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传回忆录

　　

　　逝 者 如 斯

　　

　　戴维堤著

　　

　　 （最新修改版本2007年元月17日）

　　

　　中部 文革风云

　　

　　67）山西山东之行（下）

　　

　　数小时后，火车过了黄河大桥，开进了济南车站。

　　

　　“济南府，景致全，四面荷花三面柳，千棵芦苇万朵莲。北门里头北极庙，南门外头千佛山，大明湖里轻舟泛，最有名数趵突泉……” 小时候的歌谣至今能背上几句。由于放假时皆路过济南，所以我对济南较熟，韩爱晶等人是第一次来济南。

　　

　　文革高潮中的济南，同山西太原差不多，到处是人群，到处是大字，大标语，乱哄哄的。道路狭窄，高楼不多，汽车也少，不很繁华。

　　

　　第二天，韩爱晶他们去千佛山玩去了。我去了有名的“山东大学” ，见到了我小时候的老同学赵忠池。他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部队调干生，共产党员。他文革初是当然的铁杆保皇派，曾跟老校长等人一块挨斗。他因坚持“保皇”，顽固不化，被造反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的学生们视为“小黑帮”，学校最大的学生走资派。他也拉了一派学生成立了“敢死敢埋战斗队” ，同“主义兵”的“敢死队”对着干。“主义兵” 扬言要整死他，他到北京串联时跑到北航找我躲了一阵。我劝他不要同造反派对立，他不听，一直是坚定的保守派头头。我今天来找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山东的文革情况，并同赵忠池探讨一下某些重大问题。

　　

　　赵忠池对我的到来十分高兴，愿意同我聊聊。

　　

　　赵忠池先问了一些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介绍了山东的一些情况。他坦率地说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作法很不理解，很不赞成，尤其对王效禹在山东的所作所为不敢恭维。他不明白中央为什么要支持王效禹。

　　

　　“你是有名的北航红旗头头，你们常见中央首长，你说，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采用这种搞法？” 赵忠池不是草民，他是山大学生会主席，他当然知道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他要听听我的高见。

　　

　　我说：“你出身好，当过兵，是共产党员，是学生会主席，水平比我高。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胜利后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是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当然是搞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农兵掌握政权，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怎么，这点我们没有分歧吧？” 赵忠池说。

　　

　　“不，有分歧。不过不是你我的分歧，是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你看过《资本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吧！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人分歧很大。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你看了吧？他认为资本家剥削有功，主张中国要补资本主义阶段的课，认为中国应当先搞资本主义，等经济高度发展了，才能搞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也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在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中国行不通。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共产党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多的革命先烈牺牲了。他刘少奇、邓小平也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苏联战后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先搞起来而且能成功的，而赫鲁晓夫却认为应当先搞资本主义。他要改变苏联的所有制性质，复辟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刘少奇同赫鲁晓夫是一致的。而复辟了资本主义，一切都要变，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也不可能保住，从执政党变成非法党或在野党，工农兵就不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重新伦为资本家的奴隶了。我认为毛主席对这一点已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掀起全国全民的防修反修浪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文化大革命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形式。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首先就应当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把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整下去。不知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我坦白而诚恳地说。

　　

　　“我也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赵忠池说，” 但整刘少奇，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形式呢？毛主席这么大的权威，开个中央会议免了刘少奇的职不就行了吗？何必这样大动干戈？现在全国大乱，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被打倒了，共产党的组织也都瘫痪了，国民经济也乱了套，毛主席这种作法我们很不理解。我们认为老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些人有缺点错误是可以改的，他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他们没有反毛主席。如今把他们全打倒了，有的斗死了，有的被逼自杀了，这不是不得人心吗？我们感到这种搞法是有问题的。”

　　

　　“你讲的这些也对。不瞒你说，我也有同感，打倒的人太多了。我们北航红旗也不主张打倒一切，我们也保了许多老干部，有些喊打倒的也不一定真打倒。但任何一场大革命，总有主流支流问题，总要付出代价，总会有失误之处。光看支流，光看失误，以此否定革命，这是历来机会主义者的作法。列宁说，两个拳师对打，你能保证哪一拳应该打，哪一拳不该打吗？现在许多老干部已陆续解放了，我看最后打倒的干部没有几个。有些干部平时工作中有错误，有民愤，群众冲击一下我看没有什么不好。有些干部早已经蜕化变质，只顾自己享受，不管老百姓死活，这些人事实上就是走资派，群众造他们的反，我看没有错。毛主席说，当官就要有群众监督，没有群众监督，有些干部就会变质，就会贪污腐化，最后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那还叫什么共产党？建国以来，共产党变成了执政党，但许多干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思想准备，认为革命成功了，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不愿继续革命了，逐渐把老百姓忘了，这些人事实上就是民主派，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有的人脱化变质，欺压老百姓，打击迫害群众，群众没法监督他们，更不敢造他们的反，连提个意见就要打成反革命，这是很不正常的。毛主席认为，这些年来，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的政权事实上是被坏人把持着，光靠整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毛主席下决心搞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就是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的黑暗面，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文革以来，毛主席给了人民群众‘四大’的权利，人民群众才敢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只有毛主席有这个魄力，敢于发动群众造反。天下大乱不可怕，大乱才能大治。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盛大节日，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拥护文化大革命，这就很说明问题。对当权派，当然要具体分析，这里面有走资派，也有犯错误的好人。我们北航红旗也不同意把老干部都打成走资派，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还是占大多数嘛！就是走资派，我看也应当一分为二，也不见得全打倒嘛！但你工作中有错误，群众提提意见，写大字‘炮轰’一下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最近主席说，走资派中也有好人，‘走资派’是一种错误，改了就好，不一定都打倒。这说明主席不想打倒太多的人。真金不怕火炼，当官的受受冲击有好处，其实我看文化革命最后打不倒几个人。”

　　

　　“最后不说，现在这种搞法就够戗！那么多枪林弹雨过来的老干部整天低头弯腰挂牌子批斗，戴高帽子游街，这哪里是提提意见？设身处地地想想，寒心不寒心？要是我，我才不干呢！谁打了我，斗了我，我将来不把他们致于死地才怪呢？我是当兵的出身，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当官应当有当官的气量。群众运动嘛！毛主席说要正确对待。你没有错误，又不是当权派，群众是不会斗你的。”

　　

　　“我是学生会主席，他们把我打成最大的学生走资派，斗的我可苦了。”

　　

　　“派性。你可能也整过别人。我看你还是正确对待为好，冤家宜解不宜结。您对中央文革怎么看？”

　　

　　“中央文革里全是文人，他们有理论有能量，但对有些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我们不敢恭维。把全国那么多人打成保守派，把几乎所有老干部打成走资派，把全国搞得这么乱，中央文革是有责任的，尤其是江青同志。再进一步的话我就不好说了，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嘛！”

　　

　　“我纠正你一个问题，文革一开始，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出工作组首先把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了反革命。不知你们学校如何，我们北航就是如此，我们造反是逼上梁山。我们按照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起来造反，可是你们总把造反派视为反革命。你们不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对走资派就知道保，这是事实吧！一个巴掌拍不响，全国大乱不是我们造反派的责任。我们认为，中央文革是党中央领导文革的合法机构，它代表党中央，也代表毛主席。我说的是大是大非问题。”

　　

　　“这很难说，我认为有的能代表，有的不能代表，很难说。当初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的首长呢！”

　　

　　“假如中央文革的言论和作法完全代表毛主席呢？”

　　

　　“您这样认为吗？这事我不好说了，你不要引导我犯错误。”

　　

　　“没有那个意思，今天没有外人，交流思想嘛！我很愿听听不同意见。你们是不是认为主席不该搞文化大革命？”

　　

　　“可以搞，但不是这种搞法。要依靠各级党委，有组织地揭发批判坏人坏事。无组织无政府主义的搞法只能把全国搞乱。”

　　

　　“你认为依靠各级党委领导能打倒刘少奇吗？有的党委要是被坏人把持着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的分歧了，相信不相信大多数干部、大多数党委是好的，还是全烂了？现在全国只听中央文革的，只听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这不是架空了吗？一个宝塔，光顶上金碧辉煌，下面全烂了，还能长久立得住吗？还叫宝塔吗？您说对不对？”

　　

　　“有道理，基础不能烂，不能垮，你说得有道理。你对‘5.16通知’怎么看？”

　　

　　“5.16通知中主席的话很严厉，说得很严重。对真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像主席说的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也造他们的反，我们不是什么都保，但要用事实说话，不能扑风捉影。我认为主席言重了，太悲观了，这话不该说。”

　　

　　“没关系。‘5.16通知’是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动员令。我们造反派就是根据‘5.16通知’的精神起来造反的。我们认为毛主席的话不是危言纵听，中国的确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这点我不敢苟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根本就没有过资本主义阶段，谈何复辟？”

　　

　　“没有资本主义阶段，所以刘少奇他们想走走试试。这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但我们认为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一条死胡同。”

　　

　　“刘少奇他们也是老共产党人，马列主义者。我就不信他们会复辟资本主义，让地主、资本家或新生的资产阶级上台，把国家财产和公有财产变成了私有财产，让社会财富集中在一少部分人手里，广大工人、农民重新伦为奴隶和长工，受压迫受剥削。你们所指的资本主义复辟我看可能就是这样吧！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广大共产党员、工农兵是不答应的，那时会造他们的反的。”

　　

　　“我看难说。你们这些党员同志历来听上面的，听领导的话。到时候下个中央文件，就把你们束缚住了。况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不可能那么傻，一夜之间让共产党员、工人、农民人头落地，宣布自己要复辟资本主义。不可能那样赤裸裸地搞，很可能要一步步地搞，甚至先让你得到一些好处，尝到一些甜头，最后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

　　

　　“这是绝不可能的。我们这些保皇派不象你们理解的水平那么低，当然有人很糊涂，永远不敢造反的也有。草民百姓，不闻政治，逆来顺受的还是占多数。但我们很多人是读书看的，有头有脑的，真造起反来，我们不比你们差。我们的组织就叫‘敢死敢埋’战斗队，你敢死，我敢埋！你要知道，真正打起仗来，不怕死的不是秀才们，还是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当过兵的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谈何容易？”

　　

　　“那我要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呢？例如毛主席百年之后，有人可能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或社会主义的招牌搞资本主义，那时候怎么办？”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恐怕你我都说不太清楚，多年以来许多大人物也一直争论不休。但它的基本理论我们还是知道的。我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老百姓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就是马克思说的物质是基础，物质第一。僵化、教条、极左的东西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也是违背民意的。这些东西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大旗我看将来不打也罢。社会和组成社会的元素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首先应当是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最后必然要导致政党和主义的消亡。将来的事情要让历史和事实说话，假设是不行的。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天然的合理性。这正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女人要生孩子一样，没有办法阻止。历史不能假设，只能到时候再说。如果对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好处的事，老百姓自然会拥护的，叫什么主义那是文字游戏，或者说无关紧要。否则，让老百姓吃不饱肚子，你叫共产主义也是白搭。现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穷，资本主义国家富，这是个现实问题。人家忙于建设，发展经济、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我们忙于革命，忙于夺权，忙于武斗，这怎么行？我是学外语的，外国的事知道的多些。我们现在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同西方世界差距很大。当然基础不一样，但日本、西德是‘二战’战败国，基本上是重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看《资本论》时，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即资本积累阶段地分析和批判十分正确和尖锐，但受历史的局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前途和预言就很难说了。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其中它会不断完善的。它的经济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涨船高，你让它怎样灭亡？而我们搞社会主义，只讲革命，不发展经济怎么行？难道贫穷落后就是社会主义？如果说我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搞到天堂里去了，超过了美国，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我看这正是马列老祖宗和老百姓所希望的。你骂我是资本主义，那是你的事，历史和人民群众认可就行。”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很有道理。看来你对资本主义很有研究，也很欣赏。不过起码目前看来，我认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没有过时。不但不过时，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真理。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剥削、压榨工人血汗和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历来是骗人的鬼话，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多种因素，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功劳。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历史上的八国联军和现在的美国，没有一个不是靠掠夺和侵略别人发家的。英国佬和美国佬是靠战争，靠贩卖鸦片和黑奴发了大财，将来他们还会继续掠夺和侵略别人。‘为富不仁’，历来如此。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垂死阶段，会以十倍的疯狂横行霸道，与全世界人民为敌，这是他的本质决定的。千百年来，许多国家在长期的生产力低下和生产资料匮乏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财富——包括土地、矿山一直控制在一小撮人手中，大多数人在贫穷和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所以马克思才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从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建立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受教育，人人政治上平等。世界各国的情况不同，社会主义也不一定统一模式。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口太多，按照人均占有量来说，资源并不丰富。因此在中国，社会财富不允许少数人占领，必须由国家控制，用于社会发展和公共福利。资本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不是空话。共产党人为了这个目标，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奋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要背叛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呢？你刚才讲的资本主义国家富，社会主义国家穷，这是事实，但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是暂时的。你总不能让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和十八岁的小伙子去比试跳高吧！”

　　

　　“但是，不发展生产，只搞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永远要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到时候谁战胜谁、谁吃掉谁就很难说了。”

　　

　　“对！看来革命和经济必须同时抓，中央反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既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又要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相信主席会掌握好这一点的。资本主义不符和中国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无数革命先驱和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理。要想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铲除党内孳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打倒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毛主席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赶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到来，我的看法还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很可能要在世界上长期共存，互相竞争，最后谁胜谁负的确还很难说。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不是你我能说清楚的。现在我们只能听主席的，中国的事只能靠毛泽东思想办事。我看主席并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文革以来，我们的关键地方都没有停嘛！原子弹、氢弹照样爆炸，卫星照样上天，长江大桥照样建，大部分工厂没有停工嘛！不过主席首先要解决领导核心的权力问题，即国家将来的前途命运问题。我认为主席发动文革出发点是对的，是要把全党全国人民锻炼一下，以便将来保证不出修正主义，不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根本，是大局。至于文化革命的负面，阴暗面，我看也有。有些失控，影响了正常秩序和生产，打倒的人太多了，许多人可能受了冤枉，甚至死了一些人，但这是暂时的，是支流。有些人专门夸大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把一说成十，把十说成百，说什么全国完蛋了，生产全瘫痪了，老干部全打倒了。这是走资派丢了手中的权后仇恨文革，以生产压革命的惯用手法。我们刚从山西过来，那里的工厂、矿山工人照样干，根本没有瘫痪，当然影响还是有一些的。越是造反派掌了权的单位，没有武斗，生产搞的越好。所以林副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任何一场大革命，没有一点损失是不可能的，代价是应当的，是正常的。生个孩子还要痛半天呢！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有分歧，我看这很正常，不是一时能统一的，多少年后也会有分歧。历史的实践会检验一切，历史学家会有定论的。我们造反派既上了文革这条船，只能听毛主席的。现在全国许多地方两派大战，武斗成风，是有点乱。这点，我也很困惑。乱是谁引起的？这要让事实说话。造反派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有什么错？你们保守派和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视为反革命，又打又抓，甚至开枪杀人，象青海军区和内蒙古军区那样，造反派不能等死吧！‘武汉事件’你也知道，陈再道把那么多工人、学生打成反革命，支持‘百万雄师’大打出手，造反派能不反抗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天下大乱难道光怨造反派吗？我真的不明白，那么多军区的老将军和老党员、老干部、老工人对毛主席不能说不忠，对资本主义不可能不恨，但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就是不理解呢？现在全国的形势的确很乱，国内怀疑和抵制文革的人——包括你们这些人，当然主要是军队的人，你们的力量很强大。我看‘文革’就象太平洋里的一条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看不到大陆，随时有沉没的危险，我有些悲观。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听伟大舵手的。”

　　

　　“不对吧！这话从你们造反派嘴里说出来，我很吃惊。天下大乱不怨你们造反派怨谁？怨我们保守派？你们一造反就不分青红皂白，把老干部都打倒，骂我们是保皇狗，我们才骂你们是反革命。至于有的军区抓人、打人甚至开枪杀人，那当然不对，但谁让你们造反派冲击军区呢？我当过兵，如果我在站岗，谁冲击我我就开枪打死他，不但无罪，还要立功。至于你说文革象是大海里的一条小船，这话很形象。你说的对，船在大海里航行，靠的是舵手。但你也不要忘了，大海能载舟，也能覆舟。任何舵手都要尊重天气的规律和大海的脾气，如果碰上十二级台风，再好的舵手也很难说。如果他在驾船的时候失误，那就非翻船不可！不过你们是不是太悲观了。我们‘保皇派’也紧跟毛主席，想念毛主席。我们不是文革航船下面的暗礁和逆流。其他组织和势力不好说，我们保守派群众组织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倾覆文革这条船，但我认为主席这个伟大舵手不能失误。我不认为文革是太平洋里的一条小船或独木舟，我认为是一艘探险的巡洋舰，伟大领袖驾驶着它想去发现未知的新大陆。这个新大陆不知在哪里倒是真的，但巡洋舰是沉不了的，大不了在海里转几圈再返航，不会沉没的。”

　　

　　“好，你讲得好，太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看来是一致的。我认为，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全国人民在惊涛骇浪中锻炼锻炼，提高反修防修的意识，这对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大有好处。如果失败了，就算是交学费吧！”

　　

　　“不过这个学费可能交的太大了，恐怕是倾家荡产交学费吧！”

　　

　　“对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有分歧。站的位置和角度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了，毛主席总是站在山顶上看问题，高瞻远瞩，这就是他老人家的伟大之处。”

　　

　　“你这话我不敢恭维。毛主席高瞻远瞩，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毛主席也应当是最脚踏实地、最实事求是的。只有国际共运史上的乌托帮分子和中国革命初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才空穴来风，盲目蛮干，脱离实际，心血来潮，忘乎所以，最后导致革命的失败。”

　　

　　“你讲话很有水平！你的思想比你的话更有水平。”

　　

　　“不敢不敢。你不是说交流思想吗？我今天许多话已经很玄乎了。用你们造反派的话说就是铁杆保皇派，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我不怕，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可耻的。”

　　

　　“象你这样的保守派头头不多。有些人是浅薄地，愚昧地保守，这种人从监狱里提出个杀人犯任命为他的领导，他也立即保，决不敢提半点意见，而你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文革有看法，是有理论有思想的高水平的保守派。我们造反派就喜欢你这们种人，很愿交你们这种朋友。观点看法不一致不要紧，我们的出发点都是无私的，都是为党为国的，这就够了。请你讲讲山东的情况好吗？”

　　

　　“我们山东出了个王效禹，山东的问题主要在他身上。但是我认为，只要上面的政策不变，没有王效禹，还会出个李效禹、张效禹。”

　　

　　“王效禹这个人究竟有什么问题？”

　　

　　“抛开造反本身不说，王效禹这个人的品质极坏。在青岛，他把一手提拔他起来的市委书记张敬涛差点整死。他到济南夺了省里大权后受到了中央的支持，号称“六个第一”：省革委会第一主任，济南部队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另外他还兼着青岛市的三个“第一”，成了山东的“太上皇”。可他带头反对济南部队的老干部，亲自指挥武斗，出门带一帮打手保镖，从不用军区的警卫。山东的老干部被他整得很惨，许多人迟迟不解放。王效禹在山东干的坏事太多了，无人不骂。他重用的造反派头头全不是好东西。你听说现在流传山东的顺口溜了吧？”

　　

　　“我听说了。是不是那段‘山东大地鱼鳞坑，黄河岸边铁壶声，大明湖畔炸油条，栈桥边上卖花生’？全是骂王效愚和造反派的？”

　　

　　“对！你还行，记得还挺准！” 赵忠池说。

　　

　　“你们这就不对了。你们这是站在走资派和地主、资本家立场上咒骂劳动人民。焊铁壶的、炸油条的、卖花生的都是劳动人民。你们可以骂他们干了什么坏事，但不能侮辱劳动人民。”我学着韩爱晶的话批评赵盅池。

　　

　　“对！我们是有派性。”

　　

　　“杨德志同王效禹关系怎样？”

　　

　　“要不是中央支持王效禹，杨德志早把他抓起来了。”

　　

　　“听说某某军支持王效禹。”

　　

　　“那也是表面现象。军长、政委们迫于上面的压力，应付差事而已。从理论到实践，绝大部分当兵的对文革不理解，谈何支持？但林副主席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如此而已。”

　　

　　 ……

　　

　　我同赵忠池聊了很久，议论了很多问题。因为事过多年，记忆不可能全部准确。经回忆整理加工，主要内容大致如此。

　　

　　想不到当年谈话的许多内容，成了多年之后的“ 焦点访谈” 。

　　

　　告别了赵忠池，出了山大，我到千佛山下找到了韩爱晶他们，介绍了同赵忠池谈话的有关情况。大家又到大街上看了看大字。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来到了青岛。

　　

　　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尽管也处在文化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多了几分喧闹，但仍不失她的美丽与妩媚。那一幢幢具有欧式建筑风格的红楼，那海滨大道两旁郁郁葱葱的绿树，那浪花飞舞、令人心醉的碧海，那洁净透明、镶嵌着朵朵白云的蓝天是青岛特有的风景，正所谓” 红楼绿树，碧海兰天” 。那独具一格的栈桥象一条玉带伸向海中，托起了玲珑庄重的廻栏阁；那风景如画的汇泉湾象半轮明月，拥抱着大海；碧兰的海水在阳光下泛着银光，不停地拍打着金色的沙滩，仿佛顽皮的婴儿抚摸着母亲的胸膛；一群群白色的海鸥在海面上追逐、盘旋着，不时发出欢快的叫声，那是为自由而歌唱……

　　

　　第一次见到大海的韩爱晶等人高兴得不亦乐乎。朱军、尹聚平、段孔莹跑到刚退下潮水的海滩礁石上捡起了小螃蟹和贝壳。我和韩爱晶站在岸边护栏前，面对大海，遥望着远方的舰船逐渐消失在海平面下。

　　

　　“对面是哪儿？” 韩指着前方茫茫大海问道。

　　

　　“正前方是南朝鲜，很近。山东人很多人家有亲友在那里，但还是去台湾的多，我们村就有好几个去了台湾。” 我告诉韩。

　　

　　韩呆呆地望着大海，不说话，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半天，他突然说：“山东真是个好地方，有高山，有大海。不过将来很难说，弄好了是中国的第二个上海，弄不好就是战场，若打起仗来，这里就是前线。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必须进军海洋。我们的海军力量恐怕不行，只守不攻，不是好办法。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知怎么考虑的。”

　　

　　“没有钱呀！你知道造艘航空母舰要多少钱？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少不了。” 我说。

　　

　　“不对！” 韩爱晶又同我争论起来，” 中国有钱，关键是指导思想不对，钱化得不是地方。相当年郑和下西洋，开着船队周游世界，多厉害！清朝的北洋水师也很厉害，可惜出了个卖国贼李鸿章，加上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了颐和园，结果败在了倭寇手里，从此中国的海军再也没有翻过身，总是被动挨打。中国的海岸线这样长，不发展海军怎么行？只有控制了海洋，国家才能强大，闭关锁国，光靠几亩地过日子不是好办法。”

　　

　　“你这不是埋怨毛主席和中央吗？你当主席好了，或者当海军司令。” 我嘲笑起韩爱晶来。

　　

　　“我当不了主席，也当不了海军司令，但将来中央主席和海军司令要从我们这一代人中产生。现在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是农民出身，把土地看得比海洋重要，这是事实。我的意见没有错，我会向毛主席和中央建议的，我相信主席和中央会考虑我的建议的。” 韩爱晶一本正经地说。作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作为毛主席、周总理十分喜欢的年轻人，韩爱晶的话不是吹牛。

　　

　　提起海军，我忽然想起当海军的高中同学讲的一件事，便说：“我们防御力量也有漏洞，前不久蒋介石从公海派来一名特务，乘小汽艇进了我们的内海刺探情，就是从前面进来的。那天雾很大，我们三艘巡逻艇包围了目标，我同学就在第一艘艇上摄影。谁知三艘巡逻艇互相争功，没有配合好，让敌人趁着大雾从眼皮底下逃走了。蒋匪军为此大吹大擂，说中共海军不堪一击。后来三个艇长全撤了职，听说军委叶老帅都拍了桌子。”

　　

　　“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应当尽快发展生产，精简陆军，发展海军、空军和导弹部队，建立海上钢铁长城。要那么多陆军干什么？净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中国的军队文化水平太低，特别是陆军，几乎全是贫苦农民子弟。你发现没有，文革中支持保守派的几乎全是陆军，海军和空军就好一些。将来打仗，首先是在海上和空中打，主要靠海军和空军，靠军舰、飞机、导弹和重武器。不能把敌人请到家里来打，那样损失太大。我们是学航空的，连这点都不懂还行？” 韩爱晶脑袋常常忽南忽北，摸不着边际，让人捉摸不定。今天仿佛忧国忧民，又好象杞人忧天，鬼晓得他脑子里究竟想什么！

　　

　　在海边玩了一阵，我们一行五人从栈桥走进了中山路。我指着前面一个大桥洞对众人说：“前面就叫大窑沟，再往前就是六号码头。我父亲当年就在这里拉过纤，干过苦力。要不是“九.一八” 后回了老家，我就是正宗青岛人了。” 望着父亲小时候流过血汗的地方，我的心里十分感慨。

　　

　　看了看青岛的市容，我领着韩爱晶等人来到了姐姐家。姐姐在济南中专毕业后分到了青岛电台工作，早已成了家，姐夫在北海舰队工作。这天是星期天，姐姐、姐夫用海鲜热情地招待我们。

　　

　　姐姐、姐夫也是铁杆“保皇派”，反王效禹观点的。姐夫慷慨激昂地向我们讲了青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讲了王效禹的许多情况，把青岛的造反派臭骂了一顿。他说青岛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曾经投机倒把，在栈桥边上倒卖过花生。我们一听都笑了。

　　

　　姐夫知道我是造反派，但他认为学生造反派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不一样。他不知道对面坐的就是“五大领袖”韩爱晶。我把韩爱晶向姐姐、姐夫作了介绍。姐夫笑着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不知你大驾光临。我骂王效禹的这些话，你千万别计较。我们是保皇派，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跟不上形势，请多指教。”

　　

　　韩爱晶诚恳地说：“不，我们不支持王效禹，您讲的这些情况很好，我很受启发，有些情况我回去后要向中央首长汇。”

　　

　　回到旅馆后，韩爱晶同我们回顾了山西山东之行的情况，他对王效禹现象十分不解。他自言自语地说：“陈永贵反军，王效禹也反军。陈永贵好说，有毛主席撑腰，倒不了，但王效禹就难说。为什么造反派掌权就是不稳？难道真像‘4.14’说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吗？” 韩爱晶陷入了沉思。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天天喊这个口号，可就是干起事来忘了。毛主席有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支持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林副主席管枪杆子，周总理手里有一大批老干部。陈永贵、王效禹和我们都不懂这个道理，随便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区，得罪了军界和地方上许多老干部，那政权能稳吗？”

　　

　　“戴维堤说得对，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以前我们批斗彭德怀，炮打徐向前，在外地支持造反派冲军区，真是大错而特错了，我真该死。看来，要想政权稳固，没有军队支持不行，没有有权威的老干部不行。回去以后，马上解放周天行。”

　　

　　回到北京以后，韩爱晶让我写了一份” 关于山西、山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告” 上交了中央文革和周总理。告是有倾向性的，对当地反军的造反派十分不利。这份告后来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

　　

　　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由于在大寨暴露了身份，我们在山西的所有活动、行踪都被山西军区派人跟踪并告了北京军区和中央。怪不得在太原大街上和火车上似乎有人跟踪，亏我们没干什么出格的事。这是谢富治后来告诉韩爱晶的。

　　

　　68）北航周天行问题

　　

　　听说韩爱晶要解放周天行，我十分高兴，因为我一直是支持北航红旗内“6。19” 观点的，而“6。19” 是保周天行的。

　　

　　1967年底，北航红旗内部出现了一个“6。19” 观点派，有头头，也有群众。他们很象清华大学的“4 。14”，认为北航红旗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们极左，主张应当立即解放原党委副书记周天行等一批老干部，同韩爱晶、井岗山、王恒等主要头头产生了严重分歧。其代表人物是革委会副主任仇北秦、常委田 东和一些革委会委员，号称北航红旗的“6。19”派，又叫“鸽派”。我个人尽管是北航红旗的“鹰”派人物，但听“刘天章连”（专案组）的人说，周天行没有查出什么叛徒、特务问题。因此我也倾向“6。19” 观点，主张尽快解放周天行。当时围绕周天行问题，全院展开了大争论。“6。19” 派对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严重不满，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派势力，并得到了北航院内反对北航红旗的干部群众的支持，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 的局面。不过由于“北航红旗”这块牌子太宝贵，大家都很珍惜，加上仇北秦、田东都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同韩爱晶、井岗山等人没有其它分歧和矛盾，对外观点一致，所以北航红旗内部的“6。19” 派没有象清华“4 .14” 那样形成对立派组织，韩爱晶始终控制着北航局势。这里面，由于我个人文革初期的特除身份，同韩爱晶、井岗山和仇北秦、田东等头头们私交都很好，加上我基本上控制着北航的宣传、组织、专政大权，所以北航红旗始终铁板一快，没有分裂，这是历史的事实。

　　

　　于是，我将了韩爱晶一军：“我们应当马上解放周天行，并把孔令华也请进革委会，当第一副主任？”

　　

　　“我早有这个打算。若孔令华肯出山，我把革委会主任让给他。只怕孔令华不愿干，另外，江青那里恐怕通不过。” 韩爱晶说的是实话，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韩没有食言，他很快召开了常委会，决定解放周天行。

　　

　　周天行是北航党委第一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北航的实力派干部，政治部上上下下都是周天行的人。有人说周天行是北航邓小平式的人物，这话有道理。当时原党委一把手王恒已被结合为革委会副主任，但不知为什么，威信一直不高。周天行文革初被工作组打倒后一直未解放，这次看来韩爱晶是下决心要解放他了。

　　

　　韩爱晶又让我调阅了周天行的档案，周的档案里没有问题。韩又找专管干部专案的“刘天章连”审阅了周天行的所有专案材料，排除了周天行的叛徒、特务问题。于是，韩爱晶让人把周天行从“牛棚”领到了我的办公室。因我的办公室有内外间，没人干扰。韩爱晶和周天行进行了面对面的谈话，在场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当时十分高兴，因为若周天行被解放，我也有一份功劳。

　　

　　然而遗憾的是，这次谈话以失败告终，周天行最后没有得到解放。

　　

　　原因有二，一是常委中某些人（包括已解放的某些老干部）坚决不同意解放周天行。他们认为周天行是北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态度不好，暂不能解放。说起北航革委会中的某些老干部，真是令人不敢恭维，他们有人专给韩爱晶帮倒忙；二是周天行当时抵触情绪较大，拒不认错和检查，对文化革命怨气十足，对自己被打倒耿耿于怀，态度连邓小平都不如。据韩爱晶说，周天行不给他台阶，他骑虎难下，左右为难，最后决定暂缓解放周天行。这一缓，又是一年多，周天行又受了许多迫害。直到韩爱晶下台，工、军宣队掌权后很久，才解放了周天行。

　　

　　韩爱晶们没有及时解放周天行，后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周天行同志被解放以后，虽然暂时没有管复原职，但一批一直保他又对北航红旗恨之入骨的干部受到了重用。北航清查“5.16”运动时，这些干部们使出浑身解数，对北航红旗展开了疯狂地复和围剿。由于北航的学生们除少数高干子弟外绝大多数都是北航红旗的成员，大批学生们倒了霉。北航党委某些人把许多真真假假的所谓“5.16”罪行材料向全国各地大量推销，致使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大批北航学生一个个被打成”5.16”分子和“ 三种人” 。有的被关了很久，整得神经失常；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有的一辈子不得翻身，付出了终生的代价。包括我这个所谓右倾、主张解放周天行的人也没有幸免，许多被审查多年证明没有任何问题的学生也被耽误了前程。作为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们，这样大规模地、毫不手软地整自己的学生，古今中外，实属罕见，伤透了大批北航学子们的心。据我所知，在抓“5.16”运动中，北航是北京高校中整自己的学生最厉害的。如果说北航红旗对周天行等老干部的隔离审查是打击迫害，那周天行等人上台后对大批北航学生无中生有地栽赃陷害、关押审查也不是什么革命行动。本来，文革中北航红旗韩爱晶们是欠了周天行等老干部们债的，这样一搞，你打过我一拳，我就踢断你的腿。若从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说，究竟谁欠谁的帐？就很难说了。

　　

　　笔者饶舌。事过多年之后的中共十六大时，北京许多主要大学都有毕业生（大部是文革中的老五届）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甚至常委之列，而赫赫有名的北航却名落孙山。唯有笔者的同班同学张玉台（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二炮司令员杨国良、辽宁省省长张国光等三人当了中央委员。（注：张国光后调湖北省省长。2004年，因受贿约50万元被“双规”，后被开除党籍并判刑11年。）个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北航当年某些领导人不愿意自己的学生将来有“出息”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69）恩怨总有了结时

　　

　　同韩爱晶等人去山东的时候，因人多未回老家看看，但我一直记挂着李青君。听说家中也很乱，不知她现在如何，很久未收到她的信了。

　　

　　一架天平，一头放了重重的砝码，这就是李青君；另一头似乎悬空着，保持着静态的平衡。但愿悬空的一头再悬空一年，我就大学毕业了，一切将顺理成章。

　　

　　然而天平很快就发生了倾斜，平衡被破坏了。

　　

　　1967年冬天寒假回家的时候，李青君告诉我，单位里有些男人真坏，有人喜欢她。我不以为然，我相信我的村姑。但是，我的心里总感到不踏实。春节以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返回了北京。

　　

　　1968年春的一天，韩爱晶交给我一封信，是李青君的来信，信已开了口。韩笑着说，信送来就这样，我看过了。不等我发火，韩先下手为强：“好哇戴维堤，你干的好事！我要处分你，你同尹聚平什么关系？”

　　

　　韩爱晶对尹聚平很敬重也很器重，否则就不会派尹聚平去中央代表团了。就在前不久，韩还让我和尹聚平等人陪他秘密去了一趟山西、山东。韩一直拿我和尹聚平开玩笑。在他眼里，仿佛我和尹已是恋人，尽管我俩皆否认，当时确实不存在恋爱关系，但韩不相信。今天，韩看了李青君给我的来信，方知我在老家早有女朋友，他很吃惊和不满。

　　

　　“你老家已有女朋友，还同尹聚平好，这不是脚踏两只船，害人害己吗？将来两人打起来怎么办？”

　　

　　于是我把同李青君的所有情况告诉了韩。关于尹聚平，我坚决否认是恋爱关系，从未谈过个人的事，同尹聚平是战友而不是朋友关系，并让韩千万不要告诉尹聚平关于李青君的事。

　　

　　韩说：“你不要自欺欺人。你自己的事，我不管，但据我看，你那个乡妹子尽管可敬可爱，但同你不一定合适。这么多年不在一起，事情是会发展变化的。尹聚平可是好样的，好多人都在追她，你知道吗？”

　　

　　我不再理韩，迅速打开了李青君的信。李在信里除了例行的问寒问暖外，还提到一些她家庭和单位里一些令人烦恼的事……

　　

　　连想到春节回老家时，一些高中老同学对我和李青君的有关议论和传闻，我心里很乱。我突然觉得，我和李青君的关系面临着不祥的预兆，我非常痛苦。这种痛苦折磨了我一些日子。在疯狂的、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我想了很多很多。我突然觉得，在尹聚平和李青君之间，我似乎到了该作出决断的时候了。

　　

　　我立即把韩爱晶等几个主要头头请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们讲了我和李青君的有关情况。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我心太软。“想不到你戴维堤砍头都不怕的主儿，却这样儿女情长，这有什么难的？快刀斩乱麻，吹了算了。”

　　

　　韩爱晶却说：“你们不了解戴维堤。你们只知道他是保卫部长，是个粗人。其实他粗中有细，是个很内秀、很重感情的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恋爱了五年了。我看，这件事还要戴维堤自己拿主意。”

　　

　　我痛苦之极，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几年以来，虽然我和李青君天各一方，相见时短别时长，但我始终想着她，恋着她，只等毕业后结婚，从未有过一丝杂念和动摇。尽管文革以来同尹聚平接触较多，对她很感激，不可能有什么反感。但由于家庭方面的差距和对李青君的情义，我已经果断而理智地割断了那缕飘渺的情丝。五年多来，我自认为对得起李青君，但是，随着时光的流失，不知不觉的变化事实上已经发生。面对文革以来始终支持我并跟着挨了整的尹聚平，若把她从心里彻底一脚踢开，似乎也并非易事。如今，面对两个都很优秀的姑娘，我左右为难，实在不知该怎么办好。

　　

　　有时我自己也怀疑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解刨自己是非常痛苦的，但事到如今，我必须勇敢地拿起这把锋利的手术刀。进京以后，我仿佛进入了天堂，尤其是文革以来，开阔了眼界，大世界、大场面见得多了，周围充满了太多的阳光、鲜花和诱惑。沂蒙山下的苦孩子早已变成了“天之骄子” ，我似乎已经不是昔日那个单纯朴实的农村小伙子了……我最终没有战胜那太多的诱惑，我最终还是一个庸俗的凡夫俗子，我最终抛弃了自幼推崇的仁义道德，自己跳进了不仁不义的深渊。我痛苦地想了很多很多，终于，我的天平发生了倾斜。我给李青君去了一封信，说我很痛苦，我说我很快就要毕业了，很可能分配到西北导弹基地去，那里与世隔绝，政审很严格，不允许从社会上找女朋友，请她作好思想准备。

　　

　　李青君很快就来了信，她没有怨恨，没有愤怒，甚至不想解释，只简单地埋怨了几句，表明不愿再拖累我。

　　

　　我不明白，这时李为什么不亲自跑到北京来与我大吵一顿，消除误会。那样结局或许会发生变化。不久，她的一位亲友突然来京开会，到学校来看望我。我明白他的来意，以礼相待。寒喧了几句后，因体育馆有一个大会需要我去讲几句话，我让同学陪着他。不一会儿，我就回来了，可是，同学说，客人有急事回去了……

　　

　　不久，李青君来了一信，把我痛骂了一顿。

　　

　　就这样，我同李青君保持了五年多的恋情划上了句号。这是1968年春天，离我大学毕业还有半年多的时候。

　　

　　古今中外，只道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我和李青君之间最终却上演了悲剧，而悲剧的导演和演员正是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热恋很久的恋人甚至多年的夫妻分道扬镳者大有人在，但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尽管我有自己的苦衷。我的情况实在是太特殊了，特殊得似乎可以原谅，但我不想原谅自己。无论怎样说，是我伤害了那纯情的、美丽的村姑。

　　

　　我同李青君的缘分看来是到头了。我丢失了“宝玉”，我的灾难也很快降临了。

　　

　　历史无情地翻过了痛苦的一页。多少年之后，从老同学们口里，我才知道，李青君同我分手或者说被我抛弃之后遭受了几乎灭顶之灾。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变心，在她万分痛苦的时候，她的母亲去世，她本人也得了重病，危在旦夕，不知她是怎样大难不死，熬了过来。后来，她伤心之极，发誓不再嫁人，整天埋头工作。一直到38岁，她已被提拔为副县级干部，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劝说下，才嫁给了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成了当地第一夫人。

　　

　　我在家乡背上了“陈世美” 的“美”名，我成了“聂赫留道夫”式的伪君子，我无话可说，承担了一切责任。是我辜负了她，是我伤害了她，是我没有福气，把美玉当成了石头，悔之晚矣。

　　

　　我终生受着良心的谴责，我至今走不出当年的阴影。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若当时李青君跑到北航来同我大吵大闹一场，取消误会，很可能结局不是这样。这点，我决不是自欺欺人，因为当时同尹聚平确实还没有正式建立恋爱关系。如果尹聚平当时知道了李青君的事，她是决不会走进我的生活中来的。

　　

　　可能真正应验了那句名言，“恶有恶，善有善”。我，以及后来成了我妻子的尹聚平受到了命运的无情惩罚。这种惩罚的残酷和时间之长足以同李青君所受的苦难“媲美”。

　　

　　从1968年春节至今，转眼已过去了30多年，岁月的年轮已把我变得面目皆非。30多年来，我再也没脸见到那昔日的“村姑” 。

　　

　　1968年夏天，尹聚平把几封男同学的求爱信扔给了我。从此，我俩才确定了恋爱关系。当我把李青君的有关情况全部告诉尹聚平时，尹直埋怨我为什么不早说。她本是无辜的，但无形中背上了黑锅，她发誓一定要见一见可怜、可敬的李青君。

　　

　　90年代初的某一天，受尽磨难九死一生的尹聚平借出差之机路过W市，她瞒着我和所有的亲友，独自敲开了李青君家的大门。世界上两个最好的、最伟大的、最高尚的女性（当然是对我来说）象久别重逢的姐妹一样见面了，没有丝毫的责备和埋怨，只有深深的理解和良好的祝福。

　　

　　李青君金口玉言：“戴维堤是个好人，我不恨他。他是个孤儿，从小很苦，有你照顾他，我就放心了。让他戒烟戒酒，保重身体，好好工作，对得起党和死去的亲人。”

　　

　　我感激涕零，我诚徨诚恐，我无地自容。我至今未戒除烟酒，写本书的时候，我抽进的香烟和流出的眼泪一样多。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当面向李青君谢罪，哪怕下跪也行。因为我确实有愧于她，哪怕我有千万条理由。

　　

　　愿时间老人淡化人世间的一切恩恩怨怨，逝者如斯夫！我借此书向李青君女士再次表示诚挚的歉意、感激和问候。祝她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并原谅我这个已被命运惩罚得遍体鳞伤的“大坏蛋”和“无耻小人” 。

　　

　　鸟之将死 ，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我写此书时心脏病已很严重，但估计暂时还死不了。我始终认为，时间可以淡化一切，任何恩怨总有了结的时候，如其带进坟墓，不如趁有生之年展示出来以警戒后人。

　　

　　写完了李青君的故事，笔者感慨万千。公正的读者会发现，我在本书中除了谴责自己并向李青君诚心地忏悔外，没有别的意思，更不可能再伤害任何人。

　　

　　需要告慰读者的是，在2001年9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母校安丘一中90周年校庆大会上，在征得了对方的同意后，我终于见到了分别38年的李青君和她那位德高望重的丈夫。李青君几乎认不出面目皆非的我了，而我却仿佛又见到了昔日的村姑。李大大方方地同我握了手，并询问了尹聚平和孩子们的有关情况。在老同学们欢聚的宴会上，我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端起酒杯，衷心地祝愿李青君夫妇生活幸福、愉快，身体健康、长寿。

　　

　　70）北航“清队”自杀事件

　　

　　书归正传。1968年初，伟大领袖发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号召。他老人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如果说前一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清理阶级队伍则不但对当权派，对普通干部、教职工和群众中的坏人和有问题的人也需要清理出来，免得他们兴风作浪，为国民党效劳。椐说这对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北航革委会成立后，全院上下基本“安定团结”，北航红旗一统天下，没有对立派组织。北航革委会在当时许多院校正进行武斗、连革委会也成立不了的情况下，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韩爱晶等人研究决定，成立了以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和王恆（原党委书记）为首的清队“七人领导小组”和“第七办公室” ，领导全院的清队运动。之所以叫“七办”，是取前苏联当年的“契卡”的谐音，这是韩爱晶的文字游戏。

　　

　　作为革委会委员和组织保卫部长，我被列入“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负责保卫工作和日常事务，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捣乱。

　　

　　需要指出的是，“七人领导小组”主要由几个三结合老干部们主持日常工作。

　　

　　清队工作一开始，就揪出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

　　

　　教务部有几个教师，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常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怨恨，当然谈话中免不了骂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之类的言论。后来，其中的一个教师反戈一击，“出卖”了他们，并写了揭发材料。教务部的头头们一看，大吃一惊，便把有关人员找来交代问题，结果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反动言论”。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伟大领袖不用说骂，连发句牢骚都是反革命。教务部的头头们把材料上了革委会和“七人领导小组”。由于言论太反动，决定召开批斗大会。会后，决定把首要分子送交公安机关。革委会把材料上了北京卫戍区。过了几天，卫戍区把人抓走了。这个大会起了杀鸡吓猴的作用，许多人会后都主动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北航“清队”工作继续进行，但很快便有人陆续自杀了。有些人仅仅在基层单位被群众勒令交代问题，一未关押，二未批斗，便突然跳楼、上吊了。

　　

　　死了人归我处理后事。我对自杀现象很有意见，便向主要头头反映，应想办法制止自杀现象。

　　

　　不料主要头头和个别老干部说：“你年轻，未见过世面，哪有运动不死人的？历次运动中都有不少人自杀，这是正常现象，不要大惊小怪！”

　　

　　“那死了人你们来收尸！我见了死尸就头晕。”我没好气地说。

　　

　　我认为死人总不是好事情，于是，我自作主张以保卫部的名义发了通令：“希望有问题的人主动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千万不要自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死了就不好办了，将来平反也晚了。运动后期才做结论，你现在着什么急？如果谁再随便自杀，将以破坏运动论处……”

　　

　　“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你开什么玩笑？” 井岗山和一些老干部把我批评了一顿。

　　

　　批评归批评，自杀事件仍有发生。我和一些人急了，不停地提意见。清队领导小组便决定把有问题的人隔离审查，24小时派人看管，防止自杀。于是革委会在八号楼设立了“牛棚” ，把许多专案对象关了起来。

　　

　　北航清队期间在八号楼设” 牛棚” 一事，很不得人心，是剥夺人权的法西斯行为，但是，自设了“牛棚” 后，再没有人自杀了。这也叫歪打正着吧！看来“牛棚” 不全是坏东西。文革中，各单位不管是整老干部，还是清队整群众，还是抓“5.16”时整红卫兵造反派，没有不关“牛棚”的，决不只北航一家。据我所知，文革中全国最大的“牛棚”是“秦城监狱”和北京卫戍区的西郊半壁店“监管所”，关的全是大人物。

　　

　　如今回忆起来，北航当时有两起自杀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开会，有人告校办工厂厂长家门口流出了许多血，可能出事了。我急忙带人赶到了现场，只见一间平房门紧闭，从里面流出了不少血。我后退两步，用肩膀撞开了房门，踏着厚厚的血迹进了屋。一个东西把我拌了一下，低头一看，是一个人头。再一看地上，一男一女两具尸体躺在血泊中。

　　

　　死者是加工厂厂长和他的老伴。 老伴的头已被割了下来。男尸的头差不多也割得快掉了，仅有一块皮连着身子。男尸的右手里握着一把沾满血迹的菜刀。

　　

　　屋里有一张双人床板，床板的一头捆上了一口袋粮食，一根绳子拖在地上。所有的窗子全关着，门是我撞开的，排除了他杀可能。

　　

　　公安局的同志赶到后，对现场的床板解释不清，作不了结论。

　　

　　有关人员告诉我，死者历史上可能有些问题。运动开始后，有群众揭发让他交待问题，没有人打他和批斗他，就出事了。我分析此人可能怕问题暴露后日子不好过，便想自杀，又不忍心扔下多年相依为命的老伴。老伴也愿与他一块死，但男方不忍心先杀死老伴，便想了个同时死的办法。半夜里二人把双人床板一头绑上了一口袋粮食立了起来，以便倒下时增加重量。二人量好了床板倒地的距离和位置，便双双躺到了水泥地上，然后一拉绳子，让倒下的床板边正好砸在脑袋上……据邻居们反映，半夜里确实听到一声巨响。

　　

　　但是由于重量不够，床板倒地时没有立即将二人脑袋砸碎，仅砸晕了过去。男方醒来后，见事已如此，便横了心，爬起来找到菜刀，先把老伴的头割了下来，又割断了自己的脖子……

　　

　　公安局的同志认为我的分析很有道理，也是唯一的可能性，直夸我不简单，不愧为保卫部长。他们以此作了结论，同意将尸体火化了。公安局的同志说，从自杀和杀人情节、手段看来，死者不是一般老百姓，肯定受过一定训练。但就算受过特务训练，也没有必要这样想不开自杀。

　　

　　据后来了解，死者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的有关组织，档案里有记载。群众让他交待问题就交待吧，为什么要死呢？他完全不应该自杀并搭上了老伴一条命。他把问题交待清楚后，大不了今后不当官了，也不至于被群众打死。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畏罪自杀。现在看来这老两口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同国民党沾边的人挨整是必然的。文革中共产党的大小干部皆被整得死去活来，同国民党沾边的人就更倒霉了。

　　

　　另一件自杀事件，更加悲惨和目不忍睹，那就是五口人集体自杀事件。

　　

　　校医院有一位女医生，不知她和当教师的丈夫因什么问题也不想活了。据一些老干部讲，凡搞运动，自杀是难免的，而且象传染病一样，一个人自杀了，另一些人象受了传染一样，也纷纷自杀，不知怎么回事。

　　

　　女医生夫妇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位身体健康的母亲，两个可爱的儿子，可能是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一家人住在北航家属楼单元房里。

　　

　　我闻讯赶到现场时，破门而入，立即被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顶了出来。

　　

　　我和有关人员捂着鼻子，又冲进了屋内，迅速打开了所有的窗子，有人找了几个风扇向外吹风，我立即查看现场。

　　

　　室内摆设整齐，干净利落。双人床上，女医生夫妇并肩躺着，穿着新衣服，男方嘴角吐出一堆泡沫。尸体早已冰凉。桌子上两大瓶“敌敌畏”，已所剩无己。

　　

　　另一间屋里床上，一位穿戴整齐的老太太，盖着被子，死态安然。在另外的床上，分别躺着两个穿新衣的孩子，皆已死亡。

　　

　　一家五口全死了。公安局的人赶到后，认为事关重大，一定要查清死因。女医生夫妇看来是喝的“敌敌畏”，但老太太和孩子怎么死的？难道他们也愿意自杀吗？

　　

　　我和公安局的同志展开了核查。现场楼房单元门窗完好，门是我撞开的，外人作案被排除。这时在楼道垃圾堆里找到了打针的针管和巨毒XX灵药瓶（忘了这种药的名字了）。据校医院有人证实，女医生从医院私自拿回家两瓶巨毒XX灵。

　　

　　公安局的同志发现了老太太和两个孩子胳膊上有针眼。经初步断定，女医生夫妇决定自杀后，不愿留下母亲和儿子受罪，便骗他们打什么防疫针之类，老太太和儿子当然不怀疑。巨毒药注射后，趁老人孩子昏迷时，夫妇俩给他们穿上了新衣服，放到床上，眼看着他们安静地死去，然后，夫妇俩穿戴整齐，同时喝下大量“敌敌畏”，并排躺在床上，也双双死去。这就是结论。

　　

　　“太悲惨了，这个母亲太残忍了！” 公安局的同志不住地说，“我们见过许多自杀案，但象这个案子实属罕见。女医生的狠心和手段令人吃惊和难以置信，一般人干不出来。”

　　

　　我和有关人员把五具尸体抬下了楼，让人送往了东郊火葬场。“敌敌畏” 呛得我一天未吃饭，只想呕吐。

　　

　　我至今不明白女医生夫妇为什么全家人自杀？因为什么问题导致如此惨剧？估计可能也是历史问题吧！据事后教务部和校医院的人说，清队以来，没有人对女医生夫妇实行任何批斗和逼供。

　　

　　当天晚上，市公安局的同志又通知我说，市局军管会领导对这起自杀事件很重视，决定派法医去火葬场验尸，要我派人陪同。

　　

　　我带了几个保卫部的学生（其中包括两个胆大的女同学），开车到公安局接了法医，赶到了东郊火葬场。

　　

　　停尸房里摆着数十具尸体，估计全是自杀的，什么样的都有，还未来得及火化。下午送来的一家五口人的尸体找到后，法医让我们一具具抬到门口灯光底下，准备解剖。盛夏季节，现场苍蝇蚊子满处飞。

　　

　　身为保卫部长，我当然不能胆子太小。当时年轻，对什么都好奇，解剖尸体这种事更是没见过，随我来的保卫部学生同我一样，都有好奇心，想开开眼界。我们抬起尸体来，咬着牙，歪着头，憋着气，闭着眼，那样子惹得法医大笑。

　　

　　法医30多岁，穿着短裤短褂，口罩也不戴，对着尸体下了手。

　　

　　每具尸体的程序一样，开胸，破腹，取胃液、血液、胆汁、肌肉等分别装进一个个小瓶子里，贴上标签。我和同学们为法医打下手，递瓶子。

　　

　　每具尸体的胸部划上一刀，打开胸腔。法医用两手插进胸腔，扳得胸肋骨“咔咔” 响，夜深人静，令人毛骨悚然。法医一边干一边同我们聊天：“医生嘛，唯物主义者。人死了，就如同一头猪一样，没什么可怕的，当然当着死者亲属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让亲属看见。”

　　

　　法医每处理完一具尸体，都把刀口缝好。我问为什么，法医说，人道主义嘛！

　　

　　处理完五具尸体后，天快亮了，整整干了一个晚上。

　　

　　后来公安局通知说，女医生夫妇胃里有大量的“敌敌畏”，老太太和两个男孩的血液里有大量巨毒药，五人皆中毒死亡。女医生夫妇先用注射毒药的手法杀死了老人和孩子，然后双双喝“敌敌畏”自杀，据此做了结论。

　　

　　这起五口人自杀死亡事件轰动了全院，也是全院“清队”以来自杀事件的高峰。此后，革委会和清队领导小组在我和许多人的强烈要求建议下，迅速设立了“牛棚”，把有问题的人关了起来。关人不对，但从此杜绝了自杀事件的发生（设立“牛棚”后没有一个人再自杀）。设“牛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空见惯，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北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关押了不少人，据我所知，自杀事件六起，死亡十一人（有一起夫妇二人，有一起全家五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作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清队七人领导小组成员，虽然我不承担主要责任，虽然在我的坚决呼吁下设立了牛棚减少了自杀，但面对已经死去的亡灵，我们无论如何是有责任的，良心是受到谴责的。我认为，如果北航不搞“清队”，就不会死人。如果我不是“清队领导小组”的成员，那么死多少人都与我无关。对于死去的亡灵，我借此书向他们表示衷心地哀悼，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后来北航的新当权者在清查“5.16”运动中和清算韩爱晶等人的问题时，对每一个自杀事件皆查得清清楚楚，并对被审查和受迫害的人全部平了反，这是正确的。但北航抓“5.16”时关“牛棚”和迫害的人也不少，只不过自杀的人少点而已。

　　

　　后来的当权者也把我们关进了“牛棚”，我辈中也有人想不开自杀了。文革以来，中国人都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马灯”，除了极个别真正的逍遥派外，几乎人人都是受害者。今天是整人者，明天就成了被整者；今天是革命派，明天就成了反革命，这就是文革。

　　

　　对于文革中的受害者和自杀者，大难不死的笔者在向他们深表同情和哀悼的同时，感慨万千，特别是对于一些枪林弹雨过来的革命老干部因挨整而自杀表示万分悲痛和惋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要自杀。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挫折和灾难。作为社会人，谁不干事？既然干过某些事，就要准备被别人查，就要挨整，甚至坐牢、杀头。如果明知自己是无罪的，受冤枉的，那更不应该自杀，必须坚持活下去，等待光明的到来。我的经验是，干过的事就老实承认，赚个好态度，争取从宽处理；没干过的事死不承认，宁可被打死，也不能承认，更不自杀，做个响当当的硬汉子。哪怕明天午时三刻就要杀头，今天晚上也要“潇洒走一回”。说不定明天上午“圣旨”一道：刀下留人，平反昭雪，官复原职。一切皆烟消云散，雨过天晴。还是那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死了就不能活了，想给你平反也晚了。

　　

　　71）康生整人目击记

　　

　　文革中，康生是“地派” 的后台，北航红旗对他有看法，但又不敢反他，只能对他敬而远之。

　　

　　作为中共中央的“克格勃”头子和文革顾问，康生整人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整人不需要证据，经常偏听偏信，信口开河，一句话就致人于死地。这点，笔者本人深有体会。北航老院长武光同志被他说成是大叛徒、国民党特务，受关押迫害十年多。原山东省老省长、文革前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赵健民同志被康生迫害一事令人发指。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临清，1932年临清师范毕业，同年11月加入共产党，1934年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1936年9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中坚贞不屈，差点被军阀韩复渠杀害。国共合作后赵健民被释放出狱，任鲁西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鲁西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英勇杀敌，被誉为“赵子龙”。解放战争时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兼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鲁西南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任2野5兵团17军军长兼政委，进军大西南。1953年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吕正操），1955年任山东省委第三书记、省长。1958年因” 右倾” 被贬到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1962年平反后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

　　

　　1968年1月月21日晚，我们北航红旗一些人奉命去京西宾馆参加中央首长接见云南领导人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文革中，由于北航红旗的特殊地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经常通知北航红旗派人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外省市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代表会议，目的是让我们稳定会场秩序，保卫主席台安全。

　　

　　在这天晚上的会议上，康生突然对参加会议的“山东老乡”赵健民发难。

　　

　　“赵健民来了没有？” 康生明明看到赵健民坐在下面。

　　

　　“康老，我在这里。” 赵健民站了起来。

　　

　　“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健民摇头否认。这时主席台上的谢富治说：“赵健民，你为什么不回答？你要回答康老提出的问题嘛！”

　　

　　“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现在云南形势很乱，我们正要向中央汇呢！现在到处停课、停产，武斗成风，这样下去……”

　　

　　不等赵健民说完，康生打断了他的话” 你放毒！你欺骗了我们。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是哪一年被捕的？”

　　

　　“我是1936年9月被捕的。” 赵健民说。

　　

　　“你在国民党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根本没有自首过。”

　　

　　“你还在欺骗我们，你是叛徒！”

　　

　　“我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捕的。康老，请问，说我是叛徒有什么依据？”

　　

　　“我再说一遍，你就是叛徒。凭我革命40多年的经验，我有这个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叛徒。”

　　

　　“康老，你可要实事求是啊！凭敏感？哪有这个标准？”

　　

　　康生站了起来，大声吼道：“赵健民，你疯狂得很！你这个叛徒混到我们党里来了。你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边疆搞乱。我看到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搞的一个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你要知道，我审过干，搞过情，同特务作过斗争。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善类，你对我们有着刻骨的仇恨。”

　　

　　赵健民一听，如五雷轰顶，立即申辩道：“说我是叛徒，还有什么搞乱边疆的行动计划，绝没有这回事，这不是事实。搞乱边疆的人的确大有人在，但不是我。我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将来历史会证明的。我保留意见，请求中央审查。”

　　

　　康生拍着桌子说：“不用你请求，一定要审查。我接触过那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象你这样疯狂的还是不多的。你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保留意见可以，但你必须立即写出要求审查的字据来。”

　　

　　赵健民接过有人递过来的纸笔，写下了下列字据：

　　

　　我在被捕期间，用生命保卫了党的利益，特向党保证自己没有问题，

　　

　　请中央审查。 赵健民1968年1月21夜

　　

　　康生看了一眼赵健民的字据，突然喊道：“现在决定，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

　　

　　这时，会场里有人喊起了口号“打倒赵健民！” 只见谢富治向身后招了一下手，两个解放军立即走到赵健民面前，架起他的双臂拖了出去。赵健民不停地大喊：“康老，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从此，赵健民在秦城监狱里关押审查了八年多，九死一生才熬到了“四人帮” 垮台。

　　

　　关于康生是一个“迫害狂”一事，多年后有一次我去看望王力时，同王力展开了讨论。王力认为，康生晚年的确有很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民愤很大，他拥护中央对康生的处理决定。他甚至怀疑康生晚年患有某些精神疾病，但是，他反对某些人和文章对康生的问题夸大其词，无限上纲，全盘否定，说什么康生本来就是坏人，投机革命，混入党内，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这样说法不对。康生入党后一直是共产党的“克格勃”头子，早年在上海同周恩来一道为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果断处理顾顺章叛变一事，一口气杀了顾顺章全家十一口，尽管残酷了点，但可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共产党。关于1942年的整风运动，出现了扩大化，错整了一些人。（注：共产党搞运动什么时候没有扩大化？）对此，康生负有很大责任，但这件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是有责任的，似乎不能全部推倒康生一个人身上。

　　

　　王力说，康生和江青的关系，也应当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主席和江青结合是主席自己的主意，要说介绍人的话，应当是总理而不是康生，康生仅负责审查，没有欺骗主席。事实上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江青历史上是叛徒嘛！当然，康生是欢迎主席和江青结合的，老乡嘛！主席当时那么高的地位和权威，这是可以理解的。康生的错误和罪行主要是文革中迫害、陷害干部群众。如果从历史上全盘否定康生，我们党的历史就没法写。你共产党内原来是那么黑暗和肮脏！笔者问为什么康生临死之前突然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呢？怎么解释？王力说，这个问题真正是历史之谜了。当时“ 四人帮” 还在台上，文革中康生一直和江青、张春桥等人打得火热，为什么突然揭发他们是叛徒，我也不明白。这其中康生同主席、总理有什么没有公开的谈话，不得而知。但当时的中央内部斗争十分复杂和严重，康生可能听了主席对“四人帮” 的批评后想同他们划清界限，或者是江青、张春桥他们对康生有什么冒犯，他要复他们，都有可能，因为康生这个人心胸并不宽宏。另外他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垂死之际，人老了犯糊涂，什么反常的想法和幻觉都可能产生。划清界限也好，戴罪立功也好，落井投石也好，胡言乱语也好，都有可能。我是被康生、江青直接陷害的，我恨死了他们。但我不全部否定他们的一生。他们一生中还是干过许多对党对国家有利的事情的。

　　

　　笔者感言，康生一生专管审查人、整人，时间长了，就患了职业病，总认为坏人越多越好。到了老年，变本加厉，成了“刽子手”和“迫害狂”，草荐人命，滥杀无辜，最后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惜现实生活中，象康生之流的人物仍大有人在，不过他们已经换了一副嘴脸而已。

　　

　　72）蒯大富二下北航借枪

　　

　　1968年夏季，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的北大、清华武斗打得一塌糊涂，其它高校也不同程度的发生武斗。大量的教学设备、教学楼被破坏，学校里构筑了工事，不断发生武斗伤人死人事件和传来爆炸声。蒯大富的“ 井岗山兵团” 和”4 .14” 兵团誓不两立，大打出手，连化工楼都炸了。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武斗，群众组织手里都有部队变相发放的或抢来的枪枝、弹药、手榴弹等，许多武器被外出串联的学生带回了北京。清华大学两派都有一些破烂武器，但不多，比起北航来，当然差远了。北航当时正清理阶级队伍，用不着武器，基本上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1968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在北航主楼二楼的组织保卫部办公室里沙发上已睡觉，听见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蒯大富，只见他象监狱里逃出的犯人，头发胡子很长，披一件又破又脏的大衣。

　　

　　“司令驾到，有失远迎。怎么如此狼狈？” 我把他让进了屋。

　　

　　“咳！别提了，差点让‘老四’打死！” 蒯进屋后出了一口长气。我立即给他倒了一杯水。

　　

　　“半夜鸡叫，定无好事，蒯司令有何公干？” 我说。

　　

　　“老弟救救我。” 蒯大富一本正经，双手作揖，吓了我一跳。

　　

　　“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只要别武斗就行。有什么困难，说吧！” 我十分慷慨。

　　

　　“人，钱都不需要，只要一样东西。”

　　

　　“ 什么东西？”

　　

　　“枪！” 蒯大富知道，中央发了北航数千枝枪。

　　

　　我心里顿时一沉。

　　

　　“要什么都可以，只有这枪不能给，我说了不算。” 我也学着耍滑头。

　　

　　“谁说了算？”

　　

　　“上面当然是周总理、卫戍区，学校里当然是韩老六了。” 韩爱晶外号叫韩老六，那是电影《暴风骤雨》里的一个人物。

　　

　　“那我找老六去。不过说好，只要老六同意给，你就得给我。” 蒯很聪明。

　　

　　蒯走了，他知道韩爱晶在体院留学生楼疗养。韩最近身体不好，吐血，周总理派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看了病。

　　

　　蒯一走，我立即要通了韩爱晶的电话。

　　

　　“蒯大富来要枪，怎么办？” 我问。

　　

　　“不给！” 韩回答很坚决。

　　

　　“他赖着不走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这事我不管。” 韩把皮球踢了回来。

　　

　　过了一会儿，蒯大富又来了，面露喜色。

　　

　　“我找到老六了，他同意给。不要多了，几十支就行。” 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是太上皇，说一不二，但这里是北航。北航红旗是一个战斗集体，韩爱晶比较民主，不象蒯大富那样独裁。

　　

　　“韩爱晶同意了也不行。老蒯，你听我说，这枪绝对不能动。这不是木头棍，枪一响要死人的，你要考虑后果。” 我正式劝他。

　　

　　“‘4.14’有枪，把我的人都打死了。我的几支破家伙，不管用，吃了大亏。你给我枪，出了事是我的，与你无关，你放心好了。你们几千支枪，给几支怕什么，用完了还给你，神不知，鬼不晓。” 蒯果然缠了起来，但我始终不松口。

　　

　　当时，蒯也24岁，同我一样大（注：后来知道他比我小一岁）。我不能吹牛比他强，但在借枪这件事上，我确实理智得很，比他聪明。

　　

　　蒯大富嬉皮笑脸，完全没有了蒯司令的风采，他开始在我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胡乱翻动起来。出于面子，我不理他，任他乱翻。他忽然走到保险柜面前，拍了拍，说：“这里面肯定有枪，打开看看。”

　　

　　我的天哪！里面确实有五支带子弹的“五四”手枪，幸亏门锁着。

　　

　　“里面全是小偷流氓材料，没有枪。再说钥匙在秘书手里，我打不开。” 我笑着说。

　　

　　蒯一无所获，走过来一下子拉开了我办公桌的抽屉。我锁上已经来不及了。抽屉里恰好有几十发刚从学生手里收缴上来的各式子弹，真见鬼了！

　　

　　“啊！子弹也行，我拿走了。” 蒯一把抓起了包子弹的纸，塞进了破大衣口袋里。

　　

　　我没有再坚持夺回来，心想，反正是些杂牌子弹，没什么用，拿去就拿去吧，否则他缠着没完。

　　

　　蒯终于很不满意地走了，临走说我不够朋友。

　　

　　以上就是蒯大富深夜二下北航搞枪枝子弹的全部经过，绝对没有丝毫水分。

　　

　　事后，韩爱晶和常委们夸我干得漂亮。

　　

　　我作梦也没有想到，此事后来闹得很大，差点要了我的命。

　　

　　原来，蒯大富深夜二下北航，被“ 4 .14” 的人盯上了。“ 4 .14” 的人寻机绑架了蒯大富的司机——一个50多岁姓王的共产党员。

　　

　　“4 .14” 利用手段 ，追问蒯大富去北航干什么，这位老司机耐不住皮肉之苦，最后说是去北航搞枪。

　　

　　“4 .14” 又惊又喜，问拉了多少枪，司机说一支也没搞到。又一顿皮肉之苦后，“ 4 .14” 把一份写好的材料送到司机面前，逼迫司机在上面签了字画了押。

　　

　　材料大致内容是：某月某日晚上，我拉蒯大富去北航，从保卫部长那里要了两车枪支弹药，拉回了清华……这件事立即在清华园里炸开了锅。

　　

　　第二天，这份材料就到了康生手里。（注：这是康生是“地派”后台的铁证。）

　　

　　据说康生大怒：“蒯大富和北航这个保卫部长该当枪毙！”

　　

　　韩爱晶得到消息，吓坏了，反复追问我那天究竟给蒯大富枪了没有？我如实以告，并大骂康生这个老混蛋老乡。韩爱晶知道我的为人，从来不说假话，敢做敢当。他心里有了数。

　　

　　后来，在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大召见时，中央首长批评清华武斗开枪打死了人，康生接着插话说：“蒯大富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当着毛主席的面，坚决否认此事，被陈伯达、谢富治、江青等人指责为“不老实，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看来，大人物要治小人物的罪真容易，只要信口雌黄就行了。康生老贼不论整老干部还是整群众，历来如此。把白的说成黑的，把一说成十，而且不允许你有争辩和解释的权力。

　　

　　由于在毛泽东“7.28” 大召见中韩爱晶、蒯大富的解释没人听的进去，北航借给清华两汽车枪一事似乎成了事实。韩、蒯二人有口难辩。由于清华学生们在武斗中和7月27日工人、解放军进驻那天用自己的破枪和手榴弹打死了十几个人，韩爱晶和我也背上了天大的罪名和黑锅，直到北京卫戍区因此收缴北航的枪支时，经过查验一支未少，蒯大富又实事求是地做了证明，才还了我们的清白，但为时已晚了。

　　

　　事过多年之后，回想起蒯大富借枪一事，头上仍然直冒冷汗。当时如果一念之差、一步棋走错，借给蒯大富一批枪支弹药，凭蒯大富当时的处境和心态，很可能回去以后蛮干，那样清华大学很可能将有成百上千的人死在枪口下，蒯大富和本人将成为真正的历史罪人。谢谢上帝保佑我，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