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

　　

　　第二阶段 工作组时期（续二）

　　

　　7．毛泽东下令驱遂工作组

　　

　　当工作组在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抓“右派”的时候，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是态度鲜明地站在反校领导或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一边的。中央文革在北京的接待站接待了许多北京的和外省“赴京告状”的学生，中央文革派驻在全国各大城市的联络员也搜集汇了各地校园里发生的情况。在这一时期，中央文革很少公开表态，但是，他们频频地通过某种特殊渠道将所掌握的情况向身在外省的毛泽东作了汇。

　　

　　7月16日，即毛泽东在武汉游泳的那一天，北京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上，以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为一方，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为一方，发生了一埸激烈的争吵。会上首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当时，会场的气氛很紧张。刘少奇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说：“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蛮横地顶撞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陈毅起来反驳康生，刚说几句，陈伯达就大骂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院工作组（与对外文委工作组一样，均是陈毅负责的外交部派出的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邓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以上资料来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狂飙——红卫兵童话》）另据《红卫兵档案》（吴过）记述：“就在这天的会议上，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落坐。会议还没结束，她又象来时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踮着脚，悄然离去……”。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毛泽东的回京，使整个运动的形势发生了转折。

　　

　　7月19日毛泽东会见刘少奇等人时就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7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王力赴清华大学，看望被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表示慰问。

　　

　　7月22日毛泽东会见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谈话中说：“要依靠学校内部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指示在座的人要到北大、广播学院等去看大字，要到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们看大字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的话。” （资料来自该次谈话的内部传达记录稿，油印，个别字句差错在所难免）

　　

　　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正式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和中央文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在次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7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被迫就派出工作组问题作检讨。

　　

　　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上，再次指责了刘少奇等派工作组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提名，选举林彪为唯一的副主席，而原来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个副主席职位都被撤销了。刘少奇在中央领导人中从原来的排名第二降至排名第八，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成为当时中共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8．关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

　　

　　8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毛泽东在这张大字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和《人民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埸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从这张大字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如下信息：

　　

　　1．这是毛泽东对文革中工作组时期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的所作所为的评判。这里所说的“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显然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从这张大字的措辞和语气上来看，显然毛泽东当时已经决心打倒刘少奇了，否则，何至于使用对付敌对阶级的语气？

　　

　　2．毛泽东在这张大字中所说的“司令部”，本意是指刘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线日常工作的领导人，而把他自己放在超脱于“司令部”的位置上。并非他认为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否则，炮打司令部就必须说明是炮打哪个司令部。但当这张大字在群众中广泛传抄以后，造反派们却普遍理解成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被理解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司令”成为造反派的主要口号。这是对大字原意的曲解。（后来林彪事件出来后，又多了个“以林彪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3．这张大字上提到了1962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说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早在1962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就存在了，而且他们之间在1962年和1964年的分歧很可能类似于文革中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

　　

　　9．工作组操纵了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的成立

　　

　　 还在工作组执掌学校大权的时期，一些学校中就已出现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委”，有的学校也简称“革委会”）、文革小组或类似机构。在工作组时期，这一机构并非权力机构，而只是工作组组织“左派”学生队伍的一种群众组织形式。在大学里，学校和系一级的机构一般称“文化革命委员会”，年级和班级的相应机构称“文化革命小组”，其成员一般由工作组所认为的“左派”学生或运动积极份子担任，也有少数例外，如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开始时也当上了班文革小组的组长。

　　

　　 在工作组时期，各学校的工作组除了整“右派”师生以外，也注意培养“左派”队伍。据清华附中工作组在7月4日所写的一份汇材料说：工作组进校之初，左派学生为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2人，占教职工总数1.7%；至写该汇材料时，左派学生增加了两倍，占全校学生的13.9%（比例数对不上口，原文如此）。在工作组时期还出现一个微妙的现象，即几乎所有学校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都成了工作组的“顺民”，即使一些平时桀骜不驯、谁也管不了的高干子女，也尽量克制自己，避免与工作组发生正面冲突，是否这些高干子女的父母提前都向他们作了告诫，那就不得而知了。另一方面，工作组对高干子女也特别客气，这一时期，全国无一例高干子女被整成“右派”学生的案例，而且，在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里（北京的这类学校最多，外省市的各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的重点大、中学校也集中了一批省、市委和当地军队领导干部的子女），工作组总是有意识地安排让高干子女成为“左派”学生的核心力量，因此，在这类学校的文革委中，尤其是学校一级的文革委成员中，通常是高干子女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往往是谁的父母官大，谁在文革委中所担任的职务也就高。例如，刘少奇的三个女儿：刘涛、刘平平、刘婷婷，就分别在其就读的清华大学、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文革委的主要成员，其他如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陈毅的儿子陈晓鲁、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等，都早在工作组时期就已经成为所在学校文革委的主要成员了。

　　

　　当毛泽东决定撤走全部工作组时，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工作组撤走后，将领导学校的权力交给谁？或者说，由谁来继续领导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在当时的绝大多数学校里，原来的校领导班子都早已瘫痪或在工作组进校后“靠边站”了，当然不可能让原来的校领导来重新掌权。依照毛泽东的意思，应当相信群众，由本学校的师生自己来领导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由本校师生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便被认为是继工作组以后领导各校文化革命的较好形式。

　　

　　针对工作组撤走以后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情况，部分学校的一些学生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另一些学生却不同意这一口号，一度引发过激烈的争论，而当时中央文革的成员（如康生、陈伯达等）在接见各校学生代表时明确表态支持这一口号。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更明确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同时，《十六条》也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按照《十六条》的上述规定，工作组时期一些学校通过由工作组直接指定成员的方式成立的文革委统统是不算数的，应该重新组织进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另外，更多的尚未成立文革委的学校也要筹备组织民主选举。但就笔者所了解的范围而言，还没有发现当时那个学校进行了这种“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在已经有工作组时期操纵成立的文革委的学校，工作组往往是将学校的大权（办公室、印章等）向文革委一交代，就匆匆撤走了。在原来没有文革委的学校，工作组连夜召集并指定某些“左派”学生担任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会（简称“文革筹委会”）成员，然后就匆匆走了。自然，在这类文革筹委会成员中，工作组也尽可能地安排高干子女充任。文革筹委会，顾名思义，这只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它的主要使命便是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民主选举，一旦正式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经选举产生，它就算完成了使命，应该立即解散。但是，就笔者所知，在文革运动中，没有哪个学校的文革筹委会认真做过选举的筹备工作，在以后的一个阶段里，它们俨然成了掌控学校大权的权力机构，一直到它们被“三司红卫兵”冲垮为止。

　　

　　至今为止的绝大多数文革史或红卫兵史的研究者都忽视了对“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的研究，认为这一机构在文革中存在的时间很短，影响很小，留存的资料也相当少，常常将其轻易略过。但是，我却发现，这是正确理解红卫兵运动史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它们绝大多数是由工作组操纵产生的，其成员基本上是被工作组认定的“左派”学生，在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里，高干子女在这类机构中占了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北京和各地学校的最初的一批红卫兵是由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出面组织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除外，下同），通常情况下，各学校最初的红卫兵的负责人直接就是由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担任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刘涛、贺鹏飞、陈晓鲁、刘平平、刘婷婷、邓榕、宋彬彬等，既是其所在学校的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也是其所在学校的红卫兵的负责人，因此，北京及全国各城市中最早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实际上是与工作组一脉相承的。

　　

　　10．工作组时期的清华附中红卫兵

　　

　　在文革的工作组时期，清华附中与其他大多数学校有点不一样。首先，清华附中的工作组态度比较鲜明地支持学生打倒该校的原校领导，原因很简单，6月初，原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就被中央（应是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班子）正式下达文件停职反省了，而清华附中的校长万××则被认为是蒋南翔一条线上的人；其次，清华附中工作组时期没有在学生中抓右派，原因也简单，当时能进这所名校读书的孩子，家里都多少有点背景，与北京师大女附中等学校一样，这也是一所高干子女特别集中的学校。

　　

　　工作组一开始对王铭、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等组成的这个红卫兵群体是很客气的。6月9日晚，工作组在学校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工作组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称红卫兵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在前述该校工作组于7月4日所写的汇材料中，为红卫兵大说好话：“在工作组进校前，17名干部子女自发地组织了红卫兵。他们的主要特点：一是根子正，出身成份好，大部分是革干子女；二是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三是敢于革命，斗争性强。工作组进校前，尽管他们在力量单薄，受到围攻，但他们坚持革命，勇于向学校提意见，敢于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他们不怕开除、不畏失学，坚决顶住了右派的围攻。事实证明，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年轻一代，听党的话，敢于革命，真是可贵得很！可爱得很！……”

　　

　　工作组于6月下旬组织成立该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红卫兵们的坚持，该校文革委的成员几乎全部由红卫兵包揽了，其中，王铭任主任，张晓宾、卜大华任副主任。

　　

　　但是，可能是工作组一心想将运动纳入“正规化”的轨道，而红卫兵们却不愿意受束缚，处处显示其独立精神，所以工作组与红卫兵之间仍然摩擦不断，而工作组对这些不受驾驭的红卫兵又无可奈何。因此，当时的团中央领导人胡克实在听取工作组的汇后说要“消化红卫兵”（清华附中的工作组是团中央派出的）。后来使清华附中红卫兵名震一时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就是他们当时与工作组摩擦的产物。

　　

　　促使“三论”出台的是一件表面看来很偶然但却潜藏着内在必然性的事：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其中一位偶然在一份刊上发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的这句话在当时极少有人知道，而根据当时一般人的思路，在共产党的天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如果谁敢说“造反”，那岂不是大逆不道之极，岂不是罪该万死？但假如大家知道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那又另当别论了。出于一种戏弄的或恶作剧的心理，红卫兵们决定在先不说破毛泽东有这条“造反有理”语录的情况下，写一张大谈特谈“造反”的大字，看看工作组和其他人的反应，于是，一张名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就这样出台了。这张大字的字句极具火药味，一开头就写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果然，这张大字一出来，立刻产生了轰动效应，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看这张大字，连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大学生也纷纷赶来看附属中学学生的这张“造反”奇文，与此同时，也招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对这张竟敢在共产党天下“造反”的大字的反对和批驳，当时清华附中工作组看了这张大字后是何种心理紧张状态，就不得而知了。10天以后，看看已经把戏做足了，卜大华等人才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在这张大字上，“红卫兵”在开头时抄录了毛泽东的关于“造反有理”的那条语录，一看到“造反”二字竟是最高领袖说的，那些正在气势汹汹地批驳、斥责“造反”的人吓坏了，赶紧偃旗息鼓，溜之大吉，工作组更是楞住了，紧急派人去查证核实，结果自然证明那条语录是真的。20多天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了《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

　　

　　“三论”出来后，工作组与红卫兵的矛盾加剧。但工作组还是保持了克制的态度，尽力加强与红卫兵的沟通工作，始终未将矛盾公开化。直到7月下旬，毛泽东已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才由红卫兵们率先公开了与工作组的矛盾。7月27日晚，红卫兵贴出了大字《向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猛烈开火》。

　　

　　在工作组时期，清华附中红卫兵已发展成为该学校的一支重要的运动力量，连该校的工作组以及工作组背后的团中央也不得不予以重视，而且，红卫兵的主要成员已经占据了该校文革委的几乎全部位置。由于“三论”的发表，使红卫兵的名声大噪，其影响力已扩大到清华大学和其他中学。但这时的情华附中红卫兵仍然人数不多，没有明确的负责人，不具有完整的组织形态。这一时期，其它大、中学校出现了很多战斗队之类的学生群众组织，但没有资料表明其他大、中学校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红卫兵组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