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能不能当家作主是衡量制度文化先进性的唯一标准

―――从文革在美国的制度化维度看中国的现代制度建设

田忠国

　张五常　先生说，中国现在是最好的制度。如果从建构封建等级制的角度说，我们确实是最好的制度，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实行封建等级制了，唯此一家，是够特色、够鲜明的。当然，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说，中国的封建等级制由来已久，也不算是什么创造发明，只是由精英复制了二千年前的等级制而已。两千年前的东西能复制到一个曾经经历过文革的社会，这应该说改革精英做出的贡献不小，因为这是精英们所说的普世价值。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这确实是事实，但问题是人们怎么看制度问题，一种制度是文字中的制度，而另一种制度是事实上的制度。在人们的感受中，人们感觉到的是文字中的制度就说明制度是有效的，但如果在人们的感觉中现实中的制度已不是文字中的制度，就说明这个国家在制度管理上出大问题了。对于这种现象，　仲大军　先生有个形象的说法，叫“权力蜕变”。

当然，封建等级制在企业中早就形成文字了，不论是私企还是国企，全国几乎都一样。但是，在封建等级制森严的企业，不叫封建等级制，而叫现代企业管理。我个人以为，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所谓不断变革的过程，比如说，当时认为是对的，经实践证明不对或部分的对，或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践证明是对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证明已经不适应社会客观发展需要了，就需要调整、变革，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和制度动力支持。

从这个角度说，改革就是以实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为目标，动态调整偏离这个目标的思想理论和制度体系。　　

但是，也有人喜欢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还有人乐于大谈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喜欢绝对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乐于搞精英专制，而乐于谈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的，则喜欢资本主义的掠夺自由。

但是，大多数平民百姓认为，封建等级制、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不是普世价值，最多是权贵精英的普世价值，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不是人民大众的普世价值。人民大众的普世价值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平等的参与、管理、创造和分享社会各项成果。但对于权贵精英来说，他们没有和人民群众平等的习惯，更没有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习惯，所以，人民群众的普世价值，对于权贵精英阶级来说，就不是普世价值了，而是暴民政治。

不仅如此，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差异，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是有巨大变化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天经地意的，农民或工人反抗是不道德的，反价值秩序的，但是，中华人民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让人民群众明白了一个深刻道理，不论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剥削都是不道德的，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有的精英借批毛泽东之名，又把“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天经地意的”请了回来，并以普世价值之名大力推广。

如果单纯的从这一现象看问题，我们或许无法理解某些精英为什么要否定毛泽东思想，但如果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看，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因为，精英阶级的阶级消灭论，其主要目的就是打了你还要让说没打。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是这样，对文革的否定也是如此，因为，从世界历史上来说，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工人、农民的人权和价值观、道德观管理国家，并且在中国历史上持续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一直不懂何谓人权、何谓民主的中国人民，通过文革实践，第一次懂得他们也是有权利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　　

否定文革，是从某些人对文革的错误判断引起的，并被别有用心的极右分子所利用，由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进而全面否定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但是，权贵精英集团为了长期保持即得利益不受损害，在解构原来的价值观、道德观、政治观、国际观、文化观等等的同时，又处心极虑的配合西方国家大搞颜色革命。　　

有人可能认为，我这是言过其实，但如果我们看看精英集团的卖国路线，我们就不难发现，如果把主权经济卖光，颜色革命不用搞就成功了。　

　

权贵精英的理论实践告诉我们，世界上本没有普世价值，既便有，也是相对于某个阶级而言的，也就是说，权贵精英的普世价值，就是以暴民政治的名义剥夺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的普世价值。而人民群众的普世价值，比如说毛泽东所说的：“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就是权贵精英批判的对象。　

　

由此可知，所谓阶级斗争消失论，对人民群众来说是最大的也是最无情的阶级斗争，不过不是无产阶级对权贵精英阶级的斗争，而是权贵精英阶级对人民群众最无情的斗争。从这一维度说，中国的前三十年是人民群众不许权贵资本精英乱说乱动的三十年，后三十年是权贵精英阶级不许人民群众乱说乱动的三十年，也由此可知，阶级斗争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是个不容掩盖的客观事实。　　

中国应该敢于面对这个客观事实，而不是无视这个客观事实。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无视这个客观事实，不论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但事实是，它不会给中国带来进步，而是带来落后。比如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否定文革也否定了三十年，但是，在这三十年中，人们以为中国进步了，但到头来却发现，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又重新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这样说有的人听了不舒服，但听了舒服的话不一定是客观事实，从尊重客观事实出发，我只能选择听了让人不舒服的话说。　　

有人提出，普世价值是检验中国文化先进性的标准，我则认为，人民能不能当家作主是衡量制度文化先进性的唯一标准，因为，世界历史和未来的世界潮流告诉我们，人民能不能当家作主是衡量一个国家先进性的唯一标准。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需要制度支持，因此，美国通过对文革的研究，使文革这一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制度化了。

文革的制度化，一方面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有效的制约了精英欲望的泛滥成灾，再一方面，就是确保了文革文化的动态有序，避免文革的无序或混乱。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现代制度建设，也应该是文革文化的制度化。

但是，什么是文革文化呢？其实，毛泽东早就明确告诉了我们：“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当然，从权贵精英阶级剥削是天经地义的价值观上说，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人民群众拥有了“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权贵精英阶级就失去了自由剥削的权利。　　

科学发展观就是在中国六十年正反两方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是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是文革文化“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制度化的新时期，也是第四次改革的主攻方面。　　

或者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动态有序化、程序制度化，最终形成我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的机制动力，并在这种内在的机制动力推动下，实现“五有”（胡锦涛）、“五强”（韩德强）、“七大观念”（潘维）、“四大自由”（张宏良）的和谐社会。　　

　2008年9月11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