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地密电”的内容——“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1、凯丰第一个公开披露“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草地密电”关键内容
对凯丰1937年2月发表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这篇批评张国焘的文章，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当代一些人眼睁睁的编纂成：凯丰是披露“草地密电”关键内容为“武力解决”的第一人。而事实上，凯丰这篇文章，对张国焘的“草地密电”的关键内容说得非常清楚，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根本不存在其他的说法！
凯丰1937年2月发表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中写道：“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也即“草地密电”的关键内容是“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凯丰跟中央当时的领导人一样，是传阅毛泽东抄录的叶剑英送来的“草地密电”的内容。毛泽东抄录“草地密电”时，在场的还有叶剑英和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因此，凯丰在1937年2月发表的这篇文章中所披露的“草地密电”内容，也就是叶剑英送来的电的原始内容。
1937年3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于3月30日会议期间，也披露了相同的内容：“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看到“草地密电”内容（原件或者抄件）的人员，除了“偷”电的叶剑英外，就是中央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凯丰等几个人。而且，对“草地密电”的感受，叶剑英、彭德怀、聂荣臻等军事领导人都是“张国焘起了歹心”“要危害中央”，甚至包括当时听叶剑英叙述的杨尚昆等，也是在叙述“危害中央”这个“核心”内容。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也是理解为张国焘要“危害中央”。凯丰在那篇文章中所显示的，则是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在张国焘“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密电”的鼓动下，喊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
只有毛泽东对“草地密电”的观点是“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指责张国焘要“危害中央”。前文已经说过领袖与部属的区别，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与客观公正，正是中共历史的选择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根本原因，而根本不存在丝毫的谁“谦虚”“让职位”给毛泽东的因素！
2、张国焘对“草地密电”的态度
１９３７年３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做了发言。张国焘鉴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发言进行了辩解，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我要说明的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和武力解决革命同志，如果这样做便是反革命了。”
显然，其他干部在会议上也进行了发言，而且，毫无疑问是对张国焘的指责和批判，而且，所谓“上纲上线”也是必然的。这种“上纲上线”，主要是针对三个问题：一是朱德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遭遇，一是张国焘肃反中对同志的杀害，三是张国焘“草地分裂”和“另立中央”。
张国焘否认在南下过程中迫害过朱德。张国焘是否迫害朱德，本文不予讨论。张国焘还否认“用武力解决同志”——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此：张国焘否认“用武力解决同志”，是在否定什么、否定谁？
很显然，张国焘并非在否定毛泽东指出的关于“草地密电”中“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因为，毛泽东在谈到“草地密电”时，并没有指控张国焘“武力解决”，而是鉴于双方的客观态势，指出“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而“用枪杆子审查中央路线”，这个责任，张国焘是无论如何也推卸不了的。因此，张国焘否认的是其他人在此基础上的“上纲上线”，而对毛泽东指出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草地密电”内容，给予了默认。
事实上也是如此。1937年3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披露“草地密电”内容时，并不存在什么参会人员“大吃一惊”。中央方面的领导人，传看过这个电的抄件，军队领导人也必然得到了这个内容。尤其是，早在一个月前，凯丰就在刊上公开披露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大吃一惊”。
这一点，也从侧面证实了“草地密电”的关键内容是：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凯丰的文章发表了一个多月，张国焘不可能没看到，而任何回忆中，都没有张国焘对此的丝毫否认。甚至，没有任何张国焘关于“草地密电”内容的议论。张国焘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也没有就“草地密电”问题，给予明确的否认或者更正，而是摸棱两可的含糊过去了事。
由此可见，张国焘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过，但是，却始终在默认“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草地密电”的关键内容！

　　二、草地分裂
1、9月8日、9月9日发生的事情
关于“草地分裂”，9月8日和9月9日这两天，是决定性的时间段。公认的事情发展顺序如是：
9月8日，张国焘致电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军南下。比较公认的电文内容有：“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徐、陈接电后，感到为难，即带着这份电去想中央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经与徐、陈商议后，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再次申明北上。电文内容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考虑结果认为：……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省略”部分，即向张国焘申述北上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8日22时，张国焘再次回电，全文如下：“向、浩并转恩、洛、博、泽、稼：(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①向东突破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②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③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④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说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⑤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⑥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8日22时电”，也有认定为“9月9日电”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即认定是“9月9日电”。在此，本文姑且称此电为“立候示遵”电。
按照徐向前的回忆，徐向前、陈昌浩就是在接到这封“立候示遵”的电后，改变了以往支持北上的态度，开始支持南下。徐向前在回忆中没有叙述陈昌浩改变态度的原因，但却叙述了自己改变态度的原因。徐向前回忆道：“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四方面军部队分开，也只好同意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挨了一顿批评。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
“中央致电张国焘”的这封电，即“陈谈右军南下电令”，全文是：“阅致徐、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陈谈右军南下电令”，有认定为“9月10日电”而非“9月9日”。从情理上推断，“陈谈右军南下电令”，应当是徐向前所回忆的，时间为9月9日。也即陈昌浩9日早晨接到张国焘的“立候示遵”的电，与徐向前商议妥当向中央汇后，中央即回电张国焘。
有对“立候示遵”和“陈谈右军南下电令”这两份电的时间专门进行论证的，但是，从能够获知电的人员看，徐向前是其中之一，因此，徐向前回忆的时间，应是准确的。
徐向前的回忆中，所缺乏的细节，就是叶剑英获取“草地密电”的哪个会议。陈昌浩显然是从中央回来后，召开这个会议的。也许是徐向前在给叶剑英“留面子”，也许是徐向前无法解释这个会议。但是，这个会议显然在“草地密电”的问题上至关重要——有当事人佐证了这个会议的存在，却无人否认这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原四方面军干部，在“草地密电”“热炒”时，当有依然健在的，但却无人否认这个会议，尤其是无人否定叶剑英在会议上“半路溜号”的回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叶剑英回忆的会议上“半路溜号”的情节，既是叶本人无法编造的，也是其他人无法给予否定的！而叶本人当时就跟其他人多次叙述过这个事实！

2、徐、陈改变态度的原因
8月20日，中央召开了“毛儿盖会议”，经过陈昌浩、徐向前等的参与，对红军的行动方针给予了充分的论估，并形成决议。尤其是，徐、陈对这次决议倍加称赞，会后主动发电给张国焘，告知决议精神。但是，“毛儿盖会议”却是张国焘极度恼火，以至于公开反对，徐陈则千方百计说服张国焘。张国焘终于被说服，但旋即又反悔，9月3致电徐陈，声称无法北上。徐陈再次劝说张国焘，尤其是陈昌浩，“那几天，陈昌浩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个妥善办法来”。
及至9月8日上午，徐向前与陈昌浩还发电给张国焘，陈述北上的正确性。张国焘回电命“右路军”做南下准备，也即招致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等七人联名回电的“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的电。也就是说，9月8日接到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后，徐陈依然支持北上。张国焘于是又发来“立候示遵”的电，徐陈商议后，决定南下。
尽管徐向前没有叙述陈昌浩改变态度的原因，但却可以从二人商议及徐向前“不愿四方面军分开”的理由看，二人商议的结果，“会师后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不好”，一定是徐陈二人的一个共同点。问题是：张国焘的“立候示遵”，显然不是命令性质，而是商议甚至是请示的语气，因为这封电主要是给中央的；徐向前、陈昌浩是如何从“立候示遵”中看到再支持北上的中央决议，就会导致“分开”的？又是依据什么认定只有支持南下才不会“分开”？
换句话说，徐向前、陈昌浩从张国焘的“立候示遵”中判断出：张国焘不会向中央屈服，而中央可能会向张国焘屈服，因而才改变已经认定的最好出路“北上”，转而支持没有思考成熟的“南下”。不然的话，如何解释徐向前“不愿四方面军分开”的理由？
实质上，徐、陈所考虑的，未必仅仅如此，应该也感觉到了中央决不会向张国焘屈服！也就是说，徐、陈实质上已经意识到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不可调和而必然分道扬镳，因而才在“立候示遵”的电下，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因为，徐向前、陈昌浩的转变，显然不是军事思考（军事上，徐陈都认为“北上”是正确的），而是“跟中央”还是“跟张国焘”的“立场”思考。
徐向前、陈昌浩从张国焘“立候示遵”中看到了“分开”的严重后果并做出了相应的选择，那么，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们又该如何呢？
3、将军怒气冲霄汉
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统一指挥”后，隶属徐、陈率领的“右路军”，负责拱卫毛泽东等中央一班人。毋庸讳言，以彭德怀的性格，是不可能甘愿受徐、陈指挥的。但是，在张国焘的眼中，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的军团级指挥员，无非跟他手下的军长一个档次，而陈昌浩、徐向前，则与朱德、周恩来一个档次。因此，张国焘曾向中央提出，陈昌浩取代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徐向前出任红军副总司令，周恩来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经与中央“讨价还价”后，陈昌浩成了“前敌总政委”，徐向前出任“前敌总指挥”，而彭德怀等原红一方面军的军团指挥员，统一降为“军级”，受徐、陈指挥。
张国焘想要的确乎是军权，因此，极力打击和贬低周恩来。张国焘从别的人的口中得知“遵义会议”上确定周恩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却不知这个“下最后决心者”早已经换成了毛泽东。“1935年3月10日，毛泽东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提议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中央军事小组，全权指导军事行动，成为全党全军最高的军事领导核心。……这时他（指毛泽东。笔者注）已不再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帮助者’了，而是真正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只不过还没有正式明确罢了”；“会理会议”上“正式明确了毛泽东是军事小组的负责人”“成为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党内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博古回忆》）。
也就是说，张国焘并不知道，草地会师前毛泽东已经被中共历史的进行了选择。同时，中共高层，唯一能与张国焘一比资历的，也只有毛泽东一人。同时，毛泽东还有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张国焘是副主席）这个不可逾越的高超地位。所以，张国焘尽管对毛泽东最为忌惮，却无法向毛泽东发起“挑战”，而只能“居高临下”的对准从1932年的第一次“宁都会议”取代毛泽东当了红军总政委、一直到1935年3月10日实际负责中共最高军事权力的周恩来。
彭德怀回忆，张国焘曾经对他“拉拢利诱”，但是，任何的“拉拢利诱”都抵不过对指挥地位的降低。彭德怀从张国焘收缴各部队的电台密码、割断红一红三军团之间以及与中央之间的联系后，就开始识破张国焘的“险恶用心”。当张国焘9月初开始公开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后，彭德怀的警惕性提高到“警备”的高度。彭德怀为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安全，专门在毛泽东住处周围，布置了一个团的兵力担任警卫任务。9月9日，彭德怀听说陈昌浩、徐向前突然改变态度后，向毛泽东要求必要时扣留徐、陈做“人质”。被毛泽东否决后，又去找周恩来提出同样的建议。
彭德怀的反应，并非当代有些文字描述的“神经过敏”，而是确乎感觉到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有可能被张国焘分别“吃掉”。这种感觉并不过分，9月8日，张国焘已经直接命令其手下的三十一军对中央纵队“动手”！为此，彭德怀对毛泽东否决其扣留徐向前和陈昌浩等“软弱”并不满意，因此才再次向周恩来提出，试图用周来加重分量。彭德怀在中央红军单独“北上”之际，还曾请示毛泽东“他们追上来怎么办”，毛泽东回答“那只能跟他们一起南下了”。
将军与统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彭德怀随时准备“武力”应对，毛泽东则宁可牺牲也不允许红军内部发生内讧！
叶剑英做为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对张国焘通过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电文往来及其转中央的电文往来，少有参与。这跟张国焘对叶剑英看不上以及张国焘、陈昌浩等对叶剑英不信任有很大关系。所以，叶剑英尽管不象彭德怀那样随时准备应付武力甚至“先下手为强”，但无疑也有着很大的戒心。事实上，陈昌浩等也根本不拿叶剑英当回事。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也透露了这个信息：张国焘给右路军发来的电文，抬头都是“徐、陈”或者“向、浩”，根本不曾有过参谋长叶剑英的名号；徐、陈接受电后，也不征求叶剑英的意见，而是徐、陈二人商议决定。
9月9日，叶剑英在陈昌浩主持的会议上，因为陈昌浩正在讲话，因此，首先接住了电员送来的电。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即陈昌浩是否有叶剑英所说的讲话时厌烦被人“打断”的习惯？综合各种因素，陈昌浩的这个“习惯”，无疑是存在的！因此，原四方面军的干部，也从来没有人来否定这一点，而是从各方面叙述陈昌浩的“飞扬跋扈”，恰好为叶剑英的叙述做了侧面证实。
叶剑英回忆道：“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很显然，叶剑英对“草地密电”的“要害”认定，不是什么“口气强硬”，而是“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中央如果不“赶快离开”，会出什么“危险”？毋庸讳言，叶剑英认定的“危险”是：中央被徐、陈裹胁“南下”，最终被张国焘“解决掉”。
叶剑英看到电的内容后，为什么瞒着徐、陈直接跑去向毛泽东告？原因显然首先是叶剑英已经知道徐、陈改变了态度铁心支持南下，以及徐、陈对叶剑英这个参谋长根本不当回事。而更主要的是叶剑英考虑到大局问题，也包括自身安全问题——首先等陈昌浩等看完电，事情的发展是不可预料的。叶剑英自然反对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因而叶自身的安全也难保证。叶剑英逃出来后，博古极为高兴：“老叶，好险啊，你昨天走不久，路上有四条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那里，我问他们干什么他们杀气腾腾地说：把他打死再说!”没有陈昌浩等的命令，什么人敢于对前敌总指挥部的“三号人物”叶剑英如此行为？
博古的回忆，至少证明了两件事情。第一，虽然陈昌浩等对“红军打红军”不敢下决心或者说反对，但是，陈昌浩等对主要的反对南下者，却是决不手软的！第二，博古等许多人的回忆，在共同证实着叶剑英“偷电”过程的真实性。也即：叶剑英截获张国焘发给徐、陈或者陈昌浩“危害中央”的“草地密电”，这个过程是真实的！至于“草地密电”的内容，所有当时看到抄件或者听到叙述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张国焘起了“歹心”要“危害中央”。
杨尚昆是当时听叶剑英叙述事情经过的人，杨尚昆回忆：“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告的机会，把电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
关键所在，即“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
聂荣臻在《吕端大事不糊涂》一文中回忆道：“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懋功地区。9月，张国焘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达到顶点。张国焘居心险恶，竟企图危害中央，电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在此党和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剑英看到这份电，火速告了毛泽东同志，并设法提供了一份军用地图。中央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北上，脱离了险境，使张国焘危害中央的图谋落了空，也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在俄界，剑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惊险的一幕。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
“张国焘居心险恶，竟企图危害中央，电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企图危害中央”，显然是聂荣臻对“草地密电”的性质认定！
聂荣臻有着跟彭德怀同样的“被吃掉”的感受，尽管聂荣臻缺乏彭德怀的“主动性”。聂荣臻曾获悉张国焘要把他和林彪调到原四方面军的部队去当军政委和军长，他告戒林彪：‘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一次，陈昌浩请林彪和聂荣臻吃晚饭，聂荣臻在回去的路上感觉异常，命令警卫员枪上膛，自己不骑马，手枪也上了膛，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聂荣臻回忆录》283页）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与朱德之间比较融洽，不少人也叙述张国焘对朱德如何“尊重”。但是，张国焘指令地方组织和陈昌浩等，逼迫中央撤消朱德的“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说：四方面军到阿坝时，“张国焘就变了，要全部南下，发电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了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朱德谈话记录，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整理，1982年。）
朱德感到“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实质上跟叶剑英、彭德怀、聂荣臻等获知“草地密电”后的本能反应是一致的。
当代的一些“主流”文字，对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当时的反应，似乎观点很统一，即都不以为然，甚至指斥为“神经过敏”！有些“婉转”的文字，则描述为“双方的猜忌”。
但是，历史留下的客观，是无法更改的。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朱德等的回忆存在，徐向前的回忆也在。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朱德等感觉张国焘要危害中央，徐向前的感觉，则是通过“立候示遵”的电文就判断出必然要“分开”，也就是必然要分裂！
也就是说，做为拥护中央的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朱德等人，与选择了张国焘的徐向前、陈昌浩，在对张国焘的判断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徐、陈坚持南下、坚持“不宜再分开”，唯一的取向就是中央一起南下，而中央如果南下，其结果如何，则正是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朱德等所判断的，也是众所周知的。
在此必须叙述清楚的，是毛泽东的高屋建瓴！毫无疑问，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对张国焘的野心和用心，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已经成为中共实际领袖的毛泽东，显然比“和稀泥”等有着力挽狂澜的作用，尤其是对两军态势的高屋建瓴。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军事将领，面对张国焘、陈昌浩等的“狼子野心”，不但戒心十足，而且，随时准备应对“武力”，而且，还打算“先下手为强”；徐向前、陈昌浩等，则企图在张国焘的旨意下，要中央一起南下。双方的态势，可以说是“剑拔弩张”。毛泽东则综合各种情况，判定自己即使能约束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却绝对无法约束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将领，更不愿意南下葬送中共革命。因此，毛泽东最担忧的是“如果稍微不慎重，双方就会打起来”！而且，一旦被对方裹胁南下的话，毛泽东也命令彭德怀等不得“动武”，而是“只好南下”。
毛泽东对“草地事件”的最初定性，也就是1937年3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实质也是上述内容，即指出张国焘在草地上“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非组织手段和行为，同时指出当时的态势是“如果稍微不慎，双方就会打起来”。
张国焘叛逃后，毛泽东才逐步认定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解决。这并非毛泽东改变了当时对草地形势的判断，而是改变了对张国焘的判断。这个改变，也不是“主观武断”，而是对叛徒的一种观点：一个叛变革命的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三、叶剑英与徐向前
1、叶剑英截获的“草地密电”分析
从各种文献资料看，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和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彭德怀、聂荣臻以及其他人如杨尚昆等，都在证实叶剑英获取“草地密电”送给毛泽东的这个事实。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事实提出质疑。
叶剑英是否可能“编造”截获“草地密电”的经过？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首先，从当代的主流文字中可以看到许多问题，一是一直贬低毛泽东即否认当时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已经换成毛泽东，而依然是周恩来；二是叶剑英与周恩来的历史渊源和亲密关系。假如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么，叶剑英截获“草地密电”后，必然首先送给周恩来，而不是送给毛泽东。尽管周恩来当时正在生病，但却不是不能“视事”，而是许多重大决策都参与。也就是说，周恩来依然在病中坚持工作！叶剑英跟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历史“渊源”，更不不存在什么“亲密”关系，因此，无论与公与私，叶剑英都应该首先把“草地密电”送给周恩来。而事实上，毛泽东接到叶剑英送来的“草地密电”后，也是召集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到周恩来处商议。
因此，叶剑英截获“草地密电”过程的真实性，无可辩驳的证实着“草地密电”的存在！
关于“草地密电”的关键内容，尽管一班什么“党史权威”共同“讨论”争议不休，而且还有人“折中”说双方的“理解”不同，并把“立候示遵”当作“草地密电”。但是，稍有头脑的人就可以看出，这些“动作”，无非是政治“动作”，而与历史无关！
9月8日，张国焘命令徐、陈南下的电，被徐陈闹给中央，而且，中央主要领导人与徐、陈联名回复张国焘。这个事情，叶剑英是知道的，因而，叶截获的“草地密电”，不可能是这封电！9月9日（也说8日22时）张国焘的“立候示遵”的电，是表明由徐陈转给中央的，而不是给徐陈的，徐、陈也拿给了中央。而且，这封电的最后语气，也是非常客气的“立候示遵”，根本不存在什么“强硬”，更不存在丝毫“危害中央”的倾向。尤其是，这封“立候示遵”的电既然是给中央的，也应当留在中央，而不是徐、陈再拿回去。而且，这封“立候示遵”的电，叶剑英也必然知道。因此，叶剑英截获的“草地密电”，根本不可能是这封“立候示遵”的电！
因此，叶剑英截获的电，必然是已经被销毁的、档案馆找不到的另外一封电，也就是“草地密电”！

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关于“草地密电”的端倪
简要归纳一下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关于“草地事件”，大致过程是：“松潘计划”由于徐陈等指挥下难以凑效，中央召开会议决定放弃，而执行“夏洮计划”。 “夏洮计划”的具体部署有着许多漏洞，也难以达成。因此，8月中旬，中央在毛儿盖举行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行动计划。会议上，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基本内容，制订出《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改变“夏洮计划”具体部署。这一决定，受到了徐向前陈昌浩的热烈支持，并多次主动向张国焘汇，催促张国焘。改变“夏洮计划”后，徐陈的指挥开始凑效，8月底取得了攻打包座的巨大胜利。但是，张国焘开始按兵不动，在获知包座的军事胜利后，才率军执行北上。三天后，又以葛曲河涨水为理由，拒绝北上。9月3日，张国焘公开反对北上，命令徐陈南下。徐陈又多次分析形势陈述厉害，坚请张国焘北上。“那几天，陈昌浩几乎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个妥善办法来”。9月8日，徐陈又联名致电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再次督请张国焘北上。同日，张国焘在朱德不签名的情况下，来电命令徐陈率军南下。徐陈向中央和毛泽东汇，并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联名发电张国焘（即“七人联名电”），再次陈述北上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九日，张国焘电复（“立候示遵”电。笔者注）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对9日的回忆极为简略。但是，前面的文字已经分析过，徐陈在接到张国焘的“立候示遵”后，即改变态度支持南下。原因是徐陈从“立候示遵”的电中，分析出再支持北上，两军就要分开，于是，选择了追随张国焘。
问题的关键在于：徐、陈改变态度，既没有告知张国焘，也没有对如何南下有什么思考！
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徐、陈应当是9日上午改变态度的，按照常理，应该也必须向张国焘汇，而不是徐陈自己在张国焘还“立候示遵”的情况下，就单独与中央“分庭抗礼”。也就是说，张国焘虽然坚持南下，但依然是在跟中央商议，并“立候示遵”，而不是与中央“摊牌”。徐陈却在既不告知张国焘也不考虑如何南下的情况下，与中央“摊牌”了——徐陈对中央的“摊牌”，张国焘也被蒙在鼓里！从另一方面讲，张国焘在接到中央的“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后，也该有所回复。但是，张国焘同样也没有回复。
徐陈既不“告知”张国焘改变态度支持南下，也不再跟中央就南下还是北上进行商议，张国焘则不回复中央电文。徐、陈和张国焘的表现非常一致，也都统一的对如何南下不做任何考虑。这种“默契”，无疑会给人留下极大的思考空间！而事实上，张国焘在8日，就下达了对中央纵队采取“武力”措施的命令。8日，张国焘致电三十一军政委：“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因此，如果梳理一下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那么草地问题，就无法分析了。徐向前陈昌浩都认为北上是正确的、是“上策”，但在张国焘与中央“立候示遵”的商讨下，明知南下是“下策”，却转而支持张国焘的“下策”。同时，徐陈在向中央表明坚决南下后，既不向张国焘汇，也不再与中央商讨，就什么也不管了。
徐陈当时是如何考虑的？是商议后决定等中央与张国焘争议的最后结果、然后听取命令，因此而既不告知张国焘也不再与中央商量“万全之策”？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徐陈已经决定南下，而且认定北上会导致分裂。那么，徐陈在向中央表明支持南下后，天性使然的既不告知张国焘也不再与中央商量“万全之策”？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能？无法确知陈昌浩是如何考虑的，《历史的回顾》中却道出了徐向前是如何考虑的：“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坚持南下、两军“不宜再分开”，也即要中央一起南下。至于如何让中央一起南下，徐向前没有回忆这个考虑，在此也不好推理。
3、从披露的档案馆所存的各电的时间看“草地密电”
流行的资料上，9月8日至10日三天的电，与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所说的时间不符。8日首先是徐陈给张国焘发电催促张被北上，接下来，就是这几封关键性的电：张国焘“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的电（以下简称“张国焘南下电令”）；毛泽东、徐向前等“七人联名电”（下简称“七人联名电”）；张国焘“立候示遵”电；中央“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
流行资料上，“张国焘南下电令”的时间是“8日22时”，中央的“七人联名电”也是“8日22时”， 张国焘“立候示遵”电的时间是“9日24时”， 中央“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的时间是“10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张国焘南下电令”和“七人联名电”都是“8日”，而且，“七人联名电”是在接到“张国焘南下电令”后的专门回复；张国焘“立候示遵”电和中央“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则都是“9日”。
流行资料上所载“档案馆”现存的电时间，间距更长。而且，以此推断，与徐向前的回忆也无法衔接。徐向前回忆的导致其与陈昌浩改变态度的电是“立候示遵”电，而“档案”电所显示的时间说明，改变徐陈态度的却是“8日22时”的“张国焘南下电令”，“立候示遵”的电，根本无法转给中央！
换句话说，“档案”电所显示的是：徐陈接到“8日22时”的“张国焘南下电令”后，改变了态度，9日上午向中央和毛泽东汇；一直到“9日24时”，徐陈再没有任何的“思考和动作”！
当然，现在一般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所记载的时间为准，因为徐向前一生中最难忘的两件事是“草地事件”和“西路军”事件，对其亲历的这两次事件，当是刻骨铭心的。但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既然电上记载的时间都能发生错误，那么，关键性的“草地密电”没有保存下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