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作者：范世英

《大国崛起》观后随想之六

生活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青年，看的是苏联电影，读的是苏联小说，唱的是苏联歌曲，喊的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苏联”成为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和学习的榜样，它更是新中国青年梦魅以求想往的地方。

在《大国崛起》电视片里，我们看到苏联政府在短暂的二十年间，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以巨大的牺牲力挽狂澜，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最终成为一个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

苏联的高速发展与我国50年代极为相似：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都是中央集中领导的计划经济体制，都是靠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积累工业化资金。新政权成立后，人民生活幸福，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昂，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层层封锁，成功的完成了“五年计划”……。当时的苏联不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且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即一支看得见的手）模式，还为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危机，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然而，在十月革命75周年以后，从1989年到1991年，三年中苏联突然分裂解体了，社会主义制度被资本主义彻底取代。凡是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都自然会想到：“苏联的今天，会不会成为我们的明天呢？”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全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积极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其结果也完全不同。

在苏联，自从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开始进行改革，到戈尔巴乔夫的“重建计划”，直到后来的叶利钦，是一步步将苏联引向了资本主义。苏联的解体也推动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被资本主义所取代。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就率先提出要“反修、防修”，为此将中央领导划分为一线和二线，并主动退到二线，潜心探索“反修、防修”大计。只不过由于当时国内外的特殊政治环境，加之他晚年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才得出采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的大民主方式，“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的错误结论。其结果是造成了探索的失败和人生道路终结的悲剧性结局。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使我国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越南是又一个从90年代开始，效法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

阿尔巴尼亚、朝鲜和古巴，则仍坚持前苏联的模式，致使国家和人民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水平。

前苏联是一个地跨欧亚大陆的巨无霸，它有75年的革命历史，拥有2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大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是唯一能与美帝国抗衡的世界超级军事大国，为什么会在短期内说垮就垮呢？为什么在不放一枪一弹，全国上下未遭受任何有组织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和平过渡”呢？

我怀着种种疑问，去寻求前苏联的分裂解体的答案。

前苏联的分裂解体是由综合性的因素造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因素；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对前苏联的分裂解体说法很多概括起来，一是斯大林模式造成长期经济停滞，缺乏民主，人民不满；二是，戈尔巴乔夫的“重建计划”引进了“民主”，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种观点是西方应该对苏联的崩溃负责；第四种观点苏联是被沉重的军事负担拖垮了；第五种观点是，苏联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苏联陷入分裂的状态，因此最终导致分裂；第六种观点是，苏联特权阶层严重腐败，国内矛盾尖锐，导致国家解体。第七是苏共严重的脱离群众，甚至在苏联国旗降下之时，群众也无动于衷。

上述种种原因都不无道理，但是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世界知名学者，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大卫·科兹教授在《来自上层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的书中分析，苏联体制崩溃是有各种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上个世纪80年代，苏联政治和经济领导层中绝大部分人，已经开始放弃社会主义，转而支持资本主义了。这些人有权力，有实力来使社会主义体制解体，从而建立了资本主义体制。而苏联革命时的依靠力量：工人、农民、红军却没有权力能阻止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变。

苏联最后的一年（1991年），美国的一个社会学者对于苏共中央政治领导层和苏联的精英阶层所做的调查。这些人当中只有12％的人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有10％的人是怀念以前旧的苏联体制的；而77％的人都是完全支持资本主义体制。这些人都是来自苏共中央，苏联的政治领域，包括军队领域的高层领导。

构成苏联的精荚阶层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从事黑市经济的富有商人，企业主，城市的知识分子，支持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第五是高级领导人。而来自于苏共中央，来自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高层，是对苏联分裂解体起关键性、决定性的力量。

而与此相反，据对苏联人民所作的调查结果是：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比例只占15％到17％，可以说苏联公民当中大部分人，是支持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

由此得出结论是：苏联领导层中大多数人支持资本主义制度，而苏联人民只有少数人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大多数人是怀念以前旧的苏联体制的，但是，由于没有权，也无人领头反对，最终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既成的事实。更形象的比喻是：“苏联是死于慢性自杀”。

由此可见，造成前苏联解体是一个来自内部，来自高层的渐变过程。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据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表明：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全面引入了资本主义，并放弃了执政党的领导权，将权力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转移到总统办公室，在叶利钦政变夺权的关键时刻，未采取断然行动，致使叶利钦的夺权和分裂阴谋能得逞；最后是叶利钦破坏“国家统一”，利用俄罗斯共和国议会议长的权力，让俄罗斯共和国的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俄罗斯所有自然资源都是属于俄罗斯共和国自己的，而不是属于整个苏联全体的。” 这事实上是俄罗斯的独具宣言。俄罗斯共和国占有苏联人口的一半，领土面积占苏联的75％，在他的鼓动下各加盟共和国为保自身的利益，不管情愿与否都只能效法俄罗斯宣告独立，至此苏联彻底解体。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苏联在仅有20万共产党员的在野小党时，竞能团结和领导人民彻底打垮沙皇，建立了连马克思都认为不可能建成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革命政权；又在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不久，只有200多万党员，国内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然而，却在己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已经有了75年的执政经验，拥有2000多万众多党员，又是唯一的执政大党时，出人意外地自动放弃了革命政权，全面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难怪有人说，“资本主义腐而不朽，社会主义一腐就朽”。2004年2月普京总统指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其间“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2005年5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普京总统再次说道：“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

苏联的解体是否可以避免？

苏联的解体并不是苏联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在1991年8月，叶利钦政变的前夕，戈尔巴乔夫的内阁已宣布采取国家紧急状态，但当戈尔巴乔夫度假返回莫斯科后不赞同，国家紧急状态就被取消了。特别是当国防部长问他是否要逮捕叶利钦，他却回答说，“不必要了”。可见，戈尔巴乔夫是有权，有可能阻止政变的发生。二是，苏苏联人民大多数不赞同解体。据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2000、2001连续三年作的几次调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并不赞同当时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而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分别仅占20.3%、25.4%和30.0%。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关怀时刻并没有领导人民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抵抗。叶利钦所以能击败戈尔巴乔夫，是叶利钦有苏共领导层当中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为什么苏共领导层中大部分人都支持资本主义呢？

在80年代苏联领导层中的绝大部分人，只对物质利益感兴趣了。这些人在苏联体制之内是享有相当多的特权的，但是，社会主义的体制使得他们的特权受到了限制。他们更不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也不能合法地把这些财富传给他们的子孙，只有彻底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满足他们的贪婪欲望。

苏联的解体已成为历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弄清苏联的解体的原因后，我们应进一步思考，从苏联的解体中又应该吸收哪些经验教训呢？

苏联的解体主要原因是来自党内，来自高层。这就警示我们，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将党的组织建设好了，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党是当今世界第一大党，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已经达到7080万人，比革命战争年代多出若干倍，但战斗力并未成倍增长，甚至从某种角度说还下降了。党的第二代、三代领导人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并在全党开展了“三讲”和“保先”教育活动，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并非如各级上报的总结那样好。最根本一点是人民群众的认同度低，实际成效并不大。最突出一点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改善不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继承发扬得不好。

第二是，从苏联的分裂解体可见，党、政、军的高级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苏联的分裂解体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的一个个领导都难辞其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更是搞垮苏联的两个历史罪人。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的同时，不否认个人在重大历史发展关头的影响。这就从反面证明了，选拔党和国家领导接班人的特殊重要性。在接班人的选拔上，我国也是有过沉痛的教训，文革中“钦定”的林彪和“四人帮”，都给党和国家酿成了大祸。可见，由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办法是十分危险的。

第三，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何仅存在了75年就寿终正寝，而资本主义制度运行了数百年还青春常在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能保持数百年 “腐而不朽”仍有活力，而“社会主义一腐就朽”不打自垮呢？

苏联的分裂解体的关键是在于，没有一整套形之有效，又能坚持执行的好制度。在我国由于受长期封建主义的影响，善良的人们常常将清明的政治寄希望于圣明的君主，这是不明智的。小平同志曾说：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十分危险的。在英国的历史上延续数百年的两大原则，一是王在议会，也就是说国王必须通过议会来进行统治。第二是王在法下，也就是说法律高于国王，国王必须服从法律，很值得学习借鉴。

在苏联，叶利钦公然操纵俄罗斯的议会，通过一份反对苏联统一，违反宪法的“俄罗斯独立宣言”而不受任何制裁；在中国，文革时期身为党主席的毛泽东可以不顾宪法，仅用《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拉下马”。面对揪斗的一群红卫兵，刘少奇高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维护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进行抗议时，竞无人理采！这是法制的悲哀！共和国的悲哀！这不是“王”在“法”之上的反面典型之典型吗？

第四，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似乎特别严重。这在过去的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和今日的朝鲜…都很严重。为什么？很值得深思。原因是：这些国家民主革命不彻底，封建的王权和专治主义思想未根除，加之对领袖人物的尊崇和热爱，民主制度又不健全，更缺乏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制度。

不过应当看到，通过１９８０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党贯彻，民主之风较之过去有明显的改善。但是，现在“一把手”权力过大，缺乏监督，党委包揽行政管理，人大、政协未发挥应有作用……等等不良现象很值得警惕。特别是有的单位“一把手”变成了“一霸手”，一手遮天，一人说了算。特别令人不解的是，也许是出于“加强党的领导”的考虑，由同级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这一决定，到底是进步，还清倒退？个人倒认为，这样会削弱“人大”对的监督作用是倒退。

第五，要下大力反腐倡廉，减少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认真吸取苏联解体后，人民群众冷漠对待的沉痛教训，切实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创建和谐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的治国理念，非常必要，非常及时。中央重拳打击贪官，整顿吏制对陈良宇等人的查处表明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深得民心，但是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值还有一定距离。

当前，人民群众对腐败之风深恶痛决，特别是累禁不止的权钱交易，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旅游，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高福利，干部的隐形收入等等，极易影响党群、干群关系。

第六，认真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切切实实的发挥工人、农民的参政、议政作用。毛泽东同志当年所批示的《鞍钢宪法》，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有深远的作用。即使现在重温“鞍钢宪法”也有积极作用，它不仅是保护工人的权益，而且还把这种权利延伸到参加管理中去。

我们不该遗忘《鞍钢宪法》，现代管理的“后福特主义”的精神实质，也是汲取“鞍钢宪法”的精髓。值得警惕的是，现在企业中工人只是听命于“老板”，工人在管理上是无权的，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只是口号。工会组织的作用被弱化，至于曾经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本原始集累的农民，处境则更是可怜，他们甚至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的“农民协会”组织都没有。乡、村政权和各级农业部门是唯一为他们说话的地方。而前者更多是为他们的负担层层加码。各级人大、政协虽为工人、农民安排有代表，但其作用十分有限，由于其参政、议政的能力不强，作用发挥更受到限制。当前，中央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力度，并将“三农”问题提上了日程，非常英明及时，不过还应从提高其参政、议政的能力，充分发挥主人翁作用方面多做工作。

第七，随着民营企业的大发展，一大批企业主的出现，他们总是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保卫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机会。此外，当前政策是鼓励扩大中资产阶级，中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国内阶级形势对比也将发生变化。面对阶级形势的变化，在这方面如何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更值得研究和深思。
在写这篇博文时，我又重温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个人认为，《决定》针对当前我国的实际，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强调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在认真总结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六个“必须”，五个“坚持”，并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如认真吸取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坚持不渝，锲而不舍，排除各种于扰，认真地贯彻执行《决定》精神，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越走越宽广。苏联的今天，不会成为我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