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体系的观点看台独运动的过去与未来(上)

　　

　　　文□杜继平

　　

　　

二战后的“台湾独立”的运动萌芽于四○年代后期﹐茁长于八○年代﹐至九○年代初期达于极盛﹐但自九二年后遭遇发展的瓶颈﹐此后即由盛转衰﹐前景黯淡。

　　

　　“台湾独立”运动的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密切相关。单由台湾本身﹐绝对无法洞悉其始末与底蕴。故本文采用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理论的方法论与观点﹐加以剖析﹐期能提供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

　　

　　华勒斯坦主张要从“整体”﹙totality﹚掌握人类社会﹐才能透彻地认识社会的现实﹙reality﹚﹐而要掌握社会的整体﹐唯有运用“历史的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的方法。所谓“历史的社会科学”即认为历史与社会科学不该分割开来﹐而应相互融合成一个有同一研究主题的学科。而且社会科学内部也不可机械地划分为互不相干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他指出﹕

　　

　　“‘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就告诉我们﹐我们假定了﹕要对真实的世界做出有意义的分析﹐就不能把它分离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三个﹙或更多的﹚范畴﹐再以不同的方法﹐在互不相涉的范围内研究﹙即使这种分离仅是暂时的﹚。经济是植根在既有制度环境中﹔政治是社会经济势力的表现﹔而“社会的”结构则是政治经济压力下的结果。”﹙Kaplan ed. 1978: 7﹚

　　

　　世界体系理论还强调﹐研究现代世界应该以世界体系这个整体为分析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华勒斯坦说﹕

　　

　　“各民族国家并非竹呇自分离﹑平行发展的社会﹐而是构成一个整体并反映那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一个特定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与政治斗争﹐我们必须首先把这个国家放在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内。”﹙wallerstein 1979: 53﹚

　　

　　再者﹐华勒斯坦还主张﹐世界体系由中心﹙core﹚—半外围﹙semi-periphery﹚—外围﹙periphery﹚﹐三层结构所构成。中心国家在资本﹑技术﹑金融﹑国家力量上都占有优势﹐它们借着剥削外围﹑半外围而壮大﹐处于中间的半外围则一方面受到中心国家的剥削﹐一方面剥削外围﹐使世界体系免于两极化﹐有助于稳定世界体系。﹙Wallerstein 1979: 69﹚更重要的是﹐各国在这三层结构中的位置并非凝固不动。中心国家可能下坠至半外围而外围可以晋身半外围﹐半外围也有希望跃升为中心国。﹙Wallerstein 1979: 76-89﹚

　　

　　本文将运用上述的方法与观点剖析台独运动的发展过程并预估其前景。

　　

　　二﹑

　　

　　“台湾独立”运动产生的根源在于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原来多个中心的帝国主义国家争雄的局面﹐经过战火肆虐﹐英﹑法饱受摧残元气大伤﹐德国惨遭分裂﹐意大利一蹶不振﹐日本到处断壁残垣﹐唯独美国安然无恙﹐战后国力不减反盛﹐在生产﹑贸易﹑金融各方面的实力都凌驾于其它国家﹐使得世界体系由多个中心国家的争雄﹙rivalry﹚转变成美国的独霸﹙hegemony﹚。﹙Hopkins and Wallerstein 1982: 52-62﹚然而﹐经过三○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与法西斯主义的猖獗﹐资本主义的弊端毕露﹐战后社会主义革命与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形成沛然莫之能御的反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对各中心国家构成重大威胁﹐尤其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往往也以社会主义革命为旗帜﹐令美国为首的中心国家胆颤心惊﹐深恐赤潮汹涌﹐危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于是﹐用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手段﹐撒下天罗地网﹐全力遏制﹙contain﹚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势力﹐进行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其实就是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对亚洲影响的产物。

　　

　　台湾在日本投降后﹐依据“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宣言”回归中国﹐本是顺理成章﹐毫无疑义之事。不料﹐一因国共内战再起﹐二因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倒行逆施﹐激起民怨﹐发生“二‧二八”事变﹐令台人大为反感﹐遂使台湾问题复杂化。

　　

　　国民党自一九四七年末﹐败象已露﹐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失利后﹐更是大势已去。美国对国民党的腐败﹑军队的无作战能力﹐深恶痛绝﹐决定放弃国民党﹐但又害怕台湾澎湖诸岛落入中共之手﹐不利美国﹐因而改变原先支持台湾回归中国的政策。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简称NSC﹚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末的会议文件﹐可总结出美国对台政策的重点如下﹕

　　

　　一﹑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湾﹑澎湖落入共党控制﹐成为苏联的战略据点﹐从而有损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可行的方法是将台澎与中国大陆隔绝。﹙NSC37/1号﹐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二﹑为了方便美国介入﹐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指称国民政府对台湾只是实质占有﹐未拥有主权﹐台湾的法律地位须待对日和约决定。﹙同上﹚

　　

　　三﹑美国如直接以武力占领台湾﹐将露出美帝国主义的面目﹐既激起中国人民一致反美﹐又会遭国际社会责难﹐故不宜。﹙同上﹐又见NSC48/1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四﹑因此﹐美国应在台湾当地培植取代蒋介石的非共党华人政权﹐并与台湾籍领袖密切接触以便时机成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时﹐即应利用台湾自主运动。﹙NSC37/1号及NSC37/2号﹐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

　　

　　五﹑当台湾无力抵抗中共之进攻时﹐即谋求台湾独立﹐其策略是﹕策动友邦向联合国提案﹐要求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由台湾人民自决﹐实行公民投票。﹙NSC37/5号﹐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以及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肯楠﹙George Kennan﹚的《台湾意见书》﹐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美国往后的对台政策大抵是依上述重点做为主线﹐而“台湾独立”运动的诉求与策略大体上也是依照美国设计的方案行事。不过﹐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之间的美台关系尚有些重要的转折必须剖明。

　　

　　首先是美国对蒋介石由“去之而后快”转为“不得已而用之”。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接受美国庞大的军事﹑经济援助最终却仍以一败涂地收场﹐令美国当局痛心疾首﹐认为国民党完全丧失民心﹐无可救药﹐蒋介石尤为罪魁祸首﹐于是自一九四九年后﹐即强烈要求蒋介石下台﹐并力图阻止蒋及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流亡至台湾﹐以免拖垮台湾。但蒋早自一九四九年初﹐即安排亲信陈诚至台湾掌控军政大权﹐故一九四九年六月蒋介石仓皇避难台湾﹐仍能重掌政权。但美国仍处心积虑逼迫蒋交出政权﹐欲使其成为政治难民。其手法是利用国民党须赖美国援助方能生存的弱点﹐要求重用吴国祯﹑孙立人等亲美自由派人士出任台湾省主席与陆军总司令等政治﹑军事要职﹐以此做为取得美援的条件。﹙顾维钧1988: 530-31; 552-53﹚甚至策划由孙立人发动政变﹐驱逐蒋介石﹙cumings 1990: 541﹚﹐而美国中央情局﹙CIA﹚也曾企图在冲绳训练中国军队﹐用以推翻蒋介石及其政权﹙顾维钧1988: 566﹚。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全面溃败﹐正式迁台﹐美国认定﹐若无美国军事干预﹐中共必将取得台湾﹙Tucker 1994: 30﹚。美国军方基于军事观点希望继续援助国民政府﹐但国务院反对﹐遂由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讨论台湾问题。艾奇逊指出﹕中共通过土地革命﹐取得政权﹐而非靠武力﹐中国没有抵抗共产主义的基础。毛泽东掌权是经由自己的努力﹐而不是藉苏联军队扶植上台的。苏联着手分裂中国北方省份﹐这必会造成中共与苏联对抗。艾奇逊又说﹕“这种情况是我们在中国的一项重要资产。若不是为了非常重要的战略目的﹐我们绝不要采取行动﹐使自己取代苏联成为威胁中国的帝国主义。”艾奇逊认为﹐援助腐朽﹑声名狼籍的国民政府不但会使美国声誉受辱﹐还将激起中国人民一致仇恨美国的情绪。总之﹐艾奇逊主张利用民族主义在亚洲的力量﹐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并预期须有六到十二年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Omar Bradeley﹚最后同意国务院的政治考虑应该高于军方的军事考虑﹙FR, 1949IX: 463-67﹚。

　　

　　艾奇逊提出这样的对华政策并非个人的奇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征询所有国务院重要官员﹙包括Rusk﹑Kennan﹚与顾问的意见﹐获得了如下的共识﹕不立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也绝不策动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把北京政权从斯大林的控制下分离出来﹐鼓励中苏分裂﹔绝对不可做出任何把中国人民推向俄国怀抱的事。﹙Cohen 1980: 40﹚

　　

　　美国国务院当时认为﹐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苏联支配﹐比控制台湾﹐更加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援助蒋介石在台湾的政权会把美国再卷入中国的内战﹐激怒毛泽东﹐逼使毛向斯大林靠拢﹐增加中国侵略的可能。他们认为﹐如果中共政权不被激成敌手﹐就不需要台湾做为军事基地。军援台湾非但不能加强美国的安全﹐反倒会因制造敌人而需要基地。何况﹐台湾在防止共产党攻击日本的战略价值上﹐还远不如韩国﹐而当时美国陆军却已坚持要从韩国撤军了。﹙Cohen 1980: 41-42﹚

　　

　　为了反驳共和党议员出兵占领台湾的主张﹐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于一九五○年一月五日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其重点如下﹕

　　

　　根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的开罗宣言﹐凡属日本从中国夺取的领土﹐如台湾﹐应归还中华民国。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宣言宣布开罗宣言所载各款应予执行。

　　

　　遵照这两个宣言﹐台湾交回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和其它盟国接受了中国对该岛行使权力的解释。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它领土没有野心。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谋取特权优惠或建立军事基地﹐也无意用武力干涉现状。美国政府不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

　　

　　同样﹐美国不对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意见。﹙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XXII, January 16, 1950, P.79﹚

　　

　　艾奇逊在杜鲁门发表声明后﹐召开记者会阐释该声明的涵义说﹕

　　

　　中国人治理台湾已有四年。美国和任何其它盟国都从未对其在占领期间行使权力提出异议。当台湾成为中国的一省时﹐没有人就此提出法学上的疑点﹐而是被认为符合约定的。

　　

　　现在有人认为情况变了。他们认为目前控制中国大陆的力量是对我们不友好的﹐这个力量无疑很快会被一些其它国家所承认。因此这些人要说“好吧﹗我们不得不等待一个和约。……

　　

　　不论法律地位如何﹐杜鲁门先生今天早晨说﹐美国对台湾地位的完整性不准备在法学家的用语方面进行纠缠。……全世界必须相信﹐我们是坚持原则的﹐我们是尊严﹑体面的人民﹐我们不像其它国家那样﹐说话只是为了进行利己的宣传﹐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使我们坚持这一立场有困难时﹐就立刻加以推翻。

　　

　　总统说﹐因此对待台湾目前的局势﹐我们不准备使用军队。我们不准备夺取这个岛屿。我们不准备在军事上以任何方式介入台湾。就我所知﹐没有一位政府负责人﹐没有一位军人﹐曾认为我们应使我们的军队介入台湾。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XXII, January 16, 1950, P.81﹚

　　

　　这些话说得何等动听﹑漂亮﹗又何等斩钉截铁﹗然而﹐究其实际﹐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

　　

　　事实上﹐在韩战前﹐美国虽对中共有所顾忌﹐不愿明目张瞻地直接控制台湾。但时时想要在赶蒋介石下台后﹐通过联合国托管﹐掌握台湾。例如﹕一九五○年五月三十日﹐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就曾计划要国务院顾问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告诉国民党领导人﹐台湾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事﹐美国不会前来救援﹐蒋介石唯有要求联合国支持他﹐托管期间﹐美国将派出第七舰队﹐控制台湾海峡﹐保护台湾﹐使台湾中立化﹐而蒋也必须下台﹐把权力交给孙立人﹐出国流亡﹐做政治难民。这样﹐杜鲁门就可以倒转一九五○年一月五日的声明﹐名正言顺地使用武力保卫台湾。﹙Cumings 1990: 536-538, Cohen 1980: 46﹚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杜勒斯告诉蒋介石的亲信董显光说﹐蒋委员长若能稍微谦逊一点﹐那么台湾还可能有救。董显光向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谈及此事﹐顾维钧记述说﹕“杜勒斯没有说美国方面有什么计划﹐我和董推测﹐这可能意味着要我们把台湾当做依靠美国军事力量战胜日本而取得的占领区﹐从而申请美国协助防守台湾﹔或者申请对台湾的托管权。但这也可能包括以美国负责保卫台湾为条件﹐而要蒋委员长下台的意图。”﹙顾维钧1988a:762﹚

　　

　　蒋介石自退处台湾后﹐即面临四面楚歌﹐情势危殆的困境。一方面是中共随时会兵临城下﹐另方面美国又存去之而后快之心﹐煎逼甚急﹐明言只要蒋介石不下台﹐美援就不来。蒋介石自觉朝不保夕﹐在一九五○年五月末﹐即寻求到菲律宾或韩国避难。六月十五日甚至要国民政府驻盟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何世礼上将以“绝对机密”通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他急切地要求“美国全面接管﹐希望麦克阿瑟将有意受此重任﹐这样对整个远东﹐特别是台湾比较好﹐他本人及各级政府的属员都愿接受麦克阿瑟将军的调度指挥。”﹙Cumings 1990: 531﹚

　　

　　不过﹐蒋介石想拉麦克阿瑟当守护神的图谋并没有成功。美国国务院的计划是要蒋介石完全交出政权﹐彻底翦除他的党羽势力。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国务院推翻蒋介石的策划已经濒临瓜熟蒂落的时候。这一天﹐国务院重新检讨一月五日杜鲁门的声明。在名为《当前美国对台政策要点摘要》的文件中指出﹐“中苏同盟条约”已“大大降低莫斯科与北平之间会发生严重裂痕的可能”﹐这样一来﹐“民族主义”的议题就无法再加以利用了﹔同时﹐大陆的情况正在恶化﹐这就加强了台湾做为反共基地的重要性。于是﹐美国现在若要防卫台湾﹐蒋与他的亲信“必须愿意离开台湾﹐交出文武职权给美国任命的中国人与台湾领袖。”这时美国海军会进入台湾海峡﹐使两岸互不攻击。万一蒋抗命不从﹐“美国应极秘密地由私人密使通知孙立人﹐假如他愿意搞政变﹐对台湾实行军事管治﹐美国政府准备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与意见。”文件称﹐蒋甘心下台的可能不大﹐由孙立人搞政变较为可行﹐但“必须快刀斩乱麻﹐干得干净利落”。﹙Cumings 1990: 541﹚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韩战爆发﹐杜鲁门于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大陆进攻台湾﹐也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进行海﹑空攻击﹐并要第七舰队负责监管﹐务必使其命令得以贯彻。更重要的是﹐杜鲁门宣称台湾地位有待“该地区恢复稳定与和平﹐或者签订对日和约﹐或者由联合国讨论决定”。

　　

　　美国悍然出动军队介入中国内战﹐不准国共双方进取领土﹐固然给台湾多了一道屏障﹐但杜鲁门的声明﹐正如顾维钧所说﹐是“粗暴”﹑“蛮横”的﹙顾维钧1989a: 7﹚。美国不仅入侵中国海域﹐限制中国军队的行动﹐还否定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视台湾地位为未定﹐企图培植一个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台湾。艾奇逊想保的是台湾而不是他所鄙视的蒋氏政权。他认为﹐第七舰队使台湾海峡双方“中立化”后﹐就有可能把台湾从大陆分割出去﹐暂时由美国或联合国统治﹐最后由当地的政权治理。事实上﹐这是Rusk与Dulles早先提出来的构想。﹙Schaller 1985: 282-83﹚

　　

　　因此﹐蒋介石在韩战爆发后﹐只是暂时获得喘息﹐还没有完全得救﹐美国仍处心积虑在寻找亲美的第三势力﹐准备随时取代他。中国著名的自由派学者胡适﹑蒋廷黻﹑顾孟余等人与国民党的非蒋系将军张发奎﹑许崇智等人都曾是美国看中的人选﹙顾维钧1989a: 216, 218, 229, 255, 422﹚一直到一九五一年中期﹐美国都视蒋为台湾改革的障碍﹐一再表示只要蒋在位一日﹐美援即不可能大幅增加。﹙顾维钧1989a: 203﹚。

　　

　　不过﹐由于韩战中中共使美国遭受前所未有的挫败﹐对中共敌意急剧升高﹔美国认定中苏共联盟极为巩固﹐中共成为恶魔式的威胁﹐台湾作为反共基地的价值大为提升。﹙Chang 1990: 80﹚蒋介石固然不讨美国欢心﹐但胡适﹑蒋廷黻﹑顾维钧等美国所欲扶植以取代蒋的自由派人士﹐一再告诉美国国务院当局﹐蒋牢牢掌握军权﹐纵使有诸多缺点﹐但无可取代﹐只能期望在其领导下改革﹙顾维钧1989a:338-39﹚﹐加以韩战爆发后﹐蒋介石以其子蒋经国为核心进行国民党的改造﹐排除了派﹑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党羽﹐使党权更集中于蒋氏父子之手﹐而军中政治工入尸系统与情特务也由蒋经国实际掌握﹐蒋介石在台湾岛内的权力可谓十分巩固﹐美国面对这种局面﹐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后﹐在“反共优先”下﹐逐渐接受现实﹐持续增加对台军事﹑经济援助﹐蒋介石遂转危为安。尤其自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台湾在美国保护下﹐中共的威胁大为减轻﹐国民政府受美国援助的庞大军队特务势力竟成为对岛内实行高压统治的最有力凭借。

　　

　　由于美国的保护﹐蒋介石服下了续命丹﹐但这犹如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般﹐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即﹕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横遭美国搁置﹐为“台湾独立”运动铺设了温床。

　　

　　韩战爆发后﹐美国采取分裂中国的政策﹐杜鲁门声明台湾地位应交由对日和约或联合国决定。在对日和约的磋商过程中﹐美国为恐中共取得台湾主权﹐力排中共与会﹐而英国﹑印度等承认中共为中国合法政权的国家则力主台湾应归中共。双方僵持不下之余﹐遂以将国共都排除于对日和会之外﹐台湾地位悬而不决做为结论。国民政府对于被排斥于对日和会之外﹐深感受辱﹐而为了深恐台澎主权未能确定﹐将影响民心土气﹐丧失政府威信﹐更坚持台澎主权不能让。但迫于须靠美国生存最终不能不吞下苦果﹐接受美国的安排。同时﹐美国也利用日本战后须依赖美国的保护﹑复兴的弱点﹐压迫日本首相吉田茂冒着得罪中共的风险﹐与台湾的国民政府建交﹑订约。﹙详情见顾维钧1989b﹚

　　

　　一九五二年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默认了台湾的主权未定。一九五四年蒋介石为了拉住美国以自保﹐力求美国与其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则利用这个条约遂行它分裂中国的目的。在订约的商谈过程中﹐美国强调﹕一﹑美国所欲保护者尽为在国际法上未定而由国民政府管辖的台湾﹑澎湖﹐至于明确归属大陆的沿海岛屿如﹕金门﹑马祖等则不在保护之列﹔二﹑国民政府若欲调动军队离开台澎﹐须经美国同意。正如顾维钧所说的美国想利用这个条约“约束台湾行动的同时﹐也通过维持台湾的存在以制约共产党”。﹙顾维钧1990: 432﹚于是﹐通过这个条约﹐蒋介石被美国“拴”在台湾岛上﹐没有了重返大陆的自主权。

　　

　　可以说﹐从韩战至今﹐美国所执行的实质上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到了一九五四年就已铺平了道路﹐打好了地基。而“台湾独立”运动也就有了客观存在的空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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