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敬琏谈精英们的职业道德
搜狐-BBS-军情观察
最近读了吴敬琏关于改革仍需过大关,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等文章,吴老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到“我们用30年时间使得中国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一改1957到1977年的20年停滞状态,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贫困人口数大幅减少;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腐败现象依然严重,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面临艰难的攻坚。这都使某些社会矛盾趋向复杂化。”针对这些问题,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是:“目前我们遇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都是由改革被‘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发生了方向路线错误,即市场取向和对外开放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摈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举起‘阶级斗争为纲’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旗帜,重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七八年再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于第二种声音吴老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在此我们对吴老一贯敢于直言及忧国忧民表示敬意,同时对造成这种局面需要反思。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与我们精英的所作所为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前苏联的状况。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进行了否定,没有多久,别人就否定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社会上一些毫无治国安邦经验的精英们依仗从西方学来的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民主、自由及经济理论就急忙抛出了一套激进的改革方案,自然这种方案遇到了阻力。在阻力面前,这些精英不是考虑怎么去完善和修改自己的方案,而是采取走极端的方式,要为急进的改革扫清障碍,采取否定前人的做法。自然斯大林就再次成为议论的焦点,造成社会上对斯大林的评价徘徊于正面的民族英雄和反面的暴君法西斯统治这两者之间,导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同时精英们把前人的经济建设说得一团糟,就这样在思想混乱中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可是改革毕竟是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精英们这么激进和草率地推行改革其后果可想而知,结果是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更进一步激化。这时穷于应付的精英们希望得到支持,而最有资格也最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老师--美国的精英们。在这种条件下西方势力对搞垮红色的苏联就有机可乘,在西方势力的推波助澜及趁火打劫下,强大的苏联解体了,国家财富被洗劫一空。苏联人在经历了混乱、惶恐、愤怒、痛苦、冷静、反思后自嘲道: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斯大林在国家危急时采取强硬手段打击了分裂分子和极端分子,当然也牵连了一些无辜的人,维护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却骂他为暴君、排斥异己,而戈尔巴乔夫同样在国家危急时不作为、很仁慈,我们的国家却被别人大卸八块,我们也成为乞丐。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迎来了新的领导人叶利钦和普京。在世人面前,叶利钦的政策没有让俄罗斯有所好转。但从狂噪中冷静下来的俄罗斯人选择了可能被后世再次骂为暴君的强硬人物普京。在普京执政期间,没有把精力放在对叶利钦的政策评头品足上,而是以务实的、负责的姿态领导俄罗斯人干自己该干的事情,俄罗斯的经济也进入恢复性的增长。普京的强硬也是世人皆知,对内敢于将大富豪级的人物投进监狱,对外敢于将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开到美国人面前,将一个复兴的俄罗斯帝国展示在世人面前。
有人说前苏联的解体及财富的流失是国际金融势力的伟大成果,但我不这样认为,问题一定出在苏联内部,国际金融势力的手段再怎么高超也只是一个外因。如果国际金融势力真有这么厉害的话,那么美国在对待朝鲜这么一个小国的问题上根本不需要搞六方会谈,让国际金融势力出面不就行了。当然说到朝鲜人们就头疼,那时一个保守、封闭的国家。那我就再说一个小国,国际金融势力到目前为止同样奈何不得越南。
大物理学家牛顿在完成他的宏篇巨著“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后却在世人面前谦虚地说,我只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才有这些成果的。
回顾我们的改革,邓小平为了解放在文革中被极左思想所迫害的人士,采取了舆论宣传到部分否定文化大革命最后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三个步骤,并且邓小平及时作出了对毛泽东功过七三开的客观的评价,同时提倡解放思想,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既可以让人们大胆的去闯一条改革之路,又可以在出现问题能够及时调整,客观上减少了改革的阻力,缓和了社会矛盾,应该说是比较成功和稳妥的办法。从而让中国的改革之路尽管面临的困难重重但总能够继续前进。可是,在文革中挨了整或者饿了几天肚子的部分精英们自从尝到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甜头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他们开始恶毒攻击毛泽东,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事情他们就往邪恶的方向去解释,并且顺时而上要一路否定下去,又从1966年否定到1958年,好在国人最后守住了1957年的这个底线。但他们仍不罢休,继续利用舆论对1957年以前的事情进行指指点点。他们的这种走极端的方式引起了国内部分有识之士的强烈反感,也容易将改革引入歧途,造成改革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引起社会广泛不满的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从而将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变成了坚定捍卫毛泽东路线的战士。我们就顺着部分精英对毛泽东时代大做文章的一些片段作一个回顾。
一,关于抗美援朝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是满目创痍,百废待兴。国家几乎没有工业,本来就容易泛滥成灾的黄河也在抗战时被国民党炸开河堤用来阻挡日军的进攻。共和国宏伟的经济建设蓝图还未来得及铺开的时候,美国的航空母舰群在往朝鲜半岛集结,以美国为首的16国部队已经往朝鲜半岛杀奔而来,并且对中国的丹东进行轰炸。共和国面临着艰难的决择。不和美国进行一场殊死的较量,虚弱的中华民族不可能站立起来,如果连站都站不起来那么一切都免谈,那种幻想你不和美国开战美国就不打你并且还帮你搞经济建设的人、可以看看不久前的伊拉克、南联盟以及和美国已经建交多年后的中国的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情况;和美国进行较量,力量悬殊太大,一个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而另一个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一个是在当时武装到了牙齿的飞机加大炮并且家里还有原子弹而另一个是土得掉了渣的小米加步枪。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认为中国敢参战,事实上苏联就不敢参战,并且在战争开始时苏联为了不得罪美国连武器都不提供帮助。可毛泽东毅然地扛起了这付千斤重担,和他的战友们一道进行慎重思考和周密部署后宣布志愿军入朝参战。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的志愿军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军人的尊严和国家的尊严,有用胸膛堵敌人机枪的、有在敌人的燃烧弹下为了不暴露我军目标活活被烧死而一动不动的、有敌人冲入阵地后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有前面的战友倒下而后面的同志毫无畏惧而勇往直前的。一个上甘岭的战斗让美国始终搞不明白,天上有飞机狂轰滥炸,地面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可上甘岭仍然在志愿军手里。我们的志愿军用他们从秋收起义到国内革命战争到长征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丰富战争经历、给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上了一堂生动的战争课,让他们懂得什么叫陆军作战。当美国军人和这只军队交上手后,他们发现胜利的希望是那么遥远,他们也清醒了,美国也理智了,在几颗原子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再去激怒这只军队和他的国家,甚至也不再派飞机去炸他的国家,还是给谈判留个台阶吧,所以后来打来打去就只能是给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好谈判而已。这同样是一场经济战,敌我双方在战争中也考验着双方的后勤供给,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援着这场战争,在持续3个年头后中国让美国明白一个道理,你美国有强大的经济作后盾能打多久我就奉陪多久。从朝鲜战争中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和伤亡来看,数据相差不是很大,而我们却将他们从鸭绿江边推到38线以南。通过这场战争,毛泽东告诉全世界的人们一个道理,现代战争军队的战斗力是智慧+斗志+装备,而绝非武器决定一切。这场战争让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也是自1840年以来让中国人民感到自豪的伟大事件,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为长眠在朝鲜土地上的志愿军烈士包括毛岸英同志致敬。我们有的人一谈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说是搞人海战术,也未免太无知了吧!在朝鲜战场上你搞人海战术美国的原子弹可就正派上用场了。我们有的精英总喜欢发表与大众完全不同的独到的高论,给别人的理解是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太一般了,他们不知要比毛泽东高明多少倍。但奇怪的是至今他们没有站出来向军委主席胡锦涛请命带领一只军队去解放台湾,要知道现在大陆和台湾打最多只有美国和日本能卷入,比当时的16国要少多了,同时美国又有在朝鲜战争中不光彩的阴影,精英的军事才能又远在毛泽东之上,理论上说拿下台湾应该是小菜一碟,也正是他们建立奇功的绝好机会,可他们就是不动。他们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让人们对他们产生了不信任。
二,建国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的关系
这是一个精英经常打的一张牌且国人经常议论同时也是很不容易说清的事情。我们还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说这件事情。
翻开一部中国历史,我们发现开国皇帝和他的功臣们都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难题,不能简单的说皇帝无情或功臣无义。先说汉朝,刘邦在夺取天下后当然首先考虑的是他的江山永故不生内乱,和他一起打天下并且在军事上建立奇功的韩信这时成为他最头疼的人物,为了不给后世留骂名,狡猾的刘邦将这个难题交给他的老婆吕后处理,也不知吕后哪来的对韩信那么大的仇恨硬是将功臣韩信处死并剁为肉酱,当然吕后也付出了代价,在她死后,军方也将她的娘家满门抄斩,显然这是一个失败的处理办法;唐太宗李世民早年存在着杀兄灭弟晚年连自己的太子也给废了,受牵连的人包括功臣不少,历史还是给唐太宗以很高的评价,史称贞观之治,这些小乱子和他结束了隋末大的混乱相比实在是不算什么;宋太祖可谓很有创新的皇帝,杯酒失兵权让他的功臣们能过幸福的晚年,可谓对得起他的这帮出生入死的兄弟,但却对不起他的国家,造成北宋无将而受尽欺负,看来也非好办法;明朝更不值一提。闯王李自成坐上龙椅后对和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这帮哥们不加约束,本意是慰劳他们,结果他们在北京城胡作非为,导致人心大失,后果是他和他的哥们几乎全部死在清兵之手,真是不知道他对得起谁。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面临着从成功的打天下变成成功的治理天下这样一场考试。由于长期的战争,共和国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军队里面,政府人才缺乏,加之刚解放的实际情况,共和国的高级将领既管军队又管地方的政务,实行的是军政一家的管理。如果不最终实行军政分开,那么毛泽东交给他的接班人的将不是锦绣河山而是烫手的山芋。建国后不久,毛泽东着手从部队的中下级将领中培养地方干部并让他们将组织关系转到地方,同时从各党派中安排部分人员进入政府,从地方上培养人才进入政府,这一考题毛泽东显然做出来了;面对这些打天下的英雄,他们是旧制度的破坏者,他们在推翻三座大山的过程中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练就了非凡的胆识。如何防止他们居功自傲、脱化变质、腐化,如何让他们从旧制度的破坏者变成新制度的遵守者,如何将他们从打天下的英雄培养成治天下的栋梁就成为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显然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如果说毛泽东不爱惜这些打天下的英雄,那么很难解释后来的八大军区司令员之间的互相对调,显然毛泽东既要做到保存这些优秀的将领,又要防止他们因个人主义膨胀犯错误而倒下;面对刚成立的满目创痍,百废待兴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建立和发展现代工业以缩小和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差距就成为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道难题,对于这道难题毛泽东显然出色地解答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业体系、航天、国防进入了世界工业体系、航天、国防的大国俱乐部;面对新成立的90%以上是贫困人口的共和国,如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毛泽东时代,一方面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后来经过改革开放贫困人口数进一步减少。有人总喜欢将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水平和现在比,那就出了方向的错误,毛泽东时代的起点是1949年,改革开放的起点是1978年,如果把现在的生活水平和2038年去比结果会怎样?所以说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府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都做出了凸出贡献。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的不快,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当时提倡的勒紧裤腰带打基础、搞建设,这个我们要理解。其二是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而没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才是我们要吸起教训的地方,而这也是国人不满意的地方;毛泽东的战友们同样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试,如何让自己从旧世界的破坏者变成奉公守法的新世界的建设者,如何让自己不被新时代看不见的敌人的糖衣炮弹所击倒,如何不断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执政水平从而不让自己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对于没有通过这场考试的将领们,我们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因此而否定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的不朽功勋。还是举例来说明。
先说林彪事件。林彪是古往今来优秀的军事奇才,共和国不可多得的军事将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位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走向和平时代的共和国高级将领、在和平时期表现了不适应,只能不断地克制和调整自己,有时候实在调整不过来,就让自己的警卫人员带着自己骑上挂在墙上的、振动很大的摩托车以便寻找那个给他施展才华的硝烟弥漫的战场。如果林彪能克制自己并且能成功的将自己调整过来,那么他的晚年一定是在掌声和鲜花中度过,但非常遗憾的是林彪最终没能克制住自己,导致晚年死无葬身之地,只能用非常可惜四个字来概括。
再说刘少奇事件。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是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后来,他们之间的思想出现了分歧,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并且又都不让步,这是很危险的。两个政党可以为他们不同的政治主张争来吵去,但一个政党只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主张。如果任由两种政治主张争来吵去,轻则这个政党出现思想混乱,什么主张也实现不了,重则这个政党出现分裂。这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就面临着选择,而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也正式将他们两人推向人民选择的面前。有人说毛泽东的大字报有多么厉害,其实,它只是一张大纸上写了大字而已,后来刘少奇迅速倒在党内还没有完全被削平的山头主义手里。说到选择必然有选择结果。选择毛泽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出现了一定的混乱但局势是可控的;如果选择了刘少奇,我们来看会出现什么情况。首先,在党内政治才能和威信与刘少奇相当的就有几位,如周恩来,而军事才能又远在刘少奇之上的更不在少数,能够出现什么情况恐怕也不必要再去分析了吧!那种幻想选择了刘少奇后中国的经济会更好未免太天真了。一个人在他的个人威信和能力连自己都保不住又怎么去保护他的国家搞经济建设。其实在这个事件中王光美是真正的受害者,可王光美不愧为伟大的女性,参透了人生,她晚年让毛家、刘家的后人团聚在一起,真不知那些好拨弄是非的精英有何感想。
一个团结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视剥削和压迫如仇寇的政党和他的军队,一个受够了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翻身得解放怀着感恩之心而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设者,其实他们选择走集体化、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战天斗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他们创造了辉煌。在农业上他们实现了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无法实现的水利基本建设,彻底治理了黄河、淮河水患,各公社、大队都修了很多水库及灌溉水渠,仅我们一个比较小的大队就修了两个规模不小的水库,这些对于我们大队来说是很大的工程,当时各大队修水库有公社统一的时间计划安排,这样可以做到在工作量很大时有相邻大队的互相帮忙。千万别小看了这些,今天我们的条件要比那时好得多,我们现在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较严重的污染,有一些地方土地出现了严重的沙化导致沙尘暴,照理说这些工作量要比那时全国性的水利基本建设的工作量要小得多,可我们却治理很难,在集体主义时代没有钱凭双手也能完成的事在今天没有钱就什么也干不成,有钱谁也不愿意去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亏本买卖;在工业上,我们的起点几乎为零,可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和第一代建设者太知道我们因落后而挨打的情况了,太知道我们急需建设自己强大的工业了,所以全国都支持工业的建设了。农民以农产品的价格低廉为代价腾出钱粮来支持工业的起步,科技人员和工人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来创造我们的工业。到后来,钢铁、汽车、火车、飞机、轮船、机械设备等等都实现了国产,同时我们的两弹一星走在工业发达的欧洲人前面。如果当时谁都不奉献,那我们就不可能创造工业的奇迹,我们又会回到落后挨打的时代;当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也走了弯路,犯了错误,为了尽快赶超欧美,他们采取揠苗助长式的大跃进。但成绩是主要的,就拿当时的大办钢铁和粮食亩产万斤这两件失误的事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大肆指责他们的事情,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中国现在的钢铁总年产量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钢铁企业除了宝钢以外其余的大型钢铁厂都是在那过艰难的年代建立的,容易吗?记得前几年中国政府宣布我们用占世界较少(10几分之一还是20几分之一)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近5分之一的人口,这显然得益于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建立了水库等基础设施。所以看问题要全面地看,不能只抓住别人的缺点不放。同样,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上世纪末,中国股市上层出不穷的上市公司浮夸、造假案绝不亚于粮食亩产万斤。其实,在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一代建设者中讲团结、奉献的集体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莫说刘少奇、就是邓小平今天的改革放在当时也必定失败,我们谈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当时的具体情况,更不能将我们现在的想法强加在当时人们的身上,我们要学会尊重别人,我们也应该尊重第一代人的选择。同时,社会的进化其实是非常缓慢的,不可能出现只用20年的时间就将整个很蠢的上一代一下子进化为很聪明的下一代。
前面提到新中国的第一代建设者感恩之心,我就谈一件事情。我曾参观了刘少奇的故居,有两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其一是在他家有一件展品——一个普通的能盛水的小坛子,有一个典故,就是少奇的母亲在怀上他后,他们家就用这个小坛子盛满水,如果他母亲生下来的是女孩,就直接丢进坛子把她溺死,当然生个儿子就留下;其二是在他家的客厅放着一张大桌子而厨房放着一张小桌子,吃饭时大桌子是男人坐的而小桌子是女人坐的。在那个满嘴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的封建统治社会,女人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实现了妇女最健康最彻底的解放,女人能顶半边天。被解放后的妇女为了报恩,在农村肩挑的农活甚至出现了妇女和男人比赛的场面。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可能不理解,因为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经历,但我们大可不必对她们进行指责。
三,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或一亿二千万
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的日子不好过,普遍饿肚子,也存在少量饿死人的现象,但究竟饿死多少,就连精英们也说当时没有统计,是计算出来的,那么我们就看这些数据是否合理。还是先说八年抗战吧,记得前几年,中国政府宣布全国军民在八年抗战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是三千万,那可是八年哦,而且是日本鬼子在中国烧杀掠抢的八年,姑且不说死于战场上的军人和死于日本鬼子屠刀下的百姓,那时能有丰收年?在战争状态老百姓能安心种粮食和收割粮食?老百姓在混乱中种的那么一点粮食日本鬼子不去抢?什么叫以战养战?难道日本鬼子还从他的国家运粮食来养他的军队和我们的百姓?那可是老百姓啼饥号寒的年代,部分精英们算出三千万或一亿二千万无非是想告诉国人,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还不如日本鬼子,可见其险恶用心。还是回到现实和常识中来,三年饿死三千万或一亿二千万,相当于每年饿死一千万或四千万。今年世界上有三十多个国家因粮食问题而出现骚乱,还没有听说这些国家饿死多少人就开始骚乱了,我现在反问这些精英们,如果我们国家今年只饿死一百万人会是什么情况?不用说肯定已经天下大乱了,而且政府是很难镇压的,在封建社会造反是要诛九族的,可就是镇压不住饥民的造反。有人为了给三年饿死三千万或一亿二千万提供证明,说军队站在村口,不许老百姓外出。姑且不说中国有没有这么多军队能够在广大农村的村口排队戒严,也不说这只军队以这种高压的方式能否镇得住快要饿死的人们,我们还是来看毛泽东领导的这只军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军队。这是一只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军队,这是一只视剥削、压迫如仇寇的军队,当我们的演员在台上演欺压人民的地主时,这只军队愤怒地飞舞着拳头要揍演地主的演员,当我们的电影放到地主欺压老百姓时,我们的军人甚至拔出枪来往电影中的地主开枪,即使到了物欲横流的今天,这只军队在抗洪救灾、抗雪灾及抗震救灾中为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将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地方,当时你让这只军队去执行这样的命令能不引起轩然大波,可怎么没有历史记载?也没有听说饥民造反之事?我的家乡没听说有饿死人之事,我曾听同事讲他们家乡有饿死人之事,原因是他们那里的领导搞浮夸,中央知道饿死人后,及时调整了当地的领导班子来解决此事。看过动物世界的人知道有的动物有一项本领,就是在干旱之年不让自己的孩子生下来,有时候能几年不生下自己的孩子,当大地绿草肥美时再产下后代。连动物都知道尽量不让自己的后代出生在饥荒之年,难道人在越困难时越抢着结婚抢着去生孩子?我们有的精英先是埋怨毛泽东时代不搞计划生育让中国人口太多,现在又埋怨困难时期因自然出生率的下降而导致人口增加的不快,翻云覆雨,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象这样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胡编乱造的精英如何取信于民?如何引导老百姓去渡难关?
有人说毛泽东是暴君、把自己当作救世主还搞个人崇拜。可在那个年代,国际歌是流行歌曲,而国际歌里面有一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而且在那个时代曾经冒出的早请示晚汇报也被他制止,那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且即使是十年动乱,只要你是工农兵就没有人为难你。一个搞个人崇拜的暴君加救世主能这样?毛泽东什么时候派军队镇压过老百姓?暴君从何而来?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救世主,他只是告诉了老百姓如何救国家、民族和自己的成功方法,所以老百姓爱戴他,喊他万岁,他却喊人民万岁。人民在尊称他时将‘伟大的导师’排在最前面,但老百姓崇拜他有点过头不能当成他的错。而且尽管毛泽东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但他却非常谦虚。在那个年代,没有一部电影去反映他的丰功伟绩,我们看到的象‘地雷战’、‘渡江侦察记’等等都是反映人民群众和他的战士是真正的英雄;有人在改革中遇到困难时不找自己的原因,总喜欢将原因归咎于那个时代。说什么极端的权力造成极端的腐败,又说那时是最极端的权力,可奇怪的是那时没有腐败。当然有人硬是钻牛角尖要在全国大范围内举几个难以证实的例子,可无论如何改变不了那时老百姓没有谈论腐败之事;有人说毛泽东不准别人搞腐败而自己搞腐败,有一亿多元稿费。我们却只听说过有百万稿费,而且和别人一样是合法的。首先,不准别人搞腐败而自己搞腐败这一点历史上谁也做不到。其次他的后人现在和我们草根一样生活着,真是不知道这么大一笔腐败款到哪里去了,很难自圆其说。我们不把精力放在反对当今那些真正的腐败分之身上看来是我们的无能,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牵着鼻子走;有人说在那个年代我们自己都吃不饱还支援一些第三世界的穷国家。其实当时中国也是第三世界的穷国家,穷帮穷、富帮富。我们帮助了他们,他们也帮助了我们,我们是他们反对霸权主义的骄傲和旗帜,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和排挤时,是非洲的朋友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穷国在富国的强大压力面前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显然不能靠单打独斗。正是因为当时出现了第三世界团结在中国身边,才出现了冷战时期的相对和平时期,才出现尽管中国当时的实力没有现在雄厚但在国际上说话的底气要比现在足,才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的失败,才出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来到中国和毛泽东握手建交。今天我们本应该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但我们太在意自己的付出而看不到别人的付出,但我们常常不切实际地将富裕的生意伙伴当成朋友,结果受伤害的总是我们。
四,浅谈农村体制改革和城市国企改革
本草根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并且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好时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荣幸地跨进大学门槛,后又分配到地方的中小国营单位工作,所以有一点这方面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还是先说农村体制改革。当共和国的第一代建设者完成了农业水利基本建设后,因为农村人口多,种田又用不着那么多人口,因此出现了人多事少的情况,这样劳动效率反而不高。就象政府部门的人员超出合理配置后,人员越多办事效率越低一样;同时,第一代建设者的子女也已经成为共和国的第二代建设者。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共和国的第二代建设者与他们的父辈是有区别的。首先,第一代是曾经身受三座大山压迫,他们体验过曾经因落后而挨打,他们选择了团结起来、集体化、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搞建设,他们创造了辉煌,你要是在他们面前说西方国家比我们发达,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们还会说,你们指责我们搞大跃进不就是为了尽快赶超西方国家吗。但第二代却不同,他们生在新社会,他们没有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所了解到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人民面前是如何的渺小。他们没有看到阶级敌人极其凶残的一面。同时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西方国家在妖魔化中国,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为了激励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祖国,对西方国家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此,我们的第二代建设者从小就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身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名义工资虽高实际工资不高,物价很高,社会风气很坏,吃喝嫖赌很普遍,枪击案很多,犯罪率很高。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当第一代建设者打好我们的经济基础后,当我们的综合国力上升到美国宣布封锁失败后,当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来到中国和毛泽东握手建交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接触就越来越多,最终一定是全方位的接触。这时第二代建设者发现西方国家是那么的富裕,西方国家的工人比我们的工人要富裕得多,原先的他们为生在中国而自豪变为现在的困惑,所以他们也就成为迷茫的一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知怎么去教育第三代,从而使第三代总认为共产党在说假话,所以第三代不再关心自己国家的历史、甚至否定自己的历史,反而对西方国家要比对自己国家的了解还要多,他们的思想也变得多样化和复杂起来,所以第三代就成为失落的一代;同时,第二代的报恩思想已经不如第一代,第三代莫说报恩、不报怨就是万幸的了,他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也大大地削弱了,所以这时你要让他们走第一代人的路就很困难,改革也就开始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事情要做,但遗憾的是我们把精力放在批判第一代人没有走自己现在走的路上,结果反而自己该干的事情没有干好。
还是回到具体的农村体制改革上来。首先,我们以上世纪90年代物价水平来算一笔帐,因为中国人多地少,我们就以农村平均一个家庭4口人、4亩田地计算。平均亩产1千斤稻谷,总产4千斤,留下自己吃的2千斤稻谷,每斤国家收购价8角,这样这个家庭一年卖稻谷的收入是1600元;除去每亩需要投资的化肥、农药、种子120元后,合计480元;同时还要上缴国家、乡镇的各项税收折合到每人每年200~300元,按250元计算,这个家庭一年上交1000元;剩下的收入就只有120元。这也就是这个家庭一年在穿衣、修住房、小孩上学、看病、买日常用品及日常应酬上的开销了。而上世纪90年代由于教育改革,出现了乱收费,农村读小学每学期各种收费接近300元,我们就按每人每学期250元,一年两个小孩的学费就是1000元。农民靠种田的生活就可想而之了,正因为如此,参加工作后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我都不愿意回家过春节。当然有人说农民可以搞多种经营致富,但这只能让部分人收入高一些,都搞多种经营就和都种田是一回事。这样纯靠种田为生的农民就出现了小孩上学困难的情况,生活的艰难让部分农民失去了种田的兴趣。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也就陆续出现了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宁愿在城里干最脏、最累、收入又少得可怜而且还讨薪困难的活,宁愿省吃俭用艰难地在城市里生活下去也不愿意回家守着几亩看不到希望的田地。在第一代农民工里面有一部分迅速转化为城市里的技能工或自己当老板,他们的收入对于农村来说就很可观,他们在家的田地也就不必要种了,而当他们开出每亩每年只收30元的租金却很难将田地出租出去。后来,得感谢胡主席、温总理办实事,免除一切农业税,这样上面提到需要上交国家、乡镇的1000元就不用交了,同时义务教育也不再收费,上面提到的每年两个小孩的学费就是1000元也基本上全免了,同时还在农村实现了大病医保制度,并且温总理还亲自过问农民工的讨薪问题,同时现在种田每亩每年还有约30元的补贴,这些实实在在的惠农政策让农民感到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回来了,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部分精英不顾人民死活的巧取豪夺,也释放了因严重的分配不公和城乡差别而埋藏在农村的巨大风险,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正因为如此,家乡的父老由衷地希望胡、温政府能再连任两界。我们经常看到人们争论农村改革中的两个典型,安徽的小岗村及河南的南岗村,但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在赞扬声中的小岗村没有因包产到户而富裕起来,四面楚歌的南岗村也没有因人民公社而贫穷,他们现在都有自己需要反思和解决的问题,但典型毕竟是典型,他们代表不了一般。真正的惠农政策是让农民安居乐业,是解决当时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说到文革人们就认为那个时代一无是处,记得在文革后期,我还在读小学,每年暑假要参加农村双抢,挣点工分补贴家里的生活,那时家乡没有闲田,而且我们那里的田每年要栽两季稻的,可是现在全部是栽一季稻,尽管现在单产提高了,但我们村的总产至今也没有超过那个年代。
说到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也大大地改善了农村的条件,农村的面貌也日新月异。但是由于他们特有的经历,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再象他们一样生活,因此他们就让他们的子女多读一点书,有的能够进入大学深造,有的能够进入职校学习;同时他们的子女来回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也感受到了不平等,因此他们也不愿意象他们的父辈一样生活,他们普遍的文化水平要高于第一代。当这些第二代农民工进入社会时,我们有的地方思想陈旧,还以为他们象第一代农民工那样,这些地方的工资水平几十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致使企业上招不到工,社会上又有很多人在找工作。也给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从而让他们中的一部分走上了传销、黑社会甚至明偷暗抢的破坏经济建设的行列,我们的精英可曾想过怎样发挥这些人的力量搞经济建设?难道还停留在对付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对付第二代农民工?还在大谈特谈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现在谈谈城市国企改革,以我所工作的中小国企为例。国企,这个曾经让贫穷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的经济实体,这个曾经让整个中国第一代人自豪的经济实体,无论是所处的地理位置、设备、还是工人的素质都堪称为优质资产,在改革开放后却面临着与外资在税收、用人机制上的不平等而失去了竞争优势。说到用人机制,仅举一例来说明,就是国企为了给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尽管企业人员过多,但不能随便精简人员,一直等到外企、私企发展壮大后,中小国企也死了,工人全部下岗了。正是由于加在国企身上的限制太多,精英们又千篇一律地替外资及私企说话,国企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国企负责人在外企、私企的管理者的高收入面前心理又失去平衡:他们也就失去了企业创新的动力;他们热衷于大吃大喝;他们热衷于搞基建以便能够拿些回扣,至于这些新建的厂房、办公楼能否用得上那就是后人的事;他们热衷于上项目以便于能够从银行中拿到项目钱,至于这些项目是否具有市场也留给后人收摊;他们热衷于购买进口设备这里面的好处更是不用说,至少可以借考察设备为由出国旅游一番,至于这些高价的进口设备能否用得上哪怕是买回来就根本不用也没有关系。这样给本来就不容易的国企套上了沉重的债务。由于国企负责人的心事不在国企的管理上,工人干好与干坏也就一个样,甚至出现了在工人中流传的:干活的不如在一边看的,看的又不如捣蛋的。整个企业进入了恶性循环。人浮于事、失去活力的国企就从以前的盈利能力较强过渡到盈亏平衡最后到亏损。工人的工资也就出现了十几年没变化,并且企业还经常拖欠员工的工资,最后实在维持不下去也就只好买断员工的工龄让员工下岗,国企也摇身一变为私营企业。按理说在国企改革中、中小国企因遭受不平等的待遇而给改垮了,可我们的精英们硬是说国企改革成功了。这就奇怪了,草根就是再糊涂也知道国企改革成功的意思是国企在改革后是做大做强了,国企给改没了成功在哪里?是草根的理解能力太差还是精英的忽悠能力太强?反正我们这些从国企走出的员工是不相信精英的这句话。
说到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常常说封建社会优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又优于封建社会。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优于封建社会,才出现了西方小国家用一百多年的时间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远远地甩在后面,又用约一百年的时间来掠夺这个文明古国。那么,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有了工厂就一定是资本主义式的劳资关系呢?我不是搞理论研究的,当然不可能给出准确的定义,只能作大概的说明。资本家和工人的劳资关系可以比如为,资本家为了得到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还是有利可图,能够过上较好的生活,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较高。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劳资关系可以比如为,地主既想得到火腿又想得到香肠,结果事与愿违,地主只得到了香肠,农民只能艰难地渡日,显然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高。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更不用说,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还谈什么劳资关系。正是由于封建社会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所以从孙中山开始中国就走上了推翻封建制度的道路,五四运动更是喊出了反封建、反孔,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反封建方面下的功夫比谁都大,甚至到文革时期我们还在斗地主。可情况又怎么样呢?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思想是否就那么容易彻底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我们就看改革三十年的现在。象山西黑砖窑,东莞童工事件显然是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劳资关系,当然这些能得到国人的一致反对,问题往往比较好解决。象血汗工厂这显然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劳资关系,因为国人的封建思想太根深蒂固了,当年斗地主的人们和被斗的地主及其他们的后人今天可能成为新式的地主,所以在反血汗工厂的问题上国人就显得很无力。但从微观经济可以看到国家的发展情况,我们的精英如果不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上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的经济发展一定是后劲不足,在经过短暂的冲高后,最终又会被西方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
说到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尚且被有作为的官吏所重视,而且这种情况对国家的伤害是严重的。就拿清朝的康乾盛世来说,在康熙年间,无能是和沙俄的战争还是收复台湾的战争都显示了军队的战斗力。到乾隆末年,由于严重的腐败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嘉庆皇帝尽管杀了大贪官和绅但无力制止全国性的贪污腐败,同时腐败也浸蚀着军队,在金钱美女及严重的不公面前军人不再想着为国捐躯,军队的战斗力在下降,就连平定地方的叛乱也显得力不从心,到了咸丰年间,军队的战斗力下降到实在没法和太平天国比,而这些变化也不过在短短的几十年完成的。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曾国藩只好跑回他的老家学着太平天国也训练出一支农民军,要不是后来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带头腐败,还不知这两只农民军要战到什么时候。由此可知腐败和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及军队战斗力的严重下降,最终走上了清朝灭亡的道路。我们的精英是否认识到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是否因为自己长期置身于腐败中已经闻不出腐味反而觉得很香呢?
最后,希望我们的精英以认真负责的姿态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希望我们的精英站在巨人的肩上、而不是想尽一切办法将巨人踩倒;希望我们的精英认真履行邓小平提出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带领大家共同富裕、而不是让富裕的少数人骑在大多数的草根的头上。2008.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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