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变迁
［法］热拉尔·迪蒙 多米尼克·莱维 著 丁为民 王 熙 译
2006年6月26日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网站发表了法国著名左翼学者热拉尔·迪蒙和多米尼克·莱维题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金融与管理——对美国和法国轨迹的比较》的文章，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产生的影响：当20世纪70年代初大众阶级的政治力量被打败后，战后曾一度被大众阶级（办公室工人和生产工人）和管理者阶级抑制的金融霸权势力重新获得支配地位，管理者阶级的上层也转而加入这一重建的金融霸权势力，二者融合成为新统治阶级，在新自由主义阶段，新统治阶级的资本收入不仅得到恢复还有巨大增加，而小资产阶级和管理者下层则通过部分获得金融收益也得到部分好处，大众阶级利益则绝对或相对受损。这种特征在美国表现最明显，法国由于其大众阶级有反抗的历史传统，金融势力的统治没有美国那么明显。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导言：历史上的角色
在左翼学派中，已经对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的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性质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通常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本文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将主要集中于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的理论基础是相当严格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主要的“修正性”内容是加进了管理者阶级。
1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重大转变，是19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这一发生在1900年前后的转变，与“公司革命”、“管理革命”和新“现代”金融部门的变革相结合，一起直接支持了大公司的形成。显然，这一分离不是绝对的，但它却意义深远地重塑了社会关系。
2资本家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采取了一种新形式，即金融的形式；因为它主要是通过证券（股票和借贷）所有权，而不是传统的个人和家族所有权，来掌握生产手段的。我们将资本家阶级的上层和金融机构如银行、投资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称为“金融”，这个阶级的权力通过该阶级的上层部分和金融机构得以实现。
3管理被托付给领薪金的人员，因为管理在新的组织形式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水平。这样，传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中间夹入了一个中间阶级（此外，早期的小资产阶级依然存在）。管理者阶级形成了，而办公室职员是其补充。不论是私人部门的组织，还是公共部门的组织（如人们通常使用的“政府”概念），都被这个新的管理者潮流重塑了。
这样，阶级结构可概括如下：（1）资本所有者；（2）管理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讲，还包括各类官员）；（3）办公室工人；（4）生产工人。小资本家、管理者和办公室工人一道构成了所谓的“新中间阶级”。由于办公室工人和生产工人的条件具有趋同的趋势，并且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二者放在一起考虑，统称为“大众阶级”（popular classes）。这样，20世纪早期的社会结构可按如下等级结构加以描述：
大资本所有者。
管理者和小资本家。
由办公室工人和生产工人构成的大众阶级。
从广义上讲，本文的研究将集中于上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我们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从19世纪末到大萧条的第一个金融霸权时期；（2）从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凯恩斯主义”或“管理主义”的妥协时期；（3）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我们的研究限于以美国和法国社会为例。
二、阶级结构和权力
本节所使用的有关收入分配的资料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动向。
（一）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收入（capital income）
恢复高收入，特别是资本的高收入，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目的，措施包括：对大众阶级劳动成本的控制，利润率的最大化，高利率，慷慨的股息分配，飙升的股市等等。
这一现象是容易证实的。图1显示了各种金融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份额。资本收益已经根据通胀所造成的财产贬值进行了调整。巨大的波动反映了股市的起伏跌宕。对这些波动进行抽象，可以看到美国股市在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下挫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上升趋势，这一走势在1999年达到最高点，紧接着就是“泡沫的破裂”；还可以看到2002年的恢复。（人们可以注意到，在1999年，资本收益，特别是虚拟资本收益，已占到全部家庭收入的50%以上。）我们只能获得法国1970年以来的资料，但人们也会容易地发现一个相似情形，在20世纪70年代它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由此，可以很容易地推断，与其他人口相比，高收入者要更多地受益于金融收入。所以，也可以认为，他们是资本高收入恢复的主要受益者。但是，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金融收入是利息、股息与调整通胀影响后的（虚拟和实际）资本收益（capital gains）的总和。总收入是雇员酬金、经营者所得（已调整）、个人租金收入（已调整）、个人财产收入的总和。
（二）处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资本收入和“工资”
的确，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高收入人群所取得的收入，明显地增加了。
这可以利用美国国内税务局（IRS）的资料加以评价。前面使用的资料与IRS的资料有两点差别：（1）未调整的通胀效应被调整了（只有股票财产不详）；（2）只考虑了变现的资本收益。这些资料除了分解了收入的构成，另一个优点是包含了一战以来的数据。
图2显示了处于最高百分位，即按照收入水平分类处于99—100的家庭（实际上是由个人填写纳税申单）所取得的总收入的状况。这些收入是由四部分组成的：（1）工资（包括股金和年金收益）。（2）独立业主、合伙人和公司股票的收入。（3）资本收入（含利息、股息和租金）。（4）变现了的资本收益。图2还分别显示了前三项收入的状况（只是未显示资本收益状况，虽然它也包含在总收入中）。
关于收入金字塔最高部分的经济收入状况的分析，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层收入得到提高。根据收入状况，可以看到，从70年代到21世纪初，居于最高1％的家庭所取得的总收入的份额，由8%提升到18%。
这一恢复，可以看作是向二战前占优势的收入集中水平的回归。这种不平等实际上明显地支配着整个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1919—1928）至50年代，居于最高1%的家庭所取得的收入，占全国同期总收入的平均份额，下降了4个百分点。战争结束后，这种状况不但未能结束，反而继续缓慢下降，直到新自由主义时期才得以逆转。上述阶段，即凯恩斯主义妥协阶段，就是以收入金字塔顶层人口收入下降为全球性特征的。
但是，收入成分的转变还是发生了。在二战之前，利息、股息和租金大约占传统资本家阶级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后几十年这种收入的恢复主要是由于：（1）“工资”，和（2）独立业主、合伙制和公司股票（与股金的分配相关）收入的上升。这些收入都是税收申单可以看到的，但我们根本无法确定从未公开的资本收益有多少。在新自由主义执政的年份，避税的重要性明显提高了，但其他部分的收入有提高仍是毫无疑问的。
（三）收入和阶级
在收入渠道与阶级确定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一致性。任何个人都可以取得股息和利息，但并非因为这一理由，他就成为一个资本家。上层家庭的“工资”就是一个特别难以分析的事例，因为取得工资并不意味这个人就是生产工人。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已经注意到随着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能动资本家（active capitalist）①也要给自己支付工资，并把自己看作“工人”。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即能动资本家的任务委托给了领薪金的管理者，或者“工资”仅仅是一个“闲职”的收入，那么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
同公司内部把工资与利润分开处理相比，独立业主、合伙人和公司股票的问题更显示出社会关系类型的错综复杂。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多数合伙人收入都意味着投资某一金融部门，富裕家庭将其财富集中并从事金融运营；这样，利息和股息就转变为合伙的收益。这些群体是避税大户。将上述三个群体的收入在总体上加以考察，可以看到，来自金融和不动产的收入大约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商业服务的利润大约占到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它们对应的是管理工作，这些管理工作分包给了企业，这些企业中专业人员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出售服务并且是企业的所有者。
在收入的最高1％水平，非工资收入是巨大的，这是生产关系中地位的重要标志，而与下层社会雇佣劳动者相区别。在这个金字塔中，可以明显看到，等级越上升，这种收入会越高（1999年，非工资性收入占到最高1%家庭收入的一半，占到最高001%家庭收入的58%）。财经资料还未能反映尚未变现的资本收益，这部分收益可能占到每一个富裕家庭不断上升的“虚拟”财富的大部分。在这一水平，收入是如此之高，任何人达到这一高位，实际上就必然是大量证券资产的持有者。
在收入金字塔最高1%之下的家庭所取得的收入中，工资（包括年金）在收入中占绝对比重。在美国，2001年，在最高位1%之下的家庭的收入中，有90%以上是由工资构成的。当然，这并不意味其余99%的家庭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下面，我们将要对三个层次（即处于99—100以及90—99、0—90）的收入进行比较。图3显示了处于最高位1％的人的平均工资与处于0—90％部分的平均工资的比率。例如，处于纵轴的8反映了最高位的平均工资比处于0—90％部分的平均工资高8倍。图中的数据表明，二战期间，美国的收入（这里指工资）差距明显缩小了，从8—10倍下降到50和60年代的5倍。总的来看，这样的“低”比率是凯恩斯主义妥协阶段的特征。但是，70年代以来，这一比率急剧攀升；到1999年，已达到17倍。
（四）美国是否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主宰格局？
这一有关美国收入金字塔顶端工资状况的奇异图表，以及这一状况在恢复富裕人口部分收入的作用，是如此触目惊心，它意味着向一个新制度框架的转型；在这个框架内，美国使新自由主义下的权力和收入转入所有权手下。
这一转型的主要特征是，在美国，资本所有权与高级管理者趋于结合，形成一个混生阶级（hybrid class）。在这个阶级中，资本所有者参与高层管理；高级管理者，如果以前未进入这一集团，可以通过巨额薪酬，变成所有者。虽然资本家和管理者阶级的结构类型还有待讨论，但对第一节所介绍的社会关系等级格局却必须进行调整：
由大资本所有者和高级管理者阶级形成一个混生复合体；在其中，两种社会关系互相作用使每一方都同时具有对方的特征。
处于等级关系下层的较传统的管理者（它们涉足所有权没有那么深，只涉及年金）以及小资本家阶级。
大众阶级。
在未经加工的经验资料的基础上，我们把前两部分与收入金字塔的两个层级即99—100和90—99部分相对应。
区分两种类型，即20世纪早期类型和美国20世纪晚期类型的关键，是搞清楚高层管理活动与所有权的关系的性质。第一种类型保持着资本家与管理层的分离：所有者也可能被登记为管理者，但实质只是标明所有权，实际上他并不作管理工作。这种状况与马克思关于“能动资本家”的分析是相一致的。第二种类型标志着在管理者阶级内部，在“高级”和“一般”管理者之间，出现了两极分化；在社会等级结构的顶层，出现了一个混生阶级。
这种在管理者阶级内部出现的两极分化，是在资本家内部（在这个阶级的上层和中小所有者之间）经常存在的分化现象的复制品。不必奇怪，在管理者阶级内部，这种分化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当这一阶级逐渐成熟并不断获得社会权势的时候。
要把握美国新格局中的生产方式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新统治阶级”，必须在所有权和“高层管理”联合效应的基础上理解。这是所有权制度的一场新革命，与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那场革命直接相关。虽然资本家的家庭成员参加管理通常是20世纪的一个特点，但是这种混生的特征现在已变成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标志。它重塑了取得收入的的渠道。20世纪初的“有闲阶级”，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被压制之后重新浮出水面。不论是控制渠道还是收入渠道，都值得进一步讨论。资产阶级实际上借给高级管理者自己的收入渠道，把所谓管理薪水膨胀到能够享有攫取剩余特权的程度。传统的取得收入的渠道，如利息、股息等，现在已经更加广泛地通过诸如基金等形式被人口的上层分享了。
正是这个统治阶级，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它的权力和收入得到维护。而一般管理者阶级的命运，正如前述，呈现的特征是：它与统治阶级只是形成一种“妥协”关系，而不是“融合”。利用90—99层次的收入资料来描述这一群体，可以看到，这部分人的相对工资，自二战以来呈现出相当稳定的上升，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呈现出轻微走高，与高位收入资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图形。我们用新自由主义的妥协这一概念来界定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这一阶级的状况，并说明它在收入总额中的份额和它的年金在不断增长。这是在新的统治阶级与一般管理者阶级之间达成的妥协。
在全球范围内，一个新的联盟正在上层阶级即资本家和管理者中形成。解释正在出现的社会关系格局的方法，就是一方面考虑到这两个阶级的联合和它们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考虑到融合和妥协这两个方面。这种社会协议意味着两种极化现象：（1）资本家阶级的上层（资本家阶级Ⅰ）和这一阶级的其余部分（资本家阶级Ⅱ）的分化；（2）管理者阶级的上层（管理者Ⅰ）和其他管理者（管理者Ⅱ）的分化。当然，在上述两种极化中，只有少数人属于成分Ⅰ的范畴。正是资本家阶级Ⅰ和管理者Ⅰ，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发生了实际的融合，形成了大资本所有者与高级管理者的紧密结合，成为一个新统治阶级。在新自由主义下，成分Ⅱ已被固定在新自由主义妥协中，特别是管理者Ⅱ。
这种发生在社会顶层的融合，如我们考察的20世纪末的美国，决不是一种独特现象。历史上存在一个重要的先例是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持续转变。当时，（1）当资本关系在经济机制中越来越发挥支配作用时，封建地租逐渐采取了资本主义形态；（2）地主投身于经营以增加自己的收入；（3）资本家购买地产并取得贵族头衔。
（五）法国的收入和社会类型
将美国国内税务局（IRS）的财经数据与法国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是令人感兴趣的：法国的数据并未显示出富裕人口在总收入中份额增长的恢复。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1）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法国的工资运动是非常不同的；（2）在法国，金融收入的申值得怀疑。例如，向财税权威部门申的资本收入与法国国民核算账户确认的资本收入的比率，在近几十年明显下降，这标志着瞒资本收入趋势非常严重。总之，在收入申中，资本收入部分一直是很低的；在20世纪90年代，估计这一比重平均只占18%！
美国在工资方面的财经数据还是较少存在不确定性的。图3也反映了法国收入高位的相对工资情况。在二战之前，处于最高位的平均工资与处于0—90部分的平均工资的比率与美国相似。但自二战到70年代，两国的水平就有了明显不同。在美国，这一比率稳定在5左右，而在法国，这一比率是9或10。可见，在战后法国的工资等级中，上层工资收入者显示出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还无法确定这种高工资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依赖于资本所有权，但是法国社会的资本收入持续处于低水平，使人联想到这种高工资是以高级管理者所获得的社会地位为基础的。可以看出，尽管存在凯恩斯主义妥协，但这种经理主义的社会也是非常不平等的。
但是，这两个国家另一个重大的差异出现在上世纪后10年。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法国工资的不平等被削弱了。这一现象可能是新规则框架的反映。在这一框架下，在1968年后，特别是在高奈尔协议（Accords de Grenele）中，工资的决定被固化了。新规则固定化了最低工资，管理者薪酬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了。
这样，在新自由主义下这两个国家出现一个重大差别，就是美国工资不平等上升更加强劲，而法国则不然。其重要结果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所建议的社会关系新格局似乎并不适用于法国社会，或者说影响程度较低。
这一重要发现包含了另一个人们熟知的差别：尽管这两个国家存在着相似的、共同的基础性特征特别是金融收入都有提高，但是不论是凯恩斯主义妥协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轨迹，在这两个国家都大不相同。下面将对有关历史作进一步的研究。（未完待续）
注释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3章。——译者注。
三、演变的历史
本节首先回顾新自由主义在美、法两国的相同点与相异点。然后分析美国在20世纪的阶级斗争，这一分析为观察美法两国选择颇为不同的轨迹提供了重要洞察力。
（一）类似性和特异品质
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妥协存在着重大差异。从这一角度看，美国与法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1第一个因素是管理或“公司治理”的转变。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股东利益至上”公司管理模式，这种在新自由主义下的公司治理就是回归到股票市场处于中心地位。给股东“创造价值”是大公司的管理者的新目标。在以前的几十年，管理者较少这样做；在那时，不仅是盈利，他们所强调的重点还有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这些管理主义的趋势当时得到很好理解。管理资本主义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得以繁荣，决非偶然。
2众所周知，在凯恩斯主义妥协时期，从政策角度看，也是很特殊的，宏观政策表现得更为明显。“二战”后，法国承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政策也是以增长和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全盛期，尽管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直到1979年的“剧变”。
3与规制框架和财产关系相联系，金融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法国在“二战”后高通胀的背景下，实际上实行的是对经济的廉价融资政策。如果加上金融公司的利润率将出现负利润率。资料显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美国也奉行了这种支持非金融性部门的做法，但总回却是正的。
4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两国都实行了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虽然在程度上有所差异。在“二战”之前，美国的社会保障就比较完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在“大萧条”和“二战”以后，从社会保障角度看，这种社会新秩序又取得长足进展。在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从人民统一阵线时期，直至“二战”后的解放，也建立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保障框架。
5在“二战”后，美法两国在科研、教育以及产业政策等领域都明显地实施了国家干预。但在法国这样一个部分经济（包括金融的和非金融的）实行国有化的国家，国家对经济
* 本文（上）见本刊2007年第10期。的干预就更为显著。这些新趋势不只体现在战后初期。1972年，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达成共同纲领，计划扩大公共部门。在密特朗1981年执政后的一段较短时间内，又曾试图实施这样的激进改革。
在这些机制中还有一个国际层面的因素，而美法两国在这一层面上情况也不尽相同。法国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获益颇丰。此体系能够容忍大幅度的通货膨胀，法郎兑换美元的多次贬值和升值，以及持续的或紧或松的汇率控制。当时，汇率很低。要对资本家阶级进行金融压抑，通货膨胀显得至关重要。尽管存在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还是有大量的美国直接投资进入法国。在欧共体这个环境的熏陶下，同时也得益于有利的国际环境，法国逐渐缩小了与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差距。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给予欠发达国家一些相对的便利，它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危害；相反，却助长了这个国家的霸权，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美元危机之前是如此。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结构性危机的动荡之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霸权，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但两国的一些差异在新自由主义阶段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有着深刻的政治涵义。
1新自由主义都明显地改变了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加入欧盟的法国更是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很特殊的。它大胆利用能够提升居民消费的信贷政策来刺激需求；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指向国外，这样，必然造成对外贸易中出现大量赤字，而同时不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并伴有大量资金从世界各地涌入美国。（注意，如果宏观政策以贸易平衡为目标，这种现象不可能出现。）
因此，就政策而言，美法之间的差异说明它们不属于同一个“自由主义”，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相对不同的地位。全球的主导地位使美国受益匪浅，这就减少了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在中间阶级内部的严重分化。由于上层社会一般热衷于狂热消费，所以我们认为，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开支加大对新自由主义妥协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2就社会保障而言，如前所述，美法两国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程度上；但是，除了上述差异外，法国的社会保障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要比人们所预料的表现得更有韧劲。
由此可见，在实行新自由主义25年后，美法两国的显著差异主要有两点。美国保持着更有利的宏观经济形势；尽管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美国管理者阶级还是从新自由主义的繁荣中获益了。法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与美国不同的是，许多建于战后的制度仍然存在，特别是与社会保障有关的许多凯恩斯主义妥协的特征保留了下来。这主要得益于民众的抵制，或许，管理层中的大部分对这些社会安排的坚守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当新（新自由主义）与旧（凯恩斯主义）同时存在时，二者之间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鉴于这两种主张在法国的共存，所以，当代法国有时被称为社会自由主义社会。
总之，在资本家阶级和管理者阶级的关系方面，美法两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重大差别，即使在凯恩斯主义妥协和新自由主义阶段，情况都是如此：（1）法国社会的管理主义的特征表现得特别强烈；（2）金融利益不仅“被控制”，而且“被压制”；（3）国家干预较强；（4）对新自由主义的进攻反抗较强。
看到这些不同的社会轨迹，我们仍不能解释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相对于法国和欧洲的良好表现。在帝国主义金字塔中地位的不同是问题的关键。
哪些因素可以解释这一差别呢在这里，法国所有权的历史特点可能起到作用（但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公司被像美国年金这样的国际机构投资者所掌控，这也是事实，它们肯定不会按法国的传统行事的）。在法国，管理也具有特定的历史品质，例如，管理者与国家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这又被法国教育制度的特征所强化，他们对集权和国家干预有着依附传统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管理在法国被看作“社会”组织行为，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尽管长时间面临新自由主义宣传，但法国管理者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依恋于战后数十年的社会制度体制的。在法国社会对抗的历史中，管理者阶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倾向于“社会主义”：在过去它是革命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成为改良派。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目前仍保留着这种品质。
总之，在新自由主义阶段，那种美国式的发生在上层的“恋爱事件”，在法国上层阶级中并没有发生。
在这些复杂的机制中，我们能否正确判断事物的来龙去脉显然不是收入趋势引发了上述差别。考虑到历史上的决定因素，我们认为，正是阶级斗争，形成了两国不同的前进轨迹。
（二）阶级类型与阶级斗争
无论技术变迁和获利能力的趋势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有多么重要，在社会轨迹的解释中，阶级类型和阶级斗争的演变仍是问题的中心。在本小节，并不想对美国和法国阶级斗争的过程进行实际比较，而只是把视野相当严格地限制在美国。分析的目的是显示阶级斗争有多重要；只有通过这一分析，我们才有可能具体理解前文所述的阶级关系的变革。
金融，正如我们所定义的，它并不是始终存在的。它是发生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急剧转变的历史产物；当时，所有权和管理之间实现了分离，新的金融部门形成了：一方面，是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权力巨大的金融机构。
自从这个新格局形成以来，金融机构就作为重要角色，在代表资本家的利益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优秀的作用。在那些大金融机构的支配下，在上世纪之交出现了合并浪潮，促成了摩根或洛克菲勒这样的象征性人物的出现。人们有时认为金融资本意味着新的金融资本家接管工业资本（在那些年，金融资本的概念就是与此相关的）。但不论怎样，新格局是建立在一个主要矛盾的基础之上的；这一主要矛盾，并非金融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而是新的金融或非金融公司的所有者与传统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核心问题是宏观经济的控制。主要目标是稳定物价，并根据黄金的价格而不是一系列商品的价格作为价格指数的判定标准。纽约和芝加哥的大银行在实际上发挥着中央银行的作用，因为它们是其他银行的银行。这种尚未成熟的货币政策并非十分奏效，伴随着金融机构的重组（停止营业，银行倒闭），危机的发生仍旧比较频繁。这时，又产生了清算机构，作为一个集体的机构，用来制止危机。总之，大型金融机构反对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因为它们害怕失去对货币机制的控制。只有1907年的危机创造了新条件，开创了新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导致了美联储在1913年的建立。
这种不愿创建中央机制和机构，并利用它对付不断增长的宏观不稳定的状况，导致了大萧条。金融机构对危机负有责任，新政和战后“有争议”的框架被实施，这对资本家阶级来说是一个重大挫败。战后，金融界与商界领袖协调一致，主张回到自由市场经济，即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这一新妥协受到了打击，主要体现在1946年通过的就业法中，这一法律赋予国家实现充分就业的责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过程中，控制纽约大银行的金融家直率地反对这项计划。他们断言，这将导致通货膨胀。他们提出用关键通货计划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维护他们在国际货币机制控制中的中心位置。最后，他们还是失败了，尽管这个协议具有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典型的妥协性。但是，无论如何，资本的流动被限制了。
在新自由主义确立第二个金融霸权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在阶级斗争中再一次充当了资本家阶级代理人的角色。1979年保罗·沃尔克的“成功一击”，就是大银行直接鼓励的结果。
众所周知，在当代资本主义，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在约束管理者，使之取悦于股票所有者的行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美国的金融机构是异常强大的，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有着重大影响。它们在全球扩张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过程中，也充当了一个核心角色。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也是如此。它们在扩张新自由主义中的作用，就是到处增进资本家的利益，例如，在债务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的多次危机之后要求开放商业和资本边界，强制实行稳定计划，实现基本财政盈余，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等。
总之，金融机构在历史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代表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资本家阶级失去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权，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其统治地位都会被动摇，其作为统治阶级的命运也将受到威胁。在凯恩斯主义妥协中就是这样。
自从管理者阶级作为一个历史角色独立出现之后，它就被相应地卷入到上述所有纷争中，尽管没有资本家或大众阶级的暴力。是哪种社会力量支持创建了美联储是谁制定了新政它像19世纪新兴的城市阶级，后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革命中的作用已被历史学家所充分记载。尽管其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并不引人注目，但我们确信，它的作用顽强而持久。但评价这个领域的历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管理者阶级会利用进入政府机构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组织能力。这显然主要涉及为公共管理服务的那部分人，但管理者阶级承担着私人企业的管理任务时也是如此。这一工作在历史上的权重可能是由国家干预主义的长期实践决定的，特别在法国更是如此。不过，管理者并不必然坚持将生产资料产权转移到国家手中，以此限制或压制所有者手中的权力。一些非盈利机构，如美国的大学或医院，不一定是国有（即由联邦政府、州或市政府掌控）的，它们交由管理者负责。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宏观政策要像凯恩斯主义妥协阶段一样，应该是“中央集权统治”或“准中央集权统治”的，因为它们必须被集中执行；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作用下，管理者的目标虽已被修改，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法则。中央银行自治的例子就体现了这种二重性。
下面，我们用来自大众阶级的压力来解释美国各个重大事件的历史。这一历史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是产业工人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了美国社会党（1901年）。但一次大战却形成了不利于激进倾向的社会环境。这些变化在确定新的社会保障框架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体制出现的时期，所以，整个阶级斗争的类型是相当复杂的。上层阶级中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传统部门的资本家与得到金融部门支持的新公司之间的矛盾。同时，农民与大企业之间的矛盾也很紧张。新兴企业的管理者开创了一个与工会合作的过程，并推动了一轮有关意外伤害、住房、医疗和退休方案等方面的新改革。大公司获利能力的大幅上升也为上述改革提供了条件；这一点，是传统部门不具备的。
另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在二次大战以后。这一事件是三个冲击的结果：（1）大萧条；（2）战争本身；（3）苏联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战后出现。劳工运动在各地风起云涌。在所有的案例中，对此的反应都是抑制和妥协。资本主义的生存问题提上议程。在此，我们不能详细描述抑制的含义：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出现，各地共产主义者受到人身迫害……。但是，大众阶级的社会威胁却为凯恩斯主义妥协创造了条件。在新政和战争期间，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已经扮演了突出的角色。他们的中间位置及其固有的组织能力，必然使他们成为新的社会安排的中坚。对于管理者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确立自主权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大众的斗争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在随之而来的结构性危机中，大众的力量被打败了，而这次失败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新金融霸权的确立。正是这一对上层阶级非常有利的事件，促使高级管理者阶层最终选择了与资本家阶级上层的联合，而这一阶级的其余部分也热衷于新自由主义妥协，而远离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显然，大众是反对把凯恩斯主义妥协的制度加以解体的，因为它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这在法国也不例外。这种反抗也同样存在于美国，但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政府所承担的义务远没有达到法国的程度。在此方面，法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迄今为止，管理者阶级从未拒绝过这些制度。这是法国独特阶级联盟的一个侧面，其主要特点，就是缺少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妥协，或该妥协在形式上仍不成熟。
在大众的斗争方面，美法两国之间有很多共同点。首先一点，就是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施加了同样的威胁，特别是在20世纪初和“二战”结束后更是如此。我们看到，在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受了同样的打击。但是，在法国，从法国大革命，到马克思分析过的法国阶级斗争，到两次大战期间的斗争及其导致的人民阵线的建立等一系列社会纷争，这个国家的社会斗争一直是以激进为特征的。“二战”后，共产主义力量逐渐强大，形势紧张，达成妥协就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当前大众对解体社会保障制度的反抗，阻止了法国在各方面向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调整，以及削弱管理者阶级在社会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倾向。
四、结论：两大历史性轨迹
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两个上层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和管理者阶级的并存，并有力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管理者阶级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登上社会舞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后来者。从19世纪末到大萧条，资本家阶级一直占据着霸权地位。但应注意，那时的问题不是实际工作的组织，而是权力，即实施统治与追逐利益的能力。在大萧条和二次大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妥协中，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论在私人部门还是在公共部门，管理者阶级的自主权都扩大了。这有可能是大众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妥协的结果。在类似日本这样的国家，由于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十分脆弱，所以有可能形成管理者霸权；在美国，这将是一种过分夸张的想像；而在欧洲，则可以看作一种中间状态。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阶级的权力和利益得以明显恢复，金融机构的地位也得到显著加强。管理者则受到新规则的约束；不仅他们的自主权被明显削弱，而且他们的行为也是以资本家利益为目标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显然不是被动的代理人，而是重要的社会角色；而这种角色的作用，则取决于其在这一集团中的地位和各国的具体情况。
总之，利用上述格局可以解释当代世界的走向：（1）或者出现一个向左转向的新政，（2）或者在美国式的新的统治阶级中，继续着大资本家与高级管理者的“恋爱故事”。但是，历史是复杂的，未来的发展轨迹将取决于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这正如马克思所写到的，人类是在既定的经济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的。
［丁为民：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王熙：天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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