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中国走向何处去？——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历史渊源

一、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

关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之所以成为90年代以来争论的焦点，是因为在90年代出现了一个危险的倾向，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当时的领导人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了把西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教条化的现象，从而导致了公有经济和国有资本的大面积的“权力私有化”。改革开放前的公有制经济是一种统制性经济，是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实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当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以核工业和航天工业为代表的比较全面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后，国家安全就已经获得了基本的保障，再也没有必要保持高度的统制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为当务之急。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提供丰富多样的商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是不适合这一要求的，改革计划过多造成的困难，就要在经济机制中引进市场，市场经济的活跃就会使产权结构多样化。因此，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要发生与此相适应的变化。但是在90年代，“市场化”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膏药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市场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发展，在“市场化”的政策指导下，必然会出现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的地域差别。没有政府调节的市场是无序的市场，必然会导致贫富分化。而且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4.50，远远大于4.0的警戒线。急剧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和个人的心理危机。教育产业化、住房改革、医疗改革都贯穿着“市场化”的思想，严重地威胁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法轮功之类的邪教组织就趁机获得大发展，法轮功曾经拥有3000万追随者。问题的核心还不在这里。中国的“市场化”不是西欧中世纪后期出现的自发的市场化，而是号称人民公仆的一些中共和政府官员推动的“市场化”：作为人民民主政治机关的中国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而把一切经济社会问题推给市场解决。但是从来就没有公正的市场，市场竞争总是走向垄断从而出现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中国的官员推动的市场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个“市场化”成为掌握了中国经济政治资源的官员权贵私有化的伪装。所谓权贵私有化就是国有或集体财产的管理和经营的官员，以建立市场经济提高效率为借口把国有或集体所有的企业变相地或直接地化为私有。直接把企业变成经理的私有财产，或者通过把国有企业低价卖给私人或外资，从而收受贿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进私人或外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就为一个权钱交易创造了机会。“权贵私有化”是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的，最终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因为，中国经济原有的秩序是公有制的道德经济，是政府的政策和法令政府官员的操作维持的秩序，当政府官员因为权贵私有化失去了权威和人民的信任，经济社会的秩序就会大乱。一段时间里，伴随着官员腐败的发展，也出现了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这就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失灵局面。

在1994年，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给出的药方就是建立多党议会的宪政，以建立西方式的市场秩序。李慎之、徐友渔、朱学勤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是公开主张多党制的，因此人们称之为政治自由主义。他们的想法反映了西方思想的渗透，并不表明他们是民间资本的代表。新自由主义还有隐蔽的一派，叫做经济自由主义，这些人是高尚全、张维迎等人，他们不谈多党制，不谈政治，只谈经济。他们和前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认为政治是谈不得的，他们懂得在中国做事情的规矩。这些人只谈经济，谈论如何使生产效率提高，因此能够得到体制内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利用他们进行改革，他们也因此获得了经济学主流的地位。然而这些人鼓吹的并不是中性的经济学，他们从西方学来的经济学教条实际上骨子里存在着西方的意识形态，按照这些教条改革中国经济制度，就会把特洛伊木马牵进城。拉美的自由化、苏联东欧的自由化，都上了特洛伊木马的当。从香港来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却把这些人羞羞答答的话说了出来。这些人的法宝就是和腐败官员合伙把国有的、集体所有的财产以产权不明的名义分掉。

何新说，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软战争）。[1]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修正，在世纪之交又出现了新保守主义的声音，他们也主张改变政治制度，批判共产党政府已经失去合法性，需要“大陆新儒家”[2]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把儒学宗教化的蒋庆，他提出了一个议会政治方案。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彼此相通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一致的，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其遗产，想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政治。把儒学宗教化是把儒学变成基督教的替代物的一种努力，但是宗教化实际上是和孔子建立的儒家学说相背离的。真正把儒家思想的传统在中国继承下来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在中国鼓吹新自由主义要么是出于糊涂而上当受骗，要么是以摧垮中国经济从而制造中国人民的灾难为目的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中国历史发展和欧洲的道路根本不同，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既有多样性又有系统性，无法人为的加以改变。要使中国改变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就要打破中国发展的多种因素组成的系统，然后再建立一个新的系统。打破中国历史发展的有机系统是可能的，在中国建立西方的系统却是不可能的。近代历史上晚清和民初都试图在中国社会瓦解的条件下，建立西方的制度，结果却是中国社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到头来，还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历史条件和国情的新式大一统，即党领导国家的人民民主。张五常的新自由主义，宣称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这也是谎言。我们看看他的策略就知道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要有资本主义法权体系作为保障的，这个资本主义法权体系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他主张通过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送给大小官员的方式取消公有制实现私有化。但是这个私有化的进程只能破坏法律制度，而不会建立法律和秩序，因为大小官员只是企业的经营者而不是所有者，经理人员把企业变成私有财产不是合法的行为而是强盗行为。在西方私有制经济中，也存在着代替所有者经营企业的经理人员，这些经理人员是不可以侵吞自己经营的财产的——而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没有法律制度的私有化不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只是破坏一切秩序，从而使经济社会全面崩溃。清末民初的官僚腐败破坏了国家对经济秩序的调控，也始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相反却使中国经济日益破产。国民党之所以丢掉大陆政权而中共之所以建立新中国，也是因为国民党官员通过腐败侵吞公私财产的同时也破坏了经济运行需要的秩序，从而导致经济破产而失去政权的。拉美和东欧虽然和西欧北美的国情相近，但是他们也是存在着发展道路上的区别，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欧、北美可以获得有限的成功，而在苏联、东欧和拉美却带来经济社会秩序崩溃，倒退十几年的原因。显然大多数鼓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留学生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当，他们不懂经济却装懂，就像王明、博古、凯丰的教条主义一样。但是历史经验教训明摆在那里，张五常、弗里德曼之流是居心叵测的。

宏观上的房产政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微观上的现代企业制度，都在破坏着经济秩序，中国经济和社会存在着深刻的危机。汪晖、崔之元、韩毓海、杨帆、韩德强这些人也在自由主义公开打出旗帜以后，开始揭露市场化的阴谋。这些人在90年代中叶以后，在报纸杂志被封锁的时候，发现了网络传媒的机会，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和揭发。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成为神圣的口号，任何人不能批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谁说改革开放有问题，谁就是文革遗风。从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到对官员腐败、权力私有化现象的揭露，再到系统地批判比较优势战略对战略产业发展的破坏，系统地批判产权改革作为瓜分国有财产的手段，真相就大白于天下。这时候，又从香港出现了一个旁观者，那就是郎咸平，他大胆地揭露了国企改革的阴谋，即经理人员的非法的MBO，提出要中止国企改革。这在网络上引起了广大网民的激愤的响应，改变了只有少数学者孤独地反思改革的局面，反思改革成为广大民众参与的思潮。郎咸平的呼喊，鼓舞了反思派的士气，于是反思派打着“非主流派”或新左派的旗帜走出了被打压的背影，公开向“主流经济学”挑战。这个形势逆转，也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反应。

于是，这就引起了党内理论界的争论，刘国光作为中共权威的经济学家之一，也在网络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十几年来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开始参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此之前因为他们要遵守党的纪律，也不能够公开反思改革。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指出，在十六大以后，改革开放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在胡锦涛、温家宝的领导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开始对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积累的问题加以系统地解决。这是上述言论界形势逆转的一个重要原因。高尚全们虽然还在传媒上鼓吹深化改革，反对对改革提出的批评，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垄断言论的能力。虽然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这些问题带来的危机，是学者和大众反思改革的根本原因。但是，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改革的反思却对形势的逆转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２００３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树立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更加注重克服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致力于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努力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格局。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对90年代出现的唯生产力论而制造三千万人失业的理论的批判。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和全面可持续发展，而在十四大到十六大推行的改革措施则把与世界接轨和企业利润当作中心。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期间的发展策略，严重地造成了民生问题和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已经造成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的降低。因此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就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关键措施。

200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是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全面回答，它是经历了从民间到官方的反反复复的思考和讨论而产生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国家调控的发展观，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观。目标就是和谐发展，关键是党的领导，策略是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

二、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发展的条件和前提

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以往的现代化产生了多种模式，例如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德国日本的军国资本主义，俄国东欧的总体性计划经济，都不是和谐发展的。六十年代美国人的现代化理论就强调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决裂和对立，因此也没有人希望社会能够和谐发展。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对内产生了阶级斗争的不和谐，对外实行殖民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可以说在产业革命以后的所有的罪恶都和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存在着关系。资本主义带来国内的阶级斗争，带来对东方国家和民族的殖民主义，也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小的战争。德国、日本的资本主义晚于英国、美国，因为没有殖民地可以提供廉价资源和倾销产品的市场，也不能通过向殖民地移民解决自由竞争带来的失业危机，所以德国的容克资本主义在德国一方面实行了保护失业者的福利政策，一方面以扩军备战为核心准备和发动了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了计划经济，但是这种现代化模式仍然没有实现和谐发展，而是造成了德热拉斯和托洛斯基所批评的“新阶级”，新阶级是一种官僚阶级贵族化的结果，他们的出现导致了俄国和东欧在早期的超常速度发展以后因为发展的不平衡而陷入困境，这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遭到了失败。另一个失败的现代化模式是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这些国家在现代化发动上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是因为垄断地产阶级和欧美国家的干预，始终不能获得协调发展，多次走向失败和危机。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也是不平坦的，特别是中国人民热爱和谐和和平，虽然在前现代存在着最优越的条件，却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遭到西欧和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剥夺。在明朝中叶中国就具有了后来西欧各国所具有的国内市场经济规模和可以实行对外殖民主义的航海技术。但是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郑和下西洋的远航中传播的是友谊，而放弃了技术上可以进行殖民主义掠夺的机会。这就是中国在后来落后于西欧国家的根本原因。在近代西方的军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且在中国建立了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内容的殖民主义经济体系以后，中国人民还是无法接受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和中国人民的本性不适合的，中国命中注定要肩负着为人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使命。在五四运动以后，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国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艰苦探索，中国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苏联计划经济建设的经验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路，却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五十年代末期毛泽东从苏联和东欧以及本国计划经济的建设中就发现了总体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的全面协调的发展路线。今天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这一探索的继续和发展。在国内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在国际上奉行国际和平，同时又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只有中国才把这个人类的理想付诸实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在这里从三个方面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这是中华民族的文明的特性造成的，中华民族有着宽厚、博大、深沉、睿智的民族特性，这是中国实现和谐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其次，是人类在四百多年现代化探索过程中积累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没有这些经验教训作为前提，中国的和谐发展就会缺少少走弯路的经验和教训，就要从头做起。再次，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开拓的伟大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这个党的真诚和智慧的领导，为中国和谐发展提供了保障。

1、中国传统对于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作用。

为什么西欧、东欧、拉美国家不能实现社会和谐的发展，基本原因是他们缺少历史的条件。和谐发展的道路，不是凭空发明出来的，应当有历史上丰富的经验作为前提。换句话说，和谐发展正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而且是从历史开端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今天的构建和谐社会正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就是要实现这个支撑着中华民族经历数千年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伟大理想。这个漫长的追求过程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包括物质的遗产和精神的遗产。

在追求和谐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和谐的性格，这个和谐的性格在史前文明就已形成，其突出代表就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产生的“玉文化”。在距今前8千年的辽西红山文化和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中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玉文化，出现了代表权威的祭祀礼器玉琮。中国古代的礼文化就是以玉为中心的，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画龙点睛的概括。在进入文明史之后，这种以玉为中心的文化，就形成了中国人和谐人格的理想和实践。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而把孔子的中庸思想生成为“中庸之道”。

中国文化形成了灵肉和谐的观念，这是最为独特的，既追求物质生活，又对物质生活加以节制，使之成为追求精神生活的基础，这样就是两种追求和谐一致不造成冲突。印度文明的人格概念就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这就是婆罗门和佛教存在的对肉体特殊性的简单的否定，这种简单的否定就是追求和梵天的合一或者肉体生活的弃绝。到巴比伦和波斯，就开始出现了把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认识，但是祆教和摩尼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都把精神对肉体的征服、光明对黑暗的征服看作使命。这个观点的极端形式就是犹太教，犹太教徒一方面十分卑猥，一方面自我神化，是一种追求冲突和末世的宗教。把肉体和灵魂的冲突当作无法改变的，从而把理想和现实分置于彼岸和此岸的是欧洲文化和基督教。和中国文化追求二者的和谐不同，西欧基督教不认为人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把这个解决问题的希望归之于耶稣的救赎。西欧的文化造就了西方人的性格，那就是把救赎的任务交给上帝，从而可以一味地追求欲望的满足。这就是西欧走向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正像中国人自古就是追求和谐一样，欧洲从来就是一个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结合为一的文明。

这个灵肉和谐的观念在宋明理学那里形成心性论，宋代朱熹的心性还存在着达到和谐的困难，明代的王阳明就把心性统一为一体了，他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毛泽东把知行合一作了现代诠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论。实践论就是知行合一，就是中庸之道，就是中华玉文化的现代版本。

中华民族在追求和谐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和谐的精神和思想，也形成了和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不仅塑造了人格的结构，也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华民族在距今五千年的夏代，开始了文明史，中华民族的和谐追求造成了中国进入文明的独特道路。历史学家认为文明起源于农业文明取代采猎生活的时期。农业和牧业发明的时代，是人类进入了财富剩余的时代。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祖在财富剩余时代，没有走向绝对私有制，而是走向了宗法制。我们比较一下欧洲文明起源的情况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情况就知道宗法制度是多么富有人性。古代希腊、罗马的人民也都是生活在氏族部落的血缘组织中，但是氏族和部落的家长和酋长却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从而打破了血缘关系纽带，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中国文明的开端也和农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但是中国古代的社会演变却走了另一条道路，中国的先人始祖尧、舜、禹，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圣人，不是希腊罗马自私的贵族。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穆，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虽然“父顽、母嚚、象傲”，而仍然“克协以孝”。中国社会没有经历氏族部落向奴隶制的演化，而是从氏族部落向宗法国家直接过渡，夏、商、周三代逐渐形成了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奴隶制的替代，中国社会的宗法制替代欧洲的奴隶制，就是古代的社会主义取代古代的资本主义。古代的财产主要是土地和奴隶，古代的私有制发达的“资本主义”就是奴隶制度。在进入宗法制度以前，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原始国家，例如黄帝、炎帝等领导的酋邦。在奴隶制产生前，欧洲的部落联盟就具有权力多元化的结构。中国社会的一元化结构在宗法制度中获得第一个表现形式，而二元分裂的分权结构也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城邦出现。

中国的宗法制度到了西周发展到鼎盛时期，然后就开始了向新的历史阶段的变迁。宗法制度没有奴隶主和奴隶的显著分化，却存在着国野之分。国内居住作为统治者的宗族，而野中则是被统治的宗族。三十年代按照斯大林的五阶段历史观，历史学家曾经把这种国野区分叫做中国式的宗族奴隶制。野地的宗族往往是被征服者，他们是以一个个宗族的方式臣服的，可以和以往一样聚族而居。和战争中的俘虏奴隶被在市场出卖的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当然，中国也有作为个人被出卖的奴隶，而且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前现代历史很晚的时期，但是他们的数量很少，占人口比重小，不足以代表整个社会制度。国野制度井田制度都是宗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走向了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官僚君主制或者叫做郡县制。郡县制废除了宗法分封，中央派官吏代替诸侯治理地方。秦汉统一帝国建立以后，中国就开始了郡县制大一统制度的历史阶段。在秦汉到明清两千年里，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多种经济成分和谐并存的一元化的经济结构。它由国有经济（隶属于少府的皇帝的土地和国家大司农的土地）、官僚地主、庶族地主、耕织结合的自耕农和佃农这样多种经济成份组成的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国家对经济具有主导作用，并且国家也作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挥作用。因此它是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一元化结构。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经济结构包含着市场经济的成分，土地可以在市场上交易，这个市场既是自由竞争的也是国家垄断的，是竞争和垄断的和谐结合。第三个特点就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决定了它的经济秩序不是单纯的法律体系（法治）而是一个道德和谐（法律是充分伦理化的法律，而不是西欧的抽象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秩序。因为国家和官员的伦理行为对经济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国家正确的经济决策和官员贯彻这些决策的道德操守就成为关键性的因素。西欧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弱小，只要自由竞争不要国家的合理垄断，因此自由竞争就发展为无政府主义从而一遍遍的发生经济危机。只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1929年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走向了国家调节经济秩序的合理垄断的道路。可见我国古代的多种经济成分的一元化经济结构，是具有稳定性的结构，因此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一元化的，与其相应的政治制度也是这样的结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存在着高度的集权，但是也和充分的地方自治相结合。古代的行政机构从中央延伸到县，全国有两千多个县，每一个县派遣一个县令来治理，县令由中央任命，并且不能在县令的家乡任职。县令不能自己管理一切，他通过地方绅士领导的地方自治来管理。绅士是地方上的宗法家长或庶族地主（宗族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的代表），是政府和村落、宗族的联系纽带。在这种政治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法律体系，就具有鲜明的特点。中华法系既不同于英美的普通法系也不同于大陆国家的大陆法系，而兼具二者的特点。普通法重视判例，而大陆成文法重视成文法的条文。在中华法系中，既有成文法也重视判例，实现了对二者的结合。因为中国地方文化自成系统，因此中央颁布的成文法往往是挂一漏万，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执法司法就要结合地方的实际做合理的解释和变通。

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和建立其上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塑造，构成彼此的和谐共存。一方面，经济结构会要求政治上形成相应的一元化结构，这就是国家官僚地主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其政治地位相对应。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实际上是由政治制度的一元化决定的。官僚政治取代了分封制度，就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地主和封建领主不同，不拥有对农民的行政司法的统治权力。农民因此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拥有在欧洲只有工人阶级才有的劳动自由。地主和封建领主的不同还在于，地主的土地可以在市场上买卖，因此地主和商人高利贷结合在一起。在欧洲中世纪贵族地主（封建领主）和商人高利贷者是不同的社会阶级，彼此存在着明确的界限。中国的特点和西欧资本主义不同，实际上是政治决定经济。

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体现了中国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追求和谐的一元化特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思想都是追求和谐的成果，都具有一元化的和谐体结构。并且这些种种因素都互相塑造，彼此影响，共同组成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的一元化结构是自组织结构，任何部分都包含着整体，因此在整体遭到破坏的时候，从部分就可以生成新的一元化整体。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源远流长，就是这个一元化自组织造成的。因此，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是延续和发展了，而不是中断了。换句话说，中国传统已经包含了它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是其传统的延续，是古老而常新的和谐理想的新的追求和努力。

2、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

按照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走，是无法建构和谐社会的。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私有制度造成的社会分化使整个社会分裂为对抗的资产者和无产者阶级。失去控制的阶级分化必然产生对抗性的阶级斗争，这是在当代的中国也是可能存在的危险。但是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能够主导经济稳定秩序的巨大的国有资本，所以中国社会产生的贫富分化就有了被控制和逆转的条件。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实现了向传统的回归，即形成了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和谐并存的一元化结构，就是实现和谐社会建构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中国文化传统继承下来的“和为贵”的中庸之道，在解决有可能激化的阶级冲突的问题面前发挥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可以实现和谐和平发展的原因。

但是在西欧现代化以来的历史中，却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在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找到了和平发展的途径。这就是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纠正市场中的无序性问题。然而在此之前一共出现了17次规模巨大的经济危机，造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和对外的殖民主义掠夺，最终走向了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

西方历史的发展是断裂型的，其基本的发展规律就是自我否定或自我异化，因此欧洲历史中不可能出现和谐社会，而是充满了社会冲突。断裂型的历史发展道路是由社会的分裂对立造成的。在公元9世纪法兰克王国走向衰落之后，西欧的封建制度就走向了成熟。封建制度的特点可以从教皇世俗权利的扩张而国王权利的衰弱中看出来。王权的衰落，导致教皇成为西欧最大的地主，也造就了一个个封建贵族在其封建庄园领地里的割据政权。封建贵族是从强盗演化过来的，还保留着强盗的习气，居住在城堡里保卫自己，也随时向附近的城市和商人实施抢劫。这就是中世纪城市和商业衰落的原因，强盗掠夺了城市，赶跑了商人。在这种极端不利于商人发展的环境中却给商人自治创造了机会。商业是一种冒险的工作，即存在着危险，就存在着可能有的高额利润。这种商业买卖的是奢侈品，商人和贵族们打交道。通过购买特许权，商人资产者就一步步获得了自治的条件。在新兴的城市里取得自治地位的资产者市民阶级，就把封建社会多头政治的不利条件变为了实现自治的机遇。特别是在11世纪、12世纪，教皇和国王的矛盾冲突，国王和贵族的矛盾，使得西欧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局面，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下商人左右逢源，建立了一个个自治的城邦。这些著名的城邦中，以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最为代表。在这些城邦中商业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法律制度的实施和社会观念的变化，文艺复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的最突出的表现。在市民阶级有了自治城市以后，他们就可以通过政治结盟来扩大自己的实力。在中世纪早期，教皇和贵族们的实力扩张，王权衰落，市民阶级就和教会结盟，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商人的利益和国王的利益存在着更多的一致性，在教皇的腐败遭到人们谴责之后，王权开始了上升的阶段。王权的上升和资产者市民阶级的支持密不可分，国王的财经税收是商人的工作，国王的政治机构的革新也是在自治城市的行政司法实践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实现的。国王利用市民阶级取得了对国家的绝对统治，市民阶级也利用国王实现了自己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使自己取代了旧贵族成为新贵族。当旧的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力量受到极度的削弱和打击之后，就把资产阶级和国王的矛盾推向了前台。王权要么服务于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要么就遭到废黜。

资产阶级的政治带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也保留了历史的传承。由分权制衡的议会制度和宪法构成的政治传统是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教皇革命，削弱了王权，为贵族阶级走向封建割据创造了条件。英国国王约翰在法国遭到了法国国王的军事打击，又受到教皇绝罚的惩处，贵族们就因此机会提出了宪法《大宪章》，要求国王必须得到贵族议会的批准才能收税和发动战争。这就是宪政和议会制度的产生的背景。资产阶级继承了贵族们建立的议会，并且取代了后者。在资产阶级获得统治地位之后，仍然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英国保留了国王行政首长的名义，美国、法国则废除了国王，由总统取而代之。

现代西方政治的议会和宪法都是中世纪的时候产生而演化出来的。贵族与国王以及资产阶级和贵族、资产阶级和国王的权力斗争在政治制度中保留了自己的内容。国王和议会的制衡演化为总统与议会的制衡，上议院贵族和下议院市民阶级的冲突凝固为上下两院的互相制约。宪法的内容不断地变化着，但是形式却基本不变。分权结构的议会有很强的政治表达功能，却在政治决策的贯彻落实方面存在着问题。这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无政府主义，和资本家追求的自由主义相互适应。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把市场看作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开发效率，反对国家的干预。这实际上是资产者市民阶级对拥有行政权力的国王获得力量对比优势的结果，却用编织的漂亮的理由加以辩护。这一方面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和经济危机。每一个资本家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整个社会却是无政府主义的。竞争是弱肉强食的，必然会走向垄断，走向财富的集中和劳动者的贫困，这就造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激烈的斗争。竞争是无序的，结果就会出现市场上的生产者盲目投资和生产，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或者投资过度的金融危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了扩大市场和缓解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就必须扩大殖民地的范围。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殖民运动，建立了包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南非等占地球陆地面积三分之一的大殖民帝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初是作为罪犯安置地开始开发的，犯罪分子到了殖民地就成为殖民事业的开拓者，也为国内生产者创造了海外市场。殖民地的移民安置了失业者，减轻了阶级分化产生的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从而保持了资本的统治地位。殖民地的开发创造了海外市场，也可以减少经济危机的破坏。但是殖民主义必然是战争，是殖民地宗主国的西欧与殖民地原住民之间的长久的战争。战争就是破坏，殖民主义者从殖民地获得的财富与他们在殖民地破坏的部分比较，只是九牛一毛。

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发展，必然会产生社会分化和阶级斗争，必然会因为无政府主义而产生经济危机，这些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殖民主义侵略的根本原因，只有实现和谐发展才能够消除殖民主义。但是和谐发展却不是任何民族和国家能够做到的。英国因为最早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因此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就占据了大片的殖民地。晚起的现代化国家，如果不能突破机械化生产、不按照需要生产而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的生产模式，就一定会把殖民地开拓当作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德国、日本就在解决经济危机的途径上选择了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路径。因为先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已经瓜分了世界，后起的资本主义德国和日本就必然发动世界大战才能取得自己的殖民地。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破坏性战争和人类灾难。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危机，才能解决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难题，才能够消灭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公有制可以解决贫富分化、才能够调控经济发展，避免经济危机，也无需对外推行殖民主义以转嫁阶级矛盾，也就是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和社会和谐。但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事业，需要不断的探索才能成功。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最早进行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的计划经济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就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世人所瞩目。但是，计划经济应当是在市场的基础上进行计划，还是根本抛弃市场进行计划，这个问题，苏联的计划工作者没有搞清楚。结果在苏联出现了干部贵族化和经济发展的僵化，后来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因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就在二十世纪90年代放弃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私有化和市场化，结果经济社会崩溃，走向了破产。

在苏联计划经济的启发下，西欧北美也开始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进程。这个进程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政治上的原因。促成了这一转变的政治上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无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一个是苏联在二十年代、三十年计划经济成功的影响所带来的压力，第三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发动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需要。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最初的策略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暴力革命，但是，在无产阶级组织成政党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之后，资产阶级就表现了妥协的态度，这样，西欧的共产主义革命就被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道路取代了。第二个原因，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以防止苏联十月革命点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火蔓延开来，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了让步，使无产阶级按照资产阶级可以控制的方式获得部分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对外开拓殖民地，同时也要和与自己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这就需要平民无产者做战争的炮灰。例如希腊、罗马的贵族阶级之所以向平民阶级让步，就是因为，他们不让步就无法让平民和无产者做他们发动的战争中的炮灰。俄国十月革命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克伦斯基政府没有及时答复无产者士兵们的停止战争和对土地的要求是一个致命的原因。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妥协是在历史继承下来的议会和宪法的制度中实现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获得了普选权，通过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选举自己的代表进入议会。这样就在宪政制度下扩大了工人和小资产者的民主权利。中世纪贵族和国王之间妥协建立的宪政制度就在扩大享有政治权利的社会覆盖面的进程中达到了最后的极限。如果说中世纪的《大宪章》确立了贵族政治对君主专制的制衡，那么在资产阶级发展壮大以后，就进一步扩大了政治权利享有者的范围，经历了贵族阶级、资产阶级、最后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后，政治权利就一步步扩大了享有的范围，最后到了无产阶级获得普选权的时候，这个过程就终结了。

当无产阶级获得普选权以后，任何政治力量要获得足够选票就必须照顾这个人口中的大多数人群，因此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弱肉强食的自由竞争就要受到政府的限制。不仅如此，向无产者让步的福利政策也扩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其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经济运行机制演化的结果。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必然走向弱肉强食和高度垄断，为了经济的市场秩序能够保留有限的自由和竞争，就必须由政府的干预来保证市场的秩序。经历了17次较大的经济危机以后，人们发现只有政府干预市场才能保护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也才能减轻甚至可能消灭经济危机。竞争和垄断是互相依存的对立面，只有国家对重要的和公共性的产品垄断经营，才能为市场提供自由竞争的秩序。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建立最合理的国家垄断，在资本主义国家受所有制的限制，进行垄断的总是大资本家的私人资本，因此，就无法实现保护市场自由竞争的合理和适度垄断。当代中国的经济和欧美经济的最大区别就是，凡是天然的垄断性企业都是国家经营的，如金融业、大能源、交通通信中的天然垄断性的企业都是国家经营的，从而使其服务于全民，避免了私人经营垄断企业的弊端。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所有制是最终的所有制，因此，国家就不能够实现对经济的有效调控，而这些国家的经济秩序就不免仍然是无政府主义的。

二战以后，实行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欧美国家的经济一度获得了突出的成绩。50年代、60年代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就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行了福利政策以后，出现了国内市场需求扩大推动的经济繁荣。福利政策可以说带来了多方面的好处，福利政策保障了工人和农民的失业救济、医疗救治、免费义务教育，从而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危机，也为资本家提供了庞大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在全民普选后实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就是我们今天建构和谐社会能够借鉴的成功经验。

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现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可以归结为两点，一点就是普选权的落实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这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因为资产阶级的让步，无产阶级获得了普选权，这样无产者平民的声音和愿望就有了一个可以表达和实现的途径。其次，国家为了实行福利政策和调节市场而对市场进行干预，从而保证了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和经济繁荣。我们今天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也要依靠实现民主政治和国家对市场的调控这两个措施来保证。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它能够给予人们的民主权利是有限的，其政治根本上建立在取代了封建贵族地位的资产阶级贵族对经济的大资本垄断基础之上。因此，就是实行了普选，人民的意志也会遭到歪曲的表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归根结底是金钱政治。民意表达需要一个集中的过程，而集中过程却是在金钱操纵之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功能。

当资产阶级发现危机不再紧迫，他们就会取消让步政策，这就是70年代末从英国美国开始向外传播的新自由主义。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够实现社会和谐和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80、90年代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从有限民主的福利政策的倒退，从而在国内造成了新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也在国际上推行了新殖民主义，导致了世界上的新殖民主义战争。可见和谐社会是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3、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的探索

我们之所以能够解决中国何处去的问题，并且断定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带来的内部阶级冲突和对外殖民战争，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已经走向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远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距西欧发现北美洲的时间早一百多年，已经具备了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军事技术实力，但是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前现代酝酿产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因此既没有阶级分化的压力，也没有市场危机的动因，指导中国政治经济的儒家思想又是反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学说，因此，郑和下西洋只能是传播友谊和和平交流的中国外交思想的表现。

到了英国的军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一步步陷入经济衰退和社会崩溃，中国也不能并且不愿意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教科书中批评清朝政府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实行变革，从而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来，把这个结果归之于清朝政府或者儒家传统的封建性。的确在清朝末年特别是所谓的“同治中兴”时期，中国是有机会通过变法而图强的。但是，为什么在日本打垮了北洋舰队并且占领东北和台湾以后，中国才在最高层形成了维新的决策？这是由于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前现代经济的特点是国家对经济实行控制和调节，这种控制和调节就是大一统集权政治在经济上的表现。中国社会上层由官僚地主阶级和庶民地主阶级（绅士阶级）构成，其人口占总人口的5%左右。国家主导经济，给予地主阶级代理国家治理地方的权利，要求地主阶级服从自己的意志；国家为了维护安定就要从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出发维持阶级和平，以利民生，古人说的“民本”。国家、官僚地主、庶民地主和农民多种经济成分的和谐与竞争的统一体，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保持基本结构的同时也发生着变化。大一统国家的特点就是中央权力集中，因此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但是这种国家实现权力集中的工具是代表中央权力的官僚和与国家协调一致的地方绅士。在秦汉之后大一统国家通过选举、任命、考核、监察等多种手段管理官僚阶级，对地方绅士也给予宗法特权以实现地方对国家的服从。但是在每一个王朝的末年，都会出现中央权力的弱化，出现了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的势力扩张和地方割据。国家的经济到后来都陷于危机，每一个朝代政治的危机都首先表现为财政的危机，然后不得不接受地方割据势力用割据权利交换的勤王。汉末、唐末、清末都是如此。

清朝政府之所以不能学习西方的议会政治，是因为实行西欧式的议会政治改革，无疑就给地方割据势力正了名，让官僚地主的地方割据获得了合法性。西欧的议会是在中世纪王权衰落的时期产生的，资产阶级取代了中世纪贵族，但是地方割据的局面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如果在西欧中世纪没有贵族阶级的封建割据，就会没有农奴制，也就不会出现自治的城市和市民阶级。资产阶级代替了贵族阶级，但是也继承了贵族阶级的封建性和野蛮。中央权力的衰弱，必然造成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样就有了农奴制和现代工厂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奴隶制。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对地主阶级的控制，换来了王朝的政治稳定，也换得了大多数人民的自由和生存。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儒学就是这种民本主义的思想表达，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思想基础。而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就必须废弃儒学，实现地主阶级向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转化，也就是实现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奴隶般的剥夺，同时造成中央集权的瓦解。

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是比资本主义要人道得多的政治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无疑是历史的倒退。而且会造成占人口95%的人民的奴隶化或者无产化。而且在清朝末年这些人口的人民都是自由的人民，和中世纪的农奴甚至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无产阶级分属于不同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同，对这么多人民的奴隶化必然会引起革命和反抗。

这就是清末清王朝不能够变化政治的原因，这里当然包含着王朝皇族的私利打算，实际上也是广大儒学士子对天下大乱的担忧。我们看来，中国之所以不能走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历史已经走向了和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大一统（一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了，走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成功，必然会走向危机。这就是清末民初中国佛教研究在以天下为己任探索中国复兴道路的士大夫阶级中复活的原因，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这些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命运担当者都经历了佛学幻灭的思想历程。在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观念的时候，这些人从来都是老大的不情愿、怀着深刻的矛盾的。在接受西方的政治和法律观念的时候，这些人就感到了幻灭。章太炎的“五无”世界、谭嗣同的打破一切拘束的大通，都促成了一种观念的诞生。这个观念就是中国人民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不断追求的大通或“大同”。从幻灭和虚无中诞生了“大同”。康有为是中国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他最早系统地确立了大同的思想观念。而只有通过大一统才能走向大同，资本主义是不能救中国的，也不符合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一贯追求。

在清末实行新政之后，资本主义似乎要行在中华大地上了。但是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地主阶级分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前者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后者是地方乡族团体的代表。在打破了前现代儒家社会的大一统秩序的时候，就使得地主阶级走向了贵族化和资产阶级化的变化方向。官僚地主特别是拥有军队的地方大员实行了地方军阀割据，庶民地主阶级也公然侵夺了乡族社会的集体利益，成为入城的绅商。这些倒行逆施，必然会造成经济社会的混乱。特别是在清末民初的议会政治试验时期，中国陷入了军阀连年战争的灾难深渊。中国的地主阶级只有在受到国家控制的条件下，才能够安分守己不破坏社会平衡，在贵族化和资产阶级化的情况下，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阶级过度膨胀，破坏了自己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最终瓦解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也把自己送向了末路。古代社会的改朝换代，只是官僚地主阶级和王朝政府一起破产。清朝的灭亡，也就是整个皇权传统的灭亡，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整个地主阶级都在皇帝的灭亡之后，遭到了灭顶之灾。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成功的第二个原因。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的现代经济失去了国家的保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品倾销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手工业传统经济破产了。为了把中国变成永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现代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现代产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依托资本运作的国内外市场，但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要有条件和机会，就会竭力阻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只有建立强大的国家，才能够解决地主阶级地方割据的危机，也才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殖民主义侵略带来的灾难。在经济落后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的条件下，就不能够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而要建立强大的国家，必须把全体中国人特别是社会广大的农民和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也就是要建立工农联盟基础之上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建立在贵族或资产阶级基础上的政治，是议会多元制衡的政治，才可以形成分权机制，而建立在平民阶级及工农的力量上的政治，就必然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可以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为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会破坏这个政权的阶级基础。中国在近代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里。中国因为在五千年里一直是一个平民阶级的政治，所以不可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在议会制实验已经失败之后，就有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和孙中山革命党的建立。中国不能现成地采纳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必须自己探索。当苏联的十月革命获得成功之后，中国人民就在苏联的影响下，回到了古老而又常新的大同理想的事业中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表现形式的大同思想，终于走出了康有为的束之高阁的空想，走出了章太炎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幻灭的批判，开始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程。

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特色就是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以实现消除社会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的目的，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苏联的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早就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大一统传统来说，存在着极大的亲和性。选择苏联的道路，就和中华民族的性格相符合了。中华民族不喜欢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无论如何是一种低级的文化，包含了偏狭、野蛮和无知。中国文化的雄浑、睿智、深沉、博大，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有所符合。然而苏联的经验也有不符合中华民族性格的地方，例如，西欧普遍存在的对资本的崇拜和畏惧，马克思列宁都是大无畏的，但是他们也不能不顺应欧洲的情况，马克思列宁关于只有资本主义发达才能够造成革命条件的思想，就是一个表现。毛泽东彻底打破了对资本的迷信，革命意识可以培养，革命组织可以建立。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民革命成功的基本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苏联形成了高度的计划经济，结果是市场机制遭到彻底破坏。这又是对资本的畏惧导致的结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探讨了国家控制下资本发挥作用的可能性，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认为事在人为，资本自己不会做坏事，只要国家和公有制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私人资本就可以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我们看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国家观念，更多的是土产的，也就是说来自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和传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克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和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地主阶级制造的危机；通过工农武装革命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终于走向了由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是国家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互补和谐的一元化经济。一元化经济是国家调控下的平民经济。中国政治的阶级基础是平民阶级。走西欧式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破坏这个政治基础，就会造成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且还会导致经济破产政治崩溃。中国经济的发展只能巩固而不能破坏其政治制度保障。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衰落，也都是因为政府忘记了自己的平民主义政治基础的缘故。古代的皇权政治实际上是建立在平民主义基础上的，儒家说的“民本”，就是对平民主义阶级基础的认识。当每个王朝忘记了这个基础——反而容忍或者不能限制官僚和地主贵族化或资产阶级化、并最后发展为封建化割据的时候，这个王朝就走向了反对自己的基础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走向了灭亡的阶段。

中国和俄国的国情不同，也不能够走单纯的计划经济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只能走对资本加以限制的国家主导的东亚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只有计划没有市场，也只有俄国人在一定时间里能够做到，俄国人民的宗教中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就是对总体性的崇拜。在黑格尔那里，总体性是思辨的东西，而在俄罗斯总体性就具有实践的需要。对总体性的崇拜和服从就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历史条件。中国人的思想中没有总体性的概念，因为中国思想把道器合一，理事互动，不存在对现实（器或事）的否定之否定，因此也不存在总体性。因为道理都是在具体的器或事中，不能脱离后者而聚在一起构成总体性。在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是不同的，苏联的计划经济只有一个计划，即中央的计划，地方上没有计划的主动性，只有服从计划的指令。但是，从56年以后，中国就注意发挥群众的和地方的积极性，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次的计划，每一个县都有自己的小规模的工业化计划，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每一个人民公社又成为一个计划中心。因此，在中国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存在着多层次多门类的计划。不仅如此，中国的经济计划还具有灵活性和随机性，秦晖称之为命令经济。这样在计划经济时期，计划调拨也没有完全代替市场交换。不同的经济（计划）主体之间存在着商品交换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必须实行休克疗法整个打破旧的体制，才能建立市场机制，而中国建立市场却是在基本结构连续变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

中国复兴的道路前途是光明的，却也存在着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政府失灵的危机，它主要是权力资本化带来的官员大面积腐败造成的危机。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培养私人资本和引进外来资本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就有被资本侵蚀的危险。毛泽东在中共7届2中全会上对将要和已经入城的党员干部提出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防止资本的侵蚀，也是中国走向计划经济的原因之一。从80年代末，共产党的官员逐渐放弃了意识形态教育带来的对资本的恐惧，并且在90年代逐渐和资本发生了亲和力。这样，就出现了官员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工人、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局面。官员腐败，也使得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失去了力度，甚至造成无政府主义状况，造成市场经济的危机。这种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有所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不造成政治秩序的危机，因为政治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相对独立的。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危机就是政治危机，二者结合在一起，因为，政府在经济秩序的维护上占据主导地位。在一般情况下，政府还具有调控能力的时候，经济危机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当官员腐败之后，市场就没有了维护秩序的裁判，无序竞争就造成大混乱。

为了避免这个官员亲和资本的危险，就不要资本，这是马克思到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但是这是不现实的。亲和资本是危险的，拒绝资本也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会利用和控制资本。这就要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平衡，从而消除资本和劳动者的对抗。当中国共产党和其官员既要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又要利用和培养私有经济的效率的时候，党和官员的唯一选择就是走一个中庸之道。既利用资本，又保持对资本的距离和免疫力。这就是孔子教导的主要内容。

但是改革开放是对计划经济的反动，这个纠正错误的过程就会出现过犹不及的现状。为了培育私有经济，党的干部和资本开展了合作，也就出现了一些过头的情况。90年代为了建立市场经济而发动的市场化，就是这么一个现象。在这个市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上巨大的贫富分化，出现了区域发展（沿海和内陆、城市和乡村）的不平衡，出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出现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开发的危机，出现了对外开放和国内市场培育落后的矛盾。而这些不协调，根本上是由于对经济放弃了国家管理。政府发动市场化，是官僚阶级的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计谋。在政府的管制放松的地方，官员就把腐败之手伸向那里，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官员并不是通过经营获取私利，而是利用公权力直接或通过和资本合作间接化公为私和侵夺小资产者的方式获利。官员就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各方的裁判员，当官员利用自己的裁判权利获取私利的时候，市场经济的秩序就荡然无存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短短的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里，就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就会产生如此大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共和其党员干部一旦和资本亲和，就会忘记自己对人民的承诺。

从理论上对此加以认识并不困难，因为中共政权的阶级基础是工人农民的联盟，这是一种平民主义的政权，平民主义政权是集中式的权力结构，而不是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分权结构。如果集权的国家只是鼓励和发展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就会被后者的分权要求所瓦解和破坏。不破坏集权政治就不能建立分权政治，因此任凭贵族化和资本主义化发展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府，就一定会走向崩溃。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了民主集中制政权的平民主义传统，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结构社会结构也形成了中国人的儒学思想传统，彻底破坏他们以后，才有可能建立贵族的或资本主义的分权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贵族的和资产者的阶级统治。贵族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力量只能够破坏集权政治，却不能够建立稳定的分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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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新谈张五常[J/OL].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http://www.edu.cn2001-10-27

[2] 方克立：我认为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