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是说空话吗？　　

　　

　马门村夫　

一　　

1989年这个年份，在中国的历史上，或许会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永远记住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的4月到6月，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一场被称为“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政治事件。正当这场政治事件达到剑拔弩张的白热化的时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　5月16日　，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同戈氏举行了会谈。邓小平与戈氏的这次会谈，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91—295）。　　

在这篇谈话的开篇，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讲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历史上的一桩“公案”——中苏两党大论战。邓小平说道：“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二　　

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逐步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一个秘密报告，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又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提出了通过议会道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论点。对于这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围绕这两个原则问题，双方的争论不断升级。　　

为了表明自己在这两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中共中央于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引自“一评”《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苏共二十大之后，苏共领导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发展。他们热衷于追求同美国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大肆宣扬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出版了大量著作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于国际民主组织；在百般讨好美国的同时，放肆地反对中国，还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在中印边境事件中，公然偏袒印度，等等。苏共中央赫鲁晓夫集团的这些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此情况之下，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1960年4月，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赫鲁晓夫集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自1962年11月起，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指挥下，1962年到1963年先后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国共产党和劳动党代表大会，也起劲地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进攻。面对这样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发表了七篇答辩文章。但是，“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1963年7月14日　，中苏两党正在莫斯科就双方之间的分歧举行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赫鲁晓夫集团为了讨好美国，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挑起了两党之间的论战。　　

对于赫鲁晓夫集团的挑战，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给予迎头痛击。从1963年9月6日起，一直到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史称“九评”），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要不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能不能和平共处和如何和平共处、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和如何争取人类和平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当然是这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而且也确实“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中共中央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就有好几处提到他。例如，“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三　　

“九评”的第一篇文章，即“一评”，题目叫作《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篇文章叙述了中苏两党发生分歧的缘起，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简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旗帜鲜明地指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文章说：“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革命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苏共领导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苏共领导的这条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收到严重的损害。”　　

文章说：“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文章最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这就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那场“激烈的争论”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争论的主要问题，都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空前严重的问题，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它“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既然如此，怎么能够说是“说空话”呢？　　

　　

四　　

“二评”的题目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　　

苏共二十大结束的当天，赫鲁晓夫集团又把准备离开莫斯科的代表们召集起来，做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秘密报告中，曾经称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的赫鲁晓夫借口“反对个人迷信”，恶毒地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　暴　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污蔑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的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全盘否定了斯大林。　　

针对赫鲁晓夫这种丑恶的表演，“二评”一针见血地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其实质，就是要“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就是要“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就是要“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就是要“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文章严肃地指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这不是苏共一党的内部事务，而是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　　

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客观、科学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与列宁一道领导十月革命中所进行的斗争；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反对内外敌人，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伟大功绩；高度评价了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上取得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取得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高度评价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所实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以及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给予世界各国人民也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巨大援助。文章指出，斯大林“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文章同时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但是，“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　　

确如文章所说，如何对待和认识斯大林和其他革命领袖，不仅仅是针对他们本人的评价问题，也不是苏联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关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怎样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事关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才能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因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核心，这个核心需要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领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持集体领导，但反对贬低领袖的作用；重视领袖的作用，但又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　　

“二评”整篇文章语言风格尖锐犀利，说理透彻，逻辑严密，如风行水上，一气呵成。无论是从语言形式上，还是从思想内容上，都看不出是在“说空话”，或者哪个部分、哪个段落说了空话。　　

　　

五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仅本民族、本国家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历史也是一面镜子。“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是一篇很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民认真地读一读的好文章。　　

“三评”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题设问开篇，然后紧扣这一论题展开论述。文章开门见山——“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认识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三评”全文分八个小节。　　

第一个小节“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南斯拉夫的铁托集团，对于二战之后国内存在的私人资本主义成分，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而是培植和发展。自1953年起，铁托集团以立法的形式，允许“合伙的公民”“创办企业”和“雇用劳动力”，允许私人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允许私人购买外汇，同时运用税收手段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到1963年，更是把这种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规定到宪法中去。　　

于是，“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1963年的时候，南斯拉夫私人“手工业”已经达到115000家，他们有的雇用的工人多达500—600人；有的私人企业年流通额高达1亿第纳尔；1961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100万第纳尔”，贝尔格莱德“有116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1000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7000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当时的官价汇率折算，7000万第纳尔接近10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城市中，私人资本不仅遍及工业、服务业、商业、房产业和运输业，还出现了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被称为“私人银行家”，他们公开活动，，还在报纸上刊登高利贷的广告。　　

私人资本主义不仅在南斯拉夫迅速发展，而且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也迅速蔓延和泛滥。第二小节“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讲述了这种情况——　　

1951年，铁托集团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到1953年底，南斯拉夫的农民劳动合作社由1950年的6900多个减少到1200多个，到1960年，有减少到147个。　　

自1953年起，铁托集团颁布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赁和自由雇工的政策，废除农产品计划收购制度，实行自由贸易。　　

这些政策，直接导致了南斯拉夫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加剧了农村中的两极分化。据当时来自南斯拉夫的资料，1959年，南斯拉夫农村中占有5公顷以下土地的贫困农户达农户总数的70%；粮食主产区伏伊沃丁那省有55%的农户没有耕畜，而这里富裕的农户却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有1300多台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这种两极分化的局面，迫使大多数贫困农户出卖土地，只得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生活，接受富裕农户的雇工剥削。　　

资本主义不仅在南斯拉夫城市和农村中全面复辟，而且，作为南斯拉夫经济支柱的“公营”企业，也蜕化变质。第三小节“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指出——　　

从1950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　　

铁托集团控制着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他们通过银行控制全国信贷，控制个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个企业的收入，拿走了企业收入的3/4左右。　　

铁托集团把掠夺来的这些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通过归还外债和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控制企业。在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中，经理与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成了雇佣和被雇佣、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有些企业的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40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导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而广大的工人却陷入贫困，就业没有保障，并且因为企业倒闭而大批失业，甚至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铁托集团取消国家的统一经济计划，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积极性的根本手段；鼓励企业之间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把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在国家统一计划之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变成了自由市场中的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自由竞争中的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经司空见惯了。”它们在外贸市场上，也同样激烈竞争，“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激烈的竞争，使南斯拉夫市场极为混乱。“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激烈的竞争，还是大批企业倒闭。　　

南斯拉夫在铁托集团的领导下，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充当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和走狗，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三评”的第四小节和第五小节分别以《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和《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为题，评述了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　　

文章指出：“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约54亿6千万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60%以上，约有35亿美元。”“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1961年南斯拉夫得到的美援占国家预算收入的47.4%。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结了一连串卖国条约，美国也由此控制了南斯拉夫的军事、外交、内政、财政金融、对外贸易，并掠夺南斯拉夫的战略物资，猎取南斯拉夫的军事和经济情报。　　

铁托集团出卖南斯拉夫的国家主权，在经济上造成的后果就是，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产品倾销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基地，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成为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了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和走狗的角色。文章列举了自1949年到1962年铁托集团在诸如希腊革命、朝鲜战争、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中东事件、台湾海峡事件、美国U—2飞机事件、刚果事件、老挝问题等十五件重大国际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以充分的事实，指出铁托集团是打着社会主义国家招牌，疯狂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反华的急先锋；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三评”第六小节“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七小节“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第八小节“简短的结语”，分析了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根源，深刻地指出，“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府的蜕变。”　　

南斯拉夫党和政府的蜕变，具有新的特点。这就是：“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南斯拉夫蜕变的过程，就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上面就是“三评”的主要内容。通篇看来，这篇文章在论述南斯拉夫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事实资料，无可辩驳地阐明了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分析了南斯拉夫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根源在于党和政权的变质，进而总结了它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新的教训。　　

读这篇文章，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南斯拉夫15年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不正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吗？换句话说，如果把文中的“南斯拉夫”改为“中国”，除去时空和数据不同外，恐怕也是恰如其分的。30多年以来，中国走的就是南斯拉夫的路子。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南斯拉夫相比，今日之中国，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评”没有一句空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