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的丧失土地换取消灭敌人，

　　

　　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时的打烂坛

　　

　　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的打烂坛坛罐罐。”

　　

　　话说1930年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在萍乡红1军团总部发布了《进军吉安的命令》，仍然把夺取九江、南昌、长沙、武汉作为大目标，要“先攻下吉安城，使赣西南工农群众势力向下游发展与我们配合并补充大量新兵，扩大红军队伍。”

　　

　　9月28日，红1、红3军团到达袁州。

　　

　　此时，毛泽东尚不知中共中央内部又发生了一次重大人事变更。

　　

　　原来在9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到会中央委员10人，有：向忠发、徐锡根、张金保、罗登贤、周恩来、项英、余茂怀、瞿秋白、李立三、顾顺章;候补委员4人，有：王凤飞、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中央审查委员和候补审查委员各1人，他们是：阮啸仙，张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青年团、全总党团等代表20人，他们是：贺昌、陈郁、邓发、李维汉、林育英、陈云、王克全、李富春、温裕成、袁炳辉、陆定一、胡均鹤、吴振鹏、聂荣臻、潘问友、邓颖超等;共36人。

　　

　　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罗登贤、项英、徐锡根、温裕成7人组成主席团。

　　

　　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告》。共产国际代表也发了言。李立三作了检讨。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的告。

　　

　　9月28日这一天，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对于中央政治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致苏联共产党中央贺电》、《致德国共产党贺电》、《告青年团书》、《告同志书》等。会议还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

　　

　　全会撤销了李立三的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职务。

　　

　　全会补选中央委员7人，有：温裕成、李维汉、陈郁、徐锡根、陆文治、贺昌、邓发;补选候补中央委员8人，有：袁炳辉、陈云、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黄平、恽代英、陈潭秋;补选中央审查委员2人，有：宁迪卿、康生。

　　

　　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一个张氏家族，乳名张旺，学名张宗可，又叫张叔平，字少卿，笔名鲁赤水，1924年入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他参加了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的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1928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全会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

　　

　　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政治局常委有：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

　　

　　且说在9月29日下午，红1方面军总部下达了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

　　

　　9月29日晚，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以中央全权代表名义来到红1方面军总指挥部。毛泽东和周以粟原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老同学在前线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

　　

　　周以粟带来了上一章已经提到的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此时他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和基本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还是照本宣科的传达了8月29日的中央指示，要红一方面军返回攻打长沙，在“湘中主要敌力击溃与消灭后，便应掉转主力击溃江西主要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使湘赣苏维埃能配合而巩固的向前发展。”

　　

　　毛泽东为说服周以粟，和他进行了彻夜长谈，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教训。周以粟也是一位勇于服从真理的人，毛泽东最终以充分的理由说服他接受了自己的意见。

　　

　　9月30日，红1方面军领导层内不少人都知道了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围绕着维持原议攻打吉安，还是回头去攻打长沙或南昌，又发生了激烈争论。为此，红1方面军总前委在袁州召开会议，再次进行讨论。由于毛泽东事先说服了周以粟，所以周以粟在会议上不仅不再坚持中央的计划，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且还帮助毛泽东说服了3军团的一些领导人，先不要去打长沙或南昌，而是应该去攻打吉安。

　　

　　周以粟后来还感慨地称赞毛泽东说：“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

　　

　　袁州会议最后决定：先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打南昌，而是继续执行株州会议的决定，先拿下吉安再说。

　　

　　吉安是一个被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长期围困的孤城，周围都是根据地，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县城被国民党地方靖卫团占领。红军打下吉安，就可以使周围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袁州会议结束后，红1军团担任主攻任务由袁州、萍乡、攸县等地向吉安方向开进，攻打吉安;红3军团则由萍乡以南向清江方向开进，担任切断赣江交通和阻止敌人增援吉安的任务。

　　

　　毛泽东和朱德、朱云卿率领方面军总部走到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岔路口时，迎面碰上了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

　　

　　原来早在5月份，赣西特委常委李文林作为赣西特委代表到上海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接受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和方针。他于8月5日回到赣西南，主持召开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斥责特委书记刘士奇犯了“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撤销了刘士奇特委书记职务，改组了特委常委，由他自己担任了特委书记。

　　

　　本传不得不交代一下刘士奇此后的悲惨命运。他被李文林撤销特委书记后，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告，被留在中央机关学习和工作。1931年7月，刘士奇奉中央指示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先后任红4军、红4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东路游击司令员等职。1932年9月底，红4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名义致信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郭述申，让他与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红27师师长徐海东等组成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由郭述申任书记，统一领导鄂皖边区的斗争。10月2日，中共鄂皖工委将边区红军与地方武装统一改编成红27军，刘士奇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吴保才任副军长，江求顺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79与第81师，徐海东任79师师长。

　　

　　据邓建龙在《红27军军长刘士奇被杀真相》一文记载：红27军在11月18日到达鄂东北根据地，找到了鄂豫皖省委。省委没有全面听取中共鄂皖工委和红27军在东线转战经过的汇，而是听信片面反映，对刘士奇作了错误处理。在1933年初“肃反”中，省委以“在东线转战中丢弃伤员，不顾随军跑反的群众”、“把红27军领到长江边上，要过长江去”、“不想返回苏区”的3项罪名，将刘士奇错定为“改组派”、“反革命”而杀害，时年仅31岁。那么，刘士奇的所谓错误是谁向省委反映的呢1965年1月，时任25军战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的徐海东，竟置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为刘士奇平反昭雪的决定于不顾，在给编委会撰写的一篇回忆史料中罗列了刘士奇的3条“莫须有”罪状。当年鄂豫皖省委正是根据这3条罪状将刘士奇作为“反革命”处决的。由此可以看出，向鄂豫皖省委片面反映刘士奇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曾任红27军79师师长的徐海东。也正是这个原因，在1965年编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初稿)》第一章第二节中，有关被“肃反扩大化”杀害的师级以上干部中，只字不提被错杀的刘士奇，甚至在2000年播放的《徐海东大将》电视片中，仍然诬称刘士奇在东线转战中一人独享满桌的鸡鸭鱼肉，还有徐海东与之斗争的片段。原中共鄂皖工委书记、红27军政委、原中顾委委员郭述申，在1989年3月4日专门就徐海东诬陷刘士奇的“3条罪状”问题，与红25军战史编委会的同志谈了话，还原了真实的历史。这个谈话后被整理成《郭述申谈红27军的几个问题》，附录于《红25军战史》一书内。郭述申在谈话中还说：“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很重要，作为当时红27军的政治委员，我有责任对这几个问题加以说明。”也正因为徐海东顽固坚持对刘士奇的错误看法，当年参加《战史》编写组的同志也看不下去，其中一位老同志听说我是刘士奇家乡的人，于2000年辗转找到我，希望我能替刘士奇写篇文章，将其被害真相公之于世。

　　

　　再说李文林告诉毛泽东说：

　　

　　“中央还是要红军去打南昌。”

　　

　　毛泽东听了，平静地用手指着正在行进的队伍说：

　　

　　“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出发了。”

　　

　　李文林也不好再说什么，便说：

　　

　　“那也只好这样。”

　　

　　1930年10月2日，红1军团兵抵吉水阜田。

　　

　　翌日，毛泽东、朱德下达“4号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战斗部署是：红4军为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进攻;红20军从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一线进攻;红3军与红12军为右翼，向神岗山、天华山一线攻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组织的地方武装和暴动农民军也兵分3路，配合主力红军一起进攻吉安。

　　

　　此时吉安城守敌邓英部不足3个团，只有江西保安第3团和吉安县警察大队相助，他见红军大举来攻，早已吓破了胆，嘴上吹嘘吉安是“金城汤池”，“可保无虞”，暗地里却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10月4日拂晓，毛泽东、朱德率方面军总部亲临真君山前沿指挥，一声令下，红1军团和10余万地方武装、暴动农民军向吉安城发起了总攻。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用刀斩断电线，用竹竿捅破电网，用稻草填满了7道壕沟，逐步向纵深推进。经过一天激战，红军从城西突破敌人阵地，直插县城中心的中山路大街。邓英见势不妙，利用夜幕掩护率领部下在白鹭洲乘船溜走，红军沿岸追击。午夜12时，红1军团乘势攻占了吉安城，俘敌200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

　　

　　10月5日，毛泽东、朱德率方面军总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进驻吉安城。

　　

　　吉安一战吓得周围几个县的靖卫团都逃跑了，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到处红旗招展。红1方面军也发展到了5万多人。

　　

　　10月7日，十余万工农群众在吉安县城中山广场召开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陈毅、李文林、邵式平、彭德怀、古柏等53人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曾山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地方党组织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由李文林任行委书记。

　　

　　毛泽覃任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下设有兵站、兵工厂、被服厂、特务连，共计二三百人。

　　

　　毛泽东在吉安期间，有一则趣事，是贺子珍在几十年后亲口叙述出来的。她说：

　　

　　“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待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且说前边已经讲过，红3军团一些负责人原先同意攻打吉安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为了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打下吉安后再打南昌、九江。这也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现在，下一步的行动问题又被这些人提了出来。是否按照袁州会议的决定再打南昌、九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只好决定组织上服从，行动上走一步看一步，谨慎处置。

　　

　　10月13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红1军团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

　　

　　10月14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告了袁州会议及目前的状况。他写道：

　　

　　“我们在袁州束装待发时，长江局派来周以粟同志赶到袁州。经过周同志告之后，我们详细讨论了一番，仍决定夺取江西政权。1军团以很短的时间打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3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顿补充等。”

　　

　　10月17日，毛泽东率总部抵达峡江，总前委在峡江召开了全体会议，讨论了时局、土地、资本、红军下一步行动等问题。

　　

　　10月18日，毛泽东在写给湘东特委的信中记述了峡江总前委会议的情况。他写道：

　　

　　“总前委本月17日抵峡江，在此开了全体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议。”“关于时局，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队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一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

　　

　　“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地平均分配才是对的，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土地一概没收，平均分配。”“分田必须按照人口平均分，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关于资本问题，“目前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限制他，克服他‘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的阴谋。”

　　

　　关于红军行动问题，会议未能就是否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而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仍决定：“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铁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全军团拟明后两日，由峡江出发，向南浔路前进。”

　　

　　10月19日，红1军团从峡江出发，向清江方向前进。

　　

　　10月21日，毛泽东率总部机关到达清江县太平圩。

　　

　　毛泽东在太平圩主持召开了两天的总前委会议，对于红军的行动问题，与会者仍是意见不一。

　　

　　正在难以决断之时，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形势变化的新苗头。他得到的情是：“敌谭道源师已全部开至南昌;许克祥部及第5师熊式辉部之先头部队皆于19日相继开至九江。”他感觉到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止，蒋介石将要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另据载：金汉鼎、毛炳文两部有来赣之说;公秉藩师现在抚州;袁州有湘敌罗霖部，分宜有其先锋部队约一营。”这正是国民党军从四面开来包围红军的明显迹象。因此，毛泽东立即果断决定：总部从清江太平圩后撤15公里。

　　

　　毛泽东的判断完全正确。蒋介石原来一直视“朱毛军”为“疥癣之疾”，不足为患，没想到这一个时期却成了“肘腋之患”，已经到了非“剿除”不可时候了。早在1930年8月间，他就提出了“剿匪”兵法，他说：“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绝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惟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此乃可制其死命也。”只是陷于中原大战，无法脱身，直到1930年10月7日，蒋军攻下了河南郑州，取得了对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的基本胜利，蒋介石这才能腾出手来，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了。

　　

　　10月24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间工作待机》的命令。命令中说：

　　

　　“为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胜利之任务，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人决战的条件，暂以7天为期(如延长则另有命令)。”

　　

　　毛泽东又一次适时而巧妙地使部队在中途停了下来。自此，红1方面军的1、3军团5万人分布于袁水流域的分宜、新余、临江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

　　

　　10月25日，红1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罗坊。毛泽东在罗坊根据收集到了国民党的纸和情，进一步判定国民党军队已经结束混战，正在向红军包围过来，其先头部队已到清江，与红军仅一江之隔，形势已经十分紧急。

　　

　　这一天，毛泽东为进一步统一全军思想，确定红军行动方向，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新余罗坊陈家闹村主持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总前委成员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朱云卿、古柏、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还有长江局军事负责人周以粟，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等，共20多人。

　　

　　10月2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我们对长沙的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以及吉安的夺取，不但对中国革命形势有大的转变，同样也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发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帝国主义军阀这一暂时联合对付革命，使蒋介石有从前线大量调动兵力进攻革命的需要与可能。”

　　

　　“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它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击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地纠正。”

　　

　　“战略是依据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在夺取南昌的任务下面，首先争取吉安，这一战略是非常正确，就不应简单机械地说，本是打南昌，为什么打吉安又如，战略是确定占领南浔路，在战术上，或采取一直袭入，或在赣江两岸适当地点，消灭敌人主力，再行进占。这都归并于当时主客观两方面实际条件，不能一定拘泥。”“江西党与1方面军的任务，无疑的是配合江西群众，有计划地有布置地实行阶级决战，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毛泽东巧妙地通过罗坊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批评军事冒险行动和分析江西革命形势，说明红军的行动必须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确定自己的战略进攻目标和战术原则，不能一味机械地照搬上级指示。再一次显示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罗坊会议鉴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围剿的态势已经形成，接着讨论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仗该如何打是在白区打还是在根据地内部打与会者中出现了不同意见，进行了激烈争辩。毛泽东的意见是：

　　

　　在红军和根据地还不巩固，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以粉碎敌之“围剿”。

　　

　　针对国民党军企图在赣江西岸的白区一带包围消灭红军主力的阴谋，他主张红军应该东渡赣江，向根据地中心地带作“最后退却”，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部去打。这就是著名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到会的许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方针都不理解，表示反对。一是红3军团的干部大都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一带人，不愿离开本区东渡，主张1、3军团分家，夹江布阵，由红1军团到赣江东边去，红3军团则留在赣江西。二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表示，“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政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他们认为：这样会丢失大片的根据地，危害根据地人民，对外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退却方针也表示强烈反对。他主张执行李立三“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指示，到白区去打，并极力“主张与敌人速打”，迫使敌人转入防御。

　　

　　10月28日，正当红1方面军内部争论不休的时候，蒋介石亲自发布了命令：

　　

　　“1、以歼灭朱、毛、彭、黄及方志敏各股匪之目的，集结第6、第9、第19路军及行营直属各部，在赣境内四周包剿各股匪于赣西地区及景德镇附近而歼灭之。2、所在赣之第18、第50、新5(后改称为第28师)、新13各师，及独立14旅其它团队，暂编入第9路军，统归该总指挥鲁涤平指挥。”

　　

　　命令中所说的总指挥鲁涤平是江西省政府主席，他是这次“围剿”军的总司令。此外还有一个前线总指挥，就是第18师师长张辉瓒。

　　

　　蒋介石此次共调集了11个师又3个旅，除了上述“所在赣之”各部外，还有罗霖第77师、许克祥第24师、毛炳文第9师、蔡廷锴第60师、戴戟第61师、刘和鼎第56师、张贞第49师、第12师之马昆第34旅、刘夷独立第32旅及3个航空队，共计10万兵力。

　　

　　蒋介石还亲自为这次“围剿”制定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其具体战略是：3路大军，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一线，分8个纵队，向革命根据地进攻;在吉安、泰和与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企图将红军主力压至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擒贼先擒王”，将朱毛红军“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而此时，毛泽东还在罗坊会议上向大家反复进行说明：此次蒋介石、鲁涤平大举进攻根据地，意在速战速决，迫使红军进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弱点，看清敌人的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确定我们的战略。他为了解除那些怕丧失土地的疑虑费了不少口舌，反复说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说：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的丧失土地换取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时的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的打烂坛坛罐罐。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红色区域，在群众的配合下作战，这是消灭敌人，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只有诱敌深入红区，大举歼敌，敌人主力在野外被消灭了，敌人的守城工事也就没用了，我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南昌、九江不攻自破。这种战略，才是最实际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才是扩大红军争取革命胜利的策略。”

　　

　　彭德怀这才明白了“诱敌深入”的真实意图，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说：

　　

　　“如果1、3军团分开作战，一次歼灭敌人1个师很勉强;如果两个军团合在一起，歼敌1个师就比较轻松。在政治上以朱德、毛泽东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1、3军团不能分开。有意见过河再说，但不能妨碍行动。”

　　

　　毛泽东在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支持和协助下，终于说服红1方面军高级指挥员和一些地方干部理解了“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表示同意以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对付即将面临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总前委根据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最后确定：红军退到赣江东岸，退到赣南根据地，“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诱至地形及群众均对我有利的根据地内，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路，再及其余，以打破敌之“围剿”。

　　

　　这正是：掣肘处处有，口水时时喷;做事不容易，各人有各心。

　　

　　乱世王自多，龙虾俱相混。兵凶与战危，方识假与真。

　　

　　且说10月30日，鲁涤平亲自指挥的第18、第28、第50师分作3个纵队，向红军包围而来，形势已经十分紧急。

　　

　　1930年11月1日，毛泽东、朱德在罗坊园前村红1方面军总部发布了《移师赣江东岸工作筹款的命令》，开始了诱敌深入的撤退计划。命令中说：

　　

　　“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使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工作时间，以1个月为期，各部须按期完成该县区之工作。”

　　

　　命令规定：

　　

　　第3军团为中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应立即迅速渡过袁水南岸，集中队伍，向樟树前进，相机略取樟树，在樟树通丰城、新淦两大道附近筹款20万，发动群众。

　　

　　第1军团第4军、第12军为右路军，归林彪、杨岳彬指挥，相机略取抚州，在南丰、南城、崇仁、宜黄各处工作，筹款40万，发动群众;第3军为左路军，由黄公略、蔡会文指挥，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干扰敌人的工作，牵制进攻吉安的敌军;第20军在吉水、永丰、新淦一带工作，须经常与总部保持联络。

　　

　　以刚由赣南归红1军团建制的红22军担任吉安城防，掩护江西省党政机关转移。由红22军军长陈毅兼任江西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并兼省军区政委。

　　

　　各路部队任务完成后，再到指定地点集结待命。

　　

　　此后，红1方面军主力按照总部的规定，从袁水两岸向赣江以东的预定地区转移。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也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围剿”准备工作。军队和地方的各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在干部、战士和人民中进行政治总动员，说明诱敌深入方针的必要性，解除群众特别是干部中的种种顾虑，号召军民团结一致，对反“围剿”树立必胜的信心;还在根据地内部建立人民武装的统一指挥机构和各种战勤组织;在敌人可能进占的地区，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部署游击战争，肃清暗藏的敌人，纯洁内部。这样就使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结成了一个团结对敌的整体，为反“围剿”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1月5日，鲁涤平的3个纵队开始向红军进攻了。

　　

　　11月7日，3路纵队的围剿军分别进到清江、新淦、黄土街、罗坊、新余、分宜等地，企图在袁水两岸地区将红军主力消灭在根据地之外或边缘地区，这时才发现红军已经先期东渡赣江转移了，第一次扑了空。鲁涤平深恐红军夺取樟树镇、临川，就急忙调整部署：令第3纵队继续在赣江西岸进攻，令第1、2纵队集中到赣江以东，寻求红军主力作战。

　　

　　而此时的红军则是在转移中抓住敌人立脚未稳的机会和急于求战的迫切心理，派出少量兵力故意丢了一路的烂草鞋、破衣裳、破斗笠，还设上一些番号多不胜数的路标，装成红军主力的样子，并会同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虚张声势，阻击、消耗、疲惫、迷惑、引诱敌人。

　　

　　1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指挥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从赣江以东的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之间地区和赣江以西的路口、油田地区，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南垄、龙岗地区转移，待机破敌。

　　

　　毛泽东在吉安见到了红22军军长陈毅，他们2人住在一个小绸缎铺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毛泽东提到他和周以粟的争论以及如何说服周以粟时，陈毅说：

　　

　　“你看中央来一个人就掀起了一个风潮，将来中央要搬来了，就怕要推翻你了。”

　　

　　11月18日，鲁涤平的3个纵队分别进到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结果又一次扑空。此后，敌人即在上述各地进行“清剿”，为继续进攻苏区的中心区域做准备。

　　

　　11月19日，毛泽东由吉安来到永丰藤田，与总部和红3军团会合。

　　

　　有一次，毛泽东在去永丰县君埠的路上，碰见两个红军战士押着一个青年往君埠村走去，背后一个老太婆跌跌撞撞地哭着。毛泽东急忙上前扶着老太婆，喝住两个红军战士，一问才知道是毛泽覃所部在扩大红军工作中出了问题。他怒不可遏，当场让红军战士放了那位青年，气冲冲地来到毛泽覃的办公室。天已经黑了，兄弟俩一吵就是一个通宵。毛泽东还责问弟弟：

　　

　　“为什么不交书面告”

　　

　　毛泽覃说：

　　

　　“没有时间写。”

　　

　　“为什么没有时间写，干什么去啦”

　　

　　毛泽覃提高了嗓门：

　　

　　“哦!我每天干什么，都要向你告吗你每天都要管呀”

　　

　　毛泽东也急了，斥责道：

　　

　　“父不在，长兄如父。我有责任教训你!”

　　

　　说着挥拳就要揍弟弟。毛泽覃年少气盛，也毫不相让。他大声吼道：

　　

　　“不错，你是我的长兄，可以有家法。但这里是共产党内，不是毛氏宗祠!还有党章哩!党章上可没有这一条。我是要党章的，不要家法。”

　　

　　毛泽东听他这么一说，自知失态，方才罢手，并向弟弟认了错。

　　

　　次日，毛泽覃找到那位青年，向他赔礼道歉，还跟着青年来到了他家。老太婆急忙迎出门外，毛泽覃也连忙向老人家作了检讨。

　　

　　毛泽覃在担任永、吉、太特委和独立师领导职务期间，对教育和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注意不够;在分配战利品时，不适当地照顾机关干部，一部分同志对他有意见。毛泽东知道后，就把毛泽覃叫来谈话。他知道弟弟的脾气拗，不容易说服，便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在指出他的错误之后又强调说：

　　

　　“共产党不是毛氏祠堂，不要以为我们是兄弟关系，你就可望得到庇护!”

　　

　　毛泽东对弟弟是这样，与贺子珍有时也不免会因一些事情发生争吵。有一次，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扭伤了脚，疼得很厉害。毛泽东非常着急，亲自请中医开了几副草药和偏方，嘱咐贺子珍说：

　　

　　“子珍，你去给古柏熬药去。”

　　

　　贺子珍正在看书，应了一声，没有动。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见她没有动静，又喊道：

　　

　　“子珍，你去烧点热水给古柏烫烫脚。”

　　

　　贺子珍仍然没有动。毛泽东一看这情形，有点不高兴了，就朝贺子珍吼道：

　　

　　“你不像个共产党员，没有一点阶级友爱。你再不去，我开除你的党籍!”

　　

　　“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贺子珍也生气了：“我正在学习，这些事情警卫员不能去古柏的爱人不能干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其实，古柏的爱人曾碧漪正在看护着古柏。这天晚上，贺子珍一赌气一个人裹着红毛毯睡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的气也消了，便主动走过来缓和气氛，说：

　　

　　“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钢铁相撞响个叮当，谁都不让谁。学习要学，同志也要关心嘛。”

　　

　　贺子珍听到丈夫这幽默诙谐的话语，自然也不生气了，夫妻俩又和好如初。

　　

　　且说毛泽东在永丰期间多次召集总前委会议，反复研究战略退却的终点问题。他提出，退却终点亦即战场，必须具备6个条件：1、人民积极援助红军;2、作战阵地有利于红军;3、红军主力易于全部集中;4、敌人交通阻塞，不便联络;5、敌人耳目闭塞，容易发生过失;6、敌人补给困难，我与敌周旋能使敌疲劳沮丧。根据地前沿地区显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如果退到根据地后部，如在会昌、寻乌、信丰一带作战也没有必要。最理想的地方还是在根据地中部为最好。总前委最后决定：实行“中心退却”，退到根据地中心区域，条件更为有利，消灭敌人更有把握。

　　

　　11月27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总部发布《关于到黄陂小布集中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集结主力由右翼出击，次第歼灭敌军，拟于12月1日以前，在黄陂、小布、洛口一线集中完毕。”

　　

　　红军各部依令继续退却，于1930年12月1日到达退却终点——宁都县西北的黄陂、小布一带地区，最后完成了反“围剿”的战略退却任务。

　　

　　此时，国共双方的态势是：红1方面军两个军团主力和总部直属队，共约4万多人。红军战士士气高涨，领导层的思想已经统一;广大群众积极配合，提供情，组织支前;红军还有若干地方的独立团配合作战。

　　

　　国民党军以10万兵力在800里战线上摆开了“围剿”的架势：最东头是刘和鼎的56师，远在福建建宁;最西头是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这800里中间，敌军又分为两路：敌之左路是朱绍良的第6军，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进展缓慢。敌之右路是归第9路军鲁涤平指挥的张辉瓒的第18师，进占东固;其后是公秉藩的第28师，在富田;谭道源的第50师，尚在向源头前进中。

　　

　　国民党军这800里连营，实际上是首尾不能相顾的;而鲁涤平指挥的右路军这3个师因求战心切，孤军深入，已经暴露在红军主力部队面前了。他们进入根据地后，粮食早已被人民群众坚壁清野了，消息也受到各方的严密封锁，始终不知红军主力所在，到处乱撞，正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而尚不自知。

　　

　　欲知红1方面军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的第1次“围剿”，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党内处于少数孤立地位的时候，采取组织上服从、行动上走一步看一步、谨慎处置的方略，先后在袁州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巧妙地转变了自己的孤立地位，真乃大智慧也。他在罗坊会议上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是在红军处于紧急关头的一个关键性的战略决策。红军能够粉碎国民党军的第1次“围剿”，这个战略决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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