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一, 伟大的导师;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曾经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摧凌的中国人民，“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发生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大军事侵略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不义战。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创造的无数财富被毁灭，伤亡的总人数超过2800多万。

----由于经历了这样一场战争，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指出，在西方世界中，许多人感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这种情况，不能不对中国思想界发生影响。李大钊就说过：“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国人是否还应当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继续走这条路，当然就成为问题了。
----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人们看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瞿秋白说，他之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发生“兴趣”，是因为与他心目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梦幻境界相合：“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所采取的手段，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掌握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付诸与革命实践，就是中国摆脱危亡的出路。 “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

《多余的话》所写：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没有系统的研究；对经济学不感兴趣，根本没有读过《资本论》；只是从报章杂志的零星文章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依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编写几本讲义；而“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在1923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少，于是，自云“只知道一点皮毛”、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瞿秋白，“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了。

毛泽东说: 记得我在一九二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二, 伟大的领袖: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我现在再要说一说我所感觉得的你对于时局估量比较悲观的原因。你的估量我觉得恰是党内革命急性病派的估量的对面。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是看大了主观的力量，而看小了客观的力量，这种估量多半从唯心观点出发，结果无疑的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错误道路。你没有这种错误，但你似乎有另一方面缺点，就是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这亦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你承认主观力量之弱与客观力量之强，但你似乎没有认识下面的那些要点......

还有两点须要作个申明。一是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岭〔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燥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二是我说你欲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不是说你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你显然没有此二者，因为二者完全没有争取群众的观念，你则是主张“放手争取群众”的，你不但主张，而且是在实际做的。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目的就在这一点。

三, 伟大的统帅: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挽救革命,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苏区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也发了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内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随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前后在川滇黔交界一带，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3月4日，中央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时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组了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四, 伟大的舵手: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即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下午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以及周恩来等５６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

会议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二十八年的光辉历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

毛泽东,在1967年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关于文革的策略和目的 谈话: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

毛泽东:在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出现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

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

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

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

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

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既然叫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

大家不是主张灭资兴无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很多有利条件，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是能够被消灭的，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能够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能够被改造的，打倒有利于改造。

今后老干部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

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

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

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

“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

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

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

但这一小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

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

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应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毛泽东思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