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里的生活还好吗？

　　

　　 陈寒鸣

　　

　　我们的体制上本就存在着贱视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因素。户籍制度所产生的“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分野，就是这种歧视农民工的重要制度性因素之一。

　　

　　农民进城务工，先得去办一张“暂住证”，若无此证或不随身携带此证，便要受到收容站的强制性管制。管制期间，会被令从事无偿劳动，会受到罚款，会受到暴打，甚至会发生“离奇死亡”的惨剧。这“暂住证”及其各种名目的证件，对农民工来说似乎是与其性命攸关的护身符。但要将这些证件办齐并随身携带，又是多么不易啊！据《羊城晚》2001年9月24日道，对深圳外来打工者而言，办证是一个不小的麻烦。打工者要办的证件竟有十几种之多。打工者一旦被查出“无证”或“证件不齐”，最少处以500元罚款，多达1000元；有的还被扣留、遣送、罚做苦力……逃检成了打工者的习惯性反应。据载，深圳一位女打工者就因为听到一句“查证的来了”，爬上窗户躲避，结果误碰高压电线，从高楼摔下致死。那么，合法打工究竟要办多少证？《羊城晚》记者多方探询仍是一头雾水，从四五个到二十多个不等，打工者自身更是糊涂。深圳某图书进出口公司的小郭告诉记者，他只有4证（身份证、边防证、暂住证、工作证），一直以来都太太平平打工。而邻楼几个公司勤杂工听说办了七八张证，几次都被突击检查，半夜被抓走两三次，他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办证效率低是打工者们抱怨的焦点。办证单位各自为战，位置分散。打工者办齐证件，取得合法打工资格至少要跑十几个地方。办理证件又有许多手续，由于办证单位节假日休息，打工者不得不误工办证。一次请假半天，办齐证件至少误工半个月，多则一个月。令打工者恐惧的还有办证要过“金钱关”。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深圳许多证件收费都超过40元，花样繁多，致使打工者办证费用居高不下。严格来说，有些证件工本费才几元，每张收费都不应该超过20元。况且，办证主要为的是政府部门工作方便，利于监管，按理即使收费也只能收工本费，但实际中，“办证”成了有些部门创收的渠道。据相关资料显示，在深圳特区的300多万外来工，他们每人每年最少要花600块钱用在办证上。对此，《羊城晚》配发评论说，不可否定，每张证从社会管理的某一点来说都是合理的，但也不可否定，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发达，社会管理对人的限制不应该是越来越多。

　　

　　农民工所遭遇到的体制性歧视现象，这是遍布全国各城镇、司空见惯的现象。倘不信，请看看下录道：

　　

　　32名民工被西安一派出所扣留20多小时

　　

　　一民工漠然地说：出门打工常遇见这样的事，已经习惯了

　　

　　本记者 黄博

　　

　　刚到西安就被抓到派出所

　　

　　“如果被滞留的是你们的父亲或亲戚，他们无辜在派出所挨饿受冻了一天一夜，你们心里好受吗？”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公安分局局长焦向发愤而发问。

　　

　　使焦局长非常恼火的这一事件发生在（2003年）3月20日，那天晚上，董军锁等32名民工被警察带到该分局所辖的长乐中路派出所，并被滞留达20小时，一直到了第二天晚上才放回。

　　

　　“那一天一夜可受了大罪了”，提起当时的遭遇，一名民工至今心有余悸。

　　

　　民工们说，他们大部分是那一天的中午和下午才到西安的。由于劳累，晚上不到8时就上床睡觉了。刚入睡不久，一名身穿警服和5名身穿便衣的人进来，称自己是公安局的（但没出示任何证件），让所有民工到外面集合。民工们不敢违抗，都乖乖地从被窝里爬起来。在院子里集合好之后，他们按照警察的命令排着队被带到了长安中路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们又被要求排成三行，蹲在地上，随后，按每次3个人的数量被轮番带到一间办公室，民警在询问他们的姓名和户口之后，就让他们直接在笔录上签字。

　　

　　据民工说，这样的过程一直进行到凌晨4时。当时外面已经很冷，很多民工被带走地因为慌乱还穿着秋衣秋裤，有的光脚穿着塑料拖鞋，一个个冻得直打哆嗦。其间，在外面蹲着的民工，有的实在冻得受不了便站起来跺脚，遭到看守民警的训斥。凌晨4时后，所有民工都做完了笔录，在一名工长的多次要求下，民工们才被允许进入到一间大的办公室，但依然有人看守，上厕所都要打告。天亮以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站到院子里，一直到21日晚上被释放。

　　

　　民工们说，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被告知到底是为什么事情？犯了什么法？第二天白天才从老板嘴里知道是暂住证的事儿。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暂住证的限期是到达3天以后，而他们大多数是当天才到达西安的，有个别人先一天到达，也都在3天之内。但就是再委屈，民工们也不敢违抗警察的命令。

　　

　　雇佣这批民工的某工程队一名负责人对记者说，派出所在把民工带走以后，几次让工长和他们联系。工程队也先后3次派人到派出所交涉。民警声称，只要每人交200元罚款就行，否则全部送收容所。工程队的人告诉警察，民工都是刚刚到西安，劳动务合同还没有填写，暂住证可以办，但交罚款没道理，派出所就继续扣着民工不放。工地无奈之下先后托了3拨人说情，但都不起作用。

　　

　　第二天下午，媒体记者采访时，派出所副所长韩西建称将这些民工带回来的目的是进行批评教育，组织学习，对拒绝办理暂住证的进行罚款。但民工们告诉记者，根本就不存在学习教育，他们在派出所不是蹲、就是站，再就是做笔录，甚至没人向他们问起暂住证。暂住证和罚款都是警察对老板说的。

　　

　　工地一负责人告诉记者，民工们在院子里一直站到下午6时多，又有几个人再次被要求做笔录签字。派出所同时让工地出具一份承认民工也有错的证明，但被工地拒绝。到晚上9时以后，派出所终于由一名工作人员承认是他们有错，才用车将民工分批送回。

　　

　　据了解，在被派出所扣留的一天一夜里，衣衫单薄的民工们忍饥挨饿，毛衣和外套是聘用他们的老板第二天上午送来的，到派出所的第一顿饭是21日中午由老乡送来的一点干馍，有6名民工没吃上，一直饿到晚上。晚饭是老板在外面买来面条送到派出所的。

　　

　　局长说：这是因为对老百姓没有感情

　　

　　3月26日，记者来到长乐中路派出所。派出所值班室一名民警上楼征询所长后告诉记者，要采访必须经分局宣传中心的同意和批准，否则，他们不接待。3月27日上午，记者来到新城分局政工科（管辖宣传中心）。科长开始说确有这样的规定。记者征询其是否批准采访？能否和派出所联系让其接受采访？科长却显得很为难，最后否认有这样的规定，并建议记者直接找派出所。

　　

　　最后，记者直接敲开了分局局长焦向发公室的门。焦向发首先表示欢迎舆论监督，他告诉记者，他是在3月24日得知这一情况的，省市领导均非常重视，他们迅速派人调查了解情况，认为这是一起影响极坏的违规滞留事件。

　　

　　据焦局长介绍，那天晚上，全西安市统一行动清理整顿暂住人口。长乐中路派出所一名民警当天晚上将33名民工带到派出所，晚上发现其中一人是西安市人后予以放回。期间因为不断有别的案子，派出所民警几次出警，致使民工长时间滞留在所里。该所所长第二天上班以后，发现有这么多民工在院子里，要求主管理副所长迅速处理，但副所长因事一直延误到了晚上。派出所在21日晚上向民工承认错误并道歉，之后主动用车将民工送回。

　　

　　焦局长说，长乐中路派出怕已于24日在工地为几十名民工现场办理了暂住证，分局也开会准备对错误滞留民工的当事人予以严肃处理。焦局长认为，这是一起低级的行政错误。检查暂住证，不一定非要带回所里，在当场就可以；即使是带回所里，也应当在问明情况后迅速处理，没有必要滞留那么长时间。他认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错误，首先是对老百姓没有感情，再是没有政治敏锐性，不懂得民工问题有关稳定大局，另外是执法水平低下。

　　

　　派出所的一次错误就这样在新闻媒体的监督和有关领导的重视下，最终得到了解决。但这个不该出现的错误无疑给民工身心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一名民工告诉记者，他们在被派出所扣留的一天一夜里，身体上是忍饥挨饿，精神上则是极度压抑恐惧，备感屈辱。被带走时，他们是排着队从工地走到派出所，街道上的人投来异样的眼光，仿佛看贼一样。到派出所后，让蹲就蹲，让站就站，还多次遭到训斥，并被威胁要送收容站。

　　

　　工地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有几名民工已因惊慌过度在被放回来的第二天就跑回老家了。记者3月27日下午在工地采访时，一位在当天同样被扣留的工头不愿多说，连连向记者摆手：“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要在这儿干活儿，不以腹罪派出所。”

　　

　　一名民工很漠然地告诉记者，这没啥，出门打工常遇见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习惯了。据该工地一名工长讲，去年冬天，他们工地就有几十个四川民工被长乐中路派出所叫到院子里训斥了一通。

　　

　　另一名民工则气愤地说：为什么民工没有错却还要受到这样的欺负？警察错了只说声“抓错了”就完了？农民工受到的伤害谁来负责？工地停工整整一天的损失谁来补偿？

　　

　　更有一名民工向记者质问：为什么城里人可以随便到农村去，而农民到城里打工却必须办理暂住证？

　　

　　 （2003年4月2日《中国青年》）

　　

　　从健壮青年民工张森在广州收容所“离奇死亡”，到32名刚到西安的民工被一派出所无故扣留20多小时：虎狼之吏，鱼肉百姓，草菅人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农民工在城里的日子委实不易。下面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

　　

　　农民工，你在城里过得还好吗

　　

　　实习生 秦轩

　　

　　“我不想干了，想回家。”从四川省绵阳市来北京一家餐厅打工的杨启兰说。杨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收入才300多元。“北京的生活费比我们家那边贵多了，除去吃住，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尽管每年都有1亿多农民工到城市里来打工，但他们活得并不比在农村好多少。

　　

　　“能给工资就不错了”

　　

　　“每天回来都不痛快，不是我媳妇人家不用了，就是我孩子人家不用了。”一个刘姓清洁工告诉笔者。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开始扫地，一直到晚上7点，从没休息过一天，可一个月的收入只有300多元。“我觉得，每个月怎么也得有一天休息吗？可没办法。”

　　

　　刘说，他每天只吃馒头、咸菜和稀饭，“别的吃不起。我现在一顿可以吃4个馒头，要两块钱。说实在的，我来北京这一个月没吃过肉，黄瓜也没吃过一根。”

　　

　　刘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北京打工，但工作常常没有保障，常常是干完试用期就被辞了。“这时候，日子就更难过了。有来北京时间长的老乡告诉我，很多老板无论你干得怎么卖力，都会过完试用期就辞了你，这样只付少量的试用期工资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不找老板理论？”

　　

　　“谁敢？我们不是城里人啊！再说能给工资就不错了，还有很多人干了一年都拿不到工资呢。就像我现在的工作，还是有关系才能找到，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来北京一个多月，他还没去过天安门，“玩什么呢？负担特重。每天回家也没什么想法，就是聊聊老家，或者商量你这个活儿该怎么干，他那个活儿该怎么干。”

　　

　　在北京吊了五六年的老余现在在收废品。“春节都过去一个月了，只落下了二三百元。”老余有时候从其他收废品的手里接收旧家具，有时候自己去城里跑。每天早上六七点钟，他把昨天收到的货拿到旧货市场去卖掉，然后再去附近几个楼群转悠。一般老余不去城里收废品，他说城里已经有人固定收那片的，再去不太好。“没有相互竞争抢生意的？”我问。“一般不会。大家都不容易。”

　　

　　城里人经常欺负人

　　

　　“城里人经常欺负人。”一个在建筑工地干活儿的农民工说：“在公共汽车上，有些售票员会欺负我们乡下人，抬高票价。比如别人都花一块钱，但看你是乡下人，就说是两块钱一张票。

　　

　　杨启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家政公司做小时工，不过她只做了一天。“只要有活儿干，公司就要抽20%的钱，我一共才挣多少？”她说。那天晚上她睡在那个家政公司，“睡觉的时候就想回家。”第二天，她交了5元钱房钱就走了。到第三天，她在纸上看到一个保洁公司的一个招工广告，“说是每月工资700到900元，还说不是中介，但实际上就是中介。”她说，当时公司要她交150元钱，然后把她送到一个保洁公司做杂活儿。“实际工资每月才350元，还得是在天有活儿的时候。后来别人告诉我，招聘广告上写得高是为了引我掏工作介绍费。”

　　

　　据杨说，这份工作很苦，“我们经常加班，总是熬夜，比我在家里还苦。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杨启兰在那里做了一个星期，走的时候身无分文，管老板借了两元钱做车。杨说那个星期，她一无钱工资都没拿到。

　　

　　通常农民工找工作的方式是老乡靠老乡，熟人靠熟人。吃住在老乡那里，然后白天出去找工作。一般他们不太挑活儿，什么活儿都做。多数人找到了工作，但也有许多找不到工作的，只好还乡。有的还没等自己走，就被遣返回乡了。“有的是因为没有暂住证，有的有了暂住证也没用，警察会说你没有固定职业”。收废品的张孝周说。

　　

　　很多农民工有过失业的经验。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33.5%的农民工遇到过没有工作的情况，其中47%的人是一到两个月的短期失业，但也有9.8%的农民工可能会一年都找不到活儿做。

　　

　　有些农民工即使干了活儿也拿不到钱。“职业中介都是骗人的。”四川的王文华告诉笔者，她去职业中介找工作，中介让她交20元钱，把电话留下。过两天通知她说找到一户人家做保姆，她去了一看，那户人家很脏，她用两三天时间把屋收拾干净了，主人却推说她不好，把她赶走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他们和中介都是一伙的。”据她说，她周围很多姐妹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被城管罚款我们都习惯了”

　　

　　除了上当受骗，农民工还常被城管罚款。“有时候罚得多，有时候罚得少，没准。”一个农民工说：“但被城管罚款我们都习惯了，很少有人没被罚过。”

　　

　　目前农民工对付城管的主要办法就是跑。“我们见了城管跟老鼠见了猫一样，见了就跑，都油了。”一个靠洗油烟机挣钱的农民工说，他对城管罚款非常反感：“要么你就完全杜绝，禁止我们干这个，要么你就别罚。现在罚了我们的款又继续让我们做，算怎么回事？”

　　

　　“跑不掉就罚吧。”一个姓夏的民工笑哈哈地说，他对罚款已经习以为常了。“罚款有时给开票，有时不开。开票就罚得多，罚50元，不开就罚个20、30元。”

　　

　　有些农民工会共同承担罚款。一个农民工告诉我，前几天他和另一个被城管罚款，罚了300元，不过平均到他头上只有50元。“我们几个人去找活儿，几个人做活儿。不管哪边被逮到，被罚的钱都平摊。”

　　

　　比罚款更重的是送到郊区去筛沙子，然后送回原籍。“就是白干半个月活，每天给两个馒头吃，然后送回原籍。”一个农民工告诉我，还有人专门接收农民工，拉车去白干半个月，然后放人。

　　

　　一个收废品的农民工说，来北京的一个多月里，他已经逃过了两次遣送。“前一段派出所逮了我好几次。正月十五那天把我逮到了，要遣送回去，我托人送了200元钱后又放出来了。”

　　

　　“派出所来逮我，我就跑。”他很轻松地说。逃跑对他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据他说，他有暂住证还频频被逮是因为“派出所说我无固定职业”。

　　

　　“如果被遣送回去，他们会让你给乡里的亲戚打电话，把你送过去后他们来接人，一个人要交400元钱。”

　　

　　但事实上，罚款和遣送回家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即使被遣送回去，大多数农民工还是会回来的，因为“在家里种地见不到钱。一般一个人也就能分上一亩地，好了能收1200斤稻子，每斤卖四五毛钱，一年只能挣600元钱。”在建筑工地干活的王日茂说。另一个姓高的农民工说：“在这边每月挣150元就比在家种地好。”

　　

　　（2003年4月9日《中国青年》）

　　

　　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引起了专家学者、社会各届人士乃至国家权威研究部门高度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崔传义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是指出：“户籍藩篱使农民工生存在城市边缘”，“这是一个客观背景，但造成农民工不公平待遇的最根本的责任在政府。多年来，人们把大量发生侵害农民工经济权益的现象归因于我国经济不发达、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劳动力供大于求，这种说法掩盖了政府的责任。正是因为农民工处于弱势，才需要政府出面保护其权益，而不是以市场供求为理由，忽视、放纵侵犯农民工权益。”为什么一些政府部门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履行职责？他说：“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常常没有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监管、协调缺位，对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甚至执法有失公正，间接造成对农民工的损害。农民工虽然已经在当地劳动、生活了，却不被承认是当地的社会成员，他们只能以劳动力的资格存在，不能以居民的身份存在，被执法者另眼看待，被看成‘二等公民’。”为什么农民工享受不到像城市其他产业工人同样的待遇？他说：“这个问题源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民工就业的限制取消，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然而，由于历史及其他社会因素，完全平等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尚未建成，养老、工伤、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也没有，使农民工实际上难以在城镇立足。”“既然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限制已经取消，农民工和城市工人为什么不能平等竞争？”他说：“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农民工进城就业实际上是受排斥的。许多地方政府为了优先解决城市就业压力，对农民工进城就业仍然采取一些歧视性的政策。如一些城市限定使用农民工的比例，对企业按照招收农民工的人数加收管理费，或者对农民工就业筑起壁垒，使农民工就业限制在脏、累、重、险等行业或工种内，保留大量行业、工种作为城市居民的就业特权。有时还体现在城市公共就业服务的歧视上，政府办的劳动力市场只服务于城镇居民，不向农民工开放，有的赫然在大门口写着‘外来农民工不得入内’。”总之，崔传义认为，“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迟缓，已影响到我国工业化进程，对社会安定和城乡关系都产生负面影响。让农民工成为稳定的产业工人，是解决这一大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见2005年1月27日《中国青年》）

　　

　　 尽管社会各界人士愈益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不少重视

　　

　　农民工的政策举措，中央领导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更一再强调指出农民工是当代中国工人

　　

　　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并没有因之而得到根本好转。下边节录的几则

　　

　　道就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近一二年的真实情况：

　　

　　9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曾受歧视

　　

　　山城热议“棒棒”改名

　　

　　 本记者 朱丽亚

　　

　　数年前，一部名为《山城棒棒军》电视剧使得“棒棒”这个重庆独有的称谓声名远播。但就在最近，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却建议市民改掉“棒棒”这个在全国颇具知名度的称谓。

　　

　　“棒棒”的名字要不要改？在重庆引起了市民的一场热议：不少市民认为，“棒棒”确有歧视之意，当改；但也有市民认为称谓本是约定俗成，尊重和爱护农民工不应只停在嘴上，关键是要落在实处。

　　

　　 市长提议为“棒棒”改名

　　

　　但凡到过重庆的人，对“棒棒”都不陌生。由于重庆是山城，出门就要上坡下坎的独特地势，催生了“棒棒”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农民工中的一种，在重庆各个角落里随处可见——扛着扁担，搭着两根麻绳，无论春夏秋冬，或蹲或站守候在衔头巷尾。当你买了东西，大到家电家具，小则几斤瓜果蔬菜，只要吆喝一声“棒棒”，立马就有人应声赶到，接过你的东西，帮你搬运到指定的地点。

　　

　　在重庆，谁也说不清“棒棒”有多少，但重庆人离不开“棒棒”却是不争的事实。

　　

　　9月14日，在重庆市进城务工农民服务管理工作会议上，市长王鸿举呼吁，要消除歧视，把农民工当作亲兄弟姐妹，用爱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王鸿举还说“棒棒”的称呼也是一种歧视，建议市民改掉这个称呼。

　　

　　此后几日，不少市民通过当地媒体对此提出建议。有人建议改称“梅老坎”——在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中，梅老坎是棒棒军的领军人物，善良而勤劳，提议者认为他能够代表大多数“棒棒”的形象，并且为很多人所知晓。

　　

　　还有市民建议改称“老乡”、“朋友”、“老师”、“力哥”不等。

　　

　　但也有人认为叫什么名字不重要，没必要改，因为所有的名词本来都是中性的，是人们后天赋予了它特殊的感情色彩。“棒棒”是民间长期自发形成的，在重庆已家喻户哓，人们叫“棒棒”并没有问题，关键取决于用什么样的语气去叫——如果用颐指气使的口气，有歧视之意；但如果是平等尊重的语气，反而透出一种亲切。

　　

　　这部分市民认为市长建议改名，实际上是想通过改名大讨论，让全社会都学会尊重和关爱农民工，共同解决好农民工进城求职、工资待遇、工作环境以及子女就学、婚姻家庭等问题，保障他们的权益才是最终目标。

　　

　　 9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曾受歧视

　　

　　给“棒棒”改名不仅牵动着市民的心，也牵动着农民工的心。不少农民工对市长的建议都非常关注，并表示欢迎，但也有不少农民工希望政府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重庆市正扬市场有一个住着1700多名农民工的“阳光公寓”，这个建于2001年的公寓曾经被叶做“棒棒公寓”。阳光公寓原本是闲置的写字楼，后来被改为400多间8——12平方米的单间，以每月每平方米10元——12元的价格出租给农民工。每6户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厨房。

　　

　　从4年前开业以来，这个公寓就几乎没有闲置的房间。400多间公寓里有的是一家人居住，有的是几个人合租。对城里人来说，公寓的空间未免太狭小，但对一个月只有几百元收入的农民工来说，这是他们在城里弥足珍贵的家。

　　

　　41岁的老李和妻子来自开县农村，在入住阳光公寓前，老李一直住在建筑工地的工棚里，一二十人挤在一起；而老婆在一个家政公司做事，也是和姐妹们住在一起。夫妇俩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没有相聚的空间。

　　

　　“城里的房子最便宜也要三四百元，我们两口子一个月加起来才挣1000多块钱，哪里租得起呦。”老李对阳光公寓充满了感激，虽然只有8平方米，但却让他在这个城市有了家的感觉。

　　

　　大多数农民工连一个狭小的空间都没有。

　　

　　就在9月3日晚上，在重庆市南岸区还发生了一起女民工因在工地洗澡“走光”惊动110的事件。

　　

　　据当地媒体道，26岁的张某随丈夫在一建筑工地打工。由于工地没澡堂，厕所又窄小，劳累了一天的她提着一桶冰到3楼一角落洗澡，丈夫在外“放哨”。刚刚脱光衣服，守工地的人要强行进来检查，一束电筒光就射了进来。一方要求道谦，另一方则认为自己在履行职责，最后惊动了110。

　　

　　女民工洗澡“走光”，实际上折射出来的是工地澡堂的稀缺。只有极少数建筑工地设置了洗澡的地方，但往往是几百人争抢几个水龙头。大多数工地，窄小的厕所就是民工的澡堂。在厕所洗澡很不方便，还影响别人解手，有的民工常常十天半月洗不上一次澡。有的工地男女厕所之间只有一层隔板，有的男民工把隔板抠了洞，偷看女民工方便和洗澡。女民工不敢上厕所，洗澡时只好叫老公或熟人在男厕所这边“放哨”。

　　

　　在城市生活岂止是洗澡难，对农民工来说，桩桩件件都不容易。

　　

　　新学期伊始，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的同学交了一份暑假作业——《城市外来民工生存状况调查》。该学院16名大学生用两个月时间发放400份问卷，结果显示：民工每天超长时间工作，25%的民工每天工作12小时，平均月收入只有560元，而食物支出就花去了其中46%——57%。除了生活上的窘迫，他们还要面对异样的眼光——92%的被调查民工都认为城里人对自己有不同程度的歧视。

　　

　　关爱农民工任重道远

　　

　　让人欣慰的是农民工的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从“改名”事件所引起的讨论中也可见一斑。

　　

　　沙坪坝区、渝中区都开始建设阳光公寓，将会有更多的农民工拥有属于自己的城里的家。

　　

　　……

　　

　　 （载2005年9月22日《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为这篇道配发了署名刘畅的评述文章《让冷漠的眼神变得温暖》。该文说：“92%的被调查农民工认为城里人对自己有不同程度的歧视。”“这是一个让人颇感沉重的92%。所以，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呼吁，要把农民工当作亲兄弟姐妹，用爱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现在重庆市民在思考，‘棒棒’改为老乡、朋友，还是攺叫老师、力哥？”而在我们看来，改改称谓，恐怕只是作秀，难怪群众要说：“尊重和爱护农民工不应只停在嘴上，关键是要落在实处。”农民工们更“希望政府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其实，歧视是从农民开始进城市就已出现的，重庆有“棒棒”之称，深圳、珠三角、广东一开始就叫作“打工妹”、“打工崽”。而这种歧视又是建基在制度上的，制度本就把他们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使其成为非农非工、亦农亦工的社会边缘人。不从根本处思考问题，而只是想到改改称呼，或是兴办民工公寓，究竟有多少实质意义？由此，我们注意到2005年9月7日《中国青年》发表的该记者洪克非采写的一篇道：

　　

　　长沙农民工公寓为何无人入住

　　

　　宁住桥洞也不住政府建的廉租房

　　

　　直到9月1日，去年年底就峻工的湖南省首个农民工廉租房小区----长沙江南公寓，仍没有一位农民工入住。

　　

　　位于长沙汽车西站附近、二环线东侧的江南公寓，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为多层住宅。当地媒体曾尽力铺陈该小区的好处：商业、食堂、阅览室、影视室、娱乐室、澡堂、汽（单）车库等一应俱全。房间以公寓式集体宿舍为主，配有床、柜、桌、椅等日用品。租金定为单层床每人每月70元，双层床每人每月50元。

　　

　　据了解，为进城农民工兴建廉租房，是长沙市政府去年为百姓办的8件实事之一。农民工廉租房建设按经济实用住房建设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实，由市区两级政府共拨给20%的启动资金，利用往房公积金利差、银行贷款、政府贴息等方式筹集资金。江南公寓在去年年底峻工后，交由长沙市房产局属下的一家物业公司管理。

　　

　　给这个环境优美的花园式公寓带来生气的是成批的拆迁户和附近学校的学生，其中用来安置拆迁户的5栋房屋更人流不息。

　　

　　9月2日，长沙市房地产局副局长赵金伟告诉记者，因为总共有5万平方米，政府在考虑不影响农民工住宿的条件下，用作了保障重点工程拆迁户长期安置。目前安置了5栋220户，还剩下3.25万平方米、398套房子。

　　

　　在离这儿不远，担任道路改造工程的数百名农民工每天都窝ÔÚ闷热、肮脏的立交桥桥洞下过夜。

　　

　　“热一点倒是挺得往，就是蚊子太多了。一到晚上，蚊子就成群结队地来。”来自望城县星城镇的谭彦方对记者说，住临时工棚，吃喝拉撒很不方便。条件好一点的，三五人结伴在工地附近租民房住。

　　

　　是什么阻挡农民工入住廉租房

　　

　　经济上的考虑是多数农民工拒绝江南公寓的理由。

　　

　　从湖南湘潭市到长沙打工的农民李文华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从河西赶到河东上下班，公交车每天要4元钱，在相对繁华的河东找房已经不难。

　　

　　9月1日下午，记者与来自岳阳市平江的几个农民工闲聊时，多数人都对江南公寓表示淡薄：单位都是包吃包住的，也不允许在外过夜。一叫董军的技师称，一般在长沙的饭馆、商店打工，月收入在千元左右，老板大多包吃包住。

　　

　　在城市重点工程中唱主角的建筑工人似乎也对江南公寓没有兴趣。湖南衡阳县的张群发对记者说，他们的经验是每一个工地都有工棚，等楼房建得差不多了，工友们就会搬到屋子里位。搞建筑的基本上都是这样“混”过来的。稍有一点规模的企业，也会在厂区辟出“集体宿舍”。

　　

　　除了上述因素外，申请入往的苛刻条件受到了最多指责。

　　

　　农民工的入住条件是：外地农民来长沙就业的劳动合同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月收入在800月以下者。

　　

　　最大的难题是大多数农民工拿不出符合条件的劳动合同，很多人压根儿就没签过劳动合同。

　　

　　农民工“承租申请表”须盖4个印，即工作单位、劳动部门、区房产局、市房产局，烦琐的程序阻挡了一部分人。

　　

　　长沙市房地产局副局长赵金伟接受采访时否认江南公寓是“拍脑袋工程”。他说，廉租房建筑设计、配租方案确定前有过调查，是市委政研室进行的。其中包括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

　　

　　他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调整加服务。政府当前正庄研究申请和程序上的问题，很快将有新的政策出来。新政策对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已没有要求。备案也改为了对单位进行考核，冬纳入租房的必要条件。

　　

　　赵金伟说，现在还是问的人多，没有办完手续的。为此，他们将提高效率，做到从申请到入住一周内办完，条件不符合的早早明确告知。

　　

　　对大量拆迁户入住的问题，他解释，这个小区是对农民工和低收入无房户的，对象是月收入800元以下的人群。5栋拆迁户的入住不会改变农民工公寓的性质。而有学生入住，是因为商学院改建，是临时性质的，政府批准的。

　　

　　曾有媒体道，该小区建有数十个车库。赵金伟说，那是杂物房，按照小区建设规模定的。他们已进行了调整，减少了车库，增加了两三栋房子。

　　

　　管理的困境

　　

　　赵金伟承认，目前公寓的空置费每月1万多元，都由政府出。由于少人入住，连门面房也没人租。对于农民工的个性化要求，他们觉得工作难度很大。

　　

　　“我们组织了调研，去了企业、工地、服务行业查看实情。住在桥下的农民工都说省下钱是为了子女和老人。在家里四五十元钱都有大用处。”

　　

　　赵金伟介绍，来自长沙社科院的调查显示：眼下服务行业除包吃包住外，一般月收入都在1200元以上，卖力气的活收入也差不多。建筑工地员工临时性的多，变动大。一些企业建宿舍或给住房补贴，政府也不可能干预。

　　

　　“我们只能针对有稳定工作稳定收入的人员。”当记者问具体对象是哪些人时，赵没有直接回应，而是从尽管需求有羞异，难以满足，但农民工公寓这条路还是要连下去。今后在布点上会有不同考虑。

　　

　　据悉，长沙市规划今后3年内还将建设20万平方米的农民工廉租房。其中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今年完成5万平方米，市内五区政府分别建设3万平方米。

　　

　　面对半年多一直无农民工入住的困境，赵金伟仍排除了市场化运作的可能性。他称，长沙百万平方米政府廉租房都按政府定价运作。他们拒绝企业整体包租公寓再转给农民工。

　　

　　赵金伟称“借鉴其他城市发放农民工住房补帖的形式是个好办法”。但如何发放补贴，对民工与小商贩如何区分，还有些问题要考虑。

　　

　　我们并不否认长沙市政府的这一举措是基于善良愿望，是想为农民工办好事、谋实利的，但是，不从根本处着手解决问题，“做好事”且做的只是一件脱离实际、程序还很烦琐的“好事”，也就只会会变成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了。还说什么“管理的困境”，并且又去找这样那样的理由，而且面对“一直无农民工入住的困境”仍执意要在“3年内还将建设20万平方米的农民工廉租房”，声称“农民工公寓这条路还要克下去”。其实，这件事本很容易解决：用人企业理应给员工提供应有的宿舍。而现在却变得千难万难了，原因就在于不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劳动群众当作主人，无视其利益，而只一心一意地去考虑如何让企业主、资本所有者谋利！

　　

　　 有篇评述性文章颇值一阅：

　　

　　农民工饭碗里需要多加什么“肉”

　　

　　 惠铭生

　　

　　“食堂在冬季多做些高热量的食物，如羊肉、鸡肉等，以增强工人御寒能力”，对农民工伙食方面如此细致的要求，出现在济南市建委最近关于冬季建筑安全生的一份通知中。（《新京》12月17日）

　　

　　笔者家正住在济南市，前天傍晚，寒风呼啸中笔者携妻带女，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去酒店和朋友聚餐。途经一个工地，见昏暗的落日下，几十个民工莲头垢面，一溜儿依偎在墙根，或站或蹲或坐，手中握着几个干凉的馒头，每人的前面都放着一个瓷缸子。我凑近仔细一看，缸子里几乎都是青水煮白菜，稀水淡汤。农民工兄弟露餐于寒风中，与繁华的都市形成鲜明对照。作为农民的儿子，笔者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几天每想起那个情景，我的鼻子还会发酸。

　　

　　农民工，在城市干的是最脏、累、差的活计，体力消耗大，且大多露天工作，他们的饭碗里的确需要“多加肉”，以增强他们的御寒能力。所以，济南市建委下发的通知很有些人性化意味。

　　

　　但笔者认为这个规定对农民工而言，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农民工吃的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免费午餐”，而是自己花钱买的。作为施工企业，做什么饭不重要，关键是农民工买得起，吃得起。别说吃肉，就是顿顿吃海参鲍鱼也成，但现实是，农民工的低微工资让农民工饭碗里不能“多加肉”。

　　

　　前段时间，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刚刚上调，建筑工每天不得低于28.8元，扳手指计算，农民工即使一天也不缺工，施工单位不拖欠，月薪也就是区区900元，有的可能更少，一个月只挣五六百元的不是少数。农民工打工，为的是养家糊口，供养孩子上学，低微的工资，只能让他们从牙缝里省钱，谁还敢天天吃肉？济南市建委要求农民工的饭碗“多加肉”，看似很人性，实际上是一张“空头支票”。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当然，吃要吃饱，还要吃得有营养。那么，政府部门应该给农民工的饭碗里多加什么“肉”？

　　

　　一方面要增加工资待遇，给农民工“多吃肉”的本钱。改革开放后，我国GDP数字一直飙升，城镇居民收入也是节节攀升，而农民工工资增长却相当少。据权威部门统计，农民工的工资停留在“10年不涨”的尴尬局面，假如考虑到物价上涨趋势，农民工工资实质上呈下降趋势。低微的工资，让农民工吃不上肉。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建立长效预防机制，防范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蔓延和泛滥，避免农民工辛苦一年，却两手空空。最近几年，建筑行业出现了愈演愈烈、屡禁不止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农民工工资被长期抱欠，别说吃肉，就连喝汤都难保障。

　　

　　农民工需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不是写在纸上的貌似人性，却难以落实的这规定、那要求。

　　

　　（2006年12月21日《中国青年》）

　　

　　济南市建委“很有些人性化意味”地下发通知，说是要让给农民工多烧肉；这通知的下发者一定知道肉不是免费供应的，但想没想过农民工买得起吃得起这肉吗？“农民工打工，为的是养家糊口，供养孩子上学”，况且农民工的工资“10年不涨”，而物价不断上涨，“农民工工资实质上呈下降趋势”，“从牙缝里省钱”的农民工“谁还敢天天吃肉”？至于被长期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别说吃肉，就连喝汤都难保障”。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官老爷们虚情假意地发个要给农民工多烧肉的通知，是想表明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关注民生”了吗？

　　

　　2005年6月30日《中国青年》上有篇电讯稿：

　　

　　 仅因没交水费 民工遭治安员殴打身亡

　　

　　本克拉玛依6月29日电（记者刘冰） 仅仅为了10元水费，6月25日凌晨，40岁的甘肃籍农民工王过清被打成重伤，并于次日身亡。打人者是136团驻新疆克拉玛依市九公里红砖厂的两名治安人员。

　　

　　红砖厂住了很多外来人员，他们使用的自来水，水费一直由136团建材总厂收取。每到月底，工作人员都要到砖厂居民家收水费，每人每月10元，按人头收取。23日凌晨，红砖厂治安员伏某、张某及电工谷某像往常一样，来到居民区收水费。

　　

　　据死者王过清的侄子王平说，23日凌晨，他在表哥庞成平家时，被3名治安人员堵住，让他交水费并出示身份证或暂住证。王平说他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请工作人员跟他一起回家拿钱。“他们以为我在撒谎，借机会想溜走，有两个人抓住我就打，我只感到脸上，胸口和腿上疼得要命。我不停地解释并请求他们不要打我，但没有用。”庞成平实在看不下去了，表示要帮王平交水费，但是工作人员不收。

　　

　　后来，王平在黑暗中看见有人被打倒在地，不停地呻吟着，但那两人还在不停地拳打脚踢。几分钟过后，只听一声惨叫，王平听出被打的人是他叔叔，于是冲出门去扑在叔叔身上，哀求工作人员不要再打了。

　　

　　两名打得正起劲的工作人员住手了，收完水费后走了。王过清趴在地上呻吟着，不能动，嘴角流着血，双手抱着肚子，晚饭全吐了。被同乡抬到床上后，他也只能趴着，痛得缩成一团，呻吟了一夜。

　　

　　“早上8点多钟，我送叔叔到附近的人民医院作了B超，医生说要住院治疗，可我们没有钱。当时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政府能够出面，先让打人者付钱，救人要紧啊！”

　　

　　王平和几个同乡去市政府反映，市长接待室接待人员说，136团归兵团管，不归克拉玛依市管，“我们这里治安很好，不要破坏了我们的声誉。”

　　

　　23日中午，他们曾抬着王过清到当地派出所案，一名值班人员看着躺在凳子上的王过清说：“你腰又没坏，装什么？”

　　

　　看着叔叔难受，王平去药店买了药，向值班人员要点水给叔叔吃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绝：“我们都没水喝。”工作人员这样回答。

　　

　　因为凑不齐钱，他们只能在门诊输液，没有住院治疗。24日晚9时许，王过清呼吸困难，在送往急救中心途中，一出电梯就断气了。

　　

　　王平后来才知道，当晚除了自己和叔叔外，还有3人被打。据居住在附近的打工人员高长长说，23日凌晨他家的门被猛踹十几下，他从睡梦中惊醒，一开门，头就被人用手电筒狠狠砸了一下，进来的伏某和张某将自己打倒在地，一顿拳打脚踢，打得他血流满面，他们才住手。

　　

　　据这里的打工人员说，这里每个月都会有人遭打，打的程度不同，但没人敢反抗。在王过清死后，每晚都会有七八个不明身份的人骑着摩托在王平居住的屋外活动。

　　

　　已被刑拘的伏某和张某向警方承认打了王平和王过清。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做法医鉴定，判断王过清的具体死因。

　　

　　7月5日的该又发表洪巧隽文章《10元水费与一条鲜活的生命》，对之进行评述。慨言：“生命死于暴力，10元钱水费就夺去了一条鲜活的生命。本来生命无贵贱、轻重之分，可王过清的死却是死在10元钱的水费上啊！”又评曰：“治安员虽然不是行政机关执法人员，而是受行政机关的委托行使管理权，辅助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人员。但是，他们为何不好好地维护社会治安，反而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制造者呢？”“面对苦难，农民兄弟从来就设有屈服，但是面对这些治安员，他们却不得不屈服。谁不知道这些治安员是‘受行政机关的委托行使管理权’、‘辅助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对于外出的农民工，在他们管理的地盘上不苦苦哀求，还能咋样？”是谁聘请了这样一些如虎似狼的“治安员”，居然还让其“受行政机关的委托行使管理权”、“辅助警察维护社会治安”？并且，事发之后，王平和几个同乡去市政府反映、去派出所案，市政府和派出所不仅都不管，并且态度极坏，冷若冰霜。如此草菅人命，还配称为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公安吗！也就难怪其要让那些为非作歹之徒以“治安员”的名义去代行“管理权”、“维护社会治安”了。

　　

　　早期在深圳三资企业里曾流传这样一首顺口溜：“一早起床，两脚齐飞，三洋（工厂名）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呆下去，十（实）会死亡。”这就是三十年来农民工们的生活写照。正是处于如此生活情境中的农民工们建设起了深圳特区，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能够忘掉他们吗？那种因为在733平方公里地面办了7000家工厂、雇了400万外来的深圳宝安区组织农民工搞了点文化活动或为农民工提供了点文化设施，就大吹特吹建成起了“快乐的天堂，精神的家园”的做法，实在令人恶心倒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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