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

　　

　　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

　　

　　话说1965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间客厅里，接见了来自长沙的客人毛福清。

　　

　　毛福清眼前的毛泽东，不但发福了，而且高大魁梧，身穿米黄色的衬衫，青色的裤子，脚上是青丝袜子，一双布鞋。已经不再是她认识的那位文质彬彬、少年英俊的读书人了。她端详着毛泽东的面庞，怎么也找不出当年那个毛泽东的影子了。毛福清激动地喊了一声：“三哥！”禁不住两眼热泪涌流。毛泽东用双手握着年近6旬的毛福清的手，说：

　　

　　“你是福清妹妹，我还是在你小的时候看见过你。”

　　

　　本传在第一卷中曾经说过，毛福清原籍在韶山冲，是毛泽东的远房妹妹。她4岁那年，过继给在长沙三泰街开“彭福泰棉絮店”的姑姑毛贵英、姑爹彭华做女儿。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因为爸爸很少资助他，所以生活上非常拮据，就常常去本家姑妈毛贵英和姑爹彭华家里蹭饭，有时就在他们家食宿，姑妈总是要给他做些好吃的。毛泽东也把毛福清当做自己的亲妹妹一样看待，教她识字。那时，姑妈姑爹也按旧习俗给毛福清裹脚，是毛泽东好说歹说劝姑妈、姑爹给她放了脚，这才保全了毛福清的一双自然脚。本传在第二卷中还叙述过毛泽东在1925年8月受到军阀的狗腿子追捕，躲避在姑妈毛贵英家里，在突然出现险情之时，幸亏毛福清机灵，才躲过了一场大难。

　　

　　再说待毛福清落座后，毛泽东问道：

　　

　　“福清妹妹，你的那双脚走路还方便吧？”

　　

　　毛福清说：

　　

　　“方便，方便。还是托三哥的福。”

　　

　　毛泽东想起在姑妈家避难的事，又问道：

　　

　　“我那次走了以后，姑爹姑妈受连累了没有？”

　　

　　毛福清说：

　　

　　“自从那次三哥走后，家里受到牵连，父亲被迫关闭店门，远走他乡谋生，生活非常艰难。不久，父母因病无钱医治，相继过早地去世了。”

　　

　　毛泽东听后，陷入了沉思。他想起姑妈毛贵英对自己的种种看顾，禁不住潸然泪下。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为了答姑妈毛贵英和姑爹彭华的一饭之恩和掩护之功，总是惦记着他们一家人。他曾经请湖南省委领导人代为寻找，可惜没有找到。这么多年后，还是毛福清写信来，才取得了联系，才有了这次难得的兄妹相会。兄妹两人不知不觉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工作人员连催3次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这才起身对毛福清说：

　　

　　“你们受苦了。我想留你在这里多住几天。”

　　

　　毛福清说：

　　

　　“三哥，你是主席，工作很忙，影响你的工作。再说，乡里快扭禾了，家里的事情也多，我住不得了，以后再来看你。”

　　

　　“那好吧。”毛泽东叫来摄影师，说：“帮我照个相吧。”

　　

　　于是，兄妹俩站在一起，留下了一张合影。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替我拿点钱给她，再帮她配副眼镜。”

　　

　　两天后，毛福清依依不舍地离开三哥，回到了长沙。

　　

　　1965年6月20日，这一天是个星期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一个别墅里单独约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史专家刘大杰。刘大杰事先不知道是中央哪位领导要见他，一进别墅，见毛泽东正坐在藤椅上看书，又惊又喜。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颇为拘谨。毛泽东见刘大杰如此，就问道：

　　

　　“你是哪里人？”

　　

　　刘大杰说：

　　

　　“我是岳阳人。”

　　

　　毛泽东朗声吟诵道：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刘大杰见毛泽东背诵起杜甫的《登岳阳楼》，竟是如此的潇洒、爽朗和随和，拘谨顿消，也不客气，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支香烟抽起来。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还会抽烟哪。”

　　

　　刘大杰抽完了，又拿起一支烟。毛泽东笑着说：

　　

　　“你烟瘾还不小呢。”

　　

　　此前，刘大杰正与郭沫若就蔡琰的《胡笳十八拍》问题进行争论，又与茅盾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对这些都很关注。他幽默地对刘大杰说：

　　

　　“你现在和沫若不睦，和茅盾矛盾。”

　　

　　刘大杰忍不住笑了。毛泽东鼓励他说：

　　

　　“你跟前辈的人敢于争鸣，这很好嘛。你这个战斗精神，希望能继续发扬下去嘛。你参加百家争鸣，不要怕丢掉名誉地位。”

　　

　　毛泽东读过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这套《中国文学发展史》还算是比较好的。他说：

　　

　　“屈原写过《天问》，过了1000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他还说：

　　

　　“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谈到李商隐的《无题》诗，毛泽东说：

　　

　　“《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谈到李商隐的《贾生》一诗时，毛泽东问：

　　

　　“能背得出吗？”

　　

　　刘大杰立刻以湖南乡音吟诵道：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听罢，喟然叹道：

　　

　　“写得好哇！写得好！”

　　

　　说起杜牧，刘大杰很推崇杜牧的《河湟》；毛泽东则谈到了杜牧《题乌江亭》那一首中的名句：“胜败兵家事不期”。

　　

　　最后，毛泽东又谈起了学术争鸣问题，嘱咐刘大杰说：

　　

　　“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做结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中去。”

　　

　　6月23，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上海市委、市人委《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现将上海市委、市人委《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告》转发给你们参考。上海市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千分之十四点五，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这个事实说明，只要领导重视，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说服教育和群众自愿的原则，辅之以必要的奖励计划生育的措施，积极加以提倡，不搞硬性规定，不搞强迫命令，使计划生育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人口出生率是可以较快的降下来的。各地应当参照上海的作法，结合本地区情况，切实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更好地把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起来。

　　

　　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计划生育的各项技术措施，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计划生育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改进和提高避孕用具、药品的质量，降低成本，及时组织供应。

　　

　　中共中央国务院1965年6月23日

　　

　　6月26日，毛泽东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工作。钱信忠讲到全国医务工作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后很生气，批评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1966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这个指示在医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子、杏子各5斤，并附上一信。

　　

　　原来章士钊从1960年开始撰写《柳文指要》，到1965年上半年，上下两部近100万字的初稿已经完成。毛泽东闻知此事，说是自己也爱柳文，要章士钊将书稿送他一阅。章士钊便派人将上部书稿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附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5斤，哂纳为盼！投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成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和曹孟君。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看了共青团中央办公厅6月25日编印的《团的情况》（增刊）第18期登载的《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后，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语。

　　

　　文章中说，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反映，最近他们对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2年级一个班调查，发现学生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体育锻炼运动量过大，课余活动多，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施行。如何请酌。”

　　

　　7月17日深夜，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在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的号召和周恩来的安排下，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搭乘一架波音707客机回国。

　　

　　7月18日凌晨，波音707客机飞行在中国南部边境云海中进入广州市区上空，李宗仁凭窗俯瞰故土的山山水水，激动地对他的夫人郭德洁和秘书程思远说：

　　

　　“我回来了！16年前，我飞离广州的时候，万想不到再会回来，可是世事变化常常出人意外，由于祖国的召唤，今天我又回来了。”

　　

　　李宗仁是在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后于1949年12月经香港飞往美国的。身在异乡，他寂寞孤独，思念祖国之心日益迫切。本传前文已经说过，经过程思远多次归国联络，奔走于中美之间，排除险阻，终于使李宗仁回到了祖国。

　　

　　波音707客机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徐徐降落。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张云逸等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一行。李宗仁走下飞机，激动得抱住周恩来，半天说不出话来。周恩来说：

　　

　　“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李宗仁认出了在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老战友、大革命以后的老对头张云逸，他握着张云逸的手说：

　　

　　“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你，胜之兄！”

　　

　　张云逸说：

　　

　　“德邻公，不要客气，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回来就好，叶落归根！”

　　

　　7月18日下午，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毛泽东对章士钊撰写的上下两部、近百万字的对柳宗元文集的研究专著《柳文指要》兴趣甚高，看了上部，又向章士钊借了下部，读罢，他在回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康吉！

　　

　　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高二适，是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他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中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接着，毛泽东又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

　　

　　后来，高二适的文章于7月23日发表在《光明日》上。

　　

　　7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就江青转来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5月12日关于美术学院使用人体模特儿一事给江青的信，写了两段批示，其一是说：在美术创作中应当使用人体模特儿。其二是写给陆定一、康生、周恩来等人的，他写道：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

　　

　　7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休息时，检查青年服务员们的学习情况，他看到小高的学习笔记本上有雷锋的照片，就对大家说：

　　

　　“青年同志们，应当好好向雷锋同志学习。”

　　

　　说罢，他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一句话：“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接着，他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青年们看到毛泽东的题词，争相传阅。小高更是激动，她双手捧着自己的学习笔记本，认真地说：

　　

　　“毛主席，我一定牢记您的题词，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7月20日这一天，李宗仁一行乘飞机抵达北京，在机场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李宗仁感动得热泪盈眶，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拱手致谢。这位国民党的末代总统与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也紧紧地握手。溥仪对李宗仁说：

　　

　　“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

　　

　　在这欢迎人群中，还有一位李宗仁的老部下，他就是刘仲容。早在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争取李宗仁回国，从那时起，刘仲容就开始配合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5月，原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秘密来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随后，程思远到刘仲容家里商讨对策。程思远五上北京，刘仲容都参与了接待。李宗仁回到北京后，刘仲容奉命专职从事接待李宗仁的工作。

　　

　　且说李宗仁在机场候机大厅里，宣读了回国声明，声明中说：

　　

　　“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是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李宗仁和夫人。李宗仁极为感激，他说：

　　

　　“周总理在庄严伟大的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使宗仁能与各位首长各位朋友欢聚一堂，我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感到欢欣鼓舞，对此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恳的谢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咎既往，欢迎我回到祖国，这种宽大精神，更使我感动。”

　　

　　7月21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陈毅给毛泽东写信，请教写诗的一些技法。他还把自己作的一些诗，呈请毛泽东修改。于是，毛泽东就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盅酒），山裁（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

　　

　　7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华罗庚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

　　

　　敬颂教安！

　　

　　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

　　

　　后来，华罗庚的专著《统筹方法平话》再版时，署名为“齐念一”。有人问华罗庚是怎么回事？华罗庚笑着说：“我这样做，是要永远铭记7月21日，那一天主席给我写信，表示欢迎我为人民服务。”人们这才明白，华罗庚是把7月21日的谐音“齐念一”当作了自己的笔名。

　　

　　再说7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了刘仲容。刘仲容一边陪毛泽东游泳，一边回答毛泽东关于桂系及有关情况的询问。

　　

　　此时，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纺织厂参观，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说是毛泽东在中南海要接见他们。李宗仁等人坐车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毛泽东在游泳池休息室里由刘仲容等陪同，正等待着他们。

　　

　　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正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泽东热情地迎上前去，同李宗仁和他的夫人亲切地握手，高兴地说：

　　

　　“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他又握着程思远的手说：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毛泽东让大家坐下，突然对李宗仁说：

　　

　　“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他的幽默使李宗仁一时不知所对。程思远脱口说道：

　　

　　“我们是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尊敬的毛主席。”

　　

　　彭真跟着说：

　　

　　“是的，登了彼岸。”

　　

　　毛泽东、李宗仁及其他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李宗仁对毛泽东说：

　　

　　“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

　　

　　“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李宗仁告诉毛泽东说，海外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毛泽东说：

　　

　　“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他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李宗仁十分乐意。毛泽东邀彭真、程思远和他一起游泳。于是，彭真和程思远便下水跟着毛泽东在一池碧水中前行。毛泽东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游得那么从容不迫，真如“闲庭信步”一般。程思远游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夸奖他说：

　　

　　“你游得不错嘛！”

　　

　　程思远说：

　　

　　“跟不上主席啊。”

　　

　　毛泽东游了一会儿，上岸晒太阳。他让程思远坐在他的身边，询问程思远的学历和在海外的情况。程思远说：

　　

　　“海外也有很多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他是要部下研究中国。近来一个国民党人对我说过，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毛泽东听了，笑着问：

　　

　　“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思远答不上来，就照实说：

　　

　　“不知道。”

　　

　　“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泽东盯着程思远说。停了一下，他又说：“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吸取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下午一时许，毛泽东要在丰泽园设宴招待李宗仁一行，于是，众人便来到了菊香书屋。饭前，李宗仁在谈话中对台湾问题久悬未决深以为虑。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

　　

　　“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他问坐在一旁的程思远：

　　

　　“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

　　

　　程思远答道：

　　

　　“因为对于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一点，所以，才回来跟毛主席、共产党。”

　　

　　毛泽东对程思远的回答很满意，又问道：

　　

　　“你有别字吗？”

　　

　　程思远回答：

　　

　　“没有。”

　　

　　“那好，”毛泽东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有位大散文家叫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号，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李宗仁表示赞成，程思远也表示感谢，他说：

　　

　　“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毛泽东提议和大家一起照相，然后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种各样的京津名菜。宴会气氛也很热烈。李宗仁感动万分，多次感谢毛泽东的盛情招待。

　　

　　下午3时，徐冰部长附着程思远的耳朵说：

　　

　　“可以散了吧？”

　　

　　于是，程思远便对李宗仁说：

　　

　　“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

　　

　　“急什么，少壮派！”

　　

　　毛泽东用目光盯着程思远，语气好像严厉，其实十分慈祥。

　　

　　7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给于立群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立群同志：

　　

　　1964年9月16日你给我的信，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150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可是我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在一年之后才写回信，实在不成样子，尚祈原谅。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敬问暑安！

　　

　　并祝郭老安吉！

　　

　　毛泽东1965年7月26日

　　

　　1965年8月3日下午，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准备将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中国政府首脑，他被领进人民大会堂一个墙壁上装饰有传统的中国书画的大厅里。马尔罗一眼就认出了身边簇拥着一群部长的刘少奇的那张“长脸”，于是，便走上前去和刘少奇握手问候。此时，毛泽东独自站在近处。马尔罗把戴高乐的信件递交给刘少奇，刘少奇没有作答。毛泽东同马尔罗及法国驻华大使握手问候，而后坐下来交谈。他问道：

　　

　　“听说你们去了延安，有什么印象？”

　　

　　马尔罗是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期曾在中国活动过。他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后，也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回答说：

　　

　　“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又问：

　　

　　“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泽东说：

　　

　　“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打不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儿败仗，多打一点儿胜仗。”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民主政治，意味深长。在谈到苏联的现状时，他联系到了中国，谈到了走马列主义道路和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两重性；谈到了中国存在着修正主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马尔罗说：

　　

　　“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泽东说：

　　

　　“他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尔罗说：

　　

　　“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毛泽东说：

　　

　　“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问：

　　

　　“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说：

　　

　　“是的。”

　　

　　马尔罗说：

　　

　　“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泽东说：

　　

　　“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他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问道：

　　

　　“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泽东说：

　　

　　“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马尔罗问：

　　

　　“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的在国内方面。”

　　

　　毛泽东说：

　　

　　“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他还低语道：

　　

　　“我要独自和群众站在一起——我在等着。”

　　

　　马尔罗谈到法国脱离美国控制和中国离开苏联阵营时，用了“联盟”一词。一直没有说话，夹着香烟的右手在嘴边和烟灰缸之间来回摆动的毛泽东突然将双手举向空中，又猛然放下，说道：

　　

　　“我——们的同盟！”

　　

　　他又面带讥讽地说：

　　

　　“你——们的，我——们的。”

　　

　　在谈到国内问题时，毛泽东说：

　　

　　“我们的工农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作家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法国大使接过话头说：

　　

　　“中国的青年对您制定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毛泽东问道：

　　

　　“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法国大使以他最近的中国南方之行，证实他对中国形势的乐观看法。毛泽东说：

　　

　　“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没有注意到另一面。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

　　

　　这天下午，刘少奇始终一言不发。

　　

　　8月5日，毛泽东给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柳文指要》全书。他在信中写道：

　　

　　康生同志：

　　

　　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贴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85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1965年8月5日

　　

　　8月6日，海军某部在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吴瑞林的指挥下，在“八·六”海战中击沉了企图对大陆沿海偷袭的国民党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12号”。

　　

　　8月6日，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李宗仁和夫人回国茶话会。李宗仁在会上说：

　　

　　“我在十多年前就写信给海外的朋友们说，天下大势已定，我们国民党人和海外爱国人士应该本着服输的精神，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建国，国家建设好了，我们大家都有份。我后来觉得与其坐而言，何如起而行，所以决定身先回国，深望此一行动能引起台湾军政人员和海外爱国人士同声响应，相率来归，促成国家的最后统一。耿耿此心，想为海内所共谅。”

　　

　　此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安排李宗仁夫妇到北戴河疗养。然后，又安排他们到东北、广东、广西等地去参观游览。

　　

　　8月8日，毛泽东接见了几内亚教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要看他们政治水平如何。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8月11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罗瑞卿关于战备问题的汇，其间，他曾经插话说：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1962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1962年刮歪风”，只有毛泽东和林彪顶住了。他现在说的“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自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含蓄地来评述那一次重大斗争，常委们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8月23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县委：

　　

　　今将中央办公厅和农业银行整理的4件材料发给你们参考。这些材料，都是反映当前农村工作中在一个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的。请你们检查一下，如有这类情况，迅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和防止这类现象的继续发生。

　　

　　今年夏收，又获得了一个好收成。这是1962年以来在连续3年丰收的基础上获得的丰收，这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如果领导同志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生产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就有可能产生自满情绪，不再愿意谨慎从事，不再愿意因地制宜地、实事求是地、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了。在生产发展较慢的地区，也有可能产生急躁情绪，重犯“强迫命令”的错误。这就是说，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离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不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是认真蹲点，摸出规律，做出样板，从实际情况出发去指导工作。其结果，必然会和这些同志的主观愿望相反，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把事情办坏。当然，停止不前，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精神状态，在不少地区的领导同志中间还相当普遍存在，这是革命不革命的大问题，是必须迅速纠正的。特别在四清运动中要来一个比较彻底的纠正。

　　

　　中央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不断认真总结经验，全面接受合作化以来，特别是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以保证新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持续发展，争取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棉、油等各项主要指标。

　　

　　中央1965年8月23日

　　

　　8月30日，毛泽东应庐山疗养院护士钟学坤的请求，在她的一个32开的横纹笔记本上为她题词，他写的是：

　　

　　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毛泽东1965年8月30日

　　

　　1965年9月1日，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筹备，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早在1964年，毛泽东接见阿沛·阿旺晋美时曾经说：

　　

　　“经过民主改革，农奴翻了身，从农奴和奴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干部，成立自治区的条件成熟了。你们应考虑正式成立自治区，实现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具体如何办，请周总理同你们商量。”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示》，摘要如下：

　　

　　“一、自从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以来，农村副业有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比较，农村副业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目前，我国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生产已经接近达到或者超过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副业生产还低于1957年的水平。据估算，1964年农村副业生产比1957年低10%左右；如果把发展较快的猪、禽、蛋除外，其他各项副业比1957年低25%左右；若干多年生的品种和许多零星的小产品比1957年低得更多。其结果，许多产品供不应求，影响到生产、建设、市场、出口各方面的需要；同时，许多生产队资金缺乏，社员手中钱少，不利于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巩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在当前政治和经济的大好形势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必要也有可能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的方针，在继续大抓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生产的同时，大抓副业生产，大力发展农村副业，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

　　

　　二、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关键，在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重视了，就能够迅速发展；不重视，就会发展缓慢，迟滞不前。

　　

　　发展农村副业，能够综合利用农村的人力物力，为社会增加财富，为集体增加资金和积累，为社员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关系到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进一步扩大城乡商品交换，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满足生产和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关系到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问题。认为农村副业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思想，只重视大宗产品，看不起小宗产品的思想，有灾才搞副业，没灾就放松的思想，是不对的。只说生产队和社员钱少，单纯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贷款投资，而不从发展多种经营中去增加收入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说过：‘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一定要全面的领会毛主席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指示，更好的贯彻执行。

　　

　　三、发展农村副业，首先要大力发展集体副业；同时也要积极地指导和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

　　

　　必须充分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地有计划地增加集体副业在整个副业生产中的比重，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这是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凡是资源集中，使用劳动力较多，投资较大，需要一定设备或者需要占用集体土地，集体经营比分散经营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项目，应当由集体经营。集体副业应当以生产队（包括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大队）经营为主。一个生产队无力举办的，可以由几个生产队联合经营；在不‘平调’生产队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前提下，也可以由生产大队直接兴办。

　　

　　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从农村副业说，社员家庭副业在长时期内还将占一定的地位。凡属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的家庭副业项目，都应当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社员家庭副业，只要不投机倒把和弃农经商，不影响集体生产和集体劳动，不损害公共利益，不破坏国家资源，就应当看作是正当的，不要乱加干涉和限制。

　　

　　农村副业的情况很复杂。有些项目，应当以集体经营为主，有些项目，应当以社员家庭经营为主。同一种副业，可能在这个地区应当以集体经营为主，在另一个地区应当以社员家庭经营为主。处理这个问题，应当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不能千篇一律。集体副业有广阔的发展天地。社员家庭副业也大有发展的余地。生产队在发展集体副业中，除了某些确实不应当由社员经营的项目以外，决不能采取把社员家庭副业集中起来的办法，来建立集体副业。

　　

　　四、发展农村副业，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

　　

　　集体副业必须树立贫下中农的优势，将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里。必须加强群众监督，实行民主管理，勤俭经营，财务公开，合理分配。集体副业的收入应当纳入农副业总收入中，统一分配，从事副业生产人员的酬，要适当合理。必须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反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多吃多占、铺张浪费。为企业、机关和建设单位提供劳务，应当由生产队统一组织，严禁‘包工头’居间剥削。

　　

　　对于社员家庭副业，应当加强领导和帮助。要加强社员的政策教育。要通过适当的经济措施，力求把社员家庭副业同国营经济、集体经济联系起来。要积极扶助贫下中农发展家庭副业，帮助他们解决发展副业中的困难，同时也不要害怕中农和其他群众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当然，对于那些违犯国家政策，偷税漏税，投机倒把以及剥削他人劳动等资本主义行为，必须坚决反对。”

　　

　　“八、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切实加强农村副业生产的领导，特别是专、县每年要检查和讨论几次副业生产。在布置、检查和总结农业生产的时候，也要布置、检查和总结副业生产。各省（市、自治区）、专、县可以根据需要成立副业生产领导小组。副业生产领导小组应当由党委的一个负责人亲自主持，吸收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应当有一名副社长、副队长专门负责领导副业生产。

　　

　　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领导副业生产中，要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大鼓革命干劲，发扬大寨精神，坚持自力更生，充分发挥群众中伟大的潜在力量。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步骤地扎实细致地进行工作。农村副业生产，一定要在最近一两年内作出显著的成绩来，并且坚持下去，不断前进。”

　　

　　欲知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能否实现？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请仔细看看在1965年8月3日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特使、文化事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之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双方的状况、以及毛泽东与马尔罗的谈话内容吧，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真实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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