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谣言制造者辛子陵5月25日制造出来的谎言　　

　　

思 恩　　

　　

2010年5月25日，辛子陵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发表了题为《两种政体下国家领导人的不同遭遇——兼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讲演。辛子陵在这次讲演中，一方面，又一次使用他一贯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恶意诽谤、妖言惑众的鬼蜮伎俩，无所不用其极地疯狂诋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另一方面，无限地吹捧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人权、自由、民主。如果说辛子陵的这次讲演有什么新的“特色”的话，那就是编造谎言的水平降低到了不受道德约束的程度！　　

　　

现在，让我们以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最顽强的事实为依据，分析一下辛子陵在这次讲演中采用颠倒黑白等手段编造出来的、没有事实根据的、不受道德约束的骗人谎言：　　

　　

A.“刘少奇曾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全国的领袖地位，是立了大功的。他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的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不下百次高度赞扬毛泽东。‘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刘少奇的提议下，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领袖——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中央书记处主席，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报刊编辑委员会主席。集‘四个主席’于一身。刘少奇还在‘七大’带头呼喊‘毛泽东同志万岁!’他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刘少奇的接班地位是这样形成的。”　　

　　

按照辛子陵的这种说法，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的本事大得不得了：能够“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全国的领袖地位”，让“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领袖”！　　

　　

善良的人们不仅要问辛子陵：既然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只是由于刘少奇的“提议”，毛泽东才“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中央书记处主席，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报刊编辑委员会主席”，那未，刘少奇何不自己捷足先登，“集‘四个主席’于一身”呢？干嘛还要借助“发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拐弯抹角地利用毛泽东的名望来实现自己“被重用”之目的，“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呢？　　

　　

辛子陵是一个鼠目寸光的谣言制造者。他用自己这种目光看毛泽东和刘少奇：毛泽东是一个喜欢别人对他搞“个人崇拜”的人，谁拍他的马屁就给谁高官做；刘少奇是一个喜欢见风使舵投毛泽东所好而善于搞“个人崇拜”的人，他通过拍毛泽东的马屁获得“党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最顽强的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中国乃至全世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全国的领袖地位”，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中确立起来的！——“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全国的领袖地位”的基础，是在井冈山时期奠定的，是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初步确认的，是在长征途中和抗日战争中得到公认的。在长征中，张国焘有过争“全党的领袖地位”的举动，以失败而告终；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有过争“全党的领袖地位”的举动，也以失败而告终；到1945年4月“七大”召开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全国的领袖地位”已经坚如磐石，无人撼动，党内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敢于向“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全国的领袖地位”进行挑战。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领袖”，是必然的众望所归的毫无疑义的事情。　　

　　

因此，辛子陵说什么在“七大”会议上，“刘少奇……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全国的领袖地位，是立了大功的”，刘少奇使“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领袖”，纯属不顾历史事实的无稽之谈！　　

　　

辛子陵关于刘少奇“在‘七大’带头呼喊‘毛泽东同志万岁’”、在“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不下百次高度赞扬毛泽东”等举动，使自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的说法，给他自己所崇拜的刘少奇的脸上抹了黑：刘少奇借助奉承毛泽东提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即刘少奇借助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自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在这里，辛子陵把刘少奇的政治品质描绘得和他一样地卑劣肮脏：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对刘少奇的人格和政治品质的莫大的侮辱和羞耻！——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提高，使他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得到了作“修改党章报告”的殊荣，从而在“七大”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根本不是辛子陵所说的依靠“在‘七大’带头呼喊‘毛泽东同志万岁’”、在“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不下百次高度赞扬毛泽东”，使“他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的！　　

　　

1945年，刘少奇在“七大”依靠“发起个人崇拜”、“带头呼喊‘毛泽东同志万岁’”、“不下百次高度赞扬毛泽东”等举动，实现了使他“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11年之后，党内地位得到巩固的刘少奇，在“八大”变脸了，不仅不再“发起个人崇拜”、“带头呼喊‘毛泽东同志万岁’”、“不下百次高度赞扬毛泽东”，而且“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会议上，当彭德怀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时，刘少奇……表态赞成。因而，在‘八大’通过的党章里，‘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一句被删除了”。在这里，谣言制造者辛子陵，为了达到他败坏毛泽东主席的声誉的罪恶目的，不惜把自己无限崇拜的刘少奇刻画成一个翻脸不认人的势利小人！　　

　　

辛子陵拿这种无耻的谎言骗人，竟然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真可谓寡廉鲜耻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B.“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他认为斯大林去世后他应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要登上世界革命的历史舞台。他后半生的内政与外交，文治与武功，成功与失败，功劳与罪孽，都直接间接地与他这个要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　　

　　

这是辛子陵的想当然。这完全是一个用自己的小人之心度毛泽东主席的君子之腹的卑劣行径！　　

　　

毛泽东主席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不愿意中国受制于赫鲁晓夫，不同意中苏建立联合舰队和苏联在中国建长波电台等，这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行为。辛子陵把毛泽东主席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独立、维护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而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作斗争，是为了自己在“斯大林去世后他应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封锁，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后半生”呕心沥血所进行的一切“内政与外交”努力，“都直接间接地与他这个要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在辛子陵看来，毛泽东主席“后半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辛子陵自己野心勃勃要当反毛旗手，就认为毛泽东主席有“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见到过不讲理的赖泼皮，但没有见到过象辛子陵这样不讲理的赖泼皮！　　

　　

C.“刘少奇因发起个人崇拜被重用，因个人崇拜降温获罪，因纠正毛泽东的饿死人的政策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是主义之争，与“个人崇拜”无关。关于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的主义之争，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在一本书中有过说明：“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政治上的主要敌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124，着重号系引者加）　　

　　

说什么刘少奇“因纠正毛泽东的饿死人的政策被迫害致死”，这是颠倒黑白的荒谬绝伦的谎言！“饿死人的政策”恰恰是刘少奇的“政策”，是毛泽东主席极力反对的“政策”！！！！！为什么说“饿死人的政策”恰恰是刘少奇的“政策”呢？请看下一个问题（D）。　　

　　

D.“为了使大家有一点感性认识，我们讲一个村子里的真人真事，看看所谓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怎么回事。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0年在浙江省富阳县环山村环二大队的调查，一个劳动日日值是3分，就是说农民劳动一天挣来一根冰棍钱（当时最便宜的冰棍3分一根）。富阳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民历来丰衣足食。公社化后一个中等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年活，只分2元5角3分，换不回口粮。全队224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全队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债48元1角8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这欠款并不是社员借钱娶媳妇、盖新房了，欠的是口粮钱。在旧社会，多狠毒的地主，是周扒皮，还是黄世仁，都不会这么干。奴隶社会奴隶主也得让奴隶吃饱饭，没听说强迫奴隶劳动不管饭，还让奴隶倒贴伙食钱的。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公社竟是这么一种制度，连社员的饭都供不起，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还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　　

　　

既然“1960年在浙江省富阳县环山村环二大队的……一个劳动日日值是3分，就是说农民劳动一天挣来一根冰棍钱（当时最便宜的冰棍3分一根）”，那末，按此标准折算下来，一个劳动者的年值（以333天计算）约为10元。　　

　　

既然“富阳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民历来丰衣足食。公社化后一个中等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年活，只分2元5角3分，换不回口粮”，那末，按此标准折算下来，一个中等劳动力的日值约为0.76分，即7.6厘，就是说一天不到1分！假定每斤稻谷1分（中国没有出现过这个谷价），那末，“2元5角3分”只能买253斤稻谷，按每100斤稻谷打米75斤，253斤稻谷只能打190斤米，平圴每月15.83斤米、每天5两2钱米（260克），显然不够“一个中等劳动力”吃，自然是“换不回口粮”的！　　

　　

富裕“著名的鱼米之乡”尚且如此，可想而知，那些不是“鱼米之乡”的贫困地区，“一个中等劳动力”每天连5两2钱（260克）米都不可能有，甚至可能一粒米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要饿死多少人？于是，辛子陵据此编造出来一个“饿死了37558000（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人的大谎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辛子陵把这样经不起分析推敲的荒诞无稽的谎言说成是“真人真事”，是没有什么可信度的！　　

　　

辛子陵说得很清楚，他其所以要讲上述“一个村子里的真人真事”，是为了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听他讲演的人们“看看所谓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怎么回事”。　　

　　

那末，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最顽强的历史事实是：毛泽东主席是尽力向那些“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主张“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们大泼冷水降温的人（不幸的是那些人不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泼冷水降温），或者说，毛泽东主席是尽力坚持反对那些“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主张“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们的！　　

　　

1. 毛泽东主席反对那些“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主张“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们的事实如下：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刘少奇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　　

　　

毛泽东善意关切地提醒刘少奇说：“太冒进了，二三年时间太短，赶不上人家会嘲笑你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王任重和其他人向毛泽东汇报说，天津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听后摇摇头说：“我才不信呢。”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其他中央领导的陪同下亲自来到天津新立庄参观考察。这块试验田里的水稻确实长的不错，可当地的干部却又说能亩产十万斤。毛泽东听后连连摇头说：“我种过地，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你们骗不了我。”　　

　　

一九五八年十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派往河北省调查农村工作的同志拿着一小捆发了芽的谷穗向毛泽东汇报说：“河北省的徐水、安国等县的秋粮大片大片坏在了地里，没人收获。”　　

　　

毛泽东拿起这一小捆谷穗看了看气愤地说：“这么好的庄稼都糟蹋了，这是犯罪！”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天津召见河北省的部分干部时，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糟蹋秋粮的现象。河北省委的一个主要领导解释说：“前些日子少奇同志打来电话，他说今年的夏粮全国获得了大丰收，国家库存的粮食足够全国人民吃上二、三年，不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也让他们享受一下社会主义生活么。所以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这种不重视秋粮的现象。”　　

　　

毛泽东听后说：“噢，又是这个少奇？”摇了摇头压了压怒气就无声了。　　

　　

毛泽东对刘少奇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l—112，着重号系引者加）　　

　　

毛泽东经过多方调查，不但发现了农业方面的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问题，在其他行业也同样发现了五风的严重存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他视察过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存在的五风问题。不只是农业方面，其他行业存在的坏风气也受到了批评。还批评了陈伯达为共产风倡导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　　

　　

尽管毛泽东全力纠正，但为时已晚。五风问题还是成了导致大跃进出现失误的重要因素。　　

　　

在郑州会议上，针对农民有“瞒产私分”的问题，毛泽东当着全党高级干部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这里讲到的问题现在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说他不相信，而中央相信，那么他那个时候与中央还是有区别的，与行政系统的距离应该更远了。无怪乎会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他想发表篇文章都办不到。而且，他自己对于搞经济与做诗的区别是很清楚的，用的办法也是不同的。不能因为他的浪漫诗篇就想当然认为他指挥打仗、搞建设都是用写诗的路数的。毛泽东写诗写“高峡出平湖”，但是在当时并不主张上马三峡工程。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和纠正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 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着重号系引者加）　　

　　

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关于密植问题，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他清醒地认识到“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据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毛主席对于“亩产万斤”之类是一笑置之，根本不相信的。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对于密植等问题是有正确认识的，但是对于这方面的死硬命令，他只有希望群众不管这些指标。他大张旗鼓唱低调，那么是谁唱高调、瞎指挥呢？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批示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又强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指出：“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对于平调本质的认识，毛泽东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上去讲，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主张认真退赔，那么这是上面的谁搞出来的呢？真正懂得辩证法，应该不会思想混乱，前后矛盾的。　　

　　

1961年6月12日，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说：“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63、64）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 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70、72）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引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固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是指刘少奇。“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系指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1］。　　

　　

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虽然压缩了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但仍然偏高。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这些话，反映了他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　　

　　

毛泽东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2. 那些“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极力主张“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们刮“共产风”和“浮夸风”、鼓吹“穷过渡”的事实如下：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大跃进”中，刘少奇是大刮“共产风”、大搞穷过渡、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人，刘少奇亲手培植的共产主义试点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刮“共产风”、大搞穷过渡、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事；宣传口的把关者邓总书记是大吹大捧徐水经验、放射政治卫星的第一人，作为舆论权威的《人民日报》是大吹大捧徐水经验、放射政治卫星的第一报。　　

　　

1958年9月，权威人士视察东北三省时，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并听取了三个省的农业情况的汇报。权威人士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还没有翻身。”（《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着重号系引者加）　　

　　

刘少奇和权威人士审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又一重要事实！这篇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社论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强调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鼓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鼓吹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72，着重号系引者加）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的一天，刘少奇到西华厅同周恩来谈话时说：‘……搞大跃进就象吹气球一样，气吹足了，气球就飞起来了。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吹起来了，大跃进就更加轰轰烈烈了。国务院的工作离不开你，我到全国各地替你去吹好了’。”（甄石：《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 2008—12—6，着重号系引者加）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 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着重号系引者加）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他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着重号系引者加）　　

　　

由于刘少奇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 17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也来到东方红社视察。……在多穗高粱试验田里，东方红社副主任关景东和农业技术员关希顺向刘少奇介绍了多穗高粱的生长情况。刘少奇问：‘一亩地多少株？’关景东答道：‘8400株。’刘少奇问：‘每株平均几个穗？’关景东说：平均4个，不到5个穗。接着问：‘晒干了之后，一个穗能打多少粮食？’回答说，2两半。刘少奇笑着说：‘那总可以超过1万斤咯！’大家说：‘10000斤是有把握的！’刘少奇说：‘还可以想些办法争取15000斤嘛！’……刘少奇说：‘山东的谷子深翻5尺，施肥11万斤，密植264000株，1亩地可产50000斤！’……。”（2008年9月5日《扬子晚报》着重号系引者加）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着重号系引者加）　　

　　

上列事实说明，主张“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恰恰是辛子陵极力推崇的刘少奇等人，而不是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恰恰是同刘少奇等人唱反调的！上列事实，辛子陵是十分非常极其清楚明白的！辛子陵昧良心把刘少奇等人的问题栽赃给毛泽东主席，可谓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连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良知都没有了，简直就是衣冠禽兽！　　

　　

辛子陵咬牙切齿地咒骂说：毛泽东主席简直比“奴隶社会奴隶主”、比“旧社会……的地主”还要“狠毒”！——“在旧社会，多狠毒的地主，是周扒皮，还是黄世仁，都不会这么干。奴隶社会奴隶主也得让奴隶吃饱饭，没听说强迫奴隶劳动不管饭，还让奴隶倒贴伙食钱的。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公社竟是这么一种制度，连社员的饭都供不起，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　　

　　

长期以来，善于摇唇鼓舌、处心积虑地造谣诽谤毛泽东主席的辛子陵，这一回彻底地弄错了对象，实际上把自己无限崇拜的刘少奇等人咬牙切齿地痛骂了一顿！——无论是“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还是主张“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不是别人，恰恰正是辛子陵大张旗鼓地拼命吹捧的刘少奇等人，正是他们鼓吹“穷过渡”，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弄得“人民公社竟是这么一种制度，连社员的饭都供不起，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于是，从来“没听说强迫奴隶劳动不管饭，还让奴隶倒贴伙食钱的”公社社员们，迫于生计而“瞒产私分”粮食。针对农民“瞒产私分”粮食的问题，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当着全党的高级干部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毛泽东主席批评那些“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主张“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们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文中说：“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这些历史事实证明：“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主张“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简直比“奴隶社会奴隶主”、比“旧社会……的地主”还要“狠毒”的人，不是毛泽东主席而是辛子陵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刘少奇委员长！　　

　　

倘若刘少奇等人在天有灵，对辛子陵在歌颂吹捧自己的过程中严重损毁了自己的光辉形象的这种狂热过度而走向反面帮了倒忙的行为，是该给予奖赏呢，还是该给予惩罚呢？！奖赏吧，辛子陵咬牙切齿地痛骂自己是比“奴隶社会奴隶主”、比“旧社会……的地主”还要“狠毒”的人；惩罚吧，辛子陵的出发点是为了颂扬自己而咬牙切齿地痛骂自己的政治对手毛泽东的。　　

　　

E.“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会议上，当彭德怀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表态赞成。因而，在‘八大’通过的党章里，‘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一句被删除了。毛泽东表面上赞成，心里记账。对刘少奇、彭德怀的不满由此开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很快就明白了，一因彭总在朝鲜没保护好毛岸英，二因提了修改党章的那条意见。”　　

　　

辛子陵说毛泽东主席“一因彭总在朝鲜没保护好毛岸英，二因提了修改党章的那条意见”而对“彭德怀的不满由此开始”，这完全是用自己的小人之心度毛泽东主席的君子之腹！　　

　　

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挨整原因不在毛泽东主席，而在于彭德怀自己、刘少奇等人！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想和平共处：对彭德怀、刘少奇等人各打50大板。但是，两派都不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和平共处的主张。　　

　　

彭德怀等人的老虎屁股摸不得，毛泽东主席摸了一下他们的老虎屁股，他们就蹦了起来。于是，几个人聚在一起，一方面，认为“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另一方面，对毛泽东主席妄加评论，认为“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张杰：《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人民网 2009－11－7）　　

　　

刘少奇等人不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和平共处意见，坚持要整彭德怀等人。正准备结束会议下庐山的处于少数地位的毛泽东主席，只得少数服从多数，不情愿地继续开会讨论彭德怀等人的问题。彭德怀庐山挨整的导火索是他的意见书，以下两个问题成为被引爆的炸药包炸倒了彭德怀等人：　　

　　

（1）“里通外国”的问题：“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张杰：《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人民网 2009－11－7）　　

　　

（2）“军事俱乐部”的问题：“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张杰：《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人民网 2009－11－7）　　

　　

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纠“左”。诸多干扰扭转了会议方向，变成了“反右倾”。会议方向的改变，彭德怀等人难脱干系，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李锐出尔反尔编造谎言欺骗毛泽东主席的丑恶表演、彭德怀访苏归来意见书中的一些语言和赫鲁晓夫的一致，随同彭德怀访苏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和“几位元帅的揭发”，使会议改变方向的主要原因之一。周惠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张杰：《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人民网 2009－11－7）周惠说得不无道理。可以说，如果没有彭德怀等人举措失策所造成的干扰，庐山会议不会改变纠“左”的方向，彭德怀等人也不会被整成反党集团。彭德怀等人至少是好心办了坏事，挨整主要是自找的：彭德怀在访苏归来反“左”使用了一些和赫鲁晓夫相同的言辞，无疑是一个大蠢举！其所以蠢，就蠢在给了别人一个整倒他的非常敏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把柄——“里通外国”！　　

　　

使庐山会议改变方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刘少奇等人在“大跃进”中搞了很多“左”的东西，如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鼓吹“穷过渡”等等。彭德怀等人的失策，既使自己挨了整，又使刘少奇等人有机会掩盖他们的“左”的错误，推卸他们应负的责任。　　

　　

有些人把彭德怀塑造成反“左”的“英雄”，这不符合事实！毛泽东主席在武昌、郑州等会议上孤军奋战反“左”，无可奈何地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的时候，反“左”孤立无援地毛泽东主席说他要“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的时候，在毛泽东主席与刘少奇等人据理力争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见吴冷西：《忆毛主席》）的时候，不见彭德怀跑出来反“左”或支持毛泽东主席反“左”！在这里，把彭德怀塑造成反“左”的“英雄”的人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等人要把彭德怀一棍子打死，毛泽东主席没有同意。　　

　　

F.“本来说好了，毛死后刘接班。但毛出于私心，主要是怕刘少奇清算他饿死3755万人的错误。因为刘少奇当面跟他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并没有推卸责任，是说你我的错误要写进历史。我们得下罪己诏，得彻底改正错误。毛泽东要维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要刘少奇把错误担起来。”　　

　　

这又是辛子陵制造出来的无耻谣言！事实恰恰相反：是“刘少奇……推卸责任”，毛泽东主席替“刘少奇把错误担起来”的！　　

　　

在1962年初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极力反对刘少奇刮“共产风”、“浮夸风”，搞“穷过渡”的毛泽东主席在1月30日的会议上，主动承担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失误的全部责任，向全国人民道了歉，替刘少奇承担了责任！毛泽东主席说：　　

　　

“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么。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着重号系引者加）表现出了一代伟大领袖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见毛泽东再次在全国代表的面前承担了大跃进中的全部错误，对树立他的威信有机可乘，便刻意地把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扩大化，到处串联，鼓动他人深挖深究；对自己在大跃进中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鼓吹“穷过渡”的问题，没有丝毫的自责之心，对他在第一线带头大刮“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主张“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左”倾错误只字不提，而是图谋通过嫁祸毛泽东来尽力推卸自己的责任！刘少奇说：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茄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1962年2月21日，7000人大会刚刚开过14天，刘少奇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深挖深究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和责任。他在这次会议上比在7000人大会上更加阴险毒辣近乎幸灾乐祸地说：　　

　　

“上次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着重号系引者加）　　

　　

如此确凿无疑的事实，无耻之徒辛子陵可以把它说成完全相反的意思：“刘少奇并没有推卸责任”；毛泽东主席“要维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要刘少奇把错误担起来”！在这里，在光天化日之下，辛子陵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颠倒是非，还有一丝一毫的人格可言吗？！　　

　　

不仅如此！辛子陵还恶毒地凭自己的想象造谣说：“本来说好了，毛死后刘接班。但毛出于私心，主要是怕刘少奇清算他饿死3755万人的错误”，不让“刘接班”。辛子陵一丝一毫的廉耻之心都没有了！俗话说：“人无廉耻，无法可治；狗无廉耻，一棒子打死！”　　

　　

G.“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以后，躲到杭州刘庄别墅过神仙日子去了，叫刘少奇、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挡在第一线，应付北京和全国的乱局。这是一个大阴谋、大陷阱。刘邓怎么做都不对，都要被毛泽东抓住辫子。现在知道的结果是，刘邓出来管了，往大专院校派了工作组，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要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假如刘邓不出来管，不派工作组，听任局面乱下去，是不是就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了呢？否！那时毛泽东会说，打砸抢抄抓，杀人，这是反革命暴乱，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刘邓就是黑后台，修正主义党变成了法西斯党。毛会牺牲几十万学生，出来保护那些受害者。他又一次成了‘人民的大救星’。”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说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是“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分不幸的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没有执行党的《通知》中的这一根本精神，而是趁毛泽东主席不在北京期间，派工作组到北京各大专院校，在教师和学生中特别是在学生中抓反革命，把大批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关押了起来。　　

　　

这样，刘邓就完全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转移了斗争目标。因此，问题不是“往大专院校派了工作组”，而是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去干了什么？　　

　　

如果刘邓因为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去“清除”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要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末，辛子陵挺身而出，指责毛泽东主席“叫刘少奇、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挡在第一线，应付北京和全国的乱局。这是一个大阴谋、大陷阱”，就是有事实根据的，就是有道理的。　　

　　

如果刘邓因为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去不是“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大批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关押了起来，那末，“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要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有事实根据的，就是有道理的。所以，不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刘少奇只好承认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并作出书面检查”，而是“刘少奇……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无法逃避责任，“只好承认……并作出书面检查”。　　

　　

辛子陵离开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根本宗旨，谈论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和对刘少奇呜不平，只能制造出欺骗世人的大谎言来。　　

　　

判断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对错的事实依据，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中，是否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　　

　　

如果中国共产“党内”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中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末，就说明毛泽东主席的判断是拍脑袋瓜子想出来的，是没有事实为根据的错误判断。　　

　　

如果中国共产“党内”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末，就说明毛泽东主席的判断不是拍脑袋瓜子想出来的，而是根据事实做出来的正确判断。　　

　　

那末，中国共产“党内”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中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事实证明不仅确实有，而且还不少！——胡耀邦派和赵紫阳派，既不“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选1—150～151）］又“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邓选3—381）即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选3—324）就是货真价实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在谈到胡耀邦和赵紫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时非常明确地说：　　

　　

“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邓选3—201）“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邓选3—211）　　

　　

“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出来了，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是在搞分裂。”（邓选3—324）　　

　　

当然，胡耀邦和赵紫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等于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他们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脱干系：他们在1966年派工作组到北京各大专院校去不是“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转移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即革命的目标，在教师和学生中特别是在学生中抓反革命，从而做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保护伞，这却是抹不掉的事实！既然自己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不去“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把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呢？！　　

　　

H.“民主是什么？在美国就是人民高于一切，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谁上谁下由人民投票决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能向人民发号施令，成为执政党以后，通过施政服务人民和管理国家；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　　

　　

“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游行示威，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反对种族隔离制度，1965年美国黑人就有了投票资格，1969年就有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　　

　　

只有对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一窍不通的人，只有对美国历史无知的人，才会象辛子陵这样胡编乱造地赞扬和吹捧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人权、自由、民主。　　

　　

美国黑人，主要来源于16—18世纪西班牙、英国等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进行的奴隶贸易。——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猎捕黑人贩卖到美洲英国和西班牙的属地为奴隶，当其中的一部分属地成为美国领土的时候，这些属地上的黑人最终成为了美国人。“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按照阿西恩托条约规定，西班牙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授给外国和私人以特权，把非洲黒奴贩卖到它的美洲属地。”（23—878）］从西班牙手里夺走了非洲和西属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获得了到174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属美洲4800个黑人的权利。这同时又为英国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保护。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1867年］为止，利物浦‘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品得；奴隶贸易——参看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有了巨额的金钱’。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23—827～828）　　

　　

美国在1776年建国的时候，制定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种族特权被神圣化了。”（选3—146）　　

　　

在过去了85年之后，1861年4月，总统亚·林肯领导美国北方联邦被迫与南部分立同盟进行了－场实现统一国家的内战。经过4年内战，1865年4月，国家实现统一，黑奴得到解放：去掉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他们身上的奴隶劳动的社会属性的旧枷锁，戴上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他们身上的雇佣劳动的社会属性的新锁链。但是，美国继续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政策。　　

　　

又过去了100年之后，到了1961年，美国仍然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政策，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仍然很低微。例如：黒人在公共汽车上必须给白人让座位，拒绝让座的黑人，要被警察以违反《公共汽车座位隔离条令》而逮捕，黒人连参加选举的“投票资格”都没有，如此等等。黑人不得不为改变自己低微的社会地位而进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政策的斗争。于是，有了上个世纪即20世纪60年代的“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游行示威，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政策的事件的发生。　　

　　

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由于他为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而奔走呼号，因而为白人种族主义者所不容，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杀害了。——1968年4月4日，黑人非暴力主义者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市的一家旅馆阳台上，倒在了白人暴力主义者的枪口下！　　

　　

这就是辛子陵所追捧的“在美国就是人民高于一切，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自由”的一个实际例子！我们其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辛子陵用美国黑人作为例证，向我们证明“在美国就是人民高于一切”的！　　

　　

虽然辛子陵们追捧美国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追捧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到了患上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的地步，但是，他们却对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的本质讳莫如深，不敢实言告诉广大人民群众，只能用胡说八道来忽悠广大人民群众。　　

　　

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人权呢？——“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23—324，着重号系引者加）“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选3—57、405，着重号系引者加）因此，“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2—145）资产阶级的“人权本身就是特权”（《德意志意识形态》219，着重号系引者加）即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特权！

　　

辛子陵们所理解的资产阶级人权，从来不涉及“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资本家剥削工人）等资产阶级人权的本质内容！　　

　　

什么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呢？——“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选1—266～267）“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自由活动罢了”。“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选1—207）“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21—416）“自由贸易，如果把废除国际贸易的限制撇在一边，不外就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规律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48—106）　　

　　

辛子陵们所理解的资产阶级自由，从来不涉及“贸易自由，买卖自由”，“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等资产阶级自由的本质内容！　　

　　

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呢？——资产阶级的民主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选4—168）“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选3—318、436）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选3—320、438）是买卖人的共和国：“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38—561）而已！“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选2—335）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美国总统理·尼克松时风趣地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尼克松回答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这虽然都是玩笑话，但尼克松的回答还算比较坦率：在美国，每隔4年，愿意参加选举投票的选民，都只能在资产阶级指定的两个政客“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辛子陵们所理解的资产阶级民主，完全是另一种意思：“民主是什么？在美国就是人民高于一切，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谁上谁下由人民投票决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能向人民发号施令，成为执政党以后，通过施政服务人民和管理国家；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侈谈资本主义民主的派生物如“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投票资格”等等，掩盖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即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绝大多数是工人。工人的人权、自由、民主，同资本家的人权、自由、民主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们是：

　　

工人不受资本剥削的人权；工人消灭剥削自己的资本家的自由；工人掌握国家政权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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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恶意地造谣诽谤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恶毒地攻击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残存的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肉麻地赞扬吹捧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其目的只有一个：举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旗，借口“现在的政治体制不改，还会出刘少奇那样的悲剧，还会出胡耀邦、赵紫阳式悲剧”，为被中国共产党处分了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扬幡招魂，实现他们梦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辛子陵为了在中国推行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凡是能够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一切卑鄙无耻的反革命谣言，他都可以制造得出来！　　

　　

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和残存的封建等旧社会制度的同时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主张复辟资本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清除”，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在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犯了“作伪证”和“妨碍司法”罪的资产阶级政客“被判无罪”，符合他所代表的那些资本主义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必然必须是“两种政体下国家领导人的不同遭遇”！辛子陵的罪恶阴谋和险恶用心，是企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政体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政体！　　

　　

（此文受80new网友委托所作；辛子陵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演原文由80new网友提供。）　　

　　

2010－6－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