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到2008年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恰与新中国建国后的新中国前29年形成鲜明的对照。当人们反思改革，回顾过去，发现中国呈现了一种令人爱恨交加的状态：物质丰富了，精神堕落了；法律增多了，违法增加了；一些人富裕了，更多人贫穷了；国家富强了，环境污染了；开放搞活了，黄赌毒泛滥了……最危险的是，中国越来越西化，于“全球化的陷阱”中难以自拔，以至于中国与美国沆瀣一气成为“中美国（Chimerica）”。在这个时候，《零八宪章》被急不可待地抛了出来。　　　　

一　　　　

这些自封为中国人民代言人的所谓“中国各界人士”以前总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以“改革”来为他们的主张作掩护，用“反对改革”来恐吓反思改革的人民，当他们看到人们质疑的声浪日益高涨，被抽取社会主义本质的“改革开放”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宣布“改革”死亡，祭起“普世价值”的旗帜。任何想为他们粉饰和遮掩的企图都变得那么徒劳了。　　　　

据说这个“宪章”是为了纪念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由刘晓波等人起草的一份宣言，旨在“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这个所谓“零八宪章”既不是国际组织的条约，也不是什么国家或组织的章程，不过是一个宣言，炮制者无非想借“宪章”的大旗，标榜自己的正统，展示自己的力量，宣示自己的存在。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它出笼的时机。首先，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基本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呼声日益提高，此时抛出宪章可以利用“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和人权宣言纪念日，可以向国内的资产阶级喊话，影响中国政治进程，为他们建立资产阶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理论和人事的准备；其次，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连“美国鹦鹉”都难以自圆其说了。再没有动作，就没有人会理睬他们兜售的私货。于是策划者要给自己打一针强心剂，提振“改革教派”的士气；其三，最近一连串的群体事件似乎让他们看到政府在失去民心，在失去对社会的有效控制，此时出台“零八宪章”可以借助社会危机，与西方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政权，一鼓作气倒向西方。　　　　

二　　　　

所谓“零八宪章”的提出并不是个偶然事件，它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乃至解放初资产阶级右派对新中国的进攻。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不久，毛泽东同志就预言：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　　　　

资产阶级并非只是做老板的那些人，而是包括那些秉持资产阶级思想、为资产阶级服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这些人包括他们的思想是始终存在的。他们当中有些是不拿枪的敌人，有些是自觉走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有的是受到资产阶级熏染、被资产阶级利用的人。资产阶级思想也无时无刻不在向社会各阶层和中国共产党内部渗透。　　　　

新中国一建立，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争就开始了，左翼与右翼的斗争在共产党的内部也反映出来，这就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呈现三种力量的对比态势：　　　　

一种力量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坚持社会主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克己奉公，依靠群众，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一切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他们是党内的革命派。　　　　

另一些人，他们接受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私自利，贪图享乐，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这种人是穿着共产党外衣的假共产党，是党内的反动派。　　　　

在党内，还有一些人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他们投机革命，同情革命和社会主义主张，有善良的愿望但没有坚决斗争的精神，看到党有执政党的地位，于是加入进来，获得更好的待遇和前途。他们有可能接受正确的思想而成为革命者，也有可能倒向反动派，他们是党内的中间派。　　　　

党内反动派因为参加过民主革命，资格比较老，挂着共产党员的牌子，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所以非常具有迷惑性。他们骨子里面就是彻底的资产阶级分子，历史上他们被称作“走资派”，意思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人民的监督下，他们会限制自己的言行，甚至表现出革命的一面，但一旦环境允许，外在的压力减小，他们就会滋生蔓延。 　　　　

正是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腐败分子构成的党内反动派利用自己的权力，把真正的共产党革命派党员排挤在党的组织边缘，主导了党的指导思想，组织路线，掏空了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把大量不具备共产主义觉悟，不具备共产党员基本条件地人拉入党内，整个党呈现出与党的宗旨、思想和目标相违背的“逆反淘汰”，最终导致党的性质向资产阶级性质转变。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为何现在的党与为何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不同，为何党的腐败不能得到根治，也能理解为何改革会出现两种方向。　　　　

三　　　　

任何社会制度都包括了四个方面：　　　　

1） 生产资料所有制；　　　　

2） 资源配置与调控机制；　　　　

3） 收益分配制度；　　　　

4） 权力分配体制：政体——保障上述所有制度的国家机器。　　　　

这四个部分是逻辑地联系在一起，互为充要条件，缺一不可。要建立其中一个制度，必须依赖其它制度的同时建立和逐步完善。　　　　

生产资料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了权力的所属，决定谁来制定整个规则，决定了资源如何配置和收益如何分配；　　　　

资源配置与调控决定了生产资料由谁控制，决定了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分散，所有者是否可以继续扩张，构成了权力的来源，最终影响收益分配的形式和规则；　　　　

收益分配则保证了收益的流向，决定了资源所有者的收益比例和收益量，收益大小反映了权力大小；　　　　

权力则是资源所有、配置和收益分配的保障。　　　　

制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改变，就会对其它部分产生深刻的影响。比如所有者的改变，那么新的所有者就必然提出对资源配置、调控，收益和权力分配的要求，否则所有者不能实现自己的所有权利。　　　　

正如，松树上不能盛开荷花，仙人掌里长不出西瓜。试图保留社会制度的其中一个方面，而改变其它方面，是不可能的。异质的制度之间必然发生矛盾和冲突，最终整个制度体系失去效力。资产阶级与人民民主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容忍“按资分配”。当资源配置机制由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而试图保持社会主义就是不可能的事，就好比用汽车的发动机去发射火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驴唇不对马嘴的概念堆砌、没有内在逻辑性的文字把戏。　　　　

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的肌体中发展出来，但它已经不是原来的资本主义，而是全新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体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民主专政构成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由“社会主义新人”制定和实施的。社会主义新人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丰富多样的文化知识和科学理性的人。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新人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彼此不可分割。离开社会主义新人，而试图靠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不掌握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新人也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这两个方面又是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新人创造和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人，可以改造其中的不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使之逐步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从量的角度而言，当社会主义新人必须占有这个社会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制度才有保证。当这个比例逐渐下降，那么社会主义制度会因为人的转变而发生社会制度的转变。反过来，社会主义制度占有社会的主导地位会带来人的变化，会促使人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量上向其它制度的转变，会直接导致人因为制度中的利益关系而向其他性质的转变。社会制度和社会中的人两个方面，依据系统的依赖性、相互联系构成系统。　　　　

所谓“改革开放”已经从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改革”。首先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其次是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占有主导地位，在企业中按资分配已经逐渐占据收益分配的主要地位，所以我们看到，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主导了市场经济，并试图取消政府干预，并主导了收益分配。利益分配向所有者倾斜，两极分化已经形成。而且，上述这些社会制度的改变也在改变人，在造就穷奢极欲，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接班人。竞争的压力和无穷的欲望驱使人去不断追逐利益。当社会主义新人难以涌现，人民民主专政就必然变质。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　　　　

四　　　　

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改革，而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建立以后，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遗留了大量的旧社会的痕迹，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从书本到实践，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也需要经历非常艰苦卓绝的过程。这个过程就需要不断的改革。毛泽东主席说：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器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4页）　　　　

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既包括把旧社会遗留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清除掉，也包括把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以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改革掉。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改革包括了对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包括对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领域进行的改革。在生产关系方面，对农村几千年的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7页）实行 “耕者有其田”政策，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后，又组织农民，实行农业生产资料集体化，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形式，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有规模效益的集体经济。　　　　

对工商业，新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和平赎买的办法，把民族资本家的私有制工商业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工商业。通过“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锐、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对资本家非法牟取暴利的行为进行揭发批判和惩处，粉碎了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　　　　

同时，新中国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地方有一定灵活性的计划经济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消除了两极分化的剥削制度。　　　　

在企业管理方面，改革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长制”，在国有企业广泛推行“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办法，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　　　　

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经济焕发了巨大的活力，用不长的时间就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和农业基本水利设施，为1978年以后的经济飞跃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新中国在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比如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推行普及教育，取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建立普惠于全民的卫生医疗和防疫体制。为了根除人们思想和文化深处的剥削阶级思想，消除旧社会遗留的落后于生产力的因素，还需要从思想和文化上作更为彻底的肃清，毛泽东主席大胆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影响波及世界，成为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唯一在世界同时爆发的文化革命。　　　　

五　　　　

本来，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改革，达到不断完善，以消除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因素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不断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新的改革要求。所以，任何一篇回顾“改革开放”历史的文献中所呈现的人民的热情是毫不奇怪的，这种热情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憧憬。人民所向往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中对于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农、轻、重的产业比例调整，人民生活的改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受到了人民的拥护。　　　　

但是改革始终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指导思想和宗旨的不同，改革实际分成两个潮流，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革，一个是资本主义改革。前者发端于建国伊始。后者则是在所谓1978年后进行的改革开放后，与社会主义改革并行，借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这种改革包括国企的私有化、市场经济、职工下岗分流，公费医疗的逐步取消、教育产业化等等。都是改革，都是开放，但因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　　　　

在所谓“解放思想”，“不问姓‘社’姓‘资’”的聒噪之下，人民迷惑于在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改革之间。人民也没有权力来阻止一些黑箱中进行的“改制”。当面纱慢慢揭开，人民很快就从“下岗分流”，从企业私有化读出了“改革”的真实指向，读出资本主义改革的吃人面目。人民意识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是被资产阶级分子欺骗和利用了。　　　　

六　　　　

不能不佩服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即党内反动派的老谋深算。他们知道，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要实现他们的目标是不能够一步到位的，那样会暴露他们的狼子野心，会遭到人民的反对。他们先把自己伪装起来，把自己打扮成“最最最”坚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人，骗取真心拥护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的群众的信任。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这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就粉墨登场，用“温水煮青蛙”的办法一步步把中国拉向他们所期望的西方的天堂。　　　　

把青蛙一下子搁在开水里面，青蛙是要跳出来的。只有慢慢地耐心给水加热，等到青蛙精疲力尽之时，水已经烧开，青蛙已经无力抵抗、束手就擒。资产阶级深知这个道理，他们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不亮出真正的底牌，走一步、看一步，不断地试探人民的底线。他们知道，人民麻木、适应了以后，在既成事实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无力阻挡的。　　　　

他们先从思想上阉割中国的灵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真理；然后，借清理“三种人”来清除坚定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级干部，为后来的“改革”做人事的准备；接着，以“改制”的名义从经济体制来全面否定公有制、合作经济和计划调节，从经济基础上铲除社会主义制度；再通过“开放”吸引外资，加快私有化进程；引进西方以自由、民主、博爱等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把大批学者、学生送出国门，接受西方思想的熏陶，从理念上完成与西方的对接。　　　　

当这些工作都逐步完成之后，他们逐步地实施“去毛化”，不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只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逐步地以“去意识形态”为幌子，摸黑和丑化一切社会主义的道德和价值观，以及一切社会主义符号，否定人民英雄，歌颂西方英雄；否定人民战争，宣扬反动统治，把一切人民民主都打上封建专制的标签，对人民进行思想、意识、精神、知识的“洗脑”，为他们最终取得政权做群众基础的准备。　　　　

狡诈的敌人为了防止人民反思他们的主张，提出“不争论”，把一切反思都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给反对资产阶级改革路线的人都打上“极左”的标签。一时间，鸦雀无声，万马齐喑。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改革教”凯歌高奏的三十年，他们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在资产阶级分子的欺骗下，许多人充当了改革教的吹鼓手和共谋。当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惊讶于中国的“发展”，全国人民为长足的进步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告诉世界和国人，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改革开放”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这种欺世盗名，“狸猫换太子”的伎俩多么高明。其实，近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奇迹”正是不断培养资产阶级分子，以物质利益为诱惑，以牺牲子孙利益为代价的“兴奋剂注射”式的发展。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随着有思想觉悟的老人逐渐离开人世，下一代完全不了解历史，他们就用自己整理的“非毛化”的思想灌输给老百姓，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个社会的新人都变成与他们一样的资产阶级接班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指日可待。　　　　

通过三十年的循序渐进的“改革”。中国实际上已经确立了私有制在中国的主导地位，确立了按资分配的分配制度，确立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已经具备了社会制度转变的经济基础。　　　　

但是在资产阶级看来，，如果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政治制度，那么他们的所有既得利益和所有制度和机制都是不稳固的。资产阶级一直在喊叫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零八宪章”提出建立所谓“中华联邦共和国”，修改宪法，建立宪政，实行自由民主制度，就不奇怪了。所有这些主张的目的无非都是从政治和法律上保障资本主义发展，取消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最终建立资产阶级国家。　　　　

七　　　　

资产阶级内部也在分化。他们也分成两派：资产阶级官僚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　　　　

资产阶级官僚派，掌握主要权力，把持既得利益，从事掏空共产党，篡党夺权的勾当，用权换钱，出卖国家利益，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希望维持政权的稳定，他们当中许多人正是党内的反动派；　　　　

资产阶级自由派则不掌握权力，但他们掌握经济命脉。出于扩张市场的考虑，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实现经济自由化，市场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必然政治要求。他们扶持一些代理人来申明自己的主张、试图结成资产阶级政党以争取政治权力，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主张。　　　　

资产阶级自由派当中的激进分子则向往西方，坚决执行美国主子的路线，死心塌地做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走狗。这一派正在通过“西山会议”、“零八宪章”动摇人民政权的基础。20年前，他们就无法忍耐这种慢吞吞的“改革”，他们要自己站出来拨动中国的走向，以“反腐败”的名义欺骗人民发起了89年的“逼宫”大戏。　　　　

他们有共同利益。他们都想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权钱交易，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联合，而在共同面对人民的质疑的时候，他们相互策应，一方面以“稳定”、“和谐”的名义来压制呼声，一方面用减少行政管制、减免税、管理者收购、允许土地流转、加入世贸组织等多种措施来保证私有制的发展，于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可以在经济层面获得更大的市场和资源，而资产阶级官僚派则可以获得官阶的升迁、GDP业绩。可谓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在培育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上，双方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八　　　　

资产阶级官僚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共谋了中国的私有化进程。 “私有化”把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蛋糕”，引来群魔乱舞，饕餮狂欢。　　　　

“优化组合”、“下岗分流”、 “抓大放小”、“国进民退”、“管理层收购”……一次次围猎，一次次分赃，无不是假借“改革”的名义。高楼大厦是驰骋的丛林，市民广场是围猎的牧场，轿车是追逐猎物的骏马，最底层的人民则是案板上“沉默的羔羊”。一切的野蛮都有文明的面孔，一切的围捕都有盖有“优胜劣汰”的公章。在这个丛林里面，有一个规则：丛林法则；两个结果：要么杀人，要么被杀。　　　　

“零八宪章”中把诸如“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都怪罪于“威权主义”，是要掩盖资产阶级官僚派和自由派的共谋。　　　　

所谓“官场腐败”，难道不是资产阶级收买政府官员，资产阶级官僚与资本家相互利用、权钱交易所为吗？　　　　

“法治难立”不是资产阶级权贵凌驾于法律之上造成的吗？　　　　

“人权不彰”难道不是资产阶级无视人民痛苦，欺压人民，资本家残酷剥削无产阶级造成的吗？　　　　

“道德沦丧”难道不是他们利欲熏心、惟利是图、无恶不作造成的吗？　　　　

“两极分化”难道不是资产阶级残酷剥削无产阶级，收益不断向少数人集中的结果吗？　　　　

“经济畸形”难道不是他们追逐利润，不断扩张本行业经济规模造成的吗？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难道不是盲目发展经济，无视人与自然关系造成的吗？　　　　

资本主义就是寄生在人类与自然身上的肿瘤，它的每个细胞都不断向外扩张。体积在不断扩大，侵蚀自然资源，压榨人类身心健康。中国一面依赖外国资本输入，另一面浑身插满向外输血的管子。国有资产流失、假冒伪劣横行、黄赌毒泛滥、社会不公、政治腐败、两极分化、资源耗竭、信用匮乏等等社会危机像“盛世”欢歌一样到处流行，像“非典”病毒一样到处蔓延，无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寄生在“改革开放”躯壳里面结出的罪恶之花，无不是资产阶级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取消公有制，实行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造成的恶果。　　　　

他们无非是“贼喊捉贼”，把所有私有化造成的恶果都嫁祸于“威权主义”，意在诋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诋毁共产党，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上台、取得资产阶级专政权力提供借口。 　　　　

九　　　　

资产阶级官僚派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杀予夺的权力，试图永远把持权力，妄图永远凌驾于人民之上作威作福；资产阶级自由派则追求人类社会的丛林化，背靠西方主子，不甘于臣服于保守派，试图用钱来收买权力，为自己寻找“保护伞”，在官僚阶层为自己寻找利益代理人，并企图推翻政权，自己主政。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看来，资产阶级保守派把持权力不能放手让自由资本主义企业扩张市场，是对自由的限制。　　　　

资产阶级自由派不能不对丛林被少数强势集团垄断的地位提出挑战。他们提出要瓜分地盘。若要实现这样的瓜分，必须有个前提就是政治生态的自由化，政治体制的自由化，不然资产阶级自由派总会感觉芒刺在背，骨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自由派已经不满足建立“丛林世界”，他们也要掌握杀人的权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也是别人觊觎的食物。　　　　

资产阶级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这个决定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私有制度包括了所有权、控制权和处置权。这个权利被设置在并不起眼的第十四条。　　　　

首先是“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是为了资产阶级拥有和扩张生产资料所有权；“然后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这是为了维护财产的控制权和处置权，“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暗含着通过产权改革，明确私有产权，同时也可以使得资产阶级通过产权改革收购国有资产，扩大生产资料所有权。　　　　

资本主义企业与行政机构存在着利润的分配问题，行政机构的分配增大，就势必影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扩张。于是他们提出财税改革的政策：“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这种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扩大资本的权利和分配比例。　　　　

资产阶级分子的单体自由还是不够的，他们希望单体联合成整体，从而拥有更为强大的权力。联合的权力是财产权利的又一保障。所以他们提出结社、集会，开放党禁等主张，为建立资产阶级政党做准备。而要集合在一起，就必须保证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于是自然就提出资产阶级在思想传播的“自由”：言论自由，解除报禁，以及宗教自由。如果法律限制权利的使用范围，那么权利所获得的收益会减少，并且权利的价值会降低，所以他们要提出言论、宗教、结社自由。而为了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就要求“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　　　　

十　　　　

权利没有法律的保证始终是不可靠的。所以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了一系列法律和政治要求：　　　　

首先他们要求“修改宪法”，使之“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看似多么的公平。他们要求“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看似多么的中立。　　　　

政治上他们提出“分权制衡”，来削弱统一的政治权力，比如：“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请注意他们把这样的政府称为“现代政府”，但实质就是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为资本权力的扩张提供条件。　　　　

而所谓“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就是彻底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取消，撤出无产阶级背后的国家后盾，从根本上取消无产阶级的权力。　　　　

这是一个“权力结构拆解操作图”，只有权力分散了，资产阶级的个体才可以不断扩张，才会获得财产权力的保障。　　　　

为了赋予资产阶级重新上台的合法性，为过去被镇压的资产阶级翻案，“零八宪章”定义了“转型正义”，说什么“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至此，资产阶级彻底暴露出真面目。他们就是要彻底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资产阶级可以自由地合法地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　　　　

他们提出人权、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的主张，看似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其实也是欺骗。社会保障是由政府征集的纳税所得承担的，而政府的所得来自企业和个人的纳税。当两极分化造成人民的收入降低，纳税势必减少；另一方面，资本家要求给企业减税，扩大自由，在政府在收益减少的情况，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精英们何以确保社会保障能覆盖所有公民呢？可见，他们提出的社会保障只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当资本的权力膨胀，政府税收在收益分配的比例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的，人民不会得到真正的保障。　　　　

同样，环境保护在他们那里也是虚幻的。因为环保只有在消除人类的盲目扩张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前提是人类控制人口，减少消费，减少资源开采，限制过度的发展。这意味着人类必须缩小自己的生存空间，减少盲目消费，实现封闭式的生产。这就要求人类减少对自然的过度开发，逐步消除对环境过度影响。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就会面临消费市场缩减，原材料开发受到限制，开采成本提高，产品转型，生产规模缩小，资本增殖减缓，这样的义务，资本愿意承担吗？显然不能。美国不签署京都协议正是出于以上考虑。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要不断扩张。故而“零八宪章”中的“环保”主张不过是为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涂脂抹粉，争取一部分和平友好人士和环境保护人士同情的小伎俩罢了。　　　　

所有这些主张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最后一步：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制度，把中国变成一个“丛林世界”。这个步骤里面还隐藏了一个阴谋：分裂中国。　　　　

——他们主张“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我们看到好多好听的话语，比如“平等”，“公正”，“和平与发展”，“负责任的大国”，然而这些好听的话语后面是说要取消现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之以“中华联邦共和国”。台湾将是联邦中一个松散联系的邦，这就为分裂祖国埋下了伏笔。如果中国成为联邦共和国，那么作为联邦的一个邦有自己的宪法、军队、警察和外交权。那么他们随时可以从中国版图脱离出去。这不就是这不是西方梦寐以求的分裂吗？　　　　

一言以蔽之，“零八宪章”的理念要建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体制，完成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再造，形成资产阶级的稳固统治，保障“私有制、市场经济、按资分配”三位一体构成的“丛林法则”正常运行，进而达到分裂中国的图谋。　　　　

十一　　　　

资产阶级用 “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这些优美的词汇构筑了一个美丽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童话和梦境。他们试图让人民忽略一个现实：在这个国家里，在人群中，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智力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政治信仰和经济情况也是不同的。这些不同逐渐扩大，导致人群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层和阶级。有些人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拥有富可敌国的资源，而另一些人则家徒四壁，赤手空拳。　　　　

阶级的产生恰恰就是因为存在生产资料私有的自由，存在着个人可以利用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别人利益的自由。并且这样的自由有“宪政”的保证。有这样的自由，个人可以也不得不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智力、知识、职业、地位和资源占有优势的人，就可以拥有更多的获得收益的自由即权利。强势人群的收益不断增加，意味着可以调动的资源也不断增加，然后进一步强化强势人群的权力。有了这种强权，强势集团可以在交易中用强力和欺骗来获得更多的收益，收益比例不断扩大，所获得的收益更多，继续转化为更多资源和更大权力。财富和资源逐步向少数人构成的强势集团集中。一方在急剧扩张和膨胀，一方在不断萎缩，我们能看到自由带来的“平等”吗？　　　　

而人权不仅是政治权利，更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当人民的收益因两极分化，逐渐被少数强势集团占有，那么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收益就得不到保障，何来“人权”呢？　　　　

人权不保的情况下，权力得不到落实，怎么实现“‘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权，如何制衡其它权力呢？怎么进行利益平衡呢？　　　　

奴隶可以要求奴隶主阶级不再压迫自己吗？佃农可以要求地主不再剥削自己吗？工人可以要求老板不再剥削自己吗？权利、资源、收益、地位的不平等直接威胁到“民主”。我们可以想想没有权力和权利不相等的人之间可以产生民主吗？如果员工要跟老板讲“民主”，老板可以“自由”地将员工解除职务，另换他人。同样，在社会生活中，拥有资源和权力、而拥有无限欲望的人会迫使他人来服从自己，而不是行使民主权利。西方民主再民主，也绝对不允许自由地要求实施社会主义。这就是“零八宪章”所谓的“民主”理念。　　　　

民主只能在权利对等、权力对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实力平等的双方才可以讲民主，一方不会因为行使民主权利而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垄断资产阶级会放弃自己的权力，增强人民的权力来实施民主吗？他们当然不会。如果在民主实施的过程中，垄断资产阶级失去自己的权力和资源，他们会继续支持民主吗？当然不会。相反，强势集团为保持自己的资源和权力，会控制民主。　　　　

控制民主就是垄断资产阶级通过控制“民主”的程序和代理人，来保证和巩固自己的资源和权力。在西方， “形式民主”已经成为少数人愚弄和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其背后的实质是：　　　　

（1） 形式民主必须看上去是“民主”的。这就有了“一人一票、轮流执政”的民主程序；参选人提出的政策和操作方法存在一定的分歧，也有助于垄断资产阶级考察、挑选对本阶级最忠诚的代理人。　　　　

（2） 形式民主必须是可靠的可控的。所以，我们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参选人提出了很多苛刻的条件，制造了很多门槛，把更多的党派和参选人挡在门外；比如美国法案允许政治集团收取政治献金参加选举；二百多年的美国历史始终是共和、民主两党执政。强势集团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控制政治，把参选人限制在有限可控的范围内。　　　　

（3） 形式民主的宗旨必须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听从垄断资产阶级指挥的领导人，必然遭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毁灭。林肯和肯尼迪是最好的例子。　　　　

西方民主垄断资产阶级作为强势集团进行的专制统治，恰恰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威权主义”。所以西方政治无论领导人如何变化，仍可以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人民始终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的最底层。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他们的形式民主掩盖了实质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中国却不同。从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的政治乱象，再到目前的台湾地区的政治纷乱，证明了美国民主并不适合世界上的任何地区。原因是中国的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意识形态、利益集团众多。一旦中国实行西方民主，西方民主难以调和利益集团之间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必然形成“一盘散沙”的局面，不能完成权力分配和决策的实施。失去威权主义的中国，必将军阀割据，领土分裂，民不聊生，国力衰弱，外国必然插手，谋取势力范围。这是历史给中国的教训。正如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总结的：　　　　

“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西方帝国主义不能容许产生对他们构成威胁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们必然要使用自己的威权，来操纵别国的资本主义。地球上实行了西方民主的国家不少，但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因为实施了西方民主就崛起成强国。中国能够“崛起”得力于资本主义官僚派借助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威权。中国一旦实施了西方民主，中国必将日趋衰落，沦为西方的附庸。　　　　

2007年，以美国为策源地的金融危机已经遍及全球，引发全球的经济危机，更是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使得资本主义再次深陷泥潭。　　　　

这一时刻，中国再次面临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倒向西方，成为西方的附庸国，还是独立自主，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在这个历史的交叉口，中国人民必须重新思考：共和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应该说，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基础和部分上层建筑目前基本完成，中国目前还保留“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军队。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的“零八宪章”已经指出下一步发展的“路线图”。“改革开放”路线只不过是这个路线的改良版本，共产党内的假共产党势必继续沿着既定的方针，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改造。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回到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者，有责任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将来作出我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