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大饥荒”、“大跃进”、“大食堂”

　　

　　张百奇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由高峰栽入低谷的年份，据说饿死了很多人。人们通常以“大跃进后遗症”、“大饥荒”、“三年自然灾害”来定名此时期。我在网上也时常看到有些对共产党不满的人以此攻击共产党执政不利，似乎这一与大跃进相关联的历史事件的真实以及由此证明大跃进主导思想的失败，已成定论，无须再争再议了。下面例举的就是我在网上搜寻到的一则最典型的某人有关“大饥荒”的所谓最真实的回忆：

　　

　　“爸爸和岳父说主要责任是大炼钢铁荒废了农业生产，还大搞所谓的万斤‘卫星田’，把割断的稻子等集中在路边田，还放上小孩子给上边参观，因此灾害是有的，但很多地方没有自然灾害，也大批饿死人。

　　

　　还说66年的时候,本来是大丰收，却搞革命运动，把麦子等粮食烂在地里。我高中的地理老师，北京外国学院毕业西班牙语毕业的大学生，文革后被从外交部赶回老家的镇中学当地理老师，他说那时侯长江大堤上全是饿死的人的骨头。

　　

　　他们说：山东这里，沿海的，本来饥饿的时候，可以去海里搞吃的，有的是海货的．但当时搞极左不准下海单干，就饿死了很多。我岳父说他们村８００来人不到一下子饿死80多人，岳母插嘴说有个老头饿死的时候，嘴巴上还有根草，很多人饿的肚子很大，腿跟棒槌那么细！

　　

　　通过我家的经历就可以看出，社会上流传的饿死的那个三千万数字，其实可能还是个很保守的数字。
应该学台湾平反和纪念争议极大的‘二二八’起义那样，以宽广的历史胸怀，建立大饥荒死难者纪念碑，给予死难农民以烈士的待遇，给予哪怕几元的象征性的抚恤金。”

　　

　　乍看乍听这段回忆，似觉人情味很浓，很有些为百姓鸣不平的味道。可这确是地道的诡辩术所为。其所以貌真不假，便是将部分诡辩术综合巧用的结果。

　　

　　我是研究辩证法的，也兼研究诡辩术。辨证法，是全面地，立体地，变动地，有度的，适中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尽管有的事物真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不能辨证地去看，便不会得出实事求是结论的。所以，不辨证就是不实事求是。人们总不能不究其理而把魔术当成真实。

　　

　　诡辨术，很接近辨证法，或者说貌似辨证法。与辨证法根本不同是：诡辨术是虚构、夸大、缩小、遮掩真实方法的集合。形像地认识全部诡辩术，应包括无中生有、有饰全无、节外生枝、实老言少、乱界不清五术。这位“回忆大饥荒”的先生，也只用了“无中生有”、“节外生枝”两术，就达到了如此“惊彩”的地步。

　　

　　下面就让我们将这位诡辨大家的高作做如下分析：

　　

　　其一，“我高中的地理老师，北京外国学院毕业西班牙语毕业的大学生，文革后被从外交部赶回老家的镇中学当地理老师，他说那时侯长江大堤上全是饿死的人的骨头。”一九六六年长江大堤上全是饿死的人骨头，有这事吗？如果说六一、二年，在长江大堤上偶而发现被饿死人的骨头，也许是真的。可一九六六年文革刚开始，全国初见动乱，还没有达到极乱而影响民生的程度。而且那一年长江两岸根本没有出现过如此普遍的水旱灾害，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长江大堤上堆满饿死人骨的历史背景。何谈“长江大堤上全是饿死的人的骨头”？如此连一点真实的历史依据都没有的“回忆”，便不管是地理老师说的，还是本人的杰作，一概是明显的“无中生有”。

　　

　　其二，“通过我家的经历就可以看出，社会上流传的饿死的那个三千万数字，其实可能还是个很保守的数字。”我就是在六一、二年挨过饿的人，那时主要是因为下边的干部只对自己负责，不对中央和百姓负责，吹牛吹过了份，中央以为下边真的产量可观，于是便把大量的粮食平调补缺或发往苏联还债，结果苦了农民，着实忍饥挨饿了一阵子。那时我们整个公社近万口人，吃野菜树皮的确有人在，还真没听说谁被活活饿死过。不过也有谣传，说外地饿死多少多少人。还记得官方说这是台湾特务在造谣，并毙过谣。我认为，处于那样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加之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在中国某些偏远落后的农村，也许真得饿死过人。不过，眼看着人被饿死，没人管的事儿，起码在我们公社没发生过。当时的中国普查技术能力不高，连统计上来的粮食产量都是虚的，那么统计人口便难保真实。既使真得有三千万人被饿死，只要在统计数字上，便难免不实。何况时至于今这个三千万人被饿死的统计数字也不是共产党发布的，并最终证实是台湾“统计”并“公布”的。不可思议的，当时的国民党就是“高不可攀”，竟然隔着台湾海峡，还能统计到大陆三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这不是蒙，又是什么？说六一、二年中国大陆饿死人不假，但说饿死三千万，并有人补充说“其实可能还是个很保守的数字。”便一概是“节外生枝”。

　　

　　其三、“山东这里，沿海的，本来饥饿的时候，可以去海里搞吃的，有的是海货的．但当时搞极左不准下海单干，就饿死了很多。我岳父说他们村８００来人不到一下子饿死80多人，岳母插嘴说有个老头饿死的时候，嘴巴上还有根草，很多人饿的肚子很大，腿跟棒槌那么细！”其中第一个描述是：海货有的是，人都要饿死了，不准下海单干，结果饿死了人；可那时我们那个地方，因为社员挨饿，不仅允许上山挖野菜，还允许社员到生产队的地里“摸拿”（全国普遍的），同是共产党的天下，同是一个政策，为什么偏偏不让沿海人下海捞吃的。不是海货有的是吗？既然不准单干，那么“双干”，也不致于饿死人啊？是政策有问题呢？还是人死性呢？其中第二个描述是：“我岳父说他们村８００来人不到一下子饿死80多人。”“不到一下子”是不一到一天，还是不到一年啊？对这“一下子”怎么解释，我这个学了四年中文的人，也许一辈子也解释不了。这当然反映了为了夸大实事的用词之妙。再说，想必还是有吃的，若不然80多人都饿死了，那720人也活不到今天！何况他岳父说的那个村，是无府无县的，不仅在中国，恐怕找到国外都永远不会找到这个一下子饿80人的地方。由此，我真怀疑他岳父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其中第三个描述是：“岳母插嘴说有个老头饿死的时候，嘴巴上还有根草，很多人饿的肚子很大，腿跟棒槌那么细！”饿死固然是饿死了，嘴叼上草根，肚子很大，腿跟槌那么细，从文学的意义上看确实死得很惨，可从实际看也许不全是。如此这般地描述，又一概是“无中生有”加“节外生枝”。

　　

　　尽管在对“大饥荒”回忆中的不实之词是显然易见，可是在文中还真道出了一句对中国未来发展很负责任的话。就是“大饥荒的死难者究竟多少，争论起来没意义。”

　　

　　我想也是，死固然是死了，说死多死少，又死得如何凄惨，无助于现实的发展。再说，尚无据可证当时确实饿死了三千万人，即是真死了三千万，而且原因就在于共产党的政策失误，大伙瞒怨、漫骂、攻击共产党，也与“死”无补，甚至如所言为饿死者立一个什么碑，便更没有丝毫意义。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如何准确地总结这一失误的教训，为后人的发展开一条不再失误的明路。

　　

　　如果让主流经济学家和右派们来总结，就是共产党无能，毛泽东胡闹。解决的办法是让毛泽东承担全部责任，让共产党下台。我却偏偏不这样认为。事实也不这样认为。

　　

　　大跃进固然是一次失败的运动。但失败的原因不在党中央，更不在毛主席。

　　

　　先说总路线。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并指挥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总路线错吗？特别是“多快好省”的提法又错在哪儿呢？“多快好省”近似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试想，“好省”是对“多快”的制约，绝不是无限制的“多快”，不“好省”的“多快”是“硬道理”，是盲目。但也绝不是无要求的“好省”，不“多快”的好省是“保守”，是“右倾”，都不科学，都不可取。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一篇最能代表他“大跃进”时期思想的《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所说的：“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可知，党中央、毛主席根本就没有向下边要求必须追求不顾“好省”的的“高速度”

　　

　　再说大跃进。举国“大跃进”，动员全国力量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的提法错了吗？注意是十五年，而不是一年两年。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想法，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三年这十五年间，只要中央指挥得法，中国钢铁产量和粮食产量超过英美是完全有可能的。何况“十五年超英赶美”是刘少奇同志第一个公开提出来的。再说粮食，毛主席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是这样说的：“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看清楚了吗？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中国粮食高产指标，是到二十一世纪，不是一、二年，也不是三、五年，而是几十年。可知，党中央、毛主席根本就没提过什么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再谈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错了吗？试问，不把中国农民以公社的形式组织起来，合作共业，但凭似解放以前那样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小生活、小农经济，中国农村能有长远发展的希望吗？肯定没有！可知，党中央、毛主席成立人民公社主张，是一个能使农村获得稳定，使中国农民获得利益的长远之策。

　　

　　总之，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大跃进”期间制定的方向和总体思路是正确的。

　　

　　可如此正确的路线和如此完善的政治前提，为什么竟得出了错误的结果呢？目前多数人认为，大跃进的失败以及由大跃进造成如“大饥荒”之类的恶果，是三分天祸七分人祸，所谓人祸又完全是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决策的失误。其实这是误解，更是胡说。让我说，错不在上层，也不在下层，而是完全在中层，或者说完全是中层干部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决策执行不利的结果。

　　

　　毛泽东很早说过：“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又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再具体一点儿说，大跃进的失败，关健就在于执行中央决策的官员们太落后，不仅没有发挥其“决定因素”的作用，有的还发挥了反作用，甚至是破坏作用！

　　

　　多数居心叵测的官员们认为，如果按照毛泽东思路改革下，如果突出了集体的实力，自己的家庭私利就会受到威胁，可中央的决策已定，反对肯定不行，于是便把其老祖宗对付“皇帝”的损招不折不扣地用在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身上，企图以此给中央和群众之间制造矛盾，最终达到群众对中央和毛主席不满的效果，把毛泽东挤下台。

　　

　　在中国有史以来的官道上，“皇帝”以下，百姓以上的官员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对付“皇帝”和百姓的方法，最损的也是最有可能实现其阴谋的无非三招：

　　

　　其一、玩虚的，说假话，在中央和群众之间设置障碍，割断上下信通渠道。

　　

　　记得我在我的《警惕暗暗插向中国共产党心脏的软刀子》一文对此作过如下分析：“在家天下的官员体系中，下级官员以瞒拢作弊，虚浮夸等手段欺骗上级官员，抑或“群臣”集体欺骗“皇帝”，则是普遍的历史现象。其中原理要从官道心理学中找答案。因为每一个官员的命运都在上级的把握中，所以按照上级的意图办事，取宠于上级，确保政绩不失，指日升迁，是所有官员的共同心理。本来发展是出自基层，是由基层的自生能力决定的。可是不切实际的官员多数认为发展是自上而下由政策促出来的，于是往往以上边确定的指标来代替基层的真实发展。比如上边要求下边经济发展目标每年要达到5000亿元，实际下边只能达到1000亿元，其余4000亿元，就由除“皇帝”以外的各级官员用虚假的统计数字来充填。从而造成一级欺骗一级的常见官场病。相信国家的最高首长，很少有为虚行事的，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没有丝毫利益，不仅不会因为这样做把自己再升到上帝的果位，反倒必然会失去基层对自己的支持和信任。比如毛泽东确实想通过国家的发展在短时间（十五年）内“超英赶美”，而且他所希望的又绝不是虚华的数字，而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实力结果。可是他的中下层官员根本没能力使基层的自生力扩大，又怕毛泽东说他们无能，便集体团结一心，大放“火箭”，在举国官场内展开了一场吹牛大赛。现在普遍存在的统计造假，便是如此病象的延续。就是说，官员们纵向横向都清楚，这是在胡说八道，但为了彼此的官利权力不失，便都在“瞪眼撒谎“。所以，最终被欺骗的无非是中央首长和基层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左右国运的绝不是中央首长，而是除中央首长和群众以外的宠大官僚集团。他们的强大就在于他们必须在中央和群众之间设置一个使之绝对不能互相接触的厚厚高墙，然后便可以随意给“皇帝穿上新装”，又可以随意不顾下情的“拔苗助长”。即是明智的中央首长有接触下层的动机和行为，他们也必然会以保护首长安全为由，来限制首长的出行范围。果真首长要找群众谈谈话，也必须安排一些貌似群众的“演员”来摆平。诸如鲁迅一样敢说真话的人，他们就是拼上命，也不会使其有半点儿与首长接触的机会。”不是吗？下面有资料证实：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谁是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第一事呢？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事情发生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讨论农业合作社小社并大社的讨论中，吴芝圃在会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吴芝圃吹牛说大话的影响下，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虚成3200斤，另西平县城关公社则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后经调查，这两个公社的亩产数字是谎。正当信阳地委准备纠正时，继《河南日》之后，《人民日》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大到犹如12级台风！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产量美其名曰“放卫星”。高指标，浮夸风呐喊、唱赞歌最富有权威性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和《人民日》，其所为与其说推波助澜，勿宁说是谎言制作厂！”

　　

　　其二、因上级正确决策有损己利，或因执行上级正确决策有难度、有风险而不愿执行，并提出反对意见，或结伙提出反对意见，当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后，便采取过火执行的办法，似如将饼烙糊、烙焦一样，将事情办砸、办臭，一以此挑动大多数不明真向的人对决策者不满，二以此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三以此让上级难堪而不得不承认错误。

　　

　　毛泽东主席顺应民意，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人民公社的形式，合作共业，互助互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不仅提倡农民在生产上合作，还应在生活上合作，甚至大胆进行了打破家庭传统落后的生活模式，走集体共生的路子的实验。可是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一级领导干部的一部分，由于受中国封建思想毒害过深，跳不出传统落后的生存圈子，一度认为中国共产党打下天下，完全没有必要在继续革命了，而是还应该像帝王将相那样，再形成一个以世袭为主要特征的家天下才对，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决策，虽然心里不满意，可行动上却没能力拒绝，于是便把古来官道的第二损招，用在了共产党身上。不是吗？下面有资料证实：

　　

　　资料一：1958年7月14日—18日，×××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导说：××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说：籽棉亩产1．5万斤。××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讲话《人民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

　　

　　资料二：１９５８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在川先后视察成都、重庆、郫县、彭县、江油、昭化、剑阁等地。他从广元乘车，对剑阁县农村情况进行了视察……第二天，火车到了昭化车站，……××同志下车径直朝田边走去，弯下腰，仔细察看后，对广元县委书记说：“你们这里怎么才犁这么深﹖”该县委书记说：“我们已经把犁头由两寸加长到五寸了，这都不容易啊”××同志说：“人家是掘地三尺，深翻土地，你们才耕那么深，怎样能增产﹖”回到火车上，××同志对地委负责同志批评道：“你们这样搞农业是大失败，大垮台，明年是大减产”

　　

　　一亩地是不可能产出30万斤地瓜来，土地深翻超过熟土层会破坏地力。这样极为浅显的农业常识，对这二两位都是生在农村的中央首长来说，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呢？由此可知，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几十年完成粮食增产指标，我们的主要执行官员，不是没执行，而执行过了火。效果就是要求农民一定要在一年内或几年内完成，完不成不要紧，只要吹出来也行；毛主席提出八字宪法是为了提倡农民精耕细作，绝没有让农民把土地深翻出生土来的意思，毛主席也根本没这样说过。可我们的官员在执行“八字宪法”时，却生让把生土翻上来。还有，中央要求启用民智，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十五年超英赶美。可我们官员在执行时，却过了火，变了味，一是时间不需要十五年，要立即见效，二是炼不炼出钢来无所谓，只要把家里的锅砸了充数即可。可见，这决不是在执行，而是在借执行之名，行不执行之实，这绝不是在成全党的事业，而是在破坏党的事业，是彻头彻尾的破坏！

　　

　　不仅如此，后来他们终于逼着毛泽东主席承认了“错误”。这便是他们实施这一损招见效的更加有力的证明。

　　

　　其三、本来上边要求办的事儿有成的可能，可因如果办成此事并不利于自己的现在和将来，于是便将此事责成其下属来办，并故意断绝其成功的条件，比如让无能之人来办此事儿，或办事的人虽然有能力，却给其配备老的上不去征战马，少的拉不开紫金弓之类的无能之辈或配备足能抵消其能力的破坏者来协助其办事，必使所办之事因具体办事人无能为力而失败。

　　

　　单说“吃食堂”这件事，就是明证。关于农民不应该吃食堂似乎已有了不容争议的结论，原因是那时农民在食堂里放开肚皮吃饱饭，把集体三年的粮食都吃光了，把集体的积累吃没了。

　　

　　谁也不会相信，在家也好，在集体也好，同是那么多粮食，又同是那么多肚皮，为什么在家里放开肚皮就吃不光，在集体里放开肚皮就吃光了，而且一年吃了三年的粮食？难道人在家里是半斤的肚子，到集体就变成一斤了？难道在公社食堂中能放开肚皮，在家从来就没放开过肚皮？有人说因为在家里吃的是瓜菜半年粮，难道在集体里就不可以瓜菜半年粮吗？红军就是集体生活，就是吃“食堂”，在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尚能吃饱，并且从没发生过一年吃没了三年粮食的事情，甚至在危难时还能节约互助。

　　

　　再有，以色列从1909年就组织了基布兹，其中人人吃集体食堂，而且吃到现在都没解散。我们都发展到了1958年了，还说因为太“左”而不应该，并且吃了不到二年就散了伙。如今，也不知是宣传的结果，还是有人故意造谣的结果，竟把似红军那样的吃食堂，渲染成了洪水猛兽一样的可怕，使人闻之丧胆，听之生畏。

　　

　　当然不能说当时全国有的公社成立了食堂，在食堂中存在着个别放开肚随便吃的事实。但通过我的调查和我小时候的记忆，我认为，吃食堂失败的真正原因，既不是肚皮原因，也不是组织原因，而是某些干部对共产党的决策不满，又应用官道损招的原因。

　　

　　我出生并生活过的村子也吃过食堂，记得当年食堂的条件差不说，关健是由于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根本就不可能放开肚皮吃饱饭。我那时小，对吃食堂虽有点儿印象，但整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可是周围与我一齐干活的老农们比我清楚得多。下面就听听一位名叫赵凤山的老农是如何介绍吃食堂的。他说：
“一九五九年那年，我们村大丰收，可所有收下来的粮食都充为公粮全部上交粮站，食堂吃的粮食不是按人口，而是按劳动力多少再到粮站里去领。我那时在食堂里做饭，因为粮食是按劳动力来的，做出饭来，不管谁家人口多少，都按家里劳动力人数发放饭票。劳动力多的家还能维持，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家，往往是一个月的饭票，不到半月就吃光了。你想，那时谁家都有几口闲人，所以，能吃饱的家庭实在是太少了。没办法，就得上山挖野菜，最后逼得人们不得把荞麦桔、麦麸子、细米糠压成粉，再加点小米面和黄豆面当炒面吃。食堂里的饭多数是胡萝卜加玉米碴儿熬成的粥，还有窝头，吃的菜多数是炖干白菜，里面一点油水都没有。一年到头，也没吃过一顿大米白面。哪有放开肚皮吃饭的事儿？”

　　

　　我认为赵凤山讲的才是真的，他的忆述与当时普遍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完全一致。就是“一进食堂冷溲溲，一两炒面二两粥。”

　　

　　所以那时一些别有用心官员们，对自己吹牛皮所造成的恶果不负责不说，还对公社事业，采取了“釜底抽薪”，断绝农民粮道，让公社诸事难成的损招。

　　

　　要我说，吃食堂无罪。以色列人、红军的吃食堂，已经证明了吃食堂有利于培养团队成员同甘共苦的精神，更有利于打胜仗。可像大跃进年代的那种以家庭为单位凭票并“按劳分配”的吃食堂，非离心离德不可，如果再断了粮道，便会使吃食堂的人众定散无疑。

　　

　　请同志们好好想想吧！中国历史上确有应该承担大跃进及其相关联的“大饥荒”、“大食堂”损失责任的人，但绝不是毛泽东，更不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如果真的想通了，还应记住这样一句话，就是对待任何人的思想行为和任何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可以下结论，但是想不通，看不透，看不准，最好是别下！

　　张百奇,1954年3月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安庆镇人。1974年参加工作，1974年冬因公开上书毛泽东主席，提出新社会组织学理论，被强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冤狱5年之久，1979年平反获释。1986年、1987年相继毕业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获财政和汉语言文学双学历证书。曾任赤峰市元宝山区政府秘书、区财政局党支部书记、区就业局局长、区政协文史委主任等职。主要成果有：社会学专著《思辨未来》；哲学专著《周易诗鉴》；中医学专著《实用中医诗通》、《中医诗鉴》、《中医灵验疗法丛书1——4卷》；编有元宝山区文史资料3——8辑（其中包括《韩麟符文集》）；长篇纪实小说《韩麟符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