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饿死人，有几个问题要澄清
[ 物质不灭精神不死 ] 于2010-03-09 19:12:27 强国论坛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关于饿死人，有几个问题要澄清

　　

　　第一，到底饿死多少人，应该有实际的统计数据而不能估摸。把正常年份应该出生多少人而在那3年没有出生的也作为“非正常死亡”是很荒唐的，是罗织罪名。饿肚子的时候是不是性生活少、怀孕少、出生少？难道需要高深的知识，难道需要再实践检验？

　　

　　第二，饿死人的责任，要进行具体分析，象辛子陵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加到毛泽东头上是没有道理的。据说那3年河南饿死人最多，信阳事件就是典型，而直接责任人吴芝圃等人是谁平反的？吴芝圃是谁的红人？河南这个地方很怪，打右派打得最多，浮夸风最凶，59年打右倾打得最多，文革中武斗很凶，516抓得最多，3种人抓得最多，好不容易有个典型焦裕禄，其战友张钦礼命运却非常惨，从反右到他死，一直被形左而极右者们往死里整，洛阳则公然刨烈士墓，近几年每到9.9、12.26时对纪念活动防范最力。所以，对于饿死人，不能孤立地看。我强烈怀疑河南饿死人与此地官风有关，而此地的官风似乎一以贯之，做事狠而绝。解剖河南这只麻雀是很有必要的，不仅能解饿死人之结，也能解其它谜结。

　　

　　第三，从3年之后，还有没有饿死人现象？为什么？说明什么？

　　

　　
亲历：我记忆中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 电驴大叔 ] 于2010-03-09 16:58:33 强国论坛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现在很多人拿来说事儿一段历史，对于我们经过这一段历史的一代人来说当然是难以忘怀的。我在那个时候年龄还很小，大概是七到十岁之间把，但已经开始记事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那个时期的了解，大多是从网上的一些所谓精英们刻意描述中得到的。在他们的想象中，那个时期人们肯定是一个个骨瘦如柴，饿殍遍地。就像电视中非洲灾民一般非常可怕。也有的年轻人这样来问我是不是这样，实话实说，我还真没有这样的印象。

　　

　　记得那时的确有一段时间（肯定没有三年）的饥饿让人刻骨铭心，我父母所在的工厂绝大部分职工和家属都住在一起——工厂家属院，家家粮食不够吃。为了充饥曾经去附近的糖厂购买过糖厂榨完糖之后的甜菜渣子，那是一种灰白色的像土豆丝一样的东西，是我所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通常是用来喂猪的，苦涩、闹心。头一次吃它就是放了盐和一丁点油，当作菜团子的馅，刚吃了几口就恶心地呕吐了。以后我就宁可饿着也不吃它。为了充饥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孩子们也要为此尽力。由于我父母的工厂地处郊区，我们上学只能去附近的农村小学，我们所有上学的职工子弟，上学时除了背书包之外还要挎一个小篮子，好在上下学的路上捡野菜或者采蘑菇，这给家中补充食物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记得当时是很有成就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许多可以吃的野菜，也学会了分辨那种蘑菇有毒不能吃。

　　

　　由于粮食少，那时家中的所谓早点就是全家人分吃一些野菜粥或玉米面糊糊之类的稀饭，是不可能带任何干粮作为早点的。相反在我的印象中，那时我的所有农村的同学显然比我们强多了，他们每天上学总能带着各种杂面的窝头，最次也能带几个土豆放到学校的炉子里烤个半生不熟的。我尝过他们带的那种杂面窝头，那是我印象中最香的干粮，甚至超过馒头！后来才知道，那是把高粱面、玉米面、各种豆面、小米面、等等混在一起蒸出来的。对于吃野菜的我们来讲当然很香了。这说明，当时起码我们周围的农村的状况要比城里的人们好多了。这可以从以下两个事实来证明：

　　

　　一是当时我在农村同学中经常听到的两个顺口溜这样说：“穷工人、饿市民、肥油疙蛋是老农民。”；“家有两垄葱，不换你个二级工。”。他们那时候非常瞧不起我们这些工厂子弟。

　　

　　二是听父亲讲，厂里一些家还在农村的职工纷纷退职回乡种地去了，后来（1964年以后）全国的经济状况好转后，这些人又都找到厂里，要求恢复工职，但已经不可能了。

　　

　　当然，那时我也见过一些逃荒讨饭的灾民，但都是三三两两的，并没有见到成群结队的大批灾民。这些灾民都是从外省逃出来的，并没有本自治区的。刚才说了，本地的农民的状况都比我们这些工人和市民强。至于饿殍我更是没有见过，也许别的省份有饿死人的现象，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周围没有。倒是在我们的周围那个时候确实有人被撑死的，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粮食多的把人撑死，而是由于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后，突然有一顿饭可以随便吃，于是有的人就拼命的吃，又不喝水，导致胃破裂而死。我的同学的一个亲戚，就是被一顿焖土豆蚂蚱撑死的。另外，还有误食有毒野菜和毒蘑菇中毒的，不过没有死，原因是我们那里的这些东西的毒性都不很大，基本都能够抢救过来。

　　

　　这种最困难的时期在我们那里事实上没有持续很久，大约不到两年吧。党和各级政府都在积极想办法度过这场灾荒。大概就在1961年或者1962年开始，实行了一项非常有效的措施。各个单位（主要是大一点的工厂企业）都纷纷把单位所辖范围的荒地，包括房前屋后的边角地块分给所属职工来耕种，进行生产自救。我父母所在的工厂占地很大，因为这个工厂的性质，要求必须有足够的绿化面积，因此也就有了足够的土地分给职工家属来耕种。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每户职工可以分到3分地。在我的印象中，那几年的春季、清明之前是单位分地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简直比过节还热闹高兴。厂工会的干部们拿着皮尺丈量着土地，职工们则全家老少齐出动，来到“自家”土地上规划着当年的播种计划，开始用铁锹翻地、平整。第一年的种子是单位提供的，不知道后来是否需要偿还。像我这样的七八岁的男孩子们从此开始干起了真正的农活：翻地、耙地、积肥、除草、收割等等无所不做，而且还不觉得累。由于各家的地块都紧紧相邻，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和邻居的小朋友比着干，生怕被人嘲笑。那几年有一个现象，就是厂里的公共厕所不用打扫都非常干净，大家都把屎尿留到自家的地里积肥，我就是从那时真正理解到什么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

　　

　　各家的作物品种大同小异，一般很少种蔬菜，基本上种的都是少量油料作物如葵花、黄豆，大量的是粮食作物（主要是玉米，因为产量高）和可以顶粮食又便于储存的的土豆、蚕豆、胡萝卜、白萝卜等。我从那时起才知道原来三分土地上竟然可以收获那么多东西，全家人坐在炕上给收获的大堆葵花盘子、玉米棒子脱粒；把收获的土豆制作出雪白的淀粉，那种喜悦是现在的人们绝对难以体会和想象的！国家供应的粮食再加上自己生产的，一家人根本吃不了。于是有的职工开始饲养猪、羊和鸡鸭，我父亲由于是领导干部没有太多精力搞家庭副业，所以我们家只是饲养了十来只鸡。人们还可以拿自己种出来的油料作物葵花籽、黄豆等到农村中的供销社去换油；用自家土豆制出的淀粉去换粉条、用鸡蛋换一些日用品等等。至今我家还有一个用做和面的搪瓷盆，就是我和母亲一起用鸡蛋换回来的。

　　

　　总之，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完全摆脱了饥荒的阴影。到了1964年，工厂就不再给职工分地耕种了。而那一段全民“大生产”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也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后来的人生观。那就是面对困难的坚韧以及对于劳动的尊重感。所以我以自己真实的记忆证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绝不是象某些“精英”所说的那样“颗粒无收、赤壁千里人相食、饿殍遍野”的惨绝人寰景象。而是党和政府与人民一起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共抗灾荒的过程。与历史所记载的任何一场灾荒的情景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我也严重怀疑所谓“有三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的说法，即使我不否认有的地方灾荒比我们这个地区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只需一道简单的小学算术就可以明白：当时全国人口6亿5千万，如果真的死了3千万人，那么差不多20个人中就要死一个人，那么你可以随便问经过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记忆？这么多人如果相对集中在某几个地区，那就更不得了，那就会十室九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了。诸位听说过有哪个地方当时出现过这样的“绝户村”没有？当然不会有！至于人们说什么“几分天灾几分人祸”云云，那就是以后留着让历史学家们去分析评论吧，依老夫之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毕竟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前无古人、没有先例的革命和建设，难免有看不清路数的时候。无论灾荒是如何造成的，我们毕竟战胜了它，而且是政府和人民同甘共苦、同心协力一起战胜的。试问：中国历史上有哪朝哪代的统治者能够做到这样？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