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烈焰里淬炼诗情——魏巍论

【出处】昆仑 198604

【作 者】韩瑞亭

记清楚：
在这苦战的年代，
你应当把智慧也用于战争，
把战争也当成诗。
——《诗，游击去吧》

当长城内外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这只从沉睡中醒来的巨狮发出决斗的怒吼时，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为民族的、人民的命运所惊醒，投奔到正义战争的旗帜之下。时代引领着这个热血青年走向人民，走向党，走向战争，走向燃烧的土地。艰难苦战的生活喂养了他的诗的婴儿。行军、作战、饥饿、疲劳，并不能减弱他的诗兴，反而磨利了诗的触角，他“整日生活在诗里，生活在快乐里”（注：《黎明风景》后记），诗情如奔马追随着战争的轮辙洒下一路欢叫。这个“把战争也当成诗”的年轻战士，就是魏巍。
在我国当代的一大群老作家中，曾经与军旅生活和战争题材有过一段密切关系的作家为数甚众，而整个生活经历和创作生涯始终与革命战争和军旅生活紧密相连，仿佛与之结下不解之缘的作家却并不算多，魏巍也许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从抗日战争初期的三十年代末到现在，魏巍不但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战争和军旅生活，而且一直把描绘革命战争，讴歌浴血奋战、英勇卓绝的军队和人民，作为自己整个创作的主体工程。四十多年间，他运用诗歌、散文、小说以及电影、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写下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可以说，他是一位将全副心血和智慧都献给了我国社会主义军事文学的作家，同时又是在这个领域里成就卓著、贡献颇丰的作家。
魏巍的创作，不论诗歌、散文和小说，常常流贯着一种汹涌炽热的诗情，如炙如火，烘烤人心。这种诗情是作家从燃烧的土地上汲取又由战争的烈焰所淬炼过的，它是作家那颗为民族的、阶级的命运而奋斗的战士心灵闪放出的火花。从《黎明风景》的那种小司号员年轻稚嫩的号音，到《东方》的那样浑厚雄强的壮歌，无不是作家在各个战争年代里“真实的生命之子”（注：《黎明风景》后记），无不载着作家心灵的多波次震颤。正因如此，这位深深扎根于革命战争生活的土壤、始终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的作家，才具备着很强的艺术感受力，能够捕捉和表现革命战争生活的特殊的美，把握革命战争的史诗精神，谱写革命战争的英雄史诗，并且给他的艺术创造打上鲜明的民族性的印记。
一
你可曾看见，在它们梦里
手榴弹开花是多么美丽
战马奔回失去的故乡时怎样欢腾
烧焦的土地上有多少蝴蝶又飞上花丛
——《蝈蝈，你喊起他们吧》
没有人会拒绝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名言：美是生活。可是，象战争这种特殊形态的社会生活现象，难道也会同美有什么联系？在满怀博爱仁慈的人道精神的人看来，战争无异于一种屠杀的竞赛，暴力的赌博，兽性的展览，罪恶的渊薮。战争这个带着血腥气的丑陋而肮脏的字眼，怎能和美这个高雅的词汇排列在一起，犹如骷髅和鲜花绝对不能相提并论一样。然而，古往今来毕竟是产生了一大批战争文学作品，它们并不缺少艺术所必具的美。这恰好说明，美是无例外地存在于战争生活之中的。战争有破坏，也有创造，有死灭，也有新生。尤其当人民为着消灭战争这个嗜血的怪物，而不得不投入流血的战争，为着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而不能不高举战争的义旗时，这种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的战争，就不会与美绝缘。凡是理解和感受到这类战争的真正价值和意义的作家，总会从战争生活里发现美的东西，获得充沛的诗情。
魏巍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同养育了他的人民一起，经受了革命战争的洗礼，全身心地投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祖国解放，保卫东方和平的历次战争，战火冶炼了他那双辩识美与丑的眼睛，那颗燃着爱与憎的心灵。因之，在他描绘自己深切体验过的战争生活时，从形象、画面、情绪、意境中总会溢出一种特殊的美感，几乎到处闪跳着这种美的光彩、美的韵律。
在魏巍的笔下，只要是战士们浴血奋战过的土地，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美丽的。当久伏于山区的战士，渴望到铁路东那大平原上“逛一逛”，会一会好久不见的老乡，看一看久违了的城镇时，冀中平原的夏天是多么美好：高梁长起来了，大平原象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汪汪的海，战士们将在青纱帐里往返出没，自由自在地打击敌寇。此刻，连山里的野花也留不住战士，因为“放过夏天，就是放过游击队最好的年成”（《高粱长起来吧》）。在战士们心目中，战斗结束后的山乡之夜又是多么迷人：当月亮从小山那边冉冉升起，山谷的乡村投下黑发一样美丽的阴影，小小水潭盛满了星斗，草丛里响起琴弦般的虫鸣，于是，歌声伴着明月在夜空荡漾开来，有儿童团欢乐的歌，有战士用射击一样的力气唱出的粗犷的歌，还有洗着染血的军衣的姑娘们象叮咚的小河一样深情的歌。沉醉于如此美丽的山乡夜景的人们呵，“到明天你会更快乐地去战争”（《月夜短曲》）。只有热爱战斗生活的人，才能对它的美有精细入微的感觉和认识。魏巍对战争生活之美的感受力很强，因为他完全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心灵去探触周围的一切，仿佛一台灵敏度很高的探测仪，能从一般人不易察觉出美的地方将它捕捉和显示出来。塞上漠风中兀立的三两株杏花，在他笔下呈现出一种冷寂坚韧的美：为了辛苦的哨兵，春夜里就是小雪飘来，杏花还是照样开，“荒凉的美丽也是美丽”（《黎明风景》）。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塞上名城张家口，则被赋予一种粗豪雄健的美：经年征战杀伐的战士用对乡村一样的情爱，拥抱这座新生的城池，把它誉为染着黄色风沙的塞上之花（《寄张家口》）。《东方》中的“幽谷”一章，写到邓军、周仆团在双尖山用步兵火器打飞机的战斗结束后，对引诱敌机而燃起的“炊烟”的诗意描绘，却给人以袅娜多姿的美：那几缕“炊烟”在炸弹和枪火轰鸣的激战之后，仍舒卷自如，不绝如缕地袅袅上升，使这实现了战士们的战斗心愿的山谷分外清幽可爱。在魏巍的作品里，自然风物作为一种战斗环境，往往浸染着战士浓重的感情色彩，它们经过战争烈火的照射和战斗者心灵之泉的洗涤，要比它们的自然本色愈加显得妩媚动人。
美的事物诚然不是由外界加给它以美的本质，而是事物内蕴之美的外射。革命战争生活之美，从本质上说是投入战争的人们为着崇高目的而战斗的美好品质、情操、灵魂的外在显现。魏巍对革命战争生活的反映，擅长从战斗生活的具体形象中寻求战斗者的内蕴之美，并通过具象化的诗情描写由外而内地透示这种美。日常生活里的锯木声本来并不悦耳，可是在反“扫荡”中工兵班长锯地雷踏板的锯声，在诗人写来却那样好听，让人“当作春天的蜜蜂飞近花丛”，一旦日本侵略军的大队汽车到来，那壮丽的地雷阵将带着威严的笑声开放红花。你听这优美的锯声，不是把抗日战士杀敌的决心、胜利的自信隐约地透露出来了。一封封求战书上的指印，或许没有特别引人注意之处，然而诗人却由此看到了战士们那一颗颗滴着忠诚的赤心，它们“闪着火光，滚着雷声”，将使敌人和堡垒一起冒着烟，和成碎泥，它们象一首首最美的歌，将唱落城市的枷锁和忧愁，和久别的战士重新握手。你看这鲜红的指印，不是把人民战士为祖国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肝胆、魂魄和盘托出了！在魏巍的那些描述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散文作品中，尤其注重对最可爱的人心灵之美的发掘。无论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那个从烈火中抢救朝鲜儿童的青年战士马玉祥，还是在防空洞里畅谈苦乐观的不知名的战士，无论是《战士和祖国》里那个多次负伤不肯下火线的伤员，还是《挤垮它》中那位与敌人寸土必争、专捅马蜂窝的师长，对这些创造了惊天动地业绩的普普通通的指战员，作家总要穷根究底地探寻他们内心最闪光的东西，揭示他们英勇与无畏的深刻源泉，将他们感情之纯真、灵魂之高尚尽情尽致地敞露出来。一如把读者带进巨大的心灵博览会，但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照黑格尔的说法，美是真实的一种表现方式，“艺术作品的表现愈优美，它的内容和思想也就具有愈深刻的内在的真实”（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93页）。魏巍的作品大都奠立于扎实的生活基础之上，他恪守这样一种信条：“只有我信得过的生活我才写”（注：《我是怎样写〈东方〉的》，《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10期）。故而，他的作品中的诗情绝少浮泛苍白之表，他所属意表现的美也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他对战争生活的反映，从不给人以轻飘飘的感觉，象某些浅薄之作那样把战争写成一种轻巧随意的儿童游戏。他一点也不回避战争的艰难、沉重和严酷，不回避战争所造成的苦难、悲剧和惨烈的牺牲，却认定“在通向胜利的路上，不是铺着天鹅绒般的地毯，而是铺着人血和钢铁”（注：《东方》第532页），坚持使作品的艺术描写保持严格的战争生活真实。他所追求表现的战争生活之美，他的奔涌激荡的诗情，就渗透和流泻于这严峻的真实之中。
长诗《黎明风景》写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作品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晋察冀军民在那黎明前的暗夜里苦战奋斗的生活情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屠戮，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房屋被焚烧净尽，熏黑的断墙里长起粗乱的蓬蒿，只有白骨的磷光在闪烁；家里被鬼子洗劫一空的老人，带着饥饿的孙子弃家逃荒，横遭日伪军凌辱的女人痛不欲生；被敌人封锁的晋察冀抗日战士，以野菜充饥，以简陋的席篷帐御寒，在山野的漠风中坚守着苦战的阵地。尽管魏巍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曾经说过，由于他对当时人民的苦难有过深的感触，“为了追求真实的描写”，故而“在诗里有着过于沉重的调子”（注：《黎明风景》后记）。然而，我们从这首带有“悲歌性质”的长诗中，反而能感受到一种昂扬亢奋的诗情，体察到一种冷峻坚毅的悲壮美。长诗对抗日战士艰苦战斗生活的描画，是质朴有力而又带着诗的光彩的，特别是用简洁明晰的笔墨所绘写的几个英雄战士的形象，更使作品透出一派亮色。那个在艰难岁月里因为挂念家乡辗转于饥饿中的妻子而深深自责的二班长，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义无反顾地扑向敌阵的伟岸身影；那个沉默的中年人、“爱自己的同志爱在心里”的三班长，在弹雨烟尘中冒死抢救战友的从容姿态；那个革命信念坚定如铁，甘愿为“公家”当长工的粗朴的涞源汉牛二虎，以及那个机警勇敢的侦察员老韩，他们为艰苦斗争岁月磨炼的忠诚的心，就象是战争烈焰中开放的花朵，辉映着晋察冀的山山水水，使晋察冀的石子路也铺上了金红的黎明。在长篇小说《东方》的《闸门》三章中，作家对郭祥连队缚龙里阻击战的描写，则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真实。一支手持轻火器的连队面对急于夺路而逃的数万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为坚守阵地堵住敌人而进行的惨烈战斗，被描绘得如惊雷怒电，地动山摇，战士们带火扑敌的场面尤为震撼人心。正是这些高度真实的严酷战斗生活的描写，使作品洋溢着浓烈的英雄主义的诗情，让人领略到一种悲壮而崇高的美。
魏巍对革命战争生活、对战士的战斗性格的描绘，往往于真实中溢出强烈的美感。这种美感当然首先是火热斗争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美，作为深刻的印象在他记忆的仓库里长久积累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个战斗者的美学观的体现。只有对战斗生活之爱达到相当浓度的作家，才能敏锐地感受战斗生活之美，才具备一双善于鉴识这种美的眼睛。似乎可以说，魏巍的美学观，是他在长期革命战争生活中形成的特有的艺术感觉系统，他对纷繁驳杂的生活事物，常常以战斗者的心灵去体味其美的内蕴，以战斗者的目光去审视、去描摹，并且将战斗者的情怀、意愿与追求灌注其中。部队打了胜仗，胜利之美何在呢？你看他怎么写：“对于一个革命部队来说，胜利就是欢乐，是部队生命的维他命。没有胜利，就如同树林困于干旱，那缺少水分的树叶，就要蔫达达地垂下头来；而有了胜利，即使有很大伤亡，也依然郁郁葱葱，象披着春雨含笑。”对于革命战士的战争观和美学观，这是一段何等形象、生动、充满诗情的注解。他写战士的牺牲，在淳厚的农民群众心目中，如同黄槐花无声地飘落，象种子默默地归还大地，多么质朴的美。他写负伤的战士，象美丽的红树在山岭上静静地滴着火焰般的血液，多么绚丽的美。他写“小鬼班”的那些娃娃般的战士，排成齐崭崭的队列，象一条不舍得轻易使用的精致的手枪子弹，多么玲珑可爱，又纯然是军人才能体察到的那种特殊的美。甚至他写冀中平原的秋景，也涂满了浓重的战士的美感色彩：“谷子黄了，高粱红了，棒子拖着长须，象是游击战争年代平原人铁矛上飘拂的红缨。秋风一吹，飘飘飒飒，这无边无涯的平原，就象排满了我们欢腾呐喊的兵团！”艺术作品中的美，从来不可能不打上作家主观情感的印记。正因为如此，它才可能比自然形态的美更鲜亮浓烈，炫人眼睛。但是，作家的美感器官并不一定都能从生活中获得正确的信号，并给以灵敏的反射。没有以先进世界观为向导的艺术感觉系统，它对生活美的反射往往不会是清晰稳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美学观的统一，是创造优美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重要条件。魏巍的创作实践和成就，也印证了这条原则。
二
你不了解革命不了解战争
你就听听战士此刻的步伐声
——《黎明风景》
从三十年代末期开始，魏巍的创作一直追踪着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脚步，几乎在每一重大阶段上都对时代的生活发出艺术的回声。
魏巍是一位遵时代之命而执笔的战斗意识很强的作家，他自觉地师法鲁迅的精神，为革命斗争事业的需要而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带着战斗的激情，总有一股激扬昂奋、催人向上的力量，即使描写最艰苦岁月的作品，亦鲜有灰暗阴冷的颓丧之气。正象他自己所体味到的：“愈是政治热情饱满的时期，也愈是生活美丽的时期，也就愈是诗的时期。”（注：《黎明风景》后记）不过，他的作品火热的激情并非某种纯粹政治观念的衍生物，而是从扎扎实实的战斗生活经历中，从对于时代与人民革命历史的深刻思索中引发出来，并融贯于具体的生活形象与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中。他视野宽阔，胸襟坦荡，从不沉湎于个人琐细感情的狭小天地，而以表现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为目标，他的一些作品对时代的反映仿佛带着类似史笔的调子。
在艰苦战斗的年代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魏巍的创作注重于对战争生活与英雄业绩的及时记录和宣扬，使他的作品有效地发挥着现实的战斗作用。尽管如此，这些作品至今也没有失去其历史价值和思想艺术光彩。魏巍毕竟是一位有更高追求的作家，他不满足于用诗歌、散文这类轻便形式，去表现宏伟的革命战争的历史片断，在他发表了《依依惜别的深情》那篇著名散文之后，仅仅过了一年，他就开始酝酿创作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史诗性作品。经过近二十年的写作、中断、接续的曲折过程和艰辛劳动，终于在十年动乱结束后出版了长篇小说《东方》。这部格局宏大、气势雄伟的作品，通过对战争进程的真实描写、对众多的志愿军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广阔而有纵深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面貌，揭示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质、胜利源泉和伟大意义，突出展现了志愿军勇士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崇高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就其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丰富内涵来看，这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战争史诗和英雄史诗。
所谓战争史诗，自然意味着要对一场影响到历史进程的浩大战争，进行全面的有纵深的历史反映，具备帮助人们了解历史了解战争的认识价值。然而它并不要求对战争过程作编年史式的繁冗记录，以致成为某种宣讲战争史或军事发展史教程的文学挂图。它必须是对战争历史的诗的反映，必须通过创造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描绘真实迫人的战争生活画面，去显示战争的时代脉象和历史精神，让人从一个艺术的世界去体察、领悟历史上发生的战争。将史的认识蕴含于诗的感染之间，由诗的感染引向史的认识，似乎应当是战争史诗的一种特征。
《东方》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反映，不仅由于对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的基本面貌作了完整、全面的概括，包括战争发展各个阶段上的战场态势，许多重大战役和著名战斗，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抗衡、相持、优劣转化的趋势等等，从而具有一定的史诗规模。更主要的是，作家在对时代环境和战争进程的历史考察中，紧紧把握了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的精神，并且在宏大壮阔的战争全景的描绘、人物及情节线索的发展中努力体现了这种史诗精神。
从最初写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战地通讯，到酝酿、构思《东方》，魏巍一直在反复思考着抗美援朝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以及它所包含的辉煌的时代精神。他愈益强烈意识到，这个对东方、对世界都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的意义，是同中国革命的胜利分不开的，没有中国革命在东方的胜利，也就不可能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东方，帝国主义恃强凌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朝鲜人民也站起来了，掌握了自己历史命运的人民越来越显示出任何强梁势力所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正是由于时代的重大改变，使西方帝国主义者凭借坚船利炮侵凌、奴役东方人民的旧梦不能重温，而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东方及世界和平的正义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显示了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行动规范和奇迹般的力量”（注：《魏巍研究专集》第45页）。作家对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的深切理解和把握，固然为作品找到了雄浑昂扬的战争史诗的基调，但是要在作品中通体灌注这种史诗精神，还必须从作品的结构布局、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进行严整统一的构思和丰富而具体的艺术描绘。
为了从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面貌，魏巍在《东方》里突破了一般战争题材作品常常只写两军对垒的战场的有限空间和狭小视界，而将战争作为一个整体，使前线与后方、国内与国外穿插交织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揭示这场战争的时代背景和它的深刻性质。《东方》的第一部以大多数章节描写了战争爆发前国内农村的现实，主人公郭祥的家乡凤凰堡，作为那个特定时期国内农村的缩影，十分典型地概括了新中国诞生初期疮痍满目、百废待举的艰难局面。作品对处于山雨欲来的氛围中凤凰堡农村的描写，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战争前夕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而且有力地表现了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英明决策的坚实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就从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展示出这场战争异乎寻常的意义，以及它所包含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实质。在以后的各部里，作家始终把国内和国外、前线和后方当作两个战场，进行交错扭结、彼此呼应的描写，一面是邓军、周仆团的志愿军勇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迎击强敌，浴血苦战，力挽狂澜；一面是凤凰堡的乡亲们在重重困难下坚持斗争，建设家园，支援前线；从两个战场的声息相通、彼此激励，写出志愿军战士与祖国人民的血肉联系，显示了志愿军战士在前线英勇战斗的力量源泉，以及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战争的胜负从来不单纯体现于战场上的两军搏斗，更体现于参战双方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抗衡。仅仅局限于战场上军事冲突的描写，往往不易于从整体上表现战争的全貌，不易于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深刻揭示战争胜负的根源。《东方》对国内外、前后方两个战场的表现，摆脱了仅限于写战场作战的单线条结构方式，通过开阔而有纵深的结构布局，从整体上反映了战争的全貌和精神。特别是突出地表现了成为国家主人之后的中国人民及其优秀儿女，在这场战争中所发挥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是《东方》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反映具有史诗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两个战场的描写相交叉，作品还从我友敌三个侧面深入揭示这场战争的内涵、本质及其必然的发展趋势。在以主要笔墨表现邓军、周仆团战斗活动的同时，作品穿插描绘了朝鲜人民及其英雄军队的卓越斗争，以人民军军官金银铁一家的生活命运为代表，作品典型地反映了朝鲜人民优良的革命传统，顽强不屈的民族性格，同侵略者决战到底的战斗意志。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亲密团结，并肩战斗，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作品对被我军俘获的黑人士兵霍尔和白人士兵琼斯的描写，笔墨虽然不多，却由他们在事实面前的逐渐觉醒，从敌人营垒的角度揭露了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反历史反人民的实质。为欺骗宣传所蒙蔽的侵略军不可能保持士气，战争发展的趋势必然要由正义之师稳操胜券。《东方》对我友敌三个侧面的描写，也是从整体上反映战争全貌的一种艺术布局，它使作品对战争的意义、性质及运动发展规律的表现，更为开阔，更有纵深，从而也增添了作品的史诗色彩。
任何一场战争不管多么纷纭复杂、气象万千，它的基本面貌和精神归根到底要体现于战争参加者的利益、命运、愿望与情绪之中。可以说，一部战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关于人们的生活命运的历史。《东方》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史诗性反映，它对这场战争的史诗精神的体现，除了凭借格局宏大、纵横开阔的艺术结构之外，主要是通过一群人物塑像的创造来实现的，它既是一部创造了战争奇观的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史诗，同时也就是一部抗美援朝战争的史诗。魏巍在他的这部作品里，始终把人物置于战争活动的中心位置，在残酷激烈的对敌斗争和各种各样的内部关系中，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血肉饱满的志愿军战士的形象。不过，魏巍对人物的塑造并不以形象生动、性格突出为满足，他从深刻揭橥这场战争的史诗精神着眼，努力使人物性格的刻画、人物命运的展示与战争的历史进程的表现契合一致，在战争进程中展现人物命运的变迁，以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命运的变迁，透视战争的历史进程。作家对主要人物郭祥的塑造成功，就不单在于对人物独特性格的丰富刻画，更在于对人物独特命运的充分描绘。一部《东方》，几乎就是一部郭祥的生活命运的历史。作品将郭祥以往的生活遭际同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以后的战斗经历衔接起来，着重描写郭祥在朝鲜战场上九死一生的独特遭遇，表现他的思想性格在战争进程中不断丰富、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他同杨雪爱情的曲折经历。郭祥的生活道路与个人命运，概括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发展和胜利结束的完整进程，这个英雄战士的精神品质在战火中的熔炼、升华，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及其优秀儿女在这场战争中显示出的全新的精神风貌。对调皮骡子王大发和解放战士刘大顺的塑造，作家也注重展示人物的思想境界与个人命运的变化、发展，在战争进程中写出这两个英雄战士各自的成长道路，以人物命运的变迁和精神世界的更新，反映出这场正义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基础。即使是对反面人物陆希荣的塑造，作家也能通过人物的生活道路在战争进程中的逆转，写出这个与革命军队的根本宗旨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者自我毁灭的必然结局，从而对这场战争不但会锻造纯钢、也能清除废渣的强大威力，作了另一种层次的揭示。《东方》对众多的志愿军指战员形象的塑造，从老红军战士、团长邓军到新战士杨春，一系列经历、性格各异的人物，在作品所搭设的战争舞台上的表演，构成了一部非凡壮丽的英雄史诗。而由这一群志愿军战士的塑像在战争烈火中熔铸完成的历程，显示了这场震撼世界的反侵略战争所蕴含的宏伟博大的史诗精神。
魏巍在《东方》出版数年之后，又对这部巨制作了重要补充，增写了几个以彭总为描写中心的新章节，弥补了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的缺憾。作家在新增补的章节中，真实地反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如何在紧迫险峻的形势下作出抗美援朝的历史性决策，描绘了彭总和志愿军总部在前线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高屋建瓴的战争指挥活动和军事艺术，特别是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彭总这一淳厚质朴的统帅者的形象。这些新增补的章节，由于直接表现了统帅部的活动，将统帅部与战斗部队联系、贯通起来，因而增加了作品对战争表现的全局感和整体感，使作品的史诗规模愈加明显、充分；由于这些新增补的章节，作品对这场战争的历史面貌与时代本质的揭示具有了新的高度和广度，因而使它所包含的史诗精神也愈加强烈鲜明了。
三
山草呼啸中
坐着的是我们的民族
——《午夜图》
凡是植根于本民族生活土壤的作家，凡是在心灵上和本民族大多数同胞相系相通的作家，总会以自己民族的感情方式、思想方式与审美眼光去观察和表现生活，创造具有民族特性的艺术作品。作家创作的民族性是作家同本民族天然联系的一条脐带。别林斯基说得好，一个富有民族性的作家“始终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人物，用自己民族的眼睛去看事物，把自己民族的烙印镌刻在这些事物上面”（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第204页）。在我国当代缤纷如云的作家群中，魏巍也许不是唯一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家，但却是表现出稳定的民族性的一位作家。和其他一些作家不同，魏巍创作的民族特性，显著地体现于翻卷着烈火硝烟的战争生活的艺术画幅之内。魏巍同自己的民族一道，经历了从苦战中走向光明的曲折艰难的道路，投身于为保卫自己民族的新生、支援面临危难的民族和侵略者浴血搏斗的战争，他为自己民族在艰危酷烈的战争环境中裸露出的强壮优美的灵魂所紧紧吸引，他的心田受此照射，诗笔受此浸染，因而当他对亲历深感过的战争生活作出心灵的艺术反射时，就不免要带着自己民族特有的印记。从魏巍写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和抗美援朝时期的诗文中，人们看到的不只是生龙活虎的战斗、军旅生活的风情，仿佛还能看到我们偌大民族的身影形魄，听到她粗重的呼吸、剧烈的战叫以及她灵魂的急速震颤。
魏巍是一位能深切体察和领悟自己民族精神的作家，他的创作的民族特性的主要标志，在于他能敏锐地抓取和诗情地抒写在战火中闪烁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我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残暴、野蛮的烧杀掳掠之下，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险境，然而一向刻苦耐劳、酷爱自由、从不屈服于外族武力威胁的中华民族，却在此民族危亡的关头显露出自己优异的精神素质。特别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根据地人民，在同凶恶的侵略者进行不折不挠的韧性战斗中，表现了我们民族万难不屈的顽强意志与巨大生命力。魏巍的诗集《黎明风景》中那些抒写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军民战斗生活的诗，对于我们民族这种卓越的精神素质，无疑是朴素、真挚的诗情礼赞。他从战斗在塞上黄沙间那些“又干、又黑象一块不发亮的钢铁”的战士体躯内，从菜油灯下捧着识字课本辨认“解放，自由”的老炊事员的琅琅书声，从淳朴的农民为哀悼牺牲的战士而闪落的“圆大而温暖的泪珠”，从被敌人惨杀在狼山上的那对好夫妻的平凡经历，发掘出一种粗朴、坚韧的苦斗精神，这是由强大的民族自信力所支撑的民族意识。它就象一只黎明的鸟儿，始终伴随着驱赶黑夜、战取光明的队伍，狂风折不断它的翅膀，“苦难压不倒它的和谐”，它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光环在那个艰苦年代里发出的强光。在《午夜图》里，通过对一个在重兵围困下坐在红艳艳的灶火旁镇定自若的战士形象的速写，更将这种民族精神凝聚为一尊巨人的雕像，成为在雷雨风暴中岿然不动的我们伟大民族的象征。
魏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散文报告和长篇小说《东方》，在具体生活形象的描画中也不时闪出民族精神的光芒，并且呈现出新的时代的特征。当作家描述那些志愿军勇士在激战中同敌人血肉拼搏的壮举时，描述那些在冰雪严寒中，在潮湿的坑道里坚守阵地的战士们含辛茹苦的日常生活时，他总要从战士敞开的心灵中捕捉其与祖国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以展示他们为祖国而战的自豪感与使命感。在对这些普通战士的美丽灵魂的绘写中，他探触到一种以报效祖国，保卫人民幸福生活为无尚荣耀的自觉献身精神，这是包含了某种新因素的民族精神，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精神素质中的新成份。与此相关，作家还在志愿军战士与朝鲜人民深厚情谊的描写中，在对关心、焦虑着兄弟的友邦人民命运的凤凰堡农民形象的刻画中，写出了中国人民及其优秀儿女同情被侵凌者，慷慨助人抗暴的善良仁义精神，这种打上了无产阶级意识烙印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样是我们民族传统道德和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往往能在战争环境中得到最强烈、最突出的闪现。魏巍正是在战争活动中，在民族的生命力与灵魂最活跃的时刻，感受并艺术地显露了我们的宝贵的民族精神的。他的创作所具有的民族特性，首先是由于他自己被这种在战火中闪耀的民族精神所渗透了。而一个为自己民族精神所渗透的作家，就能够“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注：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文学的战斗传统》），从而给自己的作品染上特有的民族色彩。
真正民族性的艺术，并不是单纯凭借对风土习俗等外在东西的描摹以显示民族特点的，而主要是通过民族性格来表现民族精神的。尤其在长篇叙事作品里，人物性格的刻画无疑是展示民族精神的橱窗。魏巍的《东方》的民族性特征，就在于作品蕴含的民族精神主要是通过作家塑造的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体现的。魏巍不枉是位写人物性格的能手，众多的人物性格在他笔下毫不重复、混杂，均能见出各自不同的特征：郭祥的顽强机敏，杨雪的纯洁真挚，乔大夯的质朴浑厚，花正芳的聪颖灵秀，老模范的厚道，傻五十的憨实，邓军的刚毅，周朴的干练，杨大妈的坦荡泼辣，小契的活泼风趣，可谓“人有其性格，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然而，这些个性迥异的人物，却都是在我们民族的历史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他们的性格内核包含着我们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这些人物大多是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农民，他们身上带着中国农民那种天然的淳朴气质，但他们又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过多年革命战争锻炼的战士，和旧式农民不同，他们的性格心理中融入了许多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东西。他们克服了中国农民性格心理中固有的某些弱点，而将其坚毅勇敢、善良正直的性格优点大大发展了，在较高的境界上升华了。因此，当这些人物在战争环境中活动起来时，从他们的风度、气质上，不但可以一眼见出他们是从中国农村这种特定环境中走出来的农民战士，更可以确认他们是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革命变动的新型战士，坚定的革命信念，高度的爱国热忱，自觉投身于正义战争，为民族的、阶级的利益而战的无畏气概，已经渗透到他们的心理素质之中，化为他们性格的血液。
魏巍善于把握他的人物的民族性格特征，当他让人物在各种艺术画面中行动时，总能透过他们差异明显的个性，显现出其性格的民族性特色。乔大夯、老模范这两个人物，一个腼腆憨厚，一个真诚善良，作家却由不同的个性特征入手，深入挖掘他们性格中蕴含深厚的东西。乔大夯的外柔内刚，在敌人面前如天神般的勇武威严，表现了我们民族性格中含蓄内向，有巨大潜在力的特点；老模范的勤勉宽和，待人至诚，则表现了我们民族性格中吃苦耐劳、克己为人的品格。王大发和刘大顺这两个各有自己弱点的战士，他们的个性也有显著差别，然而他们在成长中同样流露出我们民族从善如流、积极进取的性格因素。与上述内省型的性格不一样，郭祥、杨大妈的性格属于活跃型、开放型的。作家对郭祥的刻画有意识地避开比较古板的类型，而写了他的活泼性格。不过，郭祥的性格仍然是带有民族特征的，他是那种在童年的苦难生活中磨炼了顽强不屈的禀性，又在革命队伍里发展了坚韧乐观的个性的战士，在他的性格里既保留了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素质，又糅进了较多的新成份，因而明显地体现了民族性格的发展和丰富。杨大妈的性格显然不同于许多作品中出现过的革命母亲的性格特点，她的泼辣直爽，精明干练确有独特之处，这是由她的独特经历所造成的，然而她的这种特异性格又分明镌刻着民族性的印记。她对共产党、子弟兵，对革命事业那种烈火般炽热的感情，爱憎鲜明，急风迅雷般的禀性气质，正是我们民族那种向往光明，追求真理而不惜赴汤蹈火的执着精神的具象化。概而观之，魏巍笔下的人物性格决非舶来品，决非穿着中国式长衫的外国绅士，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历史土壤上养成的，真正具有民族性的人物性格。他是用含有自己民族要素的眼睛和心灵，去观察，去感受，从而创造了这些民族性格，以表现我们的民族精神的。
艺术创作的民族特性，不但在于对一定的民族生活内容的表现，与此相适应，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民族形式。一个富有民族性的作家，不会不关心、重视艺术形式的民族特色。魏巍创作中所具有的民族生活内容（包括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是同他创作的民族形式和谐一致的。首先，他的作品的语言是民族化的，许多是采自群众的口语炼制而成的文学语言，不仅带着浓郁的民族生活的泥土气息，而且朴素简洁，明快有力，不论抒情、状物、叙事、写人，均能生动传神，颇具表现力，这显然是得益于我们民族语言的哺育。其次，他在艺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上也吸取了民族艺术的不少特点和优长。比如，他的诗比较注重意境的创造和思想的含蓄，多在情景交融的画面中达意传情，而较少直露的议论、抒情，可以约略见出传统诗歌艺术的意趣。他的散文也明显受到我国传统散文艺术的影响，善于入乎其内抓住人与事的精神，于夹叙夹议、情理交汇的抒写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他的长篇小说不论在艺术结构或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均表现出民族形式的特色：前线和后方两条线索交错发展，有分有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连。人物的出场如串珠脱落，一个引出一个，人物的发展随故事情节的顺序展开，有头有尾，前呼后应。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有于大变故中对人物思想性格浓墨重彩的勾画，亦有于细节上对人物音容情貌的工笔细描。在这些方面，不难看出作家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喜爱与师承，也表明作家对广大读者群众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的尊重和适应。当然，作家并没有拘守传统艺术方法的规范，他同时也在对外来艺术的借鉴、吸收中，丰富自己创作的民族形式。
魏巍在他的《不断集》后记里，曾经以“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精神自勉，表现了一个有作为的作家永不满足，不懈地追求新的更高目标的可贵态度。纵览魏巍四十多年的创作，从前期的诗歌，散文到后期的长篇小说，可以看出在思想艺术上是不断发展，愈益成熟的，几乎在他创作道路上的每一重大阶段，都产生过优秀的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代表作，这不是一般的作家所能做到的。在中外文学史上，越到老年其艺术创作愈益精湛的作家不乏其例，但也有不少在写出成名作之后，就一蹶不振，甚至销声匿迹的作家。魏巍显然不是后者。杜甫诗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我们有理由期待，魏巍这位虽已年过花甲但创作生命力犹旺的作家，以“不断”精神为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再添名花佳卉。
（1984年5月—10月断续写成）

注释:
⑦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