿灭火，没有一点超前防范的思想和意识。对于事件的超前预防可以说等于零。分析那些频频发生的公共事件，在发生前，难道各级政府及公安没有觉察到一点事件的迹象和苗头吗？如果说没有，只能说明心没有在这方面操，都各顾各忙于自己和本部门的私利，而无暇顾及这方面的情况。　　

产生上述现象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历史证明，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产生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会使人们丧失共同信仰，一盘散沙。这也正是中国近代遭受百年屈辱的原因。只有在三十年前中华民族才是空前团结的时代，中国人民在世界上腰杆挺得最直。　　

不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各类公共事件采取的措施来说，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各类公共事件的发生只会是越来越密集，规模越来越大，最后会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要避免各类公共事件的发生，首先要尽快恢复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尽快消除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要遏制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做为主流思想，统一人们的思想。要重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大公无私、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恢复三十年前融洽的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实现真正的没有贫富分化的社会和谐。　　

否则，任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中国就必然跳不出朝代更迭的周期率，必然逃脱不了动荡分裂、任人欺侮任人宰割的命运！　　

事实证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2009年⒎月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