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新式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2年零8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

　　

　　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导弹、

　　

　　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

　　

　　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话说1967年5月8日，《人民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3次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

　　

　　毛泽东在第1稿中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这种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的空想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尔后，他又批示道：

　　

　　“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改后应送中央文革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又及。”

　　

　　毛泽东在第2稿上又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照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尔后又批示道：

　　

　　“退文革小组。在第7页加了几句话，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

　　

　　毛泽东在第3稿上的批示是：

　　

　　“照此发表。毛泽东”

　　

　　5月10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呈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受到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5月12日，《人民日》发表题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最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还号召我们：拥军爱民。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指导思想，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

　　

　　社论还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和4月6日的《十条命令》，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

　　

　　5月13日，三军部分文艺、体育界的造反派组织为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25周年，准备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联合演出，这个演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工农兵和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三军中另一派，也就是保萧华和保刘志坚的那一派，硬是不让演出，他们扬言说，如果要演出，就要去砸场子。

　　

　　林彪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支持联合演出这一派的。林彪在演出前，接见了演员们，他说：

　　

　　“我坚决支持你们的演出！”

　　

　　这一天，要保萧华和刘志坚的三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和社会上不明真相的人，果真对北京展览馆会场进行了冲击，破坏了演出，制造了流血事件。此事后来被称为“513事件”。

　　

　　林彪当即派叶群去看望了演员们。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也都去看望了演员们。他们都表示支持演出。

　　

　　在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的支持下，演员们在北京展览馆继续进行演出。

　　

　　5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判，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5月16日，《人民日》为庆祝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经毛泽东批准和修改（修改了批判《二月提纲》的部分内容），全文发表了《五一六通知》。

　　

　　5月1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办法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

　　

　　就在5月16日这天晚上，在北京钢铁学院宿舍楼里，以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刘令凯、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为首的六七个来自师范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外语学院、商学院的大学生和附中的学生头头，对《人民日》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部分内容的动向进行了热烈讨论，他们分析来分析去，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央又要揪什么大人物了，而且还认为周恩来是一个重要目标。

　　

　　原来在这年5月的早些时候，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周少华（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参加大串联到了上海，她发现了一份国民党反动派30年代的纸，上面登有《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就把这份纸带回了北京。

　　

　　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在1932年2月18日伪造的谎言，是他们企图用以制造混乱、瓦解中国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一个卑劣阴谋。实际上早在这个伪造的启事刊登以前两个多月，周恩来就已经于1931年12月15日到达了中央苏区瑞金。此事出现后，临时中央曾作了多方面的工作，澄清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反击。1932年2月间，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名义发布的一个布告，也明确地写道：这是一个“冒名启事”，“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徒的造谣诬蔑。”

　　

　　以张建旗、刘令凯、程镇华为首的这些学生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他们分析说，这份启事是真实的，“伍豪”是周恩来的曾用名，因此，周恩来就是大叛徒。于是，他们就决定炮打周恩来，并成立了一个名叫“首都516红卫兵团”的组织。

　　

　　“首都516红卫兵团”到处拉关系，还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林杰在和他们的谈话中发明了3个司令部的谬论，他说：“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的司令部；还有一个是周恩来的司令部。”

　　

　　“首都516红卫兵团”受人利用，愈走愈远，他们先后张贴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散发了很多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其中在师范大学，一些人写炮打周恩来的大字，就是林杰亲自授意给谭厚兰，让他们出面写的。

　　

　　“首都516红卫兵团”张贴的大字和散发的传单主要内容有以下3个方面：

　　

　　1、他们散布说：“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原则的分歧。”“周恩来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很不理解的，他对中央文革不满，和中央文革有矛盾。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

　　

　　2、他们还散布说：“一年来的军内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以两条路线为纲，早已把三军革与保的阵线分明了。为什么竟有人出自他们资产阶级的本能，利用他们尚存的权力，抓住革命小将在前进道路上的缺点、错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军内小将在‘513’问题上表现的幼稚，大耍手腕，两面三刀，在全军内部勾结一些人，扶植和操纵已垮台的保守势力，大搞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全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回忆着‘513’以后风云突变的血的教训，还不值得我们千思万虑吗？联想到当前军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应该不应该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个人物在黑暗角落里指挥军内大大小小走卒，妄图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颠倒过来？亲爱的战友，如此颠倒的历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允许再颠倒下去吗？不能！万万不能！扭转了的乾坤扭转过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

　　

　　3、他们又散布说：（1）、“我们认为，坚定地认为，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根子，是六十年代的武训。”（2）、“我们决心同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恩来决一死战。”（3）、“周恩来步彭真的后尘，炮制了一个没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论根据。”（4）、“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周恩来就成为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成为反动势力向革命势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阴谋进行反扑的总指挥，他是隐蔽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实力派。他惯于玩弄两面手法，阳奉阴违，是中国的又一个赫鲁晓夫，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周恩来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无产阶级的胜败，关系到未来世界究竟属于谁，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大旗能否打到底，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前途。”

　　

　　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联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5月18日，中联部在关于参加中缅两党会谈代表团成员组成名单上，列有江青的名字，告送给周恩来并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

　　

　　“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5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道：

　　

　　“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

　　

　　5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重庆第45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的告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5月28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5月26日编印的《要事汇》。在这期《要事汇》上，有一篇文章说：据云南省公安厅告，5月22日晚，17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及存折，在取款时均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6个是北京学生，其余11人，除2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毛泽东看罢此文，在上面批示道：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 5月28日

　　

　　5月29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的来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王海容是在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又到北京外语学院学了8个月的俄语，尔后被调往外交部工作。唐闻生、王海容在27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恩来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决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在批示中写道：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派人查明原委，进行干涉，取走了那份从上海找回来的旧纸，送给周恩来。她和陈伯达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都与有关人员进行谈话，批评了张建旗一伙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说：

　　

　　“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谓1932年2月18日‘伍豪等启事’纯属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当年和周总理一块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证明。群众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有一小撮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还成立了‘516’兵团的反动组织，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奋起反击，打退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逆流。”

　　

　　5月29日夜，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了有关所谓“启事”问题的原始材料。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信和附上的材料后，批示道：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此时，张建旗等少数人仍然执迷不悟，竟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干脆连江青也一起炮轰。有人提出江青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而且写了自首书，是叛徒。又说她在地下党时期生活放荡，并且把国民党反动派刊杂志上的花边新闻作为证据拿了出来。还说她在党内斗争中是好出风头，有野心。

　　

　　关于江青的第一个问题，有当事人作证，历史上也早已作了结论，自然很容易落实。关于她的第二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向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个告，告上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

　　

　　呈上江青同志30年代的一封公开信，请批阅。只要抛弃一切封建的偏见，都可以看到，她还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钢筋铁骨，就显示了共产党人不畏流言，勇于斗争的勇气。和鲁迅一样，江青同志的这封公开信，是讨伐封建势力和黑暗社会的战斗檄文。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港澳台的反共势力却利用此事，至今造谣、诽谤不休。为此，我们建议将此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证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

　　

　　毛泽东看过告后，在上面批了一句话：

　　

　　“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5月30日，三军院校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冲击派，萧华被林彪宣布为坏人。“513”事件，最终导致了萧华的彻底垮台，总政由此瘫痪了。

　　

　　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早在1967年1月刘志坚被揪出来后，总政机关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头对准了萧华。萧华组织了一批人拼命地保他自己，同时破坏对刘志坚的批判。当时中央的矛头是集中对准杨勇和廖汉生的，萧华就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组织，打成‘反革命’，说成是保守派。这次演出，中央才下决心把他给揪了出来。”

　　

　　自此以后，三总部里成立了以黄永胜、李作鹏和吴法宪等人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

　　

　　林彪在接见吴法宪的时候说：

　　

　　“跟着我们走，将来可别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革命就是要有杀身成仁的思想考虑。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叶群说：上战场想一想，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跟着我南征北战过来的，都要有这样的考虑。我可是不喜欢那类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

　　

　　吴法宪说：

　　

　　“请林副主席放心，我吴法宪是永远忠于林总的。这一辈子我跟定了，认准了，粉身碎骨志不移。”

　　

　　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1967年6月1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确定省革委会委员常委33人，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2名，占36.4%；解放军代表8名，占24.3%；革命领导干部13名，占39.3%。

　　

　　6月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委会议。决议：（1）潘复生、汪家道负责全面工作；张多树、赵去非、毛远新、范正美、宋振业、孙宝生、韩潮负责政治委员会；张万春、刘雪峰、王文国、关舟、于杰、陈剑飞、王逢源、燕文卿负责生产委员会；陈海山、聂世荣、于军、唐金枝负责群众工作委员会；郭强、游好扬、张午、张魁印、解云清负责武装委员会；余弘达负责办公室；陈俊生负责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王维之负责松花江地区。（2）省革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凡涉及全省人民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常委集体讨论决定。常委实行三班轮流值班制，常委会暂定两周一次，临时性事情，通过常委办公会议解决。

　　

　　6月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把他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结合起来审查。这个小组的总负责人是周恩来，江青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据王力后来回忆说：“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负责，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

　　

　　6月6日，毛泽东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和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参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群众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

　　

　　6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33名常务委员组成。

　　

　　此前，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6月5日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共中央、东北局呈送了《关于增加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额和常委名单的请示告》。建议省革命委员会设常务委员33名，现已选出29名，他们是：

　　

　　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汪家道（省军区司令员）。

　　

　　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赵去非（原省委常委、政法部部长），关舟（原省委委员、副省长），燕文卿（原省商业厅厅长），陈俊生（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解云清（原省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于杰（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剑飞（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逢源（原副省长），陈海山（原省总工会副主任），王维之（原松花江地委第一书记，现任地区革委会主任委员），余弘达（原巴彦县委书记），于军（女，原绥化县半脱产副县长，现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唐金枝（原宁安县半脱产副县长），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刘雪峰（哈尔滨石油配件厂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厂造反团负责人），宋振业（东北农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聂世荣（哈尔滨锅炉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孙保生（哈尔滨伟建厂技术员、厂造反团负责人），王文国（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市革委会委员），韩潮（原省林业厅管理员、厅造反团负责人），郭强（省军区政治委员），游好扬（23军军长），张午（23军政治委员），张万春（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多树（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魁印（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毛远新（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

　　

　　在常委人选中尚缺4名，正在从贫下中农、大庆油田工人、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中物色。

　　

　　6月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参加亚非拉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各国作家和朋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陪同接见。这次被接见的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作家。

　　

　　6月16日晚，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谢富治等人陪同观看。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中国726号轰-6飞机徐克江、孙福长机组携带的中国第1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预定的高度爆炸，实验获得完全成功，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两个太阳，一个在下，是真太阳；一个在上，是假太阳。

　　

　　聂荣臻在试验现场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告，他说：这第1颗氢弹的爆炸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试验场区内外人员均安全，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中国从炸响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2年零8个月时间，并且是赶在了法国的前面。而后来的法国则是用了8年零6个月的时间。

　　

　　中国终于打破了美、苏等强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自此，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了。

　　

　　6月18日，毛泽东在对外宣传问题上做出批示，他写道：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6月21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问中国。

　　

　　早在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独立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支持南部非洲地区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新的运输线——坦赞铁路。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是横跨非洲大陆的一条大动脉。坦、赞两国开始寻求西方大国和苏联的帮助，均遭到拒绝。后来，美、英等国插手，一是想赚钱，二是想控制坦、赞两国，三是想排挤中国。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识破西方国家的阴谋后，首先邀请中国帮助他们援建铁路，而赞比亚却还在犹豫着。

　　

　　这次卡翁达来到中国，在周恩来积极主动和无私的说服下，卡翁达也极为乐意地接受了中国帮助他们援建铁路的提议。

　　

　　6月22日，李立三吞服50粒安眠药自杀身亡。

　　

　　李立三是在6月2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他又在2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绝命书。他在信中写道：捏造他罪名的“决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华北局机关中少数几个阴谋家和野心家（不是李雪峰同志）搞出来的把戏，来挑动群众斗争我。”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卡翁达就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地问道：

　　

　　“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毛泽东不经意的一句话，使得周恩来暗暗佩服，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而占据主动地位，的确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这一问就轻而易举地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原来，中国和赞比亚在1964年建交后，中国方面当即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而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使馆，甚至连个代表也没有。卡翁达自知理亏，赶紧说：

　　

　　“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主席先生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做工作，身体这么健康，我感到很吃惊。我们赞比亚最尊敬的人有3种：长者、智者和勇者。这3种您都具备。中国人是最富于智慧和勇气的，中国的工作使整个世界变得有希望了。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欣赏。”

　　

　　毛泽东见好就收，问起了坦赞铁路的情况，周恩来说：

　　

　　“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查完了，写出了勘察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卡翁达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我只不过顺便提到铁路问题，和总理先生详谈了这个问题。我回去和尼雷尔总统商谈后，就马上通知你们。”

　　

　　毛泽东不介意地把手臂高扬了一下，说：

　　

　　“这条铁路不过18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恢宏的气度，使卡翁达很是吃惊，他厚厚的嘴唇翕动了一下，说：

　　

　　“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它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答你们的帮助。”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这不需要什么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卡翁达连忙说：

　　

　　“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说的。我的说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真正欣赏你们援助的心情。”

　　

　　毛泽东说：

　　

　　“你们独立才两年，还有很多困难。我们独立已快18年了，更应该帮助那些尚未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6月22日晚，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观看演出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聂荣臻、江青等人。

　　

　　6月25日，《人民日》转载了《文汇》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并在转载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文汇》的社论中写道：

　　

　　“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变化，如果忽视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6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627空战”中，由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亲自指挥，一举击落美国最新的“鬼怪式”飞机1架，活捉了美机驾驶员，引起了全世界强烈的震惊。

　　

　　就在这6月间，周世钊到北京开会，顺便看望了毛泽东。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世钊对运动不理解，曾经陈书毛泽东，诉说了红卫兵到他家“抄家”的事情。毛泽东回信说：“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这一次老友相见，毛泽东问起红卫兵“抄家”的情况，周世钊说：

　　

　　“我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

　　

　　毛泽东说：

　　

　　“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做赔，只不得抄我的家。”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

　　

　　“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要负气。”

　　

　　周世钊说：

　　

　　“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

　　

　　毛泽东说：

　　

　　“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

　　

　　周世钊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

　　

　　毛泽东笑着说：

　　

　　“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

　　

　　周世钊谈到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说：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中央的领导。1935年以后，中国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

　　

　　6月间，江青身体不大好。繁忙的工作使她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扑克也不打了，动物也不养了，有时只到健身房里活动活动。毛泽东劝她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

　　

　　“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

　　

　　江青说：

　　

　　“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

　　

　　工作人员也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休息。她却反复说，她是一个政治化了的人。

　　

　　1967年7月5日，毛泽东就各地筹划建造大型的毛泽东塑像一事，作出了批示。他在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中写道：

　　

　　“此类事是劳民伤财，无利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碰头会讨论一下，发一指示，加以制止。”

　　

　　7月5日这一天，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有中央其他领导人参加的河南省3方赴京汇团汇会，刘建勋、纪登奎参加了汇会。

　　

　　纪登奎是在5月中被“十大总部”批斗后，被“豫农红总”负责人范念民指挥“豫农红总”和“郑大附中红旗”的部分红卫兵，冒险从其被关押处抢出来护送到北京的。

　　

　　在此次汇会上，河南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的代表经过协商，达成了停止武斗的6项协议。

　　

　　7月7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等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联合召开的“入越作战高炮部队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接见结束后，粟裕传达了毛泽东在接见代表们前与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内容：毛泽东指示说：

　　

　　“现在的装备很落后。因此，我交代，一要把雷达、指挥仪、光学仪器，狠狠抓一下。我们的雷达，要减轻重量，不要那些落后不行的，要能抗干扰的。二要提高质量。三要增加高射武器的数量。”

　　

　　毛泽东还说：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2年零8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游泳池和杨成武谈话。他穿着睡衣，吸着烟，说：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是越来越快了。我看要不了多久，再过500年到1000年，那时的人们再看我们这些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我们所作的这些事，一定会觉得很可笑吧？”

　　

　　他随手拿起简，瞅瞅说：

　　

　　“四川动刀，湖南抢枪，赣州打一仗，死200人，伤者难以计数。江苏、安徽天下大乱，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了两派3派。”

　　

　　他把简搁在茶几上，问杨成武说：

　　

　　“这样乱下去，明年能收尾吗？会不会失控？”

　　

　　杨成武说：

　　

　　“群众起来了，派性大了，困难怕不少。有主席领导，工作做细，局势一定会控制住的。”

　　

　　毛泽东盯着杨成武，“嗯”了一声，笑着说：

　　

　　“好！天塌下来，有成武顶着。”

　　

　　说罢，他起身踱出休息室，沿着游泳池漫步，嘴里念念有词：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平衡。”

　　

　　杨成武跟着毛泽东沿游泳池踱了一圈，轻声问道：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正在沉思间，似乎没有听到杨成武的问话，兀自“唔”了一声，说：

　　

　　“成武呐，历史上冤枉的人，冤枉死的人，历朝历代都有，都不少。不过呢，共产党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现在有一些我们处分的同志，有的是3年4年翻案，有的10年8年翻了案，有的死了也没翻案，没人提了。哎，共产党也不过是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

　　

　　《左传》阔大，《聊斋》工细。但读《聊斋》当以读《左传》之法读之。名儒讲学，老僧谈禅。《聊斋》文笔独有千古，更难得议论纯正，准确酌情，佳处难以尽言。

　　

　　人有不得不为之，不得已而为之；形也，势也，形势所迫也。《聊斋》卷12《车夫》篇：有车夫载重登坡，方极力时，有一狼来啮其臀。欲释手，则货敝身压，忍痛推之。既上，则狼已龁片肉而去。乘其不能为力之际，窃尝一脔，亦黠而可笑也。”

　　

　　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止住了议论，自言自语地说：

　　

　　“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哟！”

　　

　　毛泽东这一句话，杨成武听明白了，他是要去南巡了，要去武汉了，要去游泳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同周世钊谈到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时，他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中央的领导。1935年以后，中国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把毛泽东思想称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集体，它的主体就是毛泽东，其中包括的应该是马列等革命导师和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是毛泽东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所显示出来的伟大谦虚。他在6月18日对外宣传问题上做出的批示，就为后人理解这种谦虚作了很好的注脚。毛泽东写道：“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吹得太厉害，昨天氢弹公，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由此可见，对于毛泽东的谦虚，后人需要正确理解。可是在毛泽东身后，一些人却歪曲毛泽东的原意，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借此突出自己，否定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贡献，甚而至于在一些重大事件纪念活动中连毛泽东的名字都不提，这种倾向不是数典忘祖吗？

　　

　　[咨询微信号：qunfeiyang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