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
——《智慧的痛苦》读后感

文 殊

我也是研习哲学的，前些日子看了央视10频道《百家讲坛》播出的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张志伟教授、副院长的学术报告《智慧的痛苦》（以下简称《痛苦》）之后，有些不同看法想在这里谈谈。同时也要向有关媒体提个建议：今后播出或刊登学术文章之后，要尽可能引导或组织读者展开讨论，讨论它是否具有科学性。一方面使正确理论能为公众普遍接受，使之成为共有的精神财富；一方面使错误思想得以澄清并消除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学术研究和学术报告毕竟不是曲苑杂谈可以胡编乱捏，能博得观众欣赏就好。政治经济领域里的假冒伪劣，其认识根源都在于学术研究领域。要禁绝政治经济领域里的假冒伪劣，必须首先杜绝学术研究领域里的假冒伪劣。因此，不断提高人们对学术研究领域里的假冒伪劣的鉴别力至关重要。下面简要谈谈我对《痛苦》一文的几点看法，供有关媒体编者和上网学者参考，谬误处请张志伟教授和广大上网学者斧正。
张志伟先生研究西方哲学史是否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我不敢妄加评说。但他在《痛苦》这篇学术报告中的一些提法和所作结论却是值得商榷的。
1）西方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其词源为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国人译作“哲学”。之后，“哲学”一词就成为国人对类似著述的通称。发展至今，哲学著作并非都以“哲学”命名，哲学也并非只是“爱智慧”），此话不错。但稍后还有曾一度占统治地位（统治地位与主导地位不同。统治地位是强加于人的，而主导地位则是在一定的学术水平下多数人的共识）的经院哲学等，再往后则流派更多。古代东方也有哲学（如佛典《金刚经》等，曾被世人誉为东方妙智慧），我国古代也有自己的哲学（如儒墨哲学和老庄哲学等，人称智慧的结晶）。这些哲学自成体系，相互间并无渊源关系。因此，不能以偏赅全，以西方人心目中的哲学来涵盖人类哲学（如果一味以西方文化是从，而漠视东方文化，甚至抹杀本民族文化，那就是十足的洋奴哲学了）。只在“爱智慧”的意义上来讨论哲学的含义和宗旨似乎也欠妥（设若如此，又何以解释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至死不渝，奴隶主民主派政府为什么要杀害他，以及他被杀害后他的学生柏拉图又为什么要逃离雅典，当时的社会政治怎么就容纳不了这些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又依据什么提出他的“理想国”和“智者（指哲学家）治国”，“勇者卫国”，“劳作者应节制欲望”等理念的？这些到底是哲学还是政论？）。迄今为止，人类哲学已有上百种之多，但没有一种是被公认为正宗的。从根本上说，它们都表现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掌握自身命运的探索。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史实来看：其一，古代东西方哲学的诞生虽然有百余年的时差，但都诞生于各自奴隶社会的末期。这一时期正是人类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也是人类所遭受的苦难（人类所遭受的苦难有天灾与人祸两方面。这里所指的是朝野掠夺者的胡作非为所造成的人祸）最为深重的历史时期。这是古代哲学诞生的时代背景。其二，古代哲学的创始人，他们彰善瘅恶，悲天悯人，富于同情心和牺牲精神，且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这些都是人的认识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而奴隶社会的解体则标志着统治阶级允许奴隶们自主择业的开始。这是统治阶级政治上的一种让步。这种让步决不能看作是统治阶级的进步。因为这是奴隶们争自由的斗争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史实和现实表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一种行之有效的掠夺和剥削方式，包括奴役剥削和武力征服在内。面对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强烈反抗，他们只是不断改变着掠夺和剥削的方式以适应新的形势，变得更狡猾，更阴险，更残忍。这正是社会革命频频发生，社会制度不断更迭的根本原因。把统治阶级的剥削方式由奴役剥削到资本剥削的不断更替看作是统治阶级的进步是政治上的色盲，是极其有害的）。这就是说，东西方哲学都诞生于人类认识能力发展的同一个历史阶段（以上两点也是东西方哲学具有许多共同点和相似之处的基本原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先哲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我想，一个脑子健全的人即便不熟悉他们的哲学理念也会想见一二的（在张志伟教授那里，全部哲学理念都可以凭空“思”出来。我想这一点他更是能推想而知的。一个学者如果只懂得就事论事，不懂得审时度势，只会在古典哲学的字面上做文章，不懂得设身处地地去体察前人的心境，以求“心知其意”（司马迁语），深入到字里行间去下功夫，那么他能“思”出些什么新东西，“研究”出一些什么样的成果来呢？）。在这个世界上，想改变世道的人有两种：其一是被逼上“梁山”的好汉和革命者，其二是对时政和世道不满、愤世嫉俗的文人墨客。前者注重实践，主张通过革命实践改造旧世道；后者则注重说教，倾向于以某种理念去教化世人，凭借智慧和善心去营造一个理想的世道。以往的哲人和宗教人士基本属于后者。但迄今为止，尚无成功的先例（这就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的事实根据）。在旧世道下尚能苟且偷生、苟延残喘的人，则一般都有得过且过的思想，尽管他们有的同情革命，有的为贪图安逸而不赞成革命。但他们一旦被旧世道逼得走投无路，或明显看到革命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和实惠时，他们就会赞同甚至投身革命（这种人以往就称之为投机分子。这种投机分子，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有）。而旧世道的缔造者和卫道士们（包括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哲人等）则会竭力维护由他们自己规范和营造的世道。(以往的世道，即社会人际关系的总和，都是由统治者倚仗武力和权力，并以各种法制和道德规范的形式来营造的。其中统治者所谓的社会公德，则主要靠历代统治者所豢养的御用文人长期不懈的鼓噪和呐喊，造成一种舆论氛围来不断地对人们的思想施加影响而逐步形成的。而劳动人民在长期的、互助合作的社会劳动中约定俗成的崇高的道德风尚则与之截然不同。这两种道德规范很容易从一般的道德信念中区分开来：凡是维系尊卑长幼等不平等制度的道德教条都是统治者强加于人、强加于社会的；凡是重信义、讲道义，维系平等互助，互敬互爱关系的道德风尚则都属于劳动人民的道德信念。统治者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劳动人民的道德信念里一起向人们兜售，人们就很容易上当受骗。)
2）哲学并非全是先哲们空想的产物，它既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也来自哲人们自己的虚拟实践（即纯抽象的逻辑推理）。因此，以往的哲学都有唯物和唯心的两重性。源自社会实践的那部分哲学理念具有唯物的品格，而来自虚拟实践的那部分哲学理念则具有唯心的品格。
3）古今中外的哲学都不是哲人们的智力游戏，也不是哲人们的“白日梦”。更不是哲人们作为“人”的一种“自寻烦恼”。从根本上说，哲学研究是社会政治的策源地。因此，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无一例外地要介入哲学研究，且都要豢养一帮“哲人”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而历代官方哲学也总会遭到一些在野哲人的抵制和批驳，从而使历代朝野哲学之争都充满着火药味，以致许多真正的哲人屡遭统治者的迫害。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自由的”哲学（要想自由也可以，你就得思而不述，述而不作。只要你开口就会受到“王法”的约束。或者说，哲学研究在触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时并无开放性和自由度可言，尤其是在独裁统治的黑幕下）。这就是说，哲学并非只是一种“终极关怀”，它更多的是缘自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对于各统治阶级来说，哲学研究都是有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一个社会的主流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至少也能被一些术士用来招摇撞骗混饭吃，或充当统治者的说客和帮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类绝不可能持续数千年地从事一项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工作。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无一不想以自己的哲学理念去影响统治者。为此孔丘曾不辞辛劳地游说列国，柏拉图也曾多次企图以其“理想国”的理念去影响西西里岛僭主狄奥尼修父子（尽管都碰了一鼻子灰）。而各种宗教的传经布道则超越了国界（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无孔不入（导致的结果更是事与愿违，不仅引发了十字军的频频东征，也导致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以及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旷日持久的相互残杀。在南亚和中东地区，各种正教与邪教之争和“异”教徒之间的互相仇杀，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见，古今中外的真正哲人，包括各宗教哲学的原创人在内（统治者豢养的御用哲人除外。他们都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过是些趋炎附势，被煺了毛、拔了虎牙的哈巴狗，统治者的“传声筒”而已），他们无时无刻不想充当救世主的参谋总长（像张志伟教授那样自我陶醉于“爱智慧”的空想，满足于“追求永恒”的烦恼，抱有“哲学是纯学术研究，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无干”之观点的学者，理应到深山老林静坐于菩提树下去参悟“人成其为人”的真谛，而不该到高等学府去充当什么教授误人子弟。社会主义的大学和研究机关毕竟不是与世隔绝的寺庙和神学院），个个都以为自己找到了万物运化之理和救世良方（往往还会把它自封为真理），都想以自己的哲学理念去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去改造世界，拯救人类于水深火热之中（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谁都没有找到救世良方。人们原以为马克思给人类指出了解放之路。但不想人们也因之碰了壁，又都走了回头路。这一点有幸被张教授言中了）。这正是先哲们研究哲学的初衷和推动哲学研究的原动力。那种脱离人类的现实生活，为了哲学而研究哲学，为了“爱智慧”而追求智慧的高论可以休矣！
4）智慧是什么？《痛苦》始终没有说，也说不出。这也许就是《痛苦》之所以“痛苦”的原因之一。报告以圣经中的“伊甸园”故事（实为无稽之谈）为引子，又以柏拉图的一句话（即“我认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只有神才配享有它。我们人只能爱智慧”）来切入正题。但《痛苦》在讨论问题时却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事物的运动发展总体上是与时俱进的；现代人的认识能力（即智力）和智慧要比古人强千百倍。因此，学术研究所要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只能以当代人的认识去修正古人的认识，即使古人的认识在现在看来仍有其正确的一面，也必须用当代科学予以科学的诠释。否则就是以古人的愚昧之见来愚弄当代人。因为古人的那种素朴认识，较之当代人的科学认识来，终究是两回事，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或同日而语的。这就跟牛顿力学不能与相对论相提并论一样。牛顿力学只是表述了物质运动中各种现象之间的宏观联系，而相对论则揭示了运动的本质，它在理论上证明了，运动会使事物的一切随之而变，运动是万物演化之源。事物的一切和一切事物都是物质运动的产物，事物的运动演变是永恒的。可见，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是有科学依据的。只是必须把握好发展的方向，方向不同，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也不同。在向西方学习和开放的过程中，尤其要警惕私有制在发展中复辟！否则，我们的改革就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了。
《痛苦》引用柏拉图的那句话，一下子把智慧与神联系了起来，把智慧神秘化了。这不是当代人的认识。在当代人看来，智慧就是能力，一种驾驭事物发展的能力，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就是认识和灵活运用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的能力（这种能力与历代统治者依靠武力、权力和权术把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人、强加于社会，仗势欺人的那种所谓能力是根本不同的）。智慧并非人类“始祖”误食了“智慧之树的果子”才有的，也不是先天就有的。智慧源自实践，获之于后天的学和问。迄今为止，人类的遗传基因只写入了人类生存本能的密码，以及智慧的物质载体——发达大脑的密码，尚未写入智慧本身。因此，绝无生来就有智慧的人。
5）人类的社会实践，自古以来就有做好事和做坏事之分。此谓实践的阶级性。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基本事实。实践的阶级性使人类裂变为劳动者和掠夺者两大阵营，也带来了认识和理论的阶级性。这是由“认识源于实践”这一基本原理决定的。同时也使人类的认识有是非观和善恶观的不同，人也就有好坏善恶之分（做好事就对，做坏事就错，不管成功与否；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就是好人，专做坏事不做好事的人就是坏人甚至恶人）。对于这些最基本的是非观和善恶观，我们的祖先早就有所认识，且一再告诫世人：为人一定要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倒是历代的统治者和御用哲人们几乎把这些全都遗忘了，他们既害怕人们去明辨是非，更不敢让人们去惩恶扬善，生怕惩到自己头上。此外，人类的社会实践还有各行各业之分。此谓实践的专业性。这也是一个最简单的基本事实。实践的专业性，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隔行如隔山”之说。这是对“认识源于实践”这一原理的最好注解。
所谓做好事，就是从事社会劳动，创造财富，造福于社会和他人；所谓做坏事，就是不劳而获的掠夺，不管是合法掠夺还是非法掠夺，也不管是野蛮掠夺还是文明掠夺（文明合法的掠夺就是剥削，俗称赚钱）。实践的阶级性本身就说明了：处于掠夺中的人决不会去劳动（否则就不是掠夺者）；处于劳动中的人决不会去掠夺（否则就不是劳动者），他们始终是被掠夺者。只有被剥夺了劳动生存权的劳动者，才会被迫去掠夺，加入掠夺者的行列（这些掠夺新手，由于技艺拙劣还常常受到掠夺老手的歧视和排斥。他们不但要替所有掠夺者承担恶名，还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成为掠夺制度和掠夺老手们的替罪羊。在劳动者看来，这些掠夺新手则是穷得丧失了志气和骨气的人。因此，这些掠夺新手注定要遭到全社会的唾弃——真够冤的！这也是不讲理的、掠夺者专制的世道下，社会革命必定要发生的具体原因之一）。一切不平等和不合理，都是掠夺和剥削实践的产物。而整日处于社会劳动中的平民百姓之间，则只有分工合作和互为服务的平等关系。客观事实历来如此。
劳动创造是人类有别于一般动物，从一般动物中直立起来脱颖而出的标志，劳动的智力化和科学化带来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掠夺和剥削则是动物本能在掠夺者身上的延续和人格化。掠夺手段的科学化推动了商品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和战争的现代化。只会掠夺不会劳动创造的人还不是真正的人。在此意义上说，哲学上的“人”是不包括掠夺者在内的。在生存竞争中你争我夺、弱肉强食，是动物的生存准则；在劳动中互助合作才是真正的人的社会生活的准则。真正的人与动物的人的区别并非在于“是否懂得追求永生”。因此，智慧也就有真正的人的聪明才智（它源自社会劳动）和本能的人的狡黠奸诈（它源自一般动物之间的猎与被猎、掠夺与反掠夺）之别。显然，前者带给人类的只有幸福和快乐，而后者带给人类的却只有痛苦和灾难。而这些带给人类痛苦和灾难的动物的人却掠夺了真正的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把自己装扮成文明人统治着世界，反而把真正的人压在了最底层。整个世界被颠倒了。人类如果不能彻底制止掠夺，杜绝一切坏人坏事，即彻底消灭实践的阶级性，那么，劳动者将永远遭受动物的人的剥削和欺压，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有公正和公平，人类就会在掠夺者的你争我夺中为掠夺者所毁灭，而绝不是在真正的人的“发展进步中自我消亡”。真正的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一定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先进的生产力，创建一个完全适合于自身共同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生态环境的。圣经关于智慧之源的说法，以及智慧原罪说等，纯属无稽之谈。
6）如果说“明事理，讲道义”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那么“懂规律，讲科学”就是人类认识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因此，追求哲学理论的科学性是无可非议的。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科学理论的普及，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只有科学理论才能准确无误地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驾驭事物的发展。以往的哲学研究确有许多误区。但人类的社会实践和认识总是要与时俱进的，决不会一直停留在误区中徘徊不前。在智力欠发达的古代，人的认识会误入歧途是可以理解的。但认为“哲学只能是介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空想，要追求哲学理论的科学化就是对哲学本性的误解”的观点，就如原始人是茹毛饮血的，因此认为现代人也只能茹毛饮血，要想追求生活的现代化就是背离了人的本性的观点一样是极其荒谬的。我想，张志伟教授和所有人一样，小时候也是穿过开裆裤的。但长大后却都把自己的屁股蒙了起来。你是否认为这也是违背了人类的本性呢？表面看来，张志伟先生的论点有凭有据（当然是来自故纸堆的凭据），但其实质却是向人们灌输复古思想和无所作为的思想。在《痛苦》看来，人类从来就没有找到一个解决方式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后当然也只能任凭有钱有势的动物的人的宰割。似乎这就是他在《痛苦》中所要告诉人们的“永恒的理想境界”。
7）就学术研究来说，研究任何事物都要先考察它的历史和现状，只有研究新事物无须考察它的历史，因为它无史可考。但即便如此，有时也需要研究它的来龙去脉，弄清它由何事物演化而来，会向何物演化而去，以便更好地驾驭它的发展。因此，研究历史并非史学家的专利。每个学者都曾研究历史，都有研究历史的经验和体会。只是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时段、时长各有不同罢了。尽管每个学者的经验和体会各有不同，但有些经验和体会却是共同的，其间的道理也是共通的。比如研究历史的目的任务和重点以及方法等。这里，我无心与张教授展开辩论，只想简要陈述一下这些共同的经验体会，供张教授和上网学者参考。
●人类研究事物（包括自然物和社会事物）发展史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是为了弄清它的发展规律，更全面地认识和驾驭它的发展，使之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生存和发展——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益者则促使其健康发展，于人类有害无益者则加以限制或彻底消灭之。研究事物的历史并非为了恢复它的原貌，使之复辟。其次是教育人。这一目的是由根本目的派生出来的，是根本目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实，著书立说也好，作学术报告也好，都是为了教育人，为了帮助人们更正确地认识事物，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都是教育家，几乎没有一个不设帐授业的。如今的大哲学家则更无例外。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人的思想就像许多客观事物一样是可以改造的。其实，现代人的思想认识，绝大部分都来自教学实践。一个人的学识愈渊博，他从教学实践中获得的份额就愈多。在当代，特别是在写文章、作报告都必须引经据典的新八股时代，如果有谁敢说他的全部哲学理念都是自己“思”出来的，那就无异乎当众宣布，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剽窃犯。就拿《痛苦》这篇学术报告来说，有哪个论点没有出处，是真正属于报告人自己的呢？即使是“哲学既教不会也学不到，只能是‘思’的产物”这一论点，人们对此也并不陌生。凡是浏览过佛典的人都会知道：据佛家宣称，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静坐冥想了七天七夜才通达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而悟道成佛的。如此看来，《痛苦》所讲的并非哲学，它讲的是圣经，说的是佛法，倒像是洋和尚在传经布道。人们不禁要问，这位哲学教授懂哲学吗？
其实，张教授在报告中也曾提到“学问”二字。可见他并没有忘记，我们中国人早就把一切思想认识都概括为“学问”二字了。学，就是在实践中学，向“不开口的老师”学；问，就是求教于人。可见，“学问”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这样的意思：一切知识都来自学和问。因此谦虚谨慎，好学上进早就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应该学习学习再学习，以科学正确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使自己更聪明起来，少做或不做坏事，多做好事，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光凭张教授所说的那种空想是不会获得任何知识和智慧的。
按照当代人的科学认识，人之所以能成其为人，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生性好学，遇事好问个为什么，在实践中学会了劳动，才最终成其为人的。真正的人懂得从实际出发而摒弃一切脱离实际的空想。那种明知自己终有一死，却偏要自寻烦恼去幻想永恒的人，离开真正的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呢！
●正因为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因而研究重点应放在事物的“现在时”以及它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的不同发展趋势上，以便从中总结出它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它现在的发展。研究重点的如此定位，也是由事物的运动演变都只能从它的现实状态起步这一点决定的。旧梦可以天天做，但人生决不会从头再活一遍。同理，事物运动的某一过程可以多次重复，但事物发展的进程却不会从头再来。即使要强制它走回头路，也只能从它的现实状态一步步往回走（即便如此，也不是理论意义上的复辟倒退）。哲学研究也是如此。因此，在哲学研究中你可以闭上眼睛去“思古人之所思，想古人之所想”，甚至可以神游古国，把“古人走过的心路历程在你的心里再走一遍，去感受和领悟古人在研究哲学时的心境以及他们所通达的意境”；甚至还可以默默祈祷，希望古人的英灵能在自己的肉体上复活，使自己立马成为超越时代的伟大哲人。你可以一天几遍地这样思、这样想，还可以一遍遍地声明，这样做“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做白日梦”，而“只是对古典东西的一种爱好”，效法古人“爱智慧”而已。但似这般打坐参禅，神游太虚的幻想，绝非哲学研究；沿着泰勒斯的“大地浮在水上”的思路去思考，也决不可能“去筹划、选择、开拓我们的解决办法”，也决不可能把当代哲学拉回到泰勒斯的年代重新起步，更不可能推动哲学的发展。
●事物的历史真相总是隐藏在重重帷幕之后。研究历史并非易事。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研究者的无知和史料本身的不真实性。由于研究者的无知（即缺乏科学知识），类似于错把鳄当作鱼，错把蝠当作鸟的事屡见不鲜。自然物在运动演变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假象和虚像，社会事物更是如此。一个人或多或少总会有一点不可告人的隐私，这是人之常情。统治者不可告人的勾当则更多。历代统治者都是一等一的掠夺高手，都是极狡猾、极残忍的伪君子，他们极善于把自己的真实面貌隐藏起来，往往假正义之名，行非正义之实；假为民谋利之名，行鱼肉百姓之实；假民主自由之名，行褫夺人民民主权利之实等等，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伪造自己的历史，使这些圣洁的理念都变了质变了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面对这种专制野蛮的独裁统治，一个平头百姓都不敢直言时弊，何况作为政治策源地的哲学研究！此外，事物的发展也并非总是沿着历史轨迹上的某两点连线的延长线发展。比如运动着的物体，一旦受到侧力的冲击，它的运动轨迹就会出现拐点和转折。社会事物的发展也有类似情形。因此，研究历史，不仅要博览史料（包括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还要有一个善于分析的头脑。仅在有关史料的字面上和表面上看，是难以揭开事物的历史真相的。在科学上说，只有掌握了事物的运动规律，才能确切地了解它的历史，科学地把握它的未来。
8）《痛苦》列举了古典哲学所遇到的许多难题和“悖论”来阐释“爱智慧”的痛苦，说得报告人自己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和“感觉有点泄气”。你看，以往的哲学在古典哲学的基础上思考了两千六百多年，却连自己是什么，是干什么的都没有弄清楚；一代代哲人的接力赛，思考了那么多的问题，提出了那么多的解决方案，却得不出任何确切的结论，到头来，什么问题都没有能解决，甚至连自己的思想都说不清道不明；自从泰勒斯提出“大地浮在水上”这一奇谈怪论以来，历代的哲人们都在不断地追问：宇宙万物的本原到底是什么？但两千六百多年过去了，大地却依然“浮在水上”，而且经张教授指点迷津，似乎“浮”得更有道理了；明知自己终有一死，却偏要自寻烦恼去苦苦追求永恒（延年益寿之术，要靠科学研究和劳动来创造，靠哲学家的空想是得不到的。而哲学上所追求的“永恒”其实并非指长生不老，而是追求一种长盛不衰的公平世道。那种趋吉避凶，祈福禳灾的占星术等，不过是那些玩世不恭的文人墨客在宗教邪说的迷惑下所玩弄的犬儒哲学罢了）；成百上千个哲学家踏着前人的足迹，一个个消逝在永恒无解的不断追问之中，而留给后人的却只有一座座“里程碑”和一堆堆令人费解、艰涩难懂的废话，等等。看到自己的前辈师范们两千六百多年的痴迷执著和劳而无功的苦苦思索，深得先哲真传的张志伟教授能不心疼，能不泄气吗？！
看到这些，本以为报告人在哲学研究方面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给学子们指出一条革故鼎新之路。不想，这位对西方古典哲学（包括神学和佛学）有较深研究，深知历代哲人所走的是一条永恒无解之路的当代哲学家，竟不懂得从中汲取教训，把哲学研究推向科学之路，反而要明智的学者摒弃所谓的“科学情结”，去遵循古训，师承前辈的衣钵，继续在没有彼岸的迷津中潜泳。他认定，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迷失哲学的“本性”。这种明知此路不通，却偏要人们去撞墙的反逻辑言辞，能说是研究结论吗？按理说，“智慧的痛苦”这一主题，本应挥就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推陈出新的杰作来。但遗憾的是，这篇杰作却被报告人自己扭曲了。报告人在阐说过程中给自己绾了个永远解不开的逻辑悖论的套索，套在了自己脖颈上。这就使报告人倍感痛苦。但在孤立无援的迷津中，张教授不甘寂寞，他要这些稚嫩的学子们都来“分享”他的寂寞与痛苦，于是他痛苦地作此报告，要学子们都来关爱这“广义的人生哲学”，并向学子们暗示：必须以他为楷模，去禁受古人曾经禁受过的那种痛苦的“人成其为人的洗礼”。否则，你就“还不是人”！张志伟教授真可谓至诚至信，用心良苦！
《痛苦》正确地指出，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但愿这不是张教授在强大的科学技术面前的违心之说。研究哲学和研究历史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认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它同样要以科学理论为工具和手段。但张志伟教授却出尔反尔，出人意料地把科学理论拒之于千里之外。
9）近两个世纪以来，在润物无声的科学理论的滋润下，除宗教之外的一切学科都纷纷向科学靠拢。近现代哲人也一个个觉悟起来，去追求哲学本身的科学性，以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这本来是件极好的事情，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但却遭遇到不学无术的干扰和阻挠。干扰是指本身原非科学理论，却贴上科学的标签到处招摇撞骗。这是不学无术中的欺世盗名者。阻挠是指死抱着陈腐的观点不放，对科学理论一概顽固抵制。这是不学无术中的冥顽不灵、食古不化者。在现代，两者都沐浴着科学的雨露阳光，但却都不懂得科学是什么，传统和经典都有哪些不足。
哲学本身的科学化，劈面遇到的问题就是哲学是什么，它研究的对象又是什么？如果说哲学研究是无的放矢，那么一切免说。让那些爱好乱想乱说的人去胡说八道好了，又何劳张教授伤精费神地作此报告，在学子面前痛苦地表演一番。如果说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无关，那么就请那些爱好神游太虚的人躺在自己的安乐窝里，或远离尘世，到深山老林里去做白日梦好了，在现实生活里没有人会需要他。如果说哲学只是为其自身，为了“爱智慧”而存在，那么人们会问：智慧是什么，要这个智慧又有何用？如果不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而只是像张教授那样夸夸其谈，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向稚嫩的学子们炫耀一番，那么这样的空头理论早已被现实生活所唾弃。这样的智叟，即人们常说的空头理论家，也远不如务实的愚公，在现实生活中也只能靠边站。总之，自然界的事物都要面对自然的选择，人类世界的事物都要面对现实生活的挑剔。如今，现实生活早已向科学化、现代化发展，这就迫使一切学科都要向科学靠拢。否则，在现实生活中就决不会有它一席之地。哲学研究也不例外。
那么，哲学研究的主题究竟是甚么呢？从它诞生的时代背景，从历代哲人与统治者之间的思想交锋和斗争（即朝野哲学之争），从哲学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和充分），以及各哲学流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分歧和斗争）等，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悟到潜在于哲人心底的关注主题——到底什么样的世道才是真好？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说就是，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研究世界观的。不过，这个世界观并非抽象笼统的宇宙观（什么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它与现实生活不沾边，现实生活并不关心。当人类个体的遐想尚未成为现实生活所关注的对象时，它就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抱有物质第一性世界观的人反倒会把个人的物质享受和所谓的经济基础置于第一位，而把革命精神和劳动人民的死活弃之不顾，沦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耻叛徒），而是对人类世界的总体认识。哲学家们所研究的一切都是从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为阐释他们的这种世界观服务的。其实，这个世界观不仅为哲学家所关注，也为世人所共同关心。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由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某种世道里，且不是世道的宠儿就是世道的奴仆或受害者，甚至成为某种世道神坛上的祭品。世道并非天造地设，它和人类世界的其他事物一样，都是人造的，也是可以改造的。
广袤无垠的宇宙中有一个不可见的引力场，它是各天体之间相互吸引的总和。日月星辰就是在这个引力场的制约下有规则地运行的，从而使我们这个地球村有了昼夜、四季之分和新陈代谢。这在智力低下的古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于是我们的前人就把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能制约天体有规则运行的引力场以及在它作用下天体运动和万物运化的规律性叫作天道（即宇宙万物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俗称天地运化之道）。人类世界的茫茫人海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犹如一张看不见的蛛丝网（我们每个人都被粘缠在它的一个个网结上），制约着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导演了一幕幕人间活剧，勾绘出一幅幅社会生活的画图。这在古人看来也是捉摸不透的。我们的前人就把这张不可捉摸的、能左右一个人的言行，甚至能主宰一个人命运的社会人际关系之网，以及在这个关系网中人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规律性叫作世道（即人类世界的运化之道）。能够顺应天道和世道就谓之明智，逆天道和世道而行就是愚钝。我想，在古代东西方哲学家的心目中，智慧和明智的基本涵义应该是等价的。因为古希腊哲学家和我国古代哲学家是共处于同一个认识发展阶段和同一个认识水平上的。
对世道和天道认识的总和，就是当代哲学所说的世界观、宇宙观。可见，哲学所关注的对象并非空泛的，它包含对人类世界的总体认识和对宇宙的总体认识两大方面，这两大方面都有切实的内容。此外，这样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与每个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密切关系，而且关系到人类世界的全局，它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根本问题。这样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不仅离现实不远，而且与现实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它之所以能为哲学和历代哲人们所关注的根本原因。发展至今，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在基本原理这一层面上已扩展到人类世界的方方面面。张教授所说桌椅板凳之类问题，不过是他从前人走过的弯路上捡来的几颗小石子儿罢了，怎能以此来阐释哲学之要义呢？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学子们的面侈谈哲学，岂不更贻笑大方！
在哲学所关注的这两方面内容中，对茫茫宇宙的研究和物质起源的研究等早就该把它踢出哲学研究的大门了。自然科学早已开设了研究宇宙的专科——宇宙学，且拥有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和强大的实验手段。这方面我们没有必要搞重复建设。再说，仅靠张教授所说的那个长在脖子上的“实验室”是研究不了宇宙和物质起源的。充其量只能编造一些类似嫦娥奔月那样的小故事去哄哄小学生，或虚构出“地心说”那样的“宇宙观”来。但古人编的谎言我们会把它看作美好的愿望和美丽的神话，而当代人再要编谎，就不会有这样好的礼遇了。
剔除了宇宙观的研究，世界观，即对人类世界的总体认识就成为哲学研究的惟一主题。
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由他的世界观派生出来的。世界观不同，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不同。比如，在劳动者看来，这个世界应该是互助合作，团结友爱，充满温馨的人类大家庭。一个人在劳动中创造的财富越多其人生价值就越高。因此，人的一生应该是辛勤劳动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们崇敬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认为劳动人民在劳动中创造了人类世界的一切，他们理应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这正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为之浴血奋战的真实世界观。但在掠夺者看来，这个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与动物世界并无根本区别，同样是人类生存竞争的战场，是优胜者的天堂，劣汰者的坟场。因此他们认为，一个人掠夺的财富越多人生价值就越高，人的一生只能是拼搏的一生，不断超越自我的一生，用赵忠祥的话说就是鲨鱼人生。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曾声嘶力竭地为之呐喊，如今引导改革的哲学家们又从他们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在这样的世界观支配下，历代统治者（即掠夺者之王）一方面用王法和法律来规范人们社会活动的宏环境，一方面又以某种体制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具体部门和单位的微环境，为掠夺者营造一个于他们的掠夺有利、与其掠夺方式相适应的世道。如狼似虎的掠夺者则成群结队地扑向埋头苦干的劳动者，并在你争我夺的掠夺中不断地相互厮杀，给劳动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和灾难。为了获取更大的人生价值，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地坑蒙拐骗，甚至铤而走险。他们崇拜掠夺中的优胜者，认为只有这些优胜者才能主宰世界，却把劳动者踩在脚下。可见，人生观和价值观并非是与世界观并立的哲学主题。至于方法论，那更不是哲学研究的主题。从来没有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各行各业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各门学科也都有自己研究问题的方法。没有一种方法是能在各行各业和各学科之间通用的。有人说，哲学是实践经验和科学理论的总结。这种说法同样不切实际，因为各种经验和理论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经验只能由各行各业自己去总结又用之于各行各业自身。各行各业的经验只能相互借鉴，不能互相通用。这是由实践的专业性决定的。各学科的理论也不可能归结为相同的几条。虽说各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实验手段，但各学科的实验手段和实验方法是各不相同的。
其实，人类学问的各学科都有各自的原理、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哲学同样需要有自己的原理、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哲学需要对有关经验、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和总结，并从中导出能够用之于自身的原理、基础理论和方法。为的是更好地去认识这个人类世界，给人们提供一个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正是其他学科从不考虑也提不出来的。由于哲学研究的是整个人类世界，因此哲学研究所遵循的原理和方法，也就成为人们认识人类世界的原理和方法。但即便如此，也不要把哲学看作是包罗万象，统帅一切的。凡是自然科学应该研究的对象，包括数学在内，它都不应去研究。否则就是狗拿耗子了。
那么什么是哲学应该研究的，什么是它不应该研究的呢？这个问题能否由我们主观确定呢？什么是科学和不科学？哲学科学化该如何描述？以及传统和经典究竟有哪些不足？唯心和唯物的分水岭是什么等，这些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