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胡思乱想：

1、私有制度不推翻，“9连跳”了，长此以往还会有10连跳、20连跳、30连跳……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

2、说“政府部门不能无为”是很中肯的，问题是死者都为成年人，如果也是学校，尤其是幼童，国家自然会重视了；

3、外资外商谁敢动？那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别说50天死了9个，就是1个/天又何妨？保经济保增长保GＤＰ比什么都重要；

４、找全总、妇联、共青团有何用？他们现在也是丫鬟奴仆打工者，看人脸色行事，能有一席之地就已很不错；私有制不变，工人“老大哥”、农民“伯伯”、“祖国花朵”马甲只能进历史博物馆，而且“血汗工厂”、“开胸验肺”、“屠童报复”等等事件肯定永无止境！

５、法制，尤其是针对性的《劳动合同法》管用么？连国内企业都管不住还谈什么外来企业？人们不会忘了“开胸验肺”事件吧？更不会忘记毛泽东时代仅有《党章》、《宪法》等较少法律法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老大哥；农民伯伯是翻身做主人。不存在血汗工厂的剥削和压榨，只知道工作性质不同，但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打工者。哪像现在几百个法律却管不住违法违纪行为？！……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一句话：只有不加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不加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救劳苦大众！只有走毛泽东道路才能救苦救难！只有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才能拯救中华民族！

一、半年“9连跳”，再揭“血汗工厂”残酷内幕

作者: 阳信人 |

　　5月14日晚，富士康一名员工从宿舍7楼楼顶坠楼死亡。经查，坠楼男性员工姓梁，1989年出生，安徽人，2009年11月进入富士康，为一线作业员。（新华网综合消息）
　　又是富士康,又是跳楼自杀!且已是今年的“第9跳”,共造成7死2伤。与前8次不同的是,这次在现场还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其家属认为是他杀,警方已介入调查。　　
　　前8跳的血淋淋事实是：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年仅19岁员工马向前“高坠死亡”；3月17日，一名新员工从3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3月29日，一23岁员工从宿舍楼坠下，当场死亡；4月6日，一18岁饶姓女工坠楼，仍在医院治疗； 4月7日，一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年龄18岁；同日，一22岁员工身亡；5月6日，一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死亡，年龄为24岁；5月11日，一24岁女员工祝晨明从八层楼顶跳下，当场死亡。
　　短短不到半年时间，9条活生生生命陨落。除祝晨明因个人情感问题外，其它的死因都说不清道不明。这就难免让人猜测，这些年轻人是因为受“血汗工厂”的压榨，难以忍受高强度、“严管理”造成的恶果。
　　富士康“6连跳”后， 23岁的记者为了试图弄清原因，曾以打工者身份潜入富士康。28天的潜伏，虽然并没弄明白跳楼者究竟为何而死，却知悉了员工们如何活着。
　　员工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36小时加班上限约束。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似乎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同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据了解,富士康在产品供应链上的利润已基本是零,赚的就是人力成本的差价,这就是富士康基地为追逐廉价劳动力而迁徙的秘密。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制造的是苹果、惠普等最尖端的产品,遭受的却是最原始的压力和严苛的加班制度。各国劳动者一百多年前就争取来、也明确写在我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富士康轻松地倒退到从前。
　　不加班只能拿相当于最低工资的底薪,八九百元,在深圳这样的城市,连生存都困难。他们有权利不加班吗？这种“软性加班”虽然表面上并不违法,却杀人于无形。沉重的工作压力再遇上严苛的体罚和责骂式管理,很容易把一个人的精神压垮，出现第“N+1”跳也就在所难免了。
　　更令人不解的是,针对接连发生的悲剧,劳动部门、工会、妇联等维权组织表现得过于冷静。一些地方政府仍把它当摇钱树和高新技术企业,争着要请回家。
　　其实，大家也心知肚明，富士康只不过是中国无数个“血汗工厂”之一，富士康发生的“9连跳”也不过是社会某个角落的一瞥。过分逐利的心魔不除,管理方式不改,“下一跳”随时可能上演。面对触目惊心的“9连跳”，是该到了深入调查，深挖根源，整饬乱象，重塑体制的时候了。如果不构建起制度性的防范体系，就无法真正革除隐患、去除危机。那里还会有胡锦涛所说的“体面劳动”啊？！
　　山东省阳信县国土资源局邱海昌

二、记者潜伏富士康28天揭秘工厂真实生活

作者：goldflyengle 文章发于：更新时间：2010-5-17

以下是一个记者发表在深圳奥一网上的文章，特转载过来，希望引起广大网民对于“富士康”自杀工人的关注。

记者潜伏富士康28天揭秘工厂真实生活

这些富士康员工每天坐着穿梭巴士上下班，往来于固定的车间和宿舍，却不清楚未来的方向。

这些拿着低工资，永远发不了财的工人热衷于买彩票、买马，以此寄托希望。

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

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我认识两群年轻人。

一群是与我一样的大学生，他们生活在象牙塔，与图书馆、湖光山色相伴。另一群工作在钢铁机器，巨大货柜，有无数繁杂精密生产环节的厂区里。这群人总是把他们的上级叫做“老板”，互相之间哪怕不熟也要大声用粗口唤作“屌毛”。

在富士康潜伏28天后，我走了出来。我一直试图把这两幅图景联系起来。可是很难。只是这两个地方生活着的人们确乎有着相同的年纪，相同的青春梦。

我的潜伏，起因于南方周末对富士康“六连跳”系列自杀原因的调查。编辑部很快发现，南方周末的记者们均因年龄较大无法进入只要20岁上下年轻人的富士康工厂。相较而言，不到23岁的我，很轻松就被招入了富士康。

28天的打工潜伏，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并非因为明白了他们究竟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们如何活着。

【一】

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号，发工资的日子。这一天，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

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对一些人来说成了忧虑，因为花钱不挣钱的日子“很难熬”。这一天，打工仔们顾不上是什么节，更重要的是加班费；实在不行，睡个懒觉更实在。

新开的手机店门口，销售员洋气地向围观的员工们展示着iPhone，所有人都紧紧盯着他每一个“酷炫”的操作，像看着什么新奇。可事实上，富士康生产着包括iPhone、iPad在内的几乎所有知名品牌数码产品的配件，那“新奇”的机器每个部件都来自这些工人们之手，只是他们从未想过拥有最终的成品。现在，这些成品就以略高于他们一个月工资的“惊爆价2198元”出现在眼前。这是一笔昂贵的购置，所以他们只讨论着怎样花几百元去买山寨手机。

在与他们聊天的很多时候，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自己幸福得太过分。他们居然羡慕那些受工伤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着笑话一面说自己的工作岗位如何有毒。他们讨论自己的同事们跳楼自杀时，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语出戏谑，似乎每个人都是局外人。

我愿意把他们看成一群乐观与坚忍的人，也希望他们真的是与此无关。不过这愿望怎样想来，都免不了是一种心酸。我甚至想象自己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可是就像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时候说“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一样，很天真，更没可能。

【二】

你要问打工仔们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如出一辙，做生意，赚钱、发财，其它一切在这之后都会到来。在工厂的仓库里，他们幽默地把拉货的油压车称作“宝马”。他们倒是想拥有真正的宝马，或者至少是“宝马”式的财富。

他们时而幻想，又不断地亲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个痛苦的画者，无奈地不断撕毁自己难以成形的手稿，“这样干下去，一辈子也别想”。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甚至笃信这个谐音。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工作最卖命的王克柱总抱怨工资太低，想去外面报名学点东西却又“听都听不懂”，还是放弃了。他说知识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这是注定的。他有时候说头很痛，有时候又瞬间精神焕发。拉货的时候他总向前飞跑，仿佛那两板24箱货物根本没有多重。每天他都会爬上两三米高的货箱去盘点账目，也会钻到夹缝里去检查标识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救命！”他大约也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什么，我却听到一群真实的灵魂。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

厂区里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除开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起来的序号，便几乎再没什么特质。厂房里的机器，仓库里的货箱，乃至流水线上着齐整工衣的工人们，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厂房的窗户里探出两张脸，一动不动，一直望着路上的人流。太远，看不到表情，也听不见声音，那窗里仅是两个黑点。可站在他们的位置，这路上无疑也是一大群移动的黑点，无比巨大的白色厂房背景下，他们渺小而一致。

【三】

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东岸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背后，我遇到的却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时代》杂志在2009年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附：面对“九连跳”政府部门不能无为

[ 古唐愚叟 ] 于2010-05-17 09:46:40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2010年05月17日09:10 来源：《法制日报》

　不知道这还应不应该算“新闻”，当我们面对一家企业以天来计算的员工跳楼记录之时。是的，富士康又有员工跳楼了，距离上一起员工跳楼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三天：14日晚间富士康一名梁姓员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2010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九名坠楼的员工。

　　当今之世，关于人群非正常死亡，有两件事非常不能让人理解，一是报复社会者向天真无邪的孩童疯狂举起屠刀，二是富士康的员工接二连三选择从高楼跳下。如果不是病态的传染或者说盲目的模仿，简直无法解释暴徒报复社会的地点为何都是学校，而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方式居然都是跳楼！因此，我心里真的很矛盾，虽然绝无此意，但善意的关注会否事实上也成了一种推波助澜？

　　虽然已经有专家出来解释说，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低于中国社会整体的自杀率，但如此密集的自杀事件高度集中于一家企业，仍然使富士康难逃“血汗工厂”之类的公众指责，无论其本身是否确实如此。事实上，面对员工接二连三跳楼，富士康显然也感到有些招架不住。富士康不仅已经向外界表态“检讨”，甚至都邀请僧人到企业做了法事，但企业闹的显然不是什么鬼，而是受挫于困境而又无法得到安抚的年轻的心。

　　从公平的角度说，跳出企业的范畴而将年轻员工频繁跳楼看作是一种社会病，也许要更恰当。但是，这并不应妨碍人们将富士康“九连跳”作为一个特殊标本予以专门研究，只要是在明晰企业责任与社会原因的基础之上。那种针对企业的情绪化表达也许是非理性的，但是企业显然也不可能想要从中撇清干系。这绝非什么“舆论暴力”，而是理所当然的生命追问。

　　不仅是富士康，所有的企业都有必要认真反思自己所给予员工的距离“体面劳动”尚有多远？《时代》杂志将年度人物授予“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工人”，而“勤劳坚韧”的另一种更为残酷的说法则是“廉价劳动力”。必须看到，提高劳动报酬与改善员工福利，给员工更多梦想的空间与上升的可能，这一切与“九连跳”之间并非没有关联。

　　涂尔干在《自杀论》里说“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却更愿意让员工“原子化生存”，就像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样，各自处在孤立疏离的状态，便于管理的同时也便于提高效率。最常被提及的现实是，企业工会制度普遍名存实亡，而官方工会组织又与工人如此疏远。我们该从何处着手，给“原子化生存”的工人们一个慰藉心灵的“集体力量”，其实这不是问题；只是企业肯定不会主动去做，而政府部门又始终毫无作为。

　　在引起公共舆论的强烈关注之后，富士康员工跳楼仍以天为单位向上窜升，此时再来拷问富士康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已经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面对一家企业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频发，相关政府部门是旁观者还是介入者，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病态的传染也好，盲目的模仿也罢，也许我们都有感觉，“九连跳”大概不会是最高的记录。此刻，在那绝望的纵身一跃之前，谁来发现并且帮助尚未变成冰冷死亡数字的“下一个”？（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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