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茅于轼：《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　　

　　

广为人知的经济学　家茅于轼　先生，近几年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不少有违民意的言论，屡屡遭到公众的严词驳斥。近日，他又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的文章。然后，《搜狐博客》、《凤凰博报》等多家网站相继转载，读者很多，影响不小。应该说，这是一篇颇有误导性的，应用铺垫排除和先隐后露的论证方法，借题发挥且拐弯抹角地表明了一个荒谬观点的奇文。因事关大是大非，故我们不得不对该文作出必要的“疑义相与析”的回应。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该文的命题看似提出一个无可置疑的正面观点，其实不然。这个标题的提法等于说我们目前的社会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显然，这是言过其实的对我们目前社会舆论主流的肆意歪曲。其次，作者呼吁“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那么，作者想要“恢复”的，指的又是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制度下的社会的“讲理风气”呢？对此，文章起始“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作者没有明说，那就让我们从他的全文中寻找答案吧。　　

　　

纵观全文，作者论述的总体顺序是：（1）文章起始表明，现在“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2）否认怨气和矛盾源于贫富差距悬殊和官场贪污腐败的民间共识。（3）认为怨气和矛盾来自社会缺失正义，“不讲理”。（4）结论是，只有通过全民投票选举，才是消除社会民怨矛盾，恢复社会讲理风气，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唯一有效的办法。这个结论就是茅文的核心观点。尽管以上前三个环节的论证，与最后推导出的结论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悖逻辑推理的基本要求，但是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前三步“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弯弯绕，只不过是为最后亮出的核心观点服务的过渡性铺垫，不禁让人有一种“图穷匕首见”的感觉。茅文确实是一篇不可多见的论题、论证、论据与论点风马，牛不相及的逻辑混乱的奇文。接下来，不妨让我们再进一步就该文的荒唐逻辑摘要剖析一下它的症结所在，看看茅于轼讲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理”？！　　

　　

这位自作聪明的经济学家不惜采用“请君入瓮”的手法，混淆是非，牵强附会地误导读者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和荒谬观点。文章起始便别有用心地通过极端片面地强调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以此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奠基性伟大成就。试问，难道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真的是一个“穷困饥饿、受人欺负”的国家吗？这符合历史事实吗？接着，作者就提出一个现在“社会怨气大矛盾多原因何在” 的问题，并借题发挥，说：“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这是言不由衷的遁词。其实，作者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还说什么“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　茅　先生把“正义”完全等同于“讲理”，认为凡是动武的都是“不讲理”，都是“非正义”的。而且还断言，讲理是一定能讲得通的。果真是这样吗？殊不知，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任何的“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不是遵循同一个标准的，“理”是有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特点的。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社会，有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公理”。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公理”实质上就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家之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两者都有各自的道理和利益，是不可能统一的，讲理是永远讲不通的。比如说，地主和资本家认为是他们养活了农民和工人，而农民和工人则认为是地主和资本家压迫和剥削了自己，两者之间能通过讲理达成共识吗？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所以，被统治阶级为了坚守和维护自己的道理和利益，只有靠“动武”推翻反动统治阶级，才是唯一的办法和出路。人类社会不就是在无数的奴隶、农民、工人不断反复地“动武”斗争中发展和进步的吗？共产党也绝非靠“讲理”打败国民党的，而也是靠“动武”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的。如果按照茅于轼的逻辑，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和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岂非都是“缺失正义”的“不讲理” 的犯上作乱？！这分明是公然挑战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存在的合理性。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不能含糊的，是不能不辩论清楚的。　　

　　

其次，茅于轼还认为，民怨不是来自贫富悬殊和官场腐败，而是源于“社会不讲理”。这纯粹是作者个人的臆断，充其量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偏见，绝非是全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共识。更何况，作者避重就轻、文过饰非地竭力为贫富悬殊和官场腐败的社会弊端辩解的论据，也是不足为证的。说什么，“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可能还更公平一些”。还说什么，“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远不是最腐败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就拿我们的近邻看，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其余的都不如中国”。这是何等荒唐的自欺欺人的逻辑！　　

　　

作者仅从抽象的且经过歪曲的理论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肆意否认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是徒劳的。可见，文章引用基尼系数的辩词完全是遮人耳目，瞒天过海的无稽之谈。　　

　　

此外，作者关于官场腐败问题的辩词更是与民意相悖，经不起一驳。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官场腐败的严重性和反腐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严峻形势，已是无可置疑的党和人民的共识，而茅于轼则掉以轻心地认为，“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言外之意，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如果按照此论行事，亡党亡国的灭顶之灾将不可避免，这绝非危言耸听之说。尤其荒诞不经的是，作者竟然拿中国与一些比我们更加腐败的，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说“中国远不是最腐败的国家”，以“五十步笑百步”而沾沾自喜。试问，如果等到中国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还有药可救吗？这是典型的讳疾忌医和阿Q式的自我安慰，这无异于给我们注射麻醉剂，瓦解我们的反腐斗志。作者居心何在？！　　

　　

总而言之，作者认为一个怨气大、矛盾多而又“不讲理”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并以一种貌似“忧国忧民”的姿态表示：“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治久安，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那么，作者“找出”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妙手回春的“办法”呢？他说：“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了”。作者为我们找到的这个“办法”，说白了就是：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才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作者于文章起始对他究竟主张恢复一个什么制度的社会的“讲理”风气，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至此谜底才得以揭晓，终于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原来，作者想说而又不便急于直说的是：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社会，才是讲理的没有怨气矛盾并能长治久安的社会。这就是茅文的旨意和要害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原来，茅于轼讲的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的“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理”，是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