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曾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是阶级矛盾激化的另一种表现，虽然在事情的本质上我不会改变这种看法，但是直接将三农问题如此定性显得过于粗糙，抱如此结论更多的是于我自己的激愤和情绪化，少详细的分析。我想，如果将我国的三农问题纳入到全球化的这个历史的进程中来分析，那么问题就能更加清晰的显露出来，我的看似意识形态化的结论就能揭示问题的本质。

　　

　　全球化这个概念是近几十年出现最频繁的词语，但是我并不相信如各国主流媒体所鼓吹的那样，经济全球一体化，能够带来更多的繁荣，能够在全球各地生产、消费更多的商品。全球化，在我看来，它既非一种状况，也非一种现象，而是一个已进展很久的过程，在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问世以来的四、五百年里，这个过程一直在进行中。因为资本主义从最核心的本质上讲，是一种对内对外都不断扩张的体系。这个体系一旦生根，就必然要成长和扩大。三农问题在21世纪前后的中国之所以如此突显，就是因为它处在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疯狂扩张时期，同时，这个问题也预设了中国庞大数量的农民对现代性的不懈追求。当然，中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因为三农涉及到的人口达8亿之巨，涉及到的农村国土面积之辽阔，还涉及到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历史学家看来，近代史是不可割裂的世界近代史，在这一个全球化的进程中，各个事件显得匆匆而过，当人们还没来得及体会其中的种种玄机和意味时，新的更刺激人们的事件接踵而至。然而已发生的事情，它的影响将慢慢延伸逐步波及到更广的世界范围，往往人们迫不及待的关注于最新事件，而忽视了各事件内部的联系以及它起作用的内在规律。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三农问题要窥探清楚就必须把它放在近代史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来解读。

　　

　　不过，对问题的分析一开始并不是直接诉诸于理论的剖析，而是要有身处其中深刻的感性体会。不幸的是，我本人就是在中国三农问题形成并激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因为自己切身的感受以及由此传递给我的压力，使我认识到问题并不会那么简单。同时我的成长经历也会直接的告诉我，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同样也是一种反抗，在农民来说，那将是不可遏止的，尽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险。对中国三农这样重大问题的分析，抽象理论上的准备已经具备了，这是马克思、列宁以来思想家的贡献，他们对如今存在过的几种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做了细致的理论研究。而或许同样重要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怎样具体详实的看待我国的三农问题，怎样将三农问题的历史内涵和联系还原出来。只有搞清楚三农问题的历史定位，这样才能看清楚前进的方向。

　　

　　一、“三农”的表现

　　

　　1．经济上表现

　　

　　分析中国农村的经济形态，使用官方的那套话语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比如什么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集体所有与个人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这些概念仅仅是在改革之初才与实际情况有些结合，现在来说，这些都成为凭空创造的词语而已，不再是从现实抽象总结出来的表述。包括国家硬性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也是名存实亡，已经不能按照它的初衷来实施，土地也基本上成为了农民的实际私有生产资料。有人用小农经济，或者小农村社经济等概念来概括农村的经济现实，在对农村经济形态的现象描述的层面来看，也算是恰当的。因为谁都能一眼就看出来，中国农村不就是2亿多个小家庭像土豆一样堆起来的吗？以家庭为单位，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进行着互不相干、毫无合作的小生产。田地被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机械化大型工具被肢解当废铁卖完了，因为留着也毫无用处。取而代之的是，现在家家户户都自己拥有小型农机，小插秧机，小水泵，小拖拉机，小……，种类繁多。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一亩三分地，所以每家每户也就充分利用自己的承包地，根本就不用考虑间作轮作等科学种植方式。即使有田地撂荒，那也是因为种地亏本，而不是科学合理种地之举。据统计，在一般农户现有的情况下，农民一年中只有平均不到三分之一的工作日是在做农活。由于种地的收益率是如此之底，农民会尽量选择外出打工，尽量少投入劳动时间到耕种上面，同时也希望土地能够无限制的增产，农民自然就加大投入化肥农药使用量。在80年代还能见到的现象，如农民挖塘泥，做堆肥，种绿肥等等，现在几乎都看不到了。由于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低，经济作物种植、渔业和养殖业规模加大，耕地也因此而减少，变换用途。

　　

　　所有上述的现象，农民自身是不会有意识去进行分析的，他们唯一关心的是种地所能带来的货币收入。目前，农民的大多数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将他们的收入拿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相比较，就会发现问题大得难以想象。近几年统计的数据现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至少在3倍以上，而差距拉达的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强。这种差距是最能让农民意识到的，至于其中的原因则不会关心。另一方面，农村内部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加大，现在已经很严重了，一村里最富的部分农民和最穷的部分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6倍以上不少见。问题是，还没有任何力量因素能够阻止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除此之外，能够强烈显示农民经济收入低下的是，他们面对基本生存需要的各项消费完全无力支付。在一般家用电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消费是捉襟见肘，甚至有些贫穷的农民连那些生产性消费也无力支付，如种子、农药和化肥，简单的再生产难以为继，这不是已经破产了吗？相对于当前主流的商品消费社会，农民简直就是一个被边缘化、被抛弃的群体，他们完全不能属于那个社会，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这都不能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尽管大家都同初一片蓝天之下。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

　　

　　2．文化上的表现

　　

　　历史上，中国农村的特有生产、交换方式以及在此之上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有着与它相适应的独特的封建文化，至于这种封建文化具体包含的内容是什么这里不作讨论。只需明白的是，我们不能机械的认为中国古代的农村生产、交换方式就直接形式的决定了其文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重复再现历史过程，在那个时代它们之间是互相适应和稳定的。就像目前，农村的生产方式和古代差别不大，只是产品交换的形式范围有所扩展，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农村的文化可谓是另一番景象。文化，仅仅只是意识观念上表现，最主要最主导的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意识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以每当现实社会的经济生活发生显著变化时，文化就伴随着发生变化，一种新的意识观念会流行起来。中国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就慢慢的动摇了古代的封建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因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改变，又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动摇着以前的文化观念，但还没来得及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的文化，农村又遭遇改革开放恢复原来的小农经济，经过又三十年的发展，不同的新的意识观念再度蔓延农村。可以说，自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就是在被不断的折腾，被强迫的去适应某种现代化。结果是到目前为止，在农村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有益的文化，农民只是被各种力量，各种观念所影响。但这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意识上的转变，就是从被迫适应现代化到主动追求现代化，而客观上，现代化所给与的压迫一刻也没停止。这个转变就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改革开放仍然是沿着这个逻辑，就是说，无论国家在农村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在农民看来，那都是为了让农民现代化，农民是有了这个主动意识的，并且农民也看到有一部分人已经现代化了。农民的这种意识，一种农村文化的根本，是其他任何时代的农民所不具备的，但这样的文化是怎么表现的呢？

　　

　　当你走入中国现在的农村时，恐怕首先看到的是遍地的垃圾，塑料袋、农药袋、化肥袋……等等，还有到处都被污染的河水。很多村子寂静得吓人，一年内绝大部分时间是冷冷清清，很少有什么活动，除了婚丧嫁娶。特别是在一些劳动力都出去打工的“空壳村”，剩下的人彼此之间很少有沟通，好像完全不认识。傍晚十分，除了各种动物的叫声、风声之外，就是电视机的声音。农民的精神生活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看电视，外界主流社会的多姿多彩首先是通过电视来影响农民。如此萧条的、毫无生机的农村生活肯定不是农民所想要的现代化生活，他们能够表现他们自己的“现代化”生活的就是办喜事和购买各种自己不太会用也不常用的电器，除此之外他们没有能力再表现别的什么。这种追求现代化生活的农民不可能不互相攀比，不可能不盲目跟风以体现面子。用现代的电器、小汽车等等包裹着古代婚姻意识的喜事活动成为了农村最具特色的“亮丽”风景。这样的一种畸形的追求将农民已经压迫得有点麻木了，甚至将他们秉性善良的性格特点也侵蚀掉了。在文化上，农民普遍的不认同农村里的所有一切，甚至不认同他们自己。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受到了某种外来文化的压迫，是一种使农民精神上自卑的文化压迫。农民的这种自卑表现得是如此彻底，如此死心塌地，即使在外人面前他们都竞相以否定自己周围生活的一切为荣。事实上，文化本身并没有先进与否的分别，那么农村的问题只可能是出在其他方面，是其他某个方面的落后导致了农民彻底的不自信。再加上这些年主流舆论的灌输，农民自然就形成了此种意识观念。农民脸上时常流露出的一幅绝望的、无可奈何的、茫然失措的神情就是这种内心的真实写照。

　　

　　现在，我们从农村基本上找不到积极向上的组织和活动，与此相反的是，各种宗教组织蔓延起来。这些宗教组织表面上是打着正式宗教的名号，其实宣传的内容都是骗人的迷信，可是很多农民居然就是相信。另一方面，各种只有旧社会才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又重新出现，往往是伴随着高利贷的盛行。当前农村这种总体的落后状态给各种腐朽的文化现象提供了蔓延的土壤。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有如此众多的人还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之下，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三农”所表现出的种种景象其根源在哪里，并且我不愿将自己放在“三农”之外来思考这个问题，对“三农”出路的寻找毕竟是自己的事情，对其中的困难也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对问题分析才能更加清晰和真实。另一方面，“三农”之所以是问题，只有从“三农”自身的角度来把握才能体现问题的主体性，因为“三农”之外的很多人或许并不认为“三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三农”所表现出来的客观状况，这种客观的处境是必须要承认的，但是在思想意识上我们就要抱一种改变现状的积极心态来看待“三农”的发展趋势。

　　

　　二、三农问题的历史分析

　　

　　1．对规律的分析

　　

　　将中国农村生产生活现状的重要方面描述出来是容易的，可是为什么农村会呈现如此状况就需要我们去正确的理解，而怎样才能正确的理解呢？一方面，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生产、交换方式的运动规律，了解不同社会形态的本质规律。但是对规律的理解仅仅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层面，是对社会横向的考察，是理论形式方面的，即使理解了社会内在的关系和联系仍然可能对历史现实事件一无所知。而如果要将理论上升到具体现象层面只有通过一番历史纵向的考察，分析各种历史上的真实起作用的力量因素，才能将真实的历史过程还原出来。对于目前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解就应该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进行有机的综合解读，才能准确的给三农问题定位。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同形态的社会，各个不同形态的社会各有其相应的生产、交换方式，各有其不同的社会运动规律。在1500年以来的世界近代史上，主要的有两种不同的生产、交换方式存在着，代表他们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就构成了血雨腥风的近代史。毫无疑问的是，其中一种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方式的体系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近代史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史。而另一种失败的生产体系无疑的被认为是落后的，至于落后与先进的判断标准仅仅只是代表两种生产体系的国家民族的命运起伏。在这里，我要指出人们的一个普遍的误解，那就是简单的认为农业生产体系比工业生产体系落后。而事实上，代表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另一种农业生产体系，它们所处理的劳动对象完全不同，所以他们之间是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只要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科学合理的进行，那么他们就是必需的，是满足人类不同需求的两种劳动。人们的误解源自于没有很好的理解两种生产方式的基础，它们的本质差别恰好是体现在生产关系上。

　　

　　我们将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方式以前的那种落后的生产、交换方式称为简单生产、交换方式。这种生产体系建立在生产者自己劳动的基础之上，生产资料分散，且属于生产者个人私有。因此，从本质上来看，这种简单的生产体系是私有制的。它的落后也表现在生产资料的分散，分工协作的缺乏，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这里再次强调，落后的简单生产并不是等同于农业生产，尽管农业生产很多时候看起来恰好满足落后的三个标准。简单生产相比机器化大生产来说才是落后的，常见的简单生产就是小手工业，工厂手工业等等。在简单生产体系下，商品生产是很不发达的，商品流通速度也比较慢。正式在这种落后的简单生产、交换方式的坟墓上，成长起了另一种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统一也是私有制，只不过是少数人垄断的私有制。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者剥削别人的劳动的基础上，它的先进就表现在生产资料的集中、社会化，劳动分工协作，以及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尽管这两种生产体系都是私有制，但是从历史已经发生的进程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先进性。

　　

　　简单生产体系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各有自身内部的生产、交换运动规律，这些规律马克思已经作了详尽的研究，在这里只是简单阐述。在简单生产体系中就存在的简单商品生产，仅仅只是为了得到某种使用价值才进行生产、交换。各个小私有生产者进行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产品使用价值需求，而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不是为了某种交换价值而生产。人们进行交换也只是因为自己不能生产某种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才需要与别人交换。这个时候，流通中货币主要是贵金属组成（黄金和白银），这也体现了人们因为有价值而有信用，不是因为有信用才有价值。具有足值价值的金属货币主要起着流通手段和价值贮藏的作用，贵金属货币的量毕竟很少，但是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时代，也足以满足以上两种需求。在那个时代，拥有货币就等于拥有商品，因为两者都是实实在在的价值商品，很难想象那时的人们会相信纸币，当然也很难想象现在的人不相信人民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表现出的规律最关键的就是生产仅仅只是为了生产，为了交换价值而生产，丝毫不关心使用价值本身。资本家从货币出发，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货币，商品反而成了中间的流通手段，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货币当作唯一的商品，而把其他所有使用价值当作货币看待，这些使用价值都是用来衡量货币的。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方式的发达，就在于他有着完整的大工业体系和信用制度。从简单生产体系进化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货币的职能与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货币发展出了它的支付手段职能，这是一种信用或者债务职能，从形式上看，纸币，一种信用货币或者债务货币取代了原先的贵金属货币。在简单生产体系的时代，如果个人储存货币，那被认为天经地义，但是在现在的资本主义时代，储存货币的个人决不是资本家。资本主义下的大工业体系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生产环节组成的，各个生产部门形成衔接锁链，相互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简直就是自然规律使然，这为生产中信用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同时流通信用也必须能够适应生产的这种组织形式。自然而然的，在商业汇票等支付手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用货币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因为它又代表者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大部分生产力，生产力巨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为信用货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贵金属货币不可避免的成为多余。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贵金属货币在数量上是不足以满足社会的支付手段需求，尽管它还是财富保值的最好载体。但是，人类的成就让黄金也黯然失色，社会化的生产体系足以比黄金为人类提供的更多。对纸币这种本身几乎是废纸的东西人们之所以信任它，无非是体现出人们不能不信任整个的社会生产体系，信用货币就是建立在大生产力之上的。在现代社会，只有这个生产体系的充分运转，交换的繁荣，信用货币才能代表社会财富，钱才值钱。最终，信用货币加速了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又由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大工业的完善发展，资本家成为多余的了，当资本主义极度成熟的时候，甚至资本和利润也是多余的了。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劳动者自身的生产力，在人类已经取得了工、农也生产体系的时候，而不是什么黄金、纸币。

　　

　　2．对历史的考察

　　

　　因为目前资本主义生产规律还主导着我们的社会，所以对规律的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在这里并不需要更详细的阐述。当我们了解了世界近代史上两种最典型的生产、交换方式的本质规律后，我们再来看看，作为代表简单生产体系的小生者群体的历史命运究竟是如何变迁。这里所说的小生产者当然包含农民，实行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因为农民的生产行为完全是属于那种落后生产、交换体系的，个人私有制，缺少分工合作，分散，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在从事种地这种劳动形态。

　　

　　在资本主义最先萌芽的欧洲诸国家，比如荷兰、英国、法国等，都有一个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的过程，这种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扩张的原始积累过程。（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资本在这个积累也是扩张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尽可能的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的将直接生产者变成无产者，成为替资本服务的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其实，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否则资本主义就可能夭折。当西欧各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各国内部已经形成的大量的产业后备军明显过剩，不得以需要向国外殖民地转移。有趣的是，当殖民者资本家带着大批移民和资本来到北美大陆时，一开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并没有如愿得以建立起来。因为北美辽阔的未开垦的处女地还并没有主人呢，到此的移民往往为资本家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去当自耕农了，他们又自由了，得到了曾经失去的生产资料。这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只要一有可能，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会自动退回到了小生产者私有制。当然，我们关心的是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命运，就是他们注定要被资本所剥夺。

　　

　　除此之外，历史上小生产者还有另一种不同的命运，那就是在20世纪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的故事。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可以说是具备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但19世纪以来她同样遭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最终还是顽强的独立，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独立后的新中国要在一个纯粹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20世纪50年代土改后形成的遍布全国的小生产者仍旧要为工业化原始积累做出贡献。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采取合作社的方式对小生产者进行了持续十多年的剥夺，虽然同样是提取剩余，但是这个过程与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有本质差别。前者是对小生产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者是对小生产者进行资本主义剥夺。这种社会主义的改造，中国完成的比苏联好，苏联的强制性改造受到了小生产者的强烈抵抗。但不管怎么说，小生产者逃不开被改造的命运，这已是历史反复证明的。

　　

　　历史对小生产者的剥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都只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工业生产体系的形成，农业生产仍旧保留。注意，这个结论很重要，一旦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体系已经形成，那么对小生者的剥夺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消费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将超过积累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这个结论在理论的形式上是可以给予证明的。当历史步入20世纪时，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更高形式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全球进行了疯狂的扩张，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扩张不同于18世纪前后的资本主义积累似的扩张。18世纪前后，资本主义还只是想着在殖民地发展更多的工业资本家，大工业体系在更多的国家，更广的人口和土地范围内慢慢的建立起来，这是资本主义在空间上，在量上的积累扩张。20世纪的资本主义扩张就不同了，它纯粹是把殖民地当作攫取原料的处女地和销售产品的市场，这也更加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本质，它要占有的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至于原料的和产品的归宿它是毫不关心的。小生产者庞大聚集的三个大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在资本主义新的一轮扩张中幸运生存下来，尽管他们借以独立的方式和付出的代价各不相同。恐怕这就是历史并不会轻易的抛弃这些人口资源大国，人口资源大国自己关起门来也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工业化生产体系，根本就不需要帝国主义的资本。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可以将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本质表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这一规律更多的是体现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命运，至于小生产者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下的命运是什么，这正好说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

　　

　　三、中国近代历史脉络

　　

　　中国最近的几代人就好像现在的农民一样，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心悦诚服的自卑，19世纪中期以来我们的确是比不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显眼的就是从商品器物来看我们远远落后。知识分子士大夫进一步反思发现我们在宪政制度上落后，经过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诸多努力后发现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知识分子士大夫又进一步反思，发现我们整个民族在思想文化上就比别人落后，说这才是根源，于是乎数典忘祖，掘祖宗坟墓，自我否定，知识分子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从来不是去客观研究，而是极尽诋毁之能事，在敌人面前崇洋媚外、卑躬屈膝，而不是去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这种极端自卑、无端愤恨的情绪弥漫在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是近、现代主流的知识分子，当这种情绪放大的时候，士大夫的自卑可谓之民族的自卑。

　　

　　事实上，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一直在19世纪中叶之前都是非常强大的，尽管我们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是我们将农业生产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与此相适应的是我们的祖先也创造出了一种普遍中庸的文化，社会生产、交换方式与社会文化很好的适应，所以我们的历史能够连绵不绝。尽管历史上有周期性的农民起义、朝代更替的现象发生，但是它并不是对社会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否定，我们可以把这些事件当作历史长河中的浪花，因为导致农民暴动的各种力量因素太多了，没有什么决定性的、非此不可的形式矛盾在这里。中华大地疆域的辽阔，整个民族在农业生产方式下不断的向四周扩张，再辅之一种中庸式的儒家文化，这样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以前的最高形态的社会。我们不必为此自卑也不必为此自豪。

　　

　　资本主义在西欧这块是当时世界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的发端，那真是偶然了。如果国人还对资本主义为什么不产生于中国这样天然优越的大国而耿耿于怀的话，那就无异于一个穷困的浪荡子对自己不出生在富人家庭而愤恨不已。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这是毫无意义的问题，重要的是资本主义运动发展的规律，不幸的是，前者多庸人自扰，而后者却少有问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整个反思线索就是这样不着边际，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当再也没什么好反思的时候就发情绪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就不产生在中国？不过最近他们倒务实多了，还知道总结大国崛起的经验，无不是幻想着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学学怎样当帝国主义的经验。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反思无不被历史上的历次失败所证明是错误的。这里不多说了，我们再看看另一条反思逻辑，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早期共产党所做的努力。在20世纪，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时，面临着就要被大卸八块而永久沦为殖民地的时候，毛泽东认识到只有斗争反抗才能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问题首先是独立自主，不被人欺负掠夺。毛泽东的共产党做到了，可是新成立的国家却完完全全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50年代土改后，当时中国的社会形态与古代封建社会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社会生产方式无任何改变，而封建腐朽的生产关系只不过是一个跟进的过程，王朝由盛到衰的历次演变是铁一般的规律，像一把利剑悬在共产党的头上。除了自主工业化，新中国毫无选择，这一点毛泽东很清楚，有些人却那么不清醒。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阶段，它是不容许别人和它争抢原料和市场的，当然也就不容许其他大国走工业化的道路。

　　

　　新中国一旦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那么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人数众多的国内小生产者。因为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对原料和劳动力同样需求巨大，有别于现代资本主义对剩余劳动力的排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合作社是对小生产者的某种组织方式，但那也是为了免于小生产者被残酷剥夺，纯粹是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下的自救，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概念是毛泽东的发明。马克思的小生产者自救理论不全面，甚至不能算是理论，仅仅只是一种应对资本主义的策略。因为马克思始终认为，小生产私有制是落后的，迟早要被淘汰，要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所以，还不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直接将小生产者的私有生产资料社会化，将分散的、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私有制通过合作社的过渡，逐步转变成公有制。奇怪的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完全不具备工业化生产体系，本身就没有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化、劳动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毛泽东拿什么东西去对小生产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那么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其实是提取剩余，而不是改造，这也说明了真正起作用的是一套庞大官僚集权体制，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公社制度。在那种情况下，公社只是一种形式称号，与县、乡、镇的称呼没有什么区别。改革开放以来，公社成了官僚体系的替罪羊。毛泽东晚年主动站出来反对这套官僚体系，那是必然的。一种以官僚体系为支撑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描述。

　　

　　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国家还小生产者的自由身，然后正式步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三十年来，经过轮番的转轨、接轨、改制、市场化，现在终于成为似模似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了，进一步还想着向金融资本主义过渡呢。改革开放让小生产者私有制得到了充分自由的发展，所谓的劳动积极性大大加强。整个改革开放再怎么形势所逼、大势所趋，但是将权力资本化，赤裸裸的私人占有共有财产的事情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干的勾当。至于这个过程中是怎样的巧取豪夺，可谓之花样百出，手段层出不穷，理由冠冕堂皇，是非黑白颠倒，穷尽人间无耻象。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当国家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时，怎样才能进化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目前改革留下来的烂摊子会潜藏什么样的漏洞、问题以及发展趋势，将来国家众多的小生产者的前途在哪里。

　　

　　四、不同视角下的三农问题

　　

　　自人类有史以来，小生产者从来就没有把握自身命运的能力，不管是早期人类社会频繁多发的自然灾害，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下波涛汹涌的市场浪潮，都能够轻易而举的将众多小生产者碾得粉碎。仅仅只有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大工业生产才得以让人类应对这些危险。中国注定有数量巨大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小生产者无法融入到大工业生产体系中，无论国家现在是什么性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好，资本主义专政国家也好，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按照国家目前的制度安排来看，农民其实就是国家这个大工厂的农业生产工人，但在性质上却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工厂工人。农民在以前因为有着深刻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观念，自然而然的就认为种地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的将来，也是为了自己的将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已经侵入农民意识中的——是为了自己的利润来进行农业生产。国家在社会制度上的根本转变，从对农业生产实施统一控制（统购统销）的制度安排到几乎完全由市场决定农业生产的制度安排的转变，现在已经深深的让农民感觉到了不安全，无所依靠。那么很显然，农民对短期利益的看重就是必然的，国家都指望不上的时候还能指望合作社吗。按现在的状况来说，农民之所以还从事农业生产完全是生存所迫，为了自己的小家，不是为了其他任何什么，更加不是因为国家的监督。农民很羡慕工人，两者在本质上虽然都是为国家做工，但是农民比工人更加感觉到没有保障，农民直接面对市场价格这个喜怒无常的怪物，在农民眼里工人能够拿到定期性的收入，是否受到剥削完全是次要的。那么，对于农民来说，目前的这种制度安排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是从精神、文化上将农村逼回到几千年前的封建小农社会那种人吃人的束缚之中。对于国家来说，国家对于农业生产的调控不可能如工厂那样监督和压迫，就只能是利用价格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国家总是在农业生产陷于危机的时候就提高价格，带动一下，但是国家却不能控制农资供给的价格，事实上农民很难从产出价格上获得好处。如果国家的调控手段黔驴技穷，那么国家就有非常之大的潜在危险，姑且不说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如若碰到连续性的灾害，谁来养活中国人？目前的这一粮食生产、供给制度是很不稳定的，难以应付突发性危机，对于一个人口超大国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问题了。让市场来调节国家的粮食生产，前提是什么情况下都有进口粮食作保证，否则这简直就是拿民族的命运开玩笑。既然，国家把自己当作一个大资本家，雇用着几亿的农民进行农业生产，那么国家怎么就忘记了去维护和更新自己的“固定资产”呢？肥沃的土地，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等等这些难道就不是固定资产吗？因为这些固定资产是大自然给予的，是先辈留下的遗产，所以就不用计算折旧费吗？国家不能指望你的农民工人去帮你维护更新这些剥削他们的生产资料啊。并且，分散的小农是没有能力来完成这些维护更新的巨大工程的。

　　

　　国家现在越来越让农村自由化，基本土地制度已经慢慢失去了作用，那么凭什么能够保证农村不出现大的两极分化？何况，目前这种贫富分化已经很严重了，而完全没有起抑制作用的力量。中国农村目前还承受得起什么折腾吗。如果国家不作为，那么上述两个问题就不可能自动解决。

　　

　　就农民自身看来，农村就是比城市落后，所以贫穷。农民贫穷的原因，并不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或者人多地少。如果我们承认农业比工业落后，那无疑是宣判农民永远贫穷，还承认农民贫穷的合理性。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所谓农村农民的落后，只是农民小生产者身上还带有深深的个人小私有印记，正是因为这种私有特性妨碍着小生产者的联合，妨碍着生产资料的集中，妨碍着劳动的分工协作，相比大工业生产，那毫无疑问就是落后的。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落后，所以小生产者才沦为资本的牺牲品，他们只有等着资本通过剥夺的方式来组织他们，即使他们变成了雇用工人，还是逃脱不了贫穷。这就是农民贫穷的逻辑，而不是其他。说农民因为生产方式的落后而贫穷那是贵族式的逻辑，谁让你是农民呢？说农民因为人多地少而贫穷，则是资本家的逻辑，农民只有减少很多，都一个个变成农业资本家时才不贫穷了，那多余的几亿农民都涌入城市，恐怕就闹出什么三城问题了吧。如此说来，三农问题其实不是农民穷，没有钱，而是广大的农民小生产者被一帮剥削者压迫，失去了被真正社会主义改造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发现，不仅中国的三农问题，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穷人，都是被堵住了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出路，阶级矛盾又是其中的根本。在剥削者统治下的社会，他们实现了自己畸形的现代化，由此现代化置换彼现代化，现代化也成了很多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还只是比谁发财快，冲突没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现在已经到了不给大多数人生存的可能的地步。

　　

　　五、说说现代性

　　

　　什么是现代性，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决不仅仅是精神和物质的问题，现代化意味着人们要求进步的历史观，意味着人类不甘堕落。这种进步的历史观不是哪个时代的统治者首先提出来的，毫不奇怪，统治者尽管看起来衣冠楚楚，事实上他们总是在一个时代扮演着反动腐朽落后的角色，拖历史的后退是他们常做的事情。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恰恰是哲学发展的后果，同时也是由劳动者提出来的。关于现代性的哲学问题不在于为现代性下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而是要理解现代性的产生历史。

　　

　　已经存在过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不可避免的要出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被统治阶级渴望打破对自身束缚的种种限制时，实质上就是在变革一个社会。这种被统治者的要求就是一种进步。不仅是在社会层面，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历史观也得到加强。16世纪以来，在人类社会中蔓延开来的某种进步历史观首先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哲学上的总结概括，哲学作为那时候人类最高的智慧代表，无疑的表明了进步历史观是怎样深深的于人的本性。黑格尔第一次以历史的维度，从人类思维发展的角度对哲学的发展作了批判性的阐述，从批判旧形而上学、经验主义哲学到批判批判哲学，无不揭示了人类思维运动的规律。人类如何的认识自然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是越来越清晰和明确，人类的思维也越发开阔和精深。人类并不满足于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控制，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运动在马克思那里第一次得到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这诸多的因素的具备，使得全世界被统治的劳动者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处境，才造成了革命的19世纪和20世纪，这是劳动者与一切腐朽和落后作斗争的时代。

　　

　　起来反抗的劳动者毕竟还没有达到认识和建设一个全新社会所须具备的知识和历史环境。劳动者完全把现代性理解成一种外在的东西，一种可以规划和建设的东西，而不是自身的最终完善。从人类的蒙昧时代，人们的思考仅仅只是限制在自身有限的思维规定里，想到什么什么就是真理，只是在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世界近代史以来，人类的经验大大的扩展，完全将思维限制在个人经验的范畴内，主客体的分离即表明了问题意识的清晰也隐藏着对立。人类对现代性的理解恰好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对立的状态，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往前，那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两位伟人也相继试验过这条道路，可是知识分子说他们是失败者。往后，那是诸多退回到神秘主义、不可知论的哲学，很多知识分子选择此逃避之路。因此，对列宁、毛泽东现代化道路尝试的批判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同，否定人类对社会进行完美规划的能力，否定对社会进行整体式改造的可能性。不错，任何个人的确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如果把批判的对象等同于现代性，那么就是缪误。现代性首先是对个人自身的反思，沿着黑格尔的思维道路，达到认识现代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黑格尔顶多只走到批判康德哲学的程度。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那就是对私有制的认识，不消灭私有制就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劳动者对现代性的认识也就遇到了私有制这个坎。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认识的谬误客观上在为资本主义说话，知识分子自身的缺陷，不实际参与劳动的缺陷，使他们拖了现代性的后腿。他们往往陷于形式的矛盾不可自拔，连公平正义和同情心都丢了。作为个人的知识分子，需要从思想上现代化。小生产者的自私，资本家的自私，相对于现代性都是落后的，对现代性的追求无非也是铲除这两种自私。

　　

　　据说还有一种想退回到石器时代的后现代性，乐于此的人既然逃避对现代性的追求，那就让他们回到原始社会吧。

　　

　　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本质及发展趋势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大致走过了两个时期，即19世纪中期之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20世纪以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在则可以看作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金融资本主义。至于自由资本主义是从哪一点开始的，很难有准确的说法，但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历经的几百年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工业化生产体系已经建立。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力和原料一度处于不饱和需求状态，并不排斥劳动力，产品市场也比较充分。所谓自由竞争，也就是说各个资本家在一种“看不见手”的折腾下盲目生产，市场对他们来说是深不可测的危险地带，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资本家最垂涎欲滴的东西无非就是货币，或者黄金或者白银，贵金属货币作为最主要的流通手段起作用。随着生产的发展，各种支付手段也相继发展起来，为信用货币的诞生作准备。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还只是表现在产品销售市场的扩张，它的主要利器是物美价廉的种种商品。这个时期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很少数部分，这种生产方式所统治的领地也只是占世界的极少部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之中，大量的小资本家破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一步集中，各个行业垄断逐步形成，更值得重视的是银行和货币体系发展到新的阶段，金融大资本的形成。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非资本主义国家都沦为殖民地，且被瓜分完毕。商品依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和扩张的利器，对殖民地原料的掠夺更加快速，另一种更厉害的侵略扩张武器就是资本输出，银行到处可见。在世界范围来看，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只不过在各个国家和地方所处的进度不一致而已。资本主义生产运动内部的规律在诸多不同的外部条件下继续发挥着作用，规律本身并没有变化，只是我们遇到的现实情况越趋复杂而已，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各种不同阶段都同时出现并交织在一起。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主导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形成以来，并不是一帆风顺，期间经历了很多次的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尽管马克思声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灭亡，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它什么时候灭亡和以一种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灭亡。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肯定的就是，资本的利润率无可避免的会下降，同时资本所占有剩余劳动也越来越难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也经历了很多次的经济危机，但并没有灭亡。从各次经济危机中，我们能够发现每一次危机仅仅只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出现暂时的萎缩，很多的生产交换链条暂时出现中断，但是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基础仍然保持着，反而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很快就能够恢复并且更加繁荣，更加有活力。每一次危机往往伴随着社会资本的重组，资本总体上来说是朝着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资本主义包含着深刻的内部矛盾，资本的利润率趋于逐渐下降，剩余价值越来越难以实现，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会自动的灭亡，而突然的带给人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资本家集团内部的重组和调整，资本的贬值和恢复，都一次次的让经济危机化于无形。这是因为现实社会中的资本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在繁荣时大家都是好朋友，一起剥削无产者；一旦危机来临，资本家集团就只能以牺牲部分资本为代价，或者强大的金融资本家以较小成本吞并其他破产资本家手上贬值的资本，只有这样资本才能恢复利润率，生产才能得以继续进行。

　　

　　在如今这个真正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家阶级再也不能通过对外转移危机来缓解自身的矛盾，只可能是资本周期性的自动贬值来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消费不足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常见现象。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危机，打击的仅仅只是部分的资本家和行业，而现代金融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打击的是社会整个资本，它让整个资本都出现贬值，也就是金融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将越来越严重，打击的范围和烈度也越来越大。

　　

　　已经越过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消费，而不是积累，这一规律在现在来说体现得越来越直接。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发展逃不开得趋势，这就足以导致资本主义长期的处于停滞状态，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创造条件。但是20世纪以来，缓解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矛盾的因素多次出现，包括新型产业的出现，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国家支出的大量增加等。但是最近以来，各种缓解消费不足的因素都慢慢减弱，消费更多的是靠国家和个人进行借贷，以透支未来的方式带动，这对资本主义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危机暂时的缓解和拖延，只能预示着下次暴风雨会来得更加猛烈。其实，我们只需记住一点，在资本主义还在起作用的社会，我们就应该时刻准备迎接危急的到来，无产阶级应该学会把握机会。不过，对资本主义进行某种建设性的改造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七、新农村建设的前提

　　

　　参与乡村建设的同志只有把握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定位，才能看清晰问题的本质，才不至于在黑夜里摸着石头过河，连彼岸都看不到。而要看清三农问题的本质，就必须将三农问题放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视野中来考察。既然当前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是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要落后的，并且主要是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迫，那么在理论上来说，似乎可以听任农村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但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排斥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力也已经过剩，消费不足的趋势越加明显，所以面临如此众多的农村人口没有人敢将农村资本主义化，甚至是资本家自己都不愿去。由于整个三农都是被置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之中，农民又类似于国家工人在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民来说就是一种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简单说是财产关系，所有制）就是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在农村这种由落后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区，农民的很多劳动无法有效的通过市场转化为货币收入，这种劳动事实上是转入农产品的价值中，但是市场不承认，国家也不承认，只有组织起来才会得到承认。另一方面，农民的可劳动时间又远远少于城市劳动者。从这两方面来看，农民的货币收入必然的会很低，这完全就是受市场的压迫所致。

　　

　　由于农村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处境，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因此三农之危险就可想而知，同时这也是整个民族的危险。这么大的农村地区，这么多的农村人口难道就只能被历史所抛弃吗？既然国家把新农村建设作为战略来实施，那么国家就是不敢放弃三农。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实际上就是要压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才能在改造小生产者的过程中建设新农村。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意味着国家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只占据主导地位。但国家究竟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是有根本差别的，差别就在于政权在谁的手上。我们已经有过很好的历史经验，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制度并没有抑制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生产体系都能够非常快速的建立起来，而对资本主义的压制和对小生产者的改造本来就是国家的目的。显然这两种类型的国家所实施的政策就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有国家机器作保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诸国家机器倒成了资本家的走狗。国家在各个地方的政权和组织，以及暴力机器都是必要的，否则就是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所以，国家要想成功的实施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那么就必须保证上述最基本的前提，保证各项正确政策的实施。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上述种种前提，仅仅依靠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搞合作社来实现新农村建设，那纯粹就是幻想了。所谓的产业后备军，意思就是被资本家养着的暂时闲置的劳动力，他们随时会心甘情愿的走进资本家的工厂而放弃合作社。搞新农村建设，不要以为合作社就是救世主，相反只有农民的自救才会有合作社。

　　

　　现在的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呢，还是资产阶级专政呢？至少我们不能等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