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学说与茅于轼的虚伪和谐

茅于轼说：共产党改名字，有不少人响应。这是名正言顺的。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我们改革三十年，并没有改变仇富的社会。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从剩余价值论导出的剥削理论。

那么现实中国是如所茅于轼说吗？近三十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自从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党委（党组织）就处于从属的地位，慢慢的失去了监督和政治领导的作用，腐败也就从国有企业领导层中蔓延开来，国有企业便从此逐步陷入困境。后来的股份制改造（或叫改制），6000多万工人顷刻下岗失业，工人的民主权利消失殆尽。厂长（经理）责任制断送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制使官僚、买办和半殖民经济体系成为现实。正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的资改促进了官僚阶层的形成和权力扩大，他们也是先造誉论，他们先是打出阶级斗爭熄灭论，一心一意建设论，阶级斗爭熄灭了吗？沒有，正是在阶级斗爭熄灭论中官僚资产阶级大肆处置国有资产，造就了新的资产阶级和卖办资产阶级。在这些年他们任意处置国有资产，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私有化，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这样就使中国处于官僚资产阶级与新生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中，他们又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勾接，形成卖办资产阶级，官僚、卖办和新生资产阶级统治下所出现的劳资矛盾所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难道不是干真万确的现实吗？尽管人们加上许多名词，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存在是第一性，生产资料掌握在谁手里这个历史事实是否定不了的；资本家支配着工人的命运这个历史事实是抹杀不了的，他们有不与工人订合同还用饥饿纪律要工人工作的权利，有不承认工伤、尘肺的权利，不给工人上任何保险的权利，不发工资或克扣工资的权利，以及开各种血汗工厂的权利，等等；各种资本勾接财产暴发这个历史事实也是抹杀不了的！

他们在不爭论、不缺钱和让工人叫资本家爸爸的舆论中和谐，去掩盖下岗职工之痛，血汗工人之死和难，农民工之讨薪，尘肺工人之开胸，博士研究生因老娘一个床位而自杀，大学生被金钱所迫去卖淫，无家可归者之露宿冻死，…：他们取消四大，在主要防左声中，不让人民讲活，把原来的党、工会等各种组织逐渐变为一言堂，并禁止工人重新组织起来，他们取消了工人罢工自由，…。人民在温饱线上徘徊着，但却失去了保障线。人民承受的所有这些没保障、受压榨、受欺辱、被奴役、被剥削，如今的官却真的像官了。那真是个个腰缠万贯，有的甚至几百万、几千万、数十亿。不仅自己花不完，甚至不需要花，因为还在源源不断地广收博采着。就连自己的三亲七故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谓“老子大官儿（女）大款”。而人民则是承受着“失业、下岗、官剥、商欺、黑社会、流氓、地痞、无赖、警匪”等的重重压迫和欺负，资本家的黑工厂、血汗工厂、黑砖窑等的残酷压榨，新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养老）的无奈，妇女姐妹的被迫卖淫（已经很不幸了，还要同时遭受警察的打击和盘剥）。拆迁自焚，他们居家不知道开发商何时来扒屋，出门不知何时盗贼来偷窃；在家说不定何时遭到毒打与抢劫，出门不知啥时遇车祸。

当今中国难道真如有些人所歌颂的和谐吗？正如某些人所说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吗？当今的历史事实难道不是已证明“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注：特色社会也不例外)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不同的阶级答案当然不同！

这一点人们需要再温习一下恩格斯《卡尔·马克思》一文在中的论述。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注：《卡尔·马克思》一文是恩格斯应威·白拉克的请求为《人民历书》写的马克思传略，写作时间为1877年6月中。
《人民历书》是由白拉克主编的社会民主党的年鉴，1875至1878年在不伦瑞克出版。——328。）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历史编纂学家和部分英国历史编纂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至少从中世纪起，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粗鄙的物质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经济自己生产几乎所有必需品，几乎不进行交换。农民公社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并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交往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个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跻身于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区域，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而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它在落后国家里排挤旧式手工劳动，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创造出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被排除于政权之外，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资料。对历史的这种考察方法通过上述方式对至今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种考察方法还使我们认识到：由于现时生产力如此巨大的发展，就连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已经消失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注：指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于1873年席卷了奥地利、德国、北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这次危机的特点是猛烈而深刻。——336。）以及工业不振的状态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确立这样一种状态，这时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总额，而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都力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者，他们被排除于这种占有之外而仅有一种商品即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因此他们不得不出卖这种劳动力以占有生活资料。但是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该商品的生产中、从而也体现在它的再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体现在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量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6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就表现为同样体现6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劳动（注：在1891年纽约《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上发表时，这里的“劳动”一词改为“报酬”。——编者注）。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6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让工人劳动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7、第8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酬劳动的产品，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除此之外还生产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构成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基础，总之，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基础。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对于马克思的二个重要发现,“理论”们是同意还是反对呢？你们的许多论调，例如：猫论、先富论、市场经济论、资本家入党论、人本论，是符合马克思的二个重要发现呢，还是与茅于轼们的论点相同或相似呢？你们的学习型，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学习茅于轼们呢？

革命的人民我们应当多多学习马克思、毛泽东等的原著，这里抄录以下语录以共同学习之！用以研究和识别当今的人和事，以便明确斗爭目标，采取正确的斗爭方法和策略去爭取胜利！

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日、16日、18日）:“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１６〕的时候，只有四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二十四万党员。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节〈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笆篱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１９〕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２０〕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

1966年7月8日毛主席信中就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一九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指出:“事物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发展的，不依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和半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政党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认识了客观事物（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规律，从而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方法，并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从事坚决的斗争，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那末，他们的斗争就一定会胜利。阶级斗争如此。生产斗争也是如此。总之，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总是脱离人民群众，违反客观规律，因而他们迟早要失败。这一点还有疑义吗？完全没有了。全世界的胜利都是我们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节选）: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该党的愿望；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这个党，那也只是为了挑起争吵。”

“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么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放弃他们的显要职位。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据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2010/1/28

附：茅于轼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文革时候。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九亿人口彼此监督，不让任何一个人变富。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最后都变成富人，目前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1957年，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

在市场经济下，虽然会有人贫困，但是穷人可以变富人，现在很多的富人都是有过去的穷人变过来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有机会创造财富、走向富裕。市场经济是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容易造成贫富差距过大。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应该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马克思终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资本论》，其核心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他试图通过劳动价值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证明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一套理论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中国人读书读到高中以上的都要学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就是劳动价值论。然而劳动价值论显然和市场经济相冲突。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必然导致取消私人经济，引入公有经济的政策。所以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劳动价值论的抵制。允许市场的供需定价，劳动者的自由谋职和签订劳动合同，准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作以利润为目标，无一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要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放弃劳动价值论，接受交换价值论。

我们改革三十年，并没有改变仇富的社会。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从剩余价值论导出的剥削理论。

仇视富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这句话年轻人不大能理解。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能够懂得。从1949年解放到1978年改革开始，这三十年就是仇视富人的社会。谁也不敢当富人。穷人最光荣，三代贫农才有资格提干，越穷越革命，越正确。一个人沾上一点富，立刻就倒霉。结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绝对没有一个富人。没有谁有私人小汽车，有自己的住房，全都是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要鼓励富人，致富光荣，帮助大家致富，这才有前途。可是剥削理论是悬在富人头顶上的一把剑，叫他们不得安宁。这能是一个和谐社会吗？

从根本上说，“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共别人的财产，建立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社会。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已经放弃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党的名称并没有改，这成为一切混乱的根源之一。事实上，共产党是从“communistparty”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没有“共产”的意思。别人的财产，建立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社会。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已经放弃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党的名称并没有改，这成为一切混乱的根源之一。事实上，共产党是从“communistparty”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没有“共产”的意思。Communist是从commune一词演化而来，是公众参与的意思。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communistparty，但是他们未必想共别人的产，而是追求平等参与。只有中国共产党还坚持着“共产”。原来的名词不改，新概念的确立会处处碰壁。听说李瑞环前主席提议共产党改名字，有不少人响应。这是名正言顺的。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我国的宪法是一部只立不破的大杂烩，老东西和新事物并存，充满着矛盾。好在没有人会较真，也没有人会认真执行。顶多只会给国际舆论界制造一点谈资。在宪法序言中一再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并说明，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在宪法第五条中又说：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如果人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还有什么专政可言。如果讲专政，就有专政者和被专政者的区别，它必定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照字面上的解释，是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应该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可是事实上作为专政的无产阶级现在连影子都不见了，现在真正在实行的是政府专老百姓的政。政府手里有枪，有武装，而老百姓是赤手空拳的。不像在美国，老百姓手里也有枪，是专门用来对付政府的。百姓有持枪权，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尽管因为人人都能持枪，美国每年出了无数命案，但是因为有宪法的规定，持枪权始终没能被取消，怕的就是一旦政府拿枪对付老百姓，老百姓不至于束手无策。其实在美国政府拿枪对付老百姓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我国倒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不可以持枪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为了减少宪法中的矛盾，有人多次建议取消宪法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可能是为了巩固政权，要保持对反政府力量的威慑，至今舍不得取消。有几件典型的案件说明专政的后果并不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一个是发生在北京的城管被小贩砸死的事，政府方面大张旗鼓地宣布死者为烈士，而对小贩所受的委屈一字不提。全国范围内有许多次政府的执法人员打死人的事，可是从来都是尽量掩饰，重罪轻究。今年贵州瓮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打砸烧扰。不但把公安局全烧了，连县政府也一块儿烧。这种事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众与政府的对立由来已久。其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动辄以武力对付百姓，百姓只有被专政的份。现代国家的共和政体已经彻底取消了专政的观念。所谓共和，从字面上看就是大家放弃武力讲和平。不动用武力，就只有商量的一条路可走。所以共和国都一定是对内放弃了武力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专政就只有枪杆子出政权的国家还在使用着。但其前途一点光明都没有。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应该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马克思终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资本论》，其核心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他试图通过劳动价值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证明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一套理论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中国人读书读到高中以上的都要学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就是劳动价值论。然而劳动价值论显然和市场经济相冲突。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必然导致取消私人经济，引入公有经济的政策。所以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劳动价值论的抵制。允许市场的供需定价，劳动者的自由谋职和签订劳动合同，准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作以利润为目标，无一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要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放弃劳动价值论，接受交换价值论。于是是价值理论的大论战。改革以来经济学界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恐怕有三分之一都跟劳动价值论直接间接有关。这和世界上别的国家的经济学界相比较算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这不是什么好事，而是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在原体制之下中国培养了一批专门教劳动价值论的各个级别的老师，从中学老师到大学教授，进而到研究员和劳动价值论的专家。他们所熟悉的就是劳动价值论，要他们改讲交换价值论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为了生存，就必然捍卫劳动价值论。所以对某些人来讲，这场论战是生死存亡之战。到现在，大学里专门学经济学的已经完全转换到交换价值论，但是在中学和非经济专业的大学里，还是劳动价值论的天下。这些课也是学生不愿意上，老师不愿意教，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叫校方非常为难的事。党的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的领导强调一定要学，而且要学好。可是现实生活却强烈地抵制这种理论。这是另外一个例子，立了交换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没有破，还照样顽强地存在着。劳动价值论是和剥削理论相联系的。不破掉劳动价值论，等于承认剥削理论。一个企业家投资创办企业，如果赚了钱，似乎就是剥削所得。虽然现在没有任何法律，说企业家赚钱是非法的，但是按照劳动价值论，这笔钱不具有正当性。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是可以清算的。这是当前社会最大的隐患。我国在传统上有没有仇富思想，各有各的说法。但是解放后培养仇富思想一直是阶级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是不容置疑的。每次搞运动，发动群众斗“坏人”的时候，都先要忆苦思甜，要控诉旧社会，把仇恨的种子引发出来，再集中到被斗人的身上。“坏人”有各种“坏法”，有国民党特务，有共产党叛徒，有里通外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反毛泽东反江X，还有修正主义，名堂多不胜举。牵连最广的恐怕是剥削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一旦和剥削分子挂上钩，一辈子不得翻身，连子子孙孙也永远没有出头日子，他们不能上大学，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一辈子做受歧视的另类。'文革”时，成批量地杀人，把人活埋，连小孩妇女都不饶过，这种仇恨心理普遍地存在于广大群众之中。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恨从何而来？就是从剥削理论来的。至今，大部分人仍然认为Communist是从commune一词演化而来，是公众参与的意思。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communist party，但是他们未必想共别人的产，而是追求平等参与。只有中国共产党还坚持着“共产”。原来的名词不改，新概念的确立会处处碰壁。听说李xx前主席提议共产党改名字，有不少人响应。这是名正言顺的。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