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太不争气》　　

　　

　　毛泽东说 :“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接着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　　

　　

　　(:郭金荣 本文摘自《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毛主席的建国战略部署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就已经着手了。毛主席认为军队干部文化知识低，工作简单粗暴，有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思想。不宜做行政管理工作。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知识面广，容易学习新东西，较少有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思想。工作细致，适合做行政管理工作。 但是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在延安就开始大量培养和改造知识分子，“延安整风运动” 就是对干部的思想整顿。“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也是对知识分子的谆谆教导。要求无产阶级文艺知识分子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而且执行这个干部培训任务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党内高级知识分子领导。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等。可以看出毛主席将建国后的重任交给了知识分子干部。而不是交给军队干部。在赴重庆谈判时毛主席也是有部署的。毛主席料到蒋介石的谈判是假的，蒋介石一定会抢占东北。所以毛主席说服全党同意他去重庆谈判。同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和安排。万一毛主席被蒋介石扣留了，中央的工作就由周，刘，邓，来主持了。另外毛主席已经安排了接管东北的部署，几路人马都赶赴东北。结果完全在毛主席的预料之中，蒋介石拉下面孔开始了内战，和共产党争夺东北，华北。解放战争又如毛主席预料很快在三年内结束了。紧接着解放全中国就需要很多的干部。延安培养的干部是决不够的。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急促的培训了一大批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干部。毛主席对全党提出“两个务必” 的要求，就是对干部的一次警告和要求。　　

　　

　　毛主席告诫全党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 “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 “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用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中国的官场是一个大染缸，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积淀太深厚，是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严重影响着我们党。对干部个人来说，这种坏传统坏作风很舒服自在，是很难抗拒的。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监督力量制度力量，很难解决官场大染缸这个大问题。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着手安排接班人的工作。为了树立刘少奇，邓小平等文职干部的党，军内威信，自己退居二线，让刘邓主持一线工作。明确安排刘少奇为接班人。虽然军队干部心里不服，也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对刘少奇的攻击，彭德怀对刘少奇的攻击。可是毛主席为了保接班人可以说忍痛牺牲了高岗，彭德怀。毛主席开始认为刘少奇等人的错误是好人办错了事，是可以容忍的，只是需要纠正的问题。但是刘邓的许多做法说法是毛主席不能容忍的，比如：“资本家剥削有功”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农村大办食堂” “农业生产浮夸风” “农村三自一包”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阶级斗争熄灭论” “党员是党的驯服工具” 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不赞成的做法和说法。但是事后毛主席为了保住接班人还是主动承担了责任，以减轻刘邓的工作压力。我们大家想想如果按刘少奇的说法“资本家剥削有功”那我们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也太容易建成了呀。“农村大办食堂”当时我们很穷，我们刚建起的社会主义还不吃垮了？“农业生产浮夸风”就是干部不顾百姓死活为自己创造政绩，是典型的官僚作风。也为了证明打仗我们不行，搞建设我们行。 “农村三自一包”是违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向的做法。“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是奴才做法，将永远放弃强国目标。“阶级斗争熄灭论”是违背马列主义的提法。“党员驯服工具论” 会使共产党员盲从，失去斗争方向，忽略干部队伍及个人思想的改造。　　

　　

　　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就是干部的思想改造问题，首先要解决思想，立场问题。必须忧国忧民。是新中国建设时期的继续革命的问题。干部队伍不建设好，共产党就必定会变成官僚阶级，买办官僚阶级。走向工农阶级的对立面。这就是“修正主义”。解决干部问题单靠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行的。党内，政府内的相互监督也是不行的。靠党纪，国法的约束也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只有靠在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监督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们的党是工农的党，大众的党，是为人民办事的党。没有理由害怕人民群众。有了人民群众的监督我们党的工作才会越做越好。　　

　　

　　可是毛主席发动了几次“整风运动”都不满意，其原因都是刘邓的工作不利造成的。75年的“整风运动”是为了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思想。结果搞成了“反右运动”。而且打击面比毛主席预计的扩大了约一百倍。没有达到毛主席的最初目的。最后毛主席承担了责任。“四清运动”的目的是针对党内干部的群众运动。可是结果搞成了清理基层人员，清理了工厂的小偷小摸，财会人员，库管人员，供销人员的四不清问题。又一次没达到毛主席的最初目的。　　

　　

　　195年以来毛主席做了好多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比如：炮打金门，写下至今让人荡气回肠的《告台湾同胞书》。比如：决定搞原子弹。比如：拒绝和赫鲁晓夫合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比如：处理西藏事务等等。　　

　　

　　 60年代天灾人祸的结果是“浮夸成风” “饿死人”。为了搞建设百姓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虽然造成这些错误的直接领导是刘 邓，但是毛主席为了保护大家的建设积极性，没有过多指责。而是主动承担的全部责任。可是彭德怀不甘心，一定要刘少奇作出检讨，承认错误。刘少奇却给了彭德怀一顶反对中央的帽子。　　

　　

　　这就使毛主席为维护大局不得不压彭德怀了。毛主席又一次保了刘邓。同时毛主席深刻的认识到60年代我党犯的错误实质就是干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大爆发。结合苏联，匈牙利的问题，毛主席认为：解决干部问题单靠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行的。党内，政府内的相互监督也是不行的。靠党纪，国法的约束也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只有靠在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监督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这时毛主席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　　

　　

　　 早在1964年12月2日毛泽东就写了这样的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 概念。　　

　　

　　依靠工人、贫下中农意味着通过党内上层解决的设想将被更新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于是50年代与技术革命相提并论的文化革命被插入了一个“大”字，以文化大革命出现。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又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备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然而，毛泽东在党内上层“没听到反映”。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毛泽东后来说出了其中原因：“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传1949—1976〉下P1776） 　　

　　

　　（这就是文革中的反力量，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可是那些国家的革命领袖对此都没有作为。只有毛主席决心对自己的干部队伍进行整治，改造。同时打掉百姓中“民不与官斗” 愚民思想。 毛主席心里清楚“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领袖为了国家，人民是多么的“大公无私” 心怀坦荡。）　　

　　

　　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五十天，不仅是长期以来官方政治运动方式的内在矛盾最终不可调和的总爆发，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革运动后来的发展趋向。五十天内的矛盾斗争，产生了少数派、多数派、造反派、保守派这些文革发动者毛主席最初没有预想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字典里也从未有过的政治派别划分，而这个派别分裂，也和上层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革运动发展的主要线索。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和人民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主席对刘少奇在文革最初的五十六天中工作方法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以中央名义下派工作组。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中首次点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众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说：“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 毛泽东说：“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 “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 　　

　　

　　毛刘之间的分歧又要归结于他们对党、对群众看法上、对党群关系、对精英与群众关系看法上的深刻差别。对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抽象原则，他们也许没有争论，而一旦面对生动活泼但非尽善尽美的群众和群众运动，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当毛泽东正在思考着党内出现"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等问题时。刘xx却在考虑着怎样把"桃园经验"的"集中优势兵力"派工作组下基层、找根子、夺权、人人过关、"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等搞政治运动的标准操作程序进一步完美化，并在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政治运动中把共产党员变得进一步驯服工具化。　　

　　

　　 “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毛主席认为领导人民建设国家要靠知识分子。他也非常的尊重知识分子。同时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感叹“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因此他号召全党学习马列，尤其是高级干部。毛主席提出：“工农群众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这就是毛主席对我国文化知识结构的最高要求。　　

　　

　　建国以来我们党内的干部队伍就是以年轻化知识化为目的组建的。可是有些知识分子干部让毛主席担心，而几次针对干部的整风运动的方向被人为的改变了，其效果当然令毛主席很不满意。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首创的治吏方式。　　

　　

　　试问 还有谁能找出更好的治吏方法吗？我国历代的皇帝都知道“治国就是治吏”可是没有一个皇帝解决了治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