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界为何刹不住低俗风

王文　邹松整理　

低俗化，日益成为当前中国娱乐界的顽疾。在《色•戒》热映之后，许多影片纷纷拿“删节片段”来炒作，而大批内地白领专程赴港看“全本”《色•戒》的“奇观”也让外国媒体大叹开了眼。从嘲弄道德、调侃尊严的小品，到迷恋变态、关注隐私的文学，从煽动一鸣惊人、成功暴富妄想的“超女”运动，到宣扬暴力残杀、夸张色情欲望的影视剧，追求感官刺激的低俗化“娱乐”越来越离奇化了。
国家相关管理机构三令五申予以遏制，中国娱乐界的“低俗风”却依旧大行其道，其根源何在？本报邀请香港中外民族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传仁、中国传媒大学学者刘建平和资深影评人周黎明对此问题发表了看法。

从自称“知识分子”到标榜“市场先锋”

周黎明：“俗”跟“雅”向来都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近期大众热炒的电影《色•戒》，观众对其中的暴露镜头是“俗”是“雅”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但与此同时，一些媒体刻意用那些“祼戏”去炒作，而且尽其可能与其他影片“祼”的成分进行类比，或者把女演员先前“祼”的经历拿出来重温，这种行为就是真正的“俗”。所造成的影响就是，似乎娱乐界只有“色”可以炒，电影的艺术、导演的用心都被海量的低俗新闻淹没。
刘建平：从当代中国文化史来看，所谓“娱乐界”，它的出现是上世纪90年代流行文化兴起以来的事，其前身是所谓的“文艺界”。在传统文化体制中，文艺界受行政管理，本身有正确与否的意识形态自我约束，功能是进行思想教育。而娱乐界引入市场机制，其背后受资本力量的操纵，在精神的价值观层面由流行文化商的审美趣味主导，功能是追求商业利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价值观不断受到挑战，行政管理被认为是文化专制，市场化被确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真理，西方的自由、开放和审美的标准被默认为正确价值观。也就是说，传统的“文艺界”通过向“娱乐界”变身而摆脱了政治管理、接受了市场化，抛弃了意识形态而接受了所谓自由、开放价值观，其实是拒绝社会责任而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狂欢式地追逐商业利益。所谓娱乐界，成为既摆脱了体制秩序的约束，又失去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内省，只追求感官刺激的市场先锋。
我们知道，在原来的“文艺界”，那些从业者是自称或被别人称为“知识分子”的，而知识分子理所当然是社会责任承担者；但在当前的中国“娱乐界”，哪一位娱乐英雄还自称或被别人称为“知识分子”呢？在这种氛围里，“低俗化”是自然的。
陈传仁：我认为娱乐界低俗化的原因要从三方面考究：从宏观上看，这与社会思潮开放度的变迁有关。纵观中国历史，社会思潮开放度呈现出循环的规律，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初期都曾经出现过包罗万象、雅俗共赏的局面，但同时也被认为是“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的时期。这种现象与某段历史时期民众压抑情绪、政府政策和技术提升等都有关系。很明显，近十几年来中国娱乐界低俗化趋势，是整个时代开放度进入新高潮的一个侧面反映。娱乐业蓬勃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杂草丛生的现象。
从另一层面看，这与半个多世纪来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有关，整个世界都处于“娱乐至死”的状况中，中国自然难逃这种时代宿命。中国许多低俗化现象都带有外国节目的痕迹，“超女”、“快男”最典型。从微观层面上看，这与中国传媒业发展过快有关。业内竞争激烈使从业者不择手段。其实“娱乐大众”、“大众娱乐”都没有错，错的是不应该借“娱乐”招牌，行“低俗”之事。

日本色情影视不敢打“艺术”幌子

周黎明：要从电影中“露”的程度看，欧洲最夸张，美国一般，相对保守的还是亚洲国家。但这其实与当地娱乐业的成熟度有很大关系。以美国来讲，虽然《色•戒》的票房不佳与它上映率较少有关，但影片到底以何为卖点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基本没看懂《色•戒》剧情的美国观众努力想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基本看懂了《色•戒》的中国观众却尽一切可能去寻找剪掉的激情片段。在美国，多数娱乐公司很清楚自己的产品要卖给谁，“色情”并不能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要。迪斯尼公司的宗旨是，迪斯尼应天然地与色情、暴力等不良成分分离，合家欢乐才是追求的目标。刘建平：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娱乐业也很发达。日本虽然没有像中国这样特征明显的所谓“娱乐界”，但也有以逗乐、调侃为主的娱乐形式，只是不至于嘲弄道德、颠覆尊严。当然，日本有色情业，更有大量的色情影视制作，但国家有严格的伦理审查制度，使得这些东西不能进入大众传媒进而占领文化市场，而是被限制在相对私人化、隐秘化、边缘化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色情的东西就会被打上“色情”的标签而面向色情消费者，不会打着“艺术”的幌子钻进“历史”叙事和“人性”探讨中横冲直撞。
目前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主流价值观的缺失，“娱乐界”越来越拒绝社会责任而大胆地去追求市场“卖点”。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那些从“脱”到“裸”、从“裸”到“做”、从“做”到“狂做”的低俗作品泛滥到大众传媒里来；甚至即使如日本色情片似的“全裸狂做”也还要以“艺术”自命，并且试图挑战历史叙事和社会伦常，给整个文化共识造成了价值秩序混乱。
陈传仁：香港的低俗化节目甚至比内地还多。但香港的优势就在于，低俗化节目大都会标上类似“成人性节目”等标签，让家长和老师有所警觉，以便引导青少年的成长。另外，由于香港几十年来社会开放度较好，人们大多对一些低俗节目见怪不怪，媒体恶意炒作并无太大价值。举个简单例子，前两年某周刊对刘嘉玲早年裸照的公布，就引起绝大多数媒体和舆论的口诛笔伐。这体现了媒体与公众在价值观上的一致。而在内地，这种一致性还在形成当中。这也正是芙蓉姐姐、木子美、“第一次心动”等低俗化现象屡现屡批的原因。

娱乐化≠低俗化

陈传仁：遏制低俗化，首先要与遏制娱乐化分开。娱乐的中国才是一个健康的中国，你不可能指望所有人都去欣赏莫扎特、贝多芬，普通民众需要一个宽松的、欢乐的生活氛围。在这一前提下，我们需要对什么是低俗化有一个共识，培养民众和媒体工作者对丑、恶、性、暴力等有一个自觉的辨识。其次是要对娱乐节目进行有效的管理。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影视作品的分级制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第三是激励一些有创意、积极向上的娱乐节目，比如，湖南卫视某档高收视率的娱乐节目，每期邀请明星进行一些极限项目的挑战，筹集款项捐资助学等。一些好的娱乐节目是值得鼓励的，只罚不奖也不利于娱乐业的发展。
周黎明：国家相关管理机构在一年内接连下文惩治低俗娱乐作品，这一方面说明陆续出台的监管措施能够在短期内达到遏制低俗风的目的，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娱乐界的低俗风有屡禁不绝的势头。从长远来看，行业自律和社会舆论才是刹住低俗风的最有效手段。前段时间，不少网民就对中央一套播出《十面埋伏》提出了质疑。片中的激情戏通过电视信号在最广大的中国大地上传播，这种不分对象的播放形式理应受到舆论的谴责。越来越多的人主动肩负起净化文化空间的责任，低俗风是不会长久的。
刘建平：流行文化的低俗化泛滥不是流行文化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管理体制、价值建设和主流文化生产发生了故障。所以，为了遏制所谓流行文化的“低俗化”，建立有效的文化审查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这一机制应对各类文化形态有统一的、并具前瞻性的认识，不至于出一事罚一事，让某些娱乐业者总有空子可钻。同时，主流文化价值的建设也必须走在前头，形成一个值得推崇并可以参照的文化主旋律。只有这样的主旋律作品多了，那些颠覆主流价值的、“低俗化”的文化形态才不会占领市场。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1月4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