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改革成功吗？——三评高尚全袁绪程强国论坛访谈

“我们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的，应该说是成功的。”——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袁绪程1月4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30年改革回眸”为主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让其们最底气十足、最气壮如牛、最有恃无恐的“资本”。

但是，开创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忠实于改革历史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要问一句：你们、高会长们的改革真的成功吗？

遑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遑论邓小平同志“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的论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地以“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衡量，就让人不得不对“高会长们的改革”成功论捏一把汗。

首先，令人遗憾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命脉——公有制经济方面，没有看到国家统计局等权威部门提供数量、质量、比重、速度等方面的全面准确的数字。这样，从“三个有利于”自身一方来看，出现了一个哑局。

然后，就个人的见闻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命脉公有制方面，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3月初发布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供的数字：2000年，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为42.4%，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12.6%。二者之和占GDP的55%。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约为15%-16%，两者之和约为65%。这五年中，民营经济比重增长1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该《报告》说明，其所称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这就是说，上述民营经济数字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从2005年民营经济的GDP所占的65%中，扣除集体经济比重中所占的部分（估计约为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4%），则私有制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61%（65%-8%+4%）。相应地，公有制经济GDP所占比重为39%。按照私营经济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测算，2006年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另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04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15. 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第505页资料计算）。这一比例比建国之初的1949年国有工业占26.2%的比例还要低得多。这说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已经难保。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并向电力、铁路、邮电、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重要部门扩展。

在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方面，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4%，大大超过美国、日本这样外贸大国18%-20%的对外依存度。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等发达国家只有5%。“以市场换技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巨额出口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归于外商，我国工人只得到相当美国工人四十分之一的低工资，却给我国留下了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工人患职业病等诸多问题。最近，外资在我国从合资、独资建厂发展到大举并购，特别是不惜高价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国有企业，已出现了“井喷式”的态势。许多行业的排头兵已经或正在为外商并购。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资控制；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这说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存在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对外技术的依存性过高、自主创新能力过低的问题，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从国际上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以0为绝对平均，1为绝对不平均，一般以0.4为安全警戒线）来看，据我国有关学者和学术单位调查测算，我国1985年为0.24，1995年上升为0.434（或0.445），2000年又上升为0.458。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基尼系数2004年进一步上升为0.469。1995年及以后的基尼系数，越来越大地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关于我国富有人群与贫穷人群的差距，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这就是说，两者的比例约为32：1。2005年，我国国内消费只占GDP支出构成的52%（其中除政府消费外，居民消费只占38%），明显低于1980年国内消费支出占65.5%（其中居民消费占50.8%）的比例，这说明，GDP这块“蛋糕”切给居民消费的比例比过去明显地变小了。同国际上比，更是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消费支出平均比例72.2%（其中居民消费占58.9%）。这种状况是同我国工人阶级经济上贫困化、贫富悬殊、社会保障严重滞后的问题密切联系的。

从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变下去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三个有利于”是否经得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检验，从一定程度上看，更是形成了一个忧局。

请问高会长们，你们的改革、从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变下去的改革成功了吗？

从现实矛盾来看，你们的改革正面临三个反教员代表的挑战：一、“台独”可能成为民族复兴的反面教员代表。当前“台独”分裂活动仍然十分猖獗，致使台海局势处在高危期。据中新网讯，澳门《新华澳报》刊文披露，连蒋介石都知道“台独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隐患”。以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势力猖狂进行“以武拒统”的分裂步骤以及“申请入联”、“入联公投”等法理台独挑衅行动，在“台独”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一旦“台独”罪恶企图得逞，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转折为民族分裂、民族灾难；二、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反面教员代表。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在公有制经济不断股份化、调整、合并、退出，内部生产关系急剧改变的基本态势下，当前经济形势出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居高难下，物价高位运行，通货膨胀现象抬头，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经济运行存在从偏快转变为过热的趋势，结合国内存在相当的官僚买办投机资本和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加速进入我国的情况，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相对过剩状态生产方式的理论，而不是按照笼统、抽象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理论来判断，那么，应该看到存在经济比例关系严重破坏、绝对富裕和相对贫困加剧、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矛盾激化，产生通货膨胀，并发金融危机，由金融危机加剧，甚至爆发总的经济危机的可能；三、“颜色革命”之类资产阶级政变有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反面教员代表。

当前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过去的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近几年的“颜色革命”、苏共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事实证明，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

从根本理论上来看，你们、高会长们的改革，是恢复和加剧生产社会化和所有制的矛盾，即恢复和加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实质是停顿、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根本上的矛盾，高会长们无法消除，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高会长们自身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环境的恶化（如正在来临的美国经济衰退、危机），使高会长们无能、无力缓和现实的矛盾，那么，真正的伟大转折可能就要来临。

恰如高会长所说，“改革依靠人民。改革开放的主体是谁？主体就是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是谁？也是人民群众”， 到那时，改革的主体要说话，人民群众要说话。

还是毛泽东那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