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杀学生的“英雄”洋溢的是什么精神?　　

　　

最近有几位被和谐社会逼迫得的走投无路的弱势阶级奋起了。对比那些情绪稳定、忘却愤怒的冻死、饿死或自杀者，本应算作勇者，不料，他们却把复仇的刀子挥向了小学或幼儿园的孩子。这种恶劣的“报复社会”决非缘于所谓的“不觉醒”。相比杨桂、胡文海、邓玉娇以及通钢工人们，这些曾任医生、教师的人也算得智识阶级，“冤有头，债有主”的道理不会不知。究其原因，不过就是鲁迅说过的“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抽刃向更弱者。”　　

鲁迅说，“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　　

待到“盛世”之末，和谐不下去了，主子又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刮民财，扒民房，砸饭碗，掠国企……，使小民想做奴隶而不得——“二亿人失业”。除了一些自勉“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怪政府”、责人“自己无能，怨天尤人”的能人、贤达，转而仇恨社会也属人之常情。然而懦夫只会“迁怒”，——把愤怒转向更弱者，嫩地里跑马，拿弱者出气，是因为成功的机率较大之故。　　

鲁迅批判封建等级制度时说——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　　

“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造反精神，正是教育人民群众把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由以往的向上“爬”（转而压迫下级），变为向上说“不”，即鲁迅所希望的变“捧”为“挖”。毛主席确实在他所领导的“改天换地”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也使他过高估计了群众的觉悟，——“六亿神州尽舜尧”。后来则清楚地看到，群众仍然意愿在新的执政党的庇佑下做顺民，而不是靠自身的力量解放自己；不清楚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后盾，反把共产党当作自己的“青天”。于是，在晚年发起了改造国民精神的文化运动，把几千年“官尊民卑”的传统翻了个底朝天，目的就是要清除群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　　

中国人民从来不缺少反抗外侮的勇气，却缺少反抗上级的精神。因此，一度出现了“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怪圈。百姓反抗洋人也常打着“尊王攘夷”、“扶清灭洋”的旗子。相反，上级为了“大局”而牺牲下级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上高中时我家附近的一家个体照相馆里发生过这样两件事：一次是我的两个无赖邻居照相时和店主发生龃龉。两人遂大吵大闹，扬言砸店。店主的女儿针锋相对、不让分毫。最后，店主打了自己女儿一个耳光息事宁人。女儿大哭。再一次是照相的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个小青年大打出手。中年夫妻以二敌一，领先一个回合；被拉架的隔到一边的小青年边骂边找家伙。这时，中年夫妻从旁观的人嘴里听到了小青年父亲的名字，——他年轻时代的一个响当当的“街霸”。丈夫的态度便明显变软：“唉，原来你爸是xx呀……”；泼辣的妻子却不识时务、不顾“大局“，又冲上前左右开弓，狠打了小青年两个嘴巴。丈夫大怒，扯过妻子重重的扇了几个响亮的耳光，妻子则一言未发。从“齐家”到“治国”，则有为给洋人消气道光，发配了“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战败的慈禧，联合洋人灭了“义和团”。而对外英勇无敌、屡败金兵的岳飞，却誓死不二的走上了朝庭安排的“绞架”（愚忠）；“路见不平一声吼“、“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梁山英雄，却屈从于自己的上级，招安、征方腊，吴用、花荣等甚至以死殉主（愚义）。　　

忠君报国，是统治阶级表彰的大节大义；犯上作乱，是统治阶级严惩的大逆不道。所以岳飞听到部下“将在外君有所不授”的劝说，要勃然大怒；宋江偏要为众兄弟找一个为朝庭效力、博个封妻荫子的人间正道，洗刷“乱臣贼子”的罪名。至于统治阶级自己，是从来就不信这一套的。所以就出现了“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怪圈。鲁迅看得分明：“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对内如狼，对外如羊”，“攘外必先安内”，“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只是等级专制对外的延续，“外”虽然不是“内”的上级，但“内”一旦被“外”从军事或经济上打败，或者被“外”揪住了“小辫子”，“内”就心甘情愿、死心踏地的服从于“外”了。鲁迅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　暴　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以砍杀孩子“报复社会”的“英雄”身上，洋溢的决不是造反精神，而是“上级搞我的老婆，我再搞下级的老婆”、“美国制裁我，我再制裁朝鲜”的奴隶主义。　　

鲁迅批评了一些 “专向孩子们瞪眼的‘英雄’”和仰仗外国的洋奴的劣根性，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想当头棒喝，促其觉醒，使其知耻而后勇，自强不信赖他人。其结果却出人意料：有的人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为当洋奴找到的理论支撑；有的人说这劣性不是我国独有，所以我们应该心安理得地与洋共劣；有的人说我们本来不劣，是被鲁迅骂劣的，而劣等民族可是要被无条件消灭的呀！可见鲁迅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了……　　

我也没看出鲁迅有丑化中国下层人民的意思。比如青年闰土，在他这个小知识阶级的眼里，简直是一个见多识广、威武英俊的少年英雄，——指明劳动人民的“根”非但不劣，而且优于上等人。然而中年闰土，寡言怯懦，分明是被封建等级制度所毒害；而他自己还反过来维护这个制度秩序，不肯改变“老爷”的称呼，坏了“尊卑贵贱”的规矩。还有祥林嫂，也不缺少敢于以死抗争的勇气。但这种抗争精神反被统治阶级利用来维护“忠臣不事二主，良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至于阿Q，身份虽是农民，但很多人读了都疑心是在骂自己。当时这篇小说的读者恐怕并非农民而是知识分子吧？阿Q受了欺负，总要迁怒于更弱者：王胡，小D，都不成功；最后在小尼姑的身上得到了排遣。此等劣行，文化不高的胡文海、杨佳们都没这么干，曾任医生、教师的郑民生、徐玉元却悍然地干了；阿Q的革命计划是杀掉王胡，奴役小D。一位“吾汝尔等”的大儒的革命目标则是：执掌总理大权后要把说中华传统文化不好的人或杀或逐，尤其是提到传统文化时“最多也就是‘悠久灿烂’这样模糊的话，没有具体的内容也没有任何一点真心在里面”的左派。可见，阿Q的原型实非农民。　　

造反，的确不如挤身于统治阶级的一员或者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打手“阿义”实惠；造反，也并非人们第一感觉的“揭竿而起”、“杀人盈野”……，而是敢于坚持而理，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尊、不唯贵，敢于向上级说“不”。唯如此，才能实现人民群众的自我解放；唯如此，才能避免因甘作奴隶一步步退让而导致最终“做奴隶而不可得”后的“揭竿而起”。　　

并非我偏激，我活了这么多年所看到的，正是某作家说的那样——“当官的乐趣不在于说对了要听，而是说错了也要听。”（大意）以上是我真实的感想，欢迎批评指正，谢绝余秋雨式的“含泪劝告”和王兆山式的“作鬼幸福说”，如“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自已无能，就别怨天尤人”、“相对外国的黑暗，应该知足常乐、深感幸福”之类。至于辱骂恫吓者，须知忍耐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