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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农村人民公社之兴与农业合作化

2025-02-26 深度解析评论条阅读次

　　农村人民公社之兴与农业合作化

　　：蒋茜

　　原载：经济与社会发展

　　[摘　要]农村人民公社的兴起与存在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必然选择和路径设计。反思人民公社的历史，分析农村人民公社之兴起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农业组织合作的道路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民公社；农业合作化；农业现代化
　　[简介]蒋茜，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教师，硕士，广东　珠海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的建议。党的十七大告进一步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面对当今中国农业发展形势，反思1958—1985年存在于我国农村社会的人民公社发展的利弊得失，分析人民公社之兴起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能够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农民走农业组织合作道路提供许多借鉴。
　　
　　一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疾风暴雨般的推广方式，脱离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民自愿的原则，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给农民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然而自1962年以后，和破灭的“大跃进”不同，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制度和组织形式在农村稳定了下来，在20余年里对农村和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村人民公社的兴起与存在的历史，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试图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历史选择，也表现出在十分贫困封闭的条件下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工业化目标的路径设计和制度安排。
　　这种政策选择，首先依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业发展理论，这就是通过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发展国家生产。如马克思深刻指出：只有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到大生产优越于小生产。恩格斯也曾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P498-P499)毛泽东根据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早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就说：在农民群众这方面，几千年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贫困。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照列宁的话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是与农业现代化、国家工业化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一方面是指社会整体工业化，即由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社会进入到以工业为主要经济部门并处于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另一方面又必然包括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即用工业发展的成果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由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上，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所以发展工业在当时获得了比发展农业更为重要的地位。而落后国家的特殊条件，使其缺少其他如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等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只能由本国农业支持。所以必须使分散的小农合作化，通过行政能力，以农养工。同时，虽然农业的机械化必须依赖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合作制也必须由机械化来巩固，但在工业还未发展之时，单纯的农业合作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供比单户小农更有利的生产条件。
　　
　　二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理论，中国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展开了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实践活动。人民公社的兴起就反映了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影响下，在各地农业生产建设如“兴修水利”工程如火如荼开展的过程中，自“上”(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思路、构想)而“下”(基层群众积极营造的集体化氛围)，农业合作化的需求被一步步放大，合作规模不断升级，最终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制度和组织模式确定下来。当时即使不以人民公社之名，也会以其“实”尝试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人民公社兴起的动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作为制度保障，实现“工占农利”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苏联曾通过集体农庄获得了大量工业化所需资金，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占农利”成为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和。面对他国工业化建设的成就，面对国家贫困落后的现实与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共领导人认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这就需要“在生产环节建立一种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制度，以便既能囤积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将农民稳定在土地之上，又能使之根据国家计划及时安排农业(首先是粮食)生产活动，以保证农产品供给与国家需求相符合”[2](P575)。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组织，弥补了基层政权与合作社之间的矛盾，降低了国家收购农业剩余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社并大了，头少了，好管，好纳入计划。实践证明，中国的“工占农利”，由于有了像人民公社这样完整的制度作保障，结合统购统销这种促成城乡物资流转的方式，不仅运作有效而且数量也是极其巨大的。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统购统销以剪刀差形式实现的积累额就由1957年的49．31亿元迅速上升到1958年的91亿元，增长1．86倍；在农业为国家提供的积累额中所占比重也由合作化期间的55％左右，骤然上升到68％。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从农村提取资源来实现工业化的背景下，国家成功地找到了一个有效降低国家与农民交易的成本、防止政权内部发生动荡的制度化的办法，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与国家战略相对接的社会组织形态，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基础[3]。当然，广大农村和农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试图以农业合作化作为突破口，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原材料保障，为农业机械化提供经营前提；通过人民公社。创办农村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首先要以机械化大生产的合作化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满足国家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日益增长的农作物需求。1955年毛泽东曾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4](P181-182)。其次要以大规模经营的合作化农业，作为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前提，同时也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品提供消费市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4](P181)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理由，农业合作化被视作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不可或缺的保障和前提条件。农业合作化的规模不断升级，人们把它和工业化目标紧密联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生产的自身状况和现实水平。人民公社兴起后，毛泽东认为：可以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并且还认为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提高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是一致的：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所有制的提高没有适合于生产力水平、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而更多地表现为“人为拔高生产关系”。
　　人民公社兴起之后，如何通过这种组织形式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国家工业化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发展工业生产，以地方办为主，国家支持为辅，实行拖拉机社所有或大联社所有，使耕者有其机；各省各地都要建立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试制新式农具等。各地具体实施了一系列先实现农业集体化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工作步骤。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中国农村工业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存且日益壮大，到1978年底，全国已有94．7％的人民公社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公社和大队的积累。企业把积累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购买农业机械，此外还把一部分钱用于支援穷队。1971—1974年上海市川沙县用于农业机械化的2500万元投资中，社队企业利润占87．5％[5]。
　　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村的生产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工业反哺农业的速度明显加快，国家为此投入的人财物力之大，动员社会力量之广泛，推广应用的技术之先进，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构之完备，农业生产条件改变之显著，都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望尘莫及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空前的。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均有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6](P33)。1975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总动力增加61倍，农业大型拖拉机增长22．5倍，联合收割机增加了6倍，机耕面积增加12倍，手扶拖拉机发展到59．9万台，化肥用量增加14倍，农用电量增加130倍。
　　与旧农村相比，我国通过以人民公社为组织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促进了农村工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对农业投入工业物资；但另一方面，以如此高合作化水平的人民公社，为什么最终没有实现高度机械化程度的现代农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我国工业和社会整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国以农业合作化作为实现机械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保障和前提，但它毕竟不能取代现代工业生产力、农业机械技术等自身的进步。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两难境地：合作化需要农业机械化的技术支持，但农业机械化又只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结果，而工业化需要农业合作化提供原始积累。面对此循环，苏联和中国都是在合作化上打开缺口，从农业合作化开始，按照“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农业机械化一进一步巩固农业合作化”的顺序发展。因而在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之间存在时间间隙，中间有一个工业化的过程。至于人民公社中的农村社队企业也一般是轻工业、商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服务业等，毕竟不同于现代化的大工业，缺乏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多数自给自足，水平低、规模小，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不足以实现农业机械化。所以，农业的现代化改造需要工业化迅速发展，尽早给予合作化机械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在没有对合作化提供充足的机械化条件之前，合作化是不稳固的，有退回到小生产的可能。
　　3．通过人民公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国家加大投入人财物力，进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统筹解决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响应党中央号召，出动数千万乃至上亿的劳动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向原有小规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重新考虑合作社的规模问题。可以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兴起的原因之一，即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为适应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及大踏步地建设社会主义而迅速建立起来的[7]。在这种制度和投入的保障下，1966-1976年期间，国家对农林水气系统的基建保持在10％左右，其中64％用于水利建设[8]。农民对大片农田进行平整规划，兴修水利，工程配套，扩大高产稳产农田。1975年与1957年相比，农用排灌动力机械增加55倍，小型水电站从55座增加到座，机灌面积增加60％。这个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但为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后来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此外，人民公社“在经济还十分窘迫的情况下，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它并不是有人理解的完全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再分配，而事实上具有多样的实现手段和渠道，包括生产贷款、粮食返销、分配透支、社会救济、公益金补助等等，不仅有人人共享的保障形式，还有以救济贫弱为重点的扶贫制度，显示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6](P35)。如人民公社体制的存在保证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低成本运行。由于政府和集体经济的扶持，农民交纳极少的费用就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要求，基本能够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合作医疗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农民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制度，是与人民公社时期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民公社的社会保障在农民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对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种社会保障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相联系，层次较低，无法满足广大农民更高层次和多样化的保障需求。
　　从人民公社兴起的历史来看，它成为了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具体组织形式，在其时代意义上是“为尽快完成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为改变我国农村落后恶劣的生产条件而设计和存在的，这正是当时我国社会提出的‘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6](P29)。总之，在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农村工业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同时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
　　
　　三
　　
　　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均衡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而另一只脚却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确有相对先进的农业，但就全国的比例来说，还是很小一部分)。经过30年发展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成就巨大，功不可没，但很大范围内长期缺失“宜统则统”的集体经营部分，在实质上就是“农户小规模经营”。对生产力的提高仅仅局限于个体积极性方面，其他如科技进步、原材料改进、集约化生产和管理等规模效益无从体现。缺乏实力应对农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风险，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和全球竞争的要求，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影响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人民公社后时代需要充分总结经验教训，开创新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从农业发展的外部助力来看，国家须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我国工业经过长期发展，具备了“反哺”农业，对农业实行机械化改造的能力。而机械化的要求使合作制重新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可选择的道路之一，且是符合农民整体利益和社会主义要求的道路。应以新的合作化道路提高土地收益、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田水利建设力度；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从农业发展的内部因素来看，须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强农业的产业整合；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他们积极的主体作用。在我国实现区域平衡之前，不同地区的农业合作化具体方案应适合当地生产力的水平，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巩固和提高。
　　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最终为前进的时代所抛弃，但中国以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孜孜追求，还远不会停止。而人民公社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值得总结和反思。正是从此意义说来，一些学者指出：大公社体制跳出了土地改革之后小农经济的束缚，完成了对小农的改造，打破了自然村落限制下的乡土社会模式，推进了农村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除了指出以人民公社形式实现的农业合作化具有历史局限性，大量的研究也表明，人民公社的一整套制度体系的设计与实现，打上了人们对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烙印，存在着多方面自身难以克服的顽疾。如以户籍、粮食垄断等为核心的城乡隔绝的政策，缺乏激励机制的、高度集中体制下的分配和管理制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体制缺陷越来越严重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并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解体。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全盘否定人民公社对农业合作化昭示的宝贵经验和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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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

　　：王玉玲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

　　[摘要]新中国建立后以农业合作化对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与农村工业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工业化包括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农业工业化，关于农业合作化对农村工业化的作用，可以从发展农村的工业企业和促进农业工业化两个方面来考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合作化应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农村工业化的主要途径。

　　
　　新中国建立后以农业合作化对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与农村工业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个难题——工业化或促进农业——已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两者的进步是不可分割的，保持这两个部门之间协调是取得迅速和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的条件之一”[1]。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是统一的，“搞农业合作化，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2]。有学者认为，农村工业化是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农村非农产业增长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农村工业化一般泛指在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社会经济的相应演进变化过程。”此外，有学者区分了“农村工业”和“农村工业化”，并对“农村工业化”做了全面的定义：“为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能充分发挥效能，使农牧能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农业同时，由农民依靠自己力量，依托市场，依托农村小城镇，发展农村现代工业，使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力占到农村总劳力的绝大部分，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农村基本实现了城镇化，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城市水平。”①笔者以为，农村工业化包括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农业工业化。作为农村工业化的两个内容，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农业工业化相辅相成，农业工业化的切实实现，基础就在于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而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有助于农业工业化的推进。
　　在谈起新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时，学者们大都把焦点放在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而对改革以前的农村工业化过程轻描淡写或者一笔带过。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改革以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是以在此之前社队企业的发展为基础的，而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同时期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是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推动的结果。笔者在这里拟对农业合作化(包括其后的集体化)、对农村工业化的作用做一初步探讨。
　　
　　一、农业合作化带动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
　　
　　在1958年以前，农村工业基本上是自给性的手工作坊式的手工业和农产品初加工。据资料统计，1952年农村手工业和农产品初加工业产值81亿元，1953年为88亿元，1954年为90亿元，1955年为97亿元，1956年为99亿元，1957年为100亿元。[3]总的看来，1958年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非农经营活动，不仅主要限于为农村服务的范围，而且很大一部分是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因此，随着国家对重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范围的扩大以及数量的增加，农业社的副业活动便由于原料困难而举步维艰。[4]
　　1958年为农村工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契机。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意见指出：“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5]提出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以加速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会议要求以五年到十年(后改为五至七年)的时间，各省和自治区要使本区的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和超过农业总产值。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之一。在随后到来的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进而又办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后，中国出现了不管是否具备条件，社社乃至队队都办工业的热潮。[4](p.355)1958年8月后，全国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值得指出的是，人民公社在建立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工业化统一的思路。1958年9月4日，在《人民日》为《从“卫星”公社的简章谈如何办公社》配发的社论中，总结了人民公社与农业社的不同。其首要就是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也不只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是要像城市工矿区一样同时兴办工业。人民公社将逐渐消除城市和乡村的界限，消除工业和农业的差别。除了生产，公社还要自己兴办商业(交换)、信用(银行业务)，举办文化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专科、科学研究等)事业，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男性青年和复员退伍军人要编成民兵。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的统一体。这一思路，也体现在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应当根据各个人民公社的不同条件，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5](pp.609～610)
　　公社工业随着人民公社的组成应运而生。当时公社工业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把农业社办的工业收为公社工业；由人民公社新办的；“共产”社员资产办的；大炼钢铁时兴办的工业；将农村手工业合作社全部转为人民公社工业。到1959年，社办工业企业发展到70多万个，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4](p.355)
　　为了纠正社办工业群众运动式发展带来的问题，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对社办工业给予规范，决定在国务院财贸委下成立人民公社工业管理总局，以加强领导(后因公社工业整顿等原因而未成立)，且国家财政决定每年拿出10亿元，无偿支援公社工业和穷队。
　　1959年初，毛泽东在察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并开始着手纠正时，仍对社队工业寄予殷切期望。在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指出：“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6]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与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是一致的。
　　1959年起农业连续三年遇到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极困难境地。国家对社办工业也采取了相应调整：(1)不许剥夺农民。(2)将划归人民公社的手工业社再划回手工业社系统。(3)停止各种大办，劳力归田。(4)县、公社和大队曾经把原高级社经营的一些企业单位调来归自己经营。这些企业单位，按照新规定的管理体制仍然可以由原高级社(现在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经营的，应当发还；由公社或者大队经营比较适宜的，应当把原有的资财设备合理作价，向生产队偿还价款，或者作为合营的企业，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同生产队按比例分配企业利润。[7](5)缩小社办工业经营范围：以农具的简单制造和维修为首要任务；本乡村农村产品的简单加工；生产当地的传统产品；小型的矿产开采和砖瓦、石灰等建筑材料的生产。[7](p.484)(6)对社队工业进行治理整顿。
　　1961年，毛泽东提出社队工业以生产小队为主，他说：“今后社队办起来的东西，不是大办，是小办，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办只能生产队。”[8]1962年9月，中央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9]11月，中央又在《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中提出：“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地不办企业，不设专业的副业生产队。原来公社、大队把生产队的副业集中起来办的企业，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9](p.703)在上述措施的影响下，社办工业企业1958年末为602万个，1959年5月减少到87万个，1959年末又减少到70万个，1961年减少到4．5万个。[3](p.155)社队工业产值也连年减少。1961年，社队工业产值为19.8亿元，1962年下降为7.9亿元，1963年再下降为4.2亿元，为历史最低点。[4](p.357)20世纪6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已得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社队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为解决农村土地资源稀缺、农业人口膨胀、农业剩余劳动力激增、农业收益下降的问题，向非农产业寻找出路是必然的选择。196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展农村副业生产问题发出指示：农村副业是薄弱环节，1964年尚未达到1957年水平。鉴于此，要以生产队为主，大力发展集体副业。单独一个生产队无力举办的项目，可由几个队联合经营；生产大队在不侵害生产队利益的前提下，也可兴办自己的副业。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提出“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社队工业再次获得发展，其产值不断上升。到1970年，达到67.6亿元，比1965年增长了38.3亿元。[4](p.364)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中央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提出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江苏、浙江、广东等历史上有手工业传统的省份首先行动起来，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机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企业。随后，沿海及内地各省市也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和指导下兴建社队企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苏南地区。1976年，苏南地区社队工业产值已达到12.44亿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为6.96亿元，队办工业产值为5.48亿元。1978年，苏南地区社队工业产值又发展到25.98亿元，为1965年的近45倍，平均每年增长34％。[4](p.370)从性质上看，社队企业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其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公社或生产大队。在社队企业就业的职工都是从各生产队抽调来的，其酬一般是按出工时数在原生产队计工分，并由社队企业付一定补贴。除极少数技术职工外，其劳动酬与其他社员大体相等。也有些企业给职工发工资，但职工要拿出其中大部分“买”生产队的工分，再从生产队分口粮和工分应得的酬。因此，企业的职工只是临时性在企业中劳动，其权利也只是领取比在生产队劳动较多些的补助费。[10]
　　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中国农村工业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存且日益壮大，到1978年底，全国已有94.7％的人民公社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其中，社队工业总产值由1975年的169.4亿元增加到385.3亿元，增长127％，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75年的5.3％上升为9.1％(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见表1。社队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282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9.32％。[4](p.364)
　　农村工业企业围绕农业办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城市工业加工服务；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因此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较好的灵活性。在农村工业企业发达地区已涵盖了以下门类：以食品、饲料为代表的粮食转化行业；以经济作物和林业、牧业以及其他副业产品为原料的农副业产品加工行业；围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小型矿业、能源和建筑材料等行业；传统工艺、各类编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制造、修理行业；为大工业协作配套或拾遗补缺的行业；为城乡市场服务的轻纺、五金以及当地土特产加工等行业；供出口创汇或为外贸部门加工服务的行业等。[4](pp.364～365)
　　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公社和大队的积累。企业把积累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购买农业机械，此外还把一部分钱用于支援穷队。人民公社把“以工补农”、“以工建农”视为办工业的重要目标之一。上海市川沙县1971～1974年用于农业机械化的2500万元投资中，社队企业利润占87.5％。[4](p.367)企业的赢利一部分作为税金上缴给国家，余下的部分除用于支援农业外，主要用于企业本身的扩大再生产。如果用于创办新的企业，需经上级批准。[11]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农村工业企业逐渐发展起来，构成农村工业化的重要内容。毫无疑问，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改变农业在中国工业化中的“重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12]
　　
　　二、农业合作化促进农业工业化
　　
　　农业工业化是指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即用工业产品进行农业生产，其产品仍然是农产品，但产量、品质和品种有了变化。农业工业化是改造传统农业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步骤，也是农村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农业合作化对农业工业化的促进主要有：
　　
　　第一，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
　　农业集约化经营是改造小农经济的必要手段，也是农业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从互助组向初级社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发展方向。互助组一般规模较小，由三五户或十几户农民组成，其成员各自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劳动过程中换工互助，有的还实行某些技术分工。互助组是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合作组织。1950年，全国已有272万个农业互助组，参加的农户为1131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0.7％，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东北、华北等地。由互助组发展为初级生产合作社是一种必然，互助组中的几户或十几户农民在协作劳动中提高了生产率，因此就有进一步将所占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农具集合起来形成更为稳定的经济组织的要求。在党和政府的鼓励下，也就逐步出现了这类组织并且发展迅速。
　　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征的初级社，能发挥集体的力量，克服个体农民耕畜、农具不足的矛盾，使土地统一经营、劳力统一使用，便于开展多种经营、进行副业生产。但要明确的是，从互助组向初级社的转变，所体现的只是初级的农业集约化经营，即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集约化经营，除了经营规模的扩大外，更重要的内容是专业化生产和实现与市场衔接，即农业市场化。所谓农业市场化就是改变农村传统小农经济封闭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建立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销售市场体系。初级合作社的组成原则为农业市场化提供了条件。在初级社中，农民自愿以个人的劳动力占有权和土地的使用权及一部分其他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联合，构成合作制经济。其劳动力为个人所有，入社也只是将占有权投入，并和土地使用权、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占有权一起，形成合作社的总体经济权利，它们的使用权由合作社统一行使，农民依其个人权利拥有收益权。初级社的原则中，除了“入社自愿、耕畜和土地可分红”之外，还包括“退社自由”，这是其个人权利的主要体现。“这一制度，承认个人产权，把生产资料由个人占有变成共同占有，由个人支配变成共同支配，由个人决策变成共同决策，是公私混合的利益共同体、富有绩效的产权结构。”[13]
　　
　　第二，推进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农田水利建设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一文写的按语中说：“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14]
　　农业合作化的长处在于可以快速动员、组织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从农业合作化向农业集体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推进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实现农业机械化。在安排“三五”国家建设资金时，毛泽东提出，发展农业主要应依靠大寨精神，国家农业投资可适当减少，以缓解资金不足的矛盾。学习大寨精神、建设大寨式稳产高产田，成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要求之一。1976年，全国机井数量增加到240多万眼，比1965年增长10倍，对北方旱区农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仅1971～1975年，就增加有效灌溉面积万亩。1976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已达到万亩，比1965年增加.5万亩，增加36.1％。与此同时，还有万亩的低洼易涝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4](p.498)
　　对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规模投入，提高了防灾抗灾能力，为农业的稳产高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据估计，1952～1957年，国家对农林水气系统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部基建投资的71％，其中又以63.8％投入水利建设。1966～1976年间，农民继续对大片农田进行平整规划，兴修水利，工程配套，扩大高产稳产农田。这期间，国家对农林水气系统的基建保持在10％左右，其中64％用于水利建设。[15]农田水利建设还带动了地方“小水泥”的发展。1966年以后的10年，地方小水泥厂生产的水泥用于农业的累计达9000多万吨，约占地方小水泥产量的67％。农村人民公社用这些水泥修建了大量中小型水库、水渠、扬水站、机井、防洪闸、电灌站、电排站等设施，在抵御自然灾害、建设旱涝保收农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pp.332～334)
　　
　　第三，推动农业机械化进程。
　　没有农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是不可想像的。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要求一定的基础，个体小农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出现机械化的。正是农业合作化使得农业机械化成为可能和现实。因为无论是农业机械的使用还是化肥的使用，都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或者才能大量使用。[16]对此，毛泽东是有清醒认识的。在农业发展的问题上，毛泽东实施了一条先实现农业集体化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工作步骤。1966～1978年，推进农业机械化与开展农业学大寨互相结合，贯彻始终。[4](pp.496 ～497)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大力倡导把发展地方、特别是县(市)小型农业机械制造、修理厂作为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基本环节之一。1969年8月，召开了全国建设县农业机械修造厂工作会议。1970年，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药会议，会议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不搞机械化，光靠手工劳动，就不可能更快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改变6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也就不可能腾出劳动力加快工业建设。197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到1980年的十年奋斗目标，使全国农、林、牧、渔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为落实这一目标，会议要求建立县、社、队三级修造网，做到大修不出县、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队；社队要发展以钢铁等原材料为主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窑、小水电、小机械制造、小水泥)，这是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物质基础；资金除社队自筹外，将国家每年支持人民公社和穷队的10亿元用在农业机械化上。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70年代初，全国2300个县(市)中，除81个县以外都有了农机厂；70年代中期，29个省、市、自治区中，27个省、市、自治区县都有了农机厂，新疆91.3％的县办了农机厂。全国近半数的人民公社也办起了自己的农机修理厂(站)或农机修造厂(站)，还有一部分生产大队也办了农业机具修理或修造厂(站)，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一个农业机具修造网络。这个网络的修造水平虽然不高，但它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有利于承担起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中的日益繁重的修理任务。[4](pp.328～329)到1978年，农用动力灌排机械拥有量比1965年增长6倍多，有效灌溉面积达67亿亩。[16](pp.16、37)1978年底，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65年的1494万马力增加到万马力，增加9.7倍；机耕面积由1557.9万公顷增加到4067万公顷，增加1.6倍；机电灌溉面积由809.3万公顷增加到2489.5万公顷，增加2.1倍，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的比重由24.5％提高到55.4％；农村用电量由37.1亿度增加到253.1亿度，增加5.8倍。[4](p.500)

　　第四，促进了化肥、农药的推广和应用。
　　农业化学化是农业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农业化学化的基础是化学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三五”期间，化学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由“一五”和“二五”时期的5.4％和7.6％增加到11.5％。“四五”期间，这一比重曾减少到9.8％，“五五”前三年又回升至15.6％。其中，与农业相关的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增长更为迅速。以1965年为基期，截至1978年底，其产量分别增长了403.7％和176.2％。1978年化肥施用量由1965年的192.4万吨增加到884万吨。每亩化肥施用量由1965年的0.9公斤增加到1978年的3.93公斤。化肥、农药产品产值在化学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65年占14.6％(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上升为1978年的19.4％ (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4](pp.466、500～501、467)化肥、农药施用量增长，对农业增产有重大作用。
　　在农业化学化的道路上，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小氮肥”的发展。由于“小氮肥”技术容易掌握，所需投资少，建设周期短，收效快，比较适合县一级的情况，而且产品可以自产自用，因而深受欢迎。1966～1976年，全国共新建小氮肥厂1232个，其中，1970～1976年平均每年新建144个，1976年小氮肥厂合成氨产量已达到368.1万吨，比1965年增长了19倍，在全部合成氨产量中的比重由1965年占12.4％上升到占59.5％。小氮肥的发展对于满足农业的急迫需要、支持粮食持续增产起了重要作用。1973～1978年，平均每年增产粮食214.3亿斤，小氮肥厂生产的化肥是重要增产因素之一。[4](pp.329～330、471)
　　
　　三、余　论
　　
　　通过前两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到，到改革开放前，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相伴随，经历了发展的高峰和低谷。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也不可避免会对农村工业化产生影响。其中，带来最大影响的莫过于农业合作化向农业集体化的转变。农村工业化，无论是农村的工业企业的发展还是农业工业化，其基础就在于形成自主的市场主体。初级社对劳动者劳动力所有权和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占有权的承认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提供了条件。但随着农业合作化向集体化的转变，尤其是发展到人民公社阶段，因对“政社合一”的强调，人民公社既是行政机构，又是行使占有权、经营权、处置权、管理权的机构，其负责人由上级任命，只对上级党政机构负责。生产队、生产小队的负责人只是公社党政机构的代理执行者。在此情况下，自主的市场主体不可能出现。如果说集体化在农业集约化经营方面有贡献的话，也只是在规模方面。较初级社而言，高级社规模更大。伴随着小社并大社、联乡并社的发展，“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的规模进一步发展，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其表现为组织规模过大，管理混乱，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吃大锅饭”等。后不得不将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即经营权的行使单位降到生产队，其他权利并无实质改变。加上人民公社完全取消副业生产的家庭经营，更加排斥商品经济，农业市场化道路被彻底阻断了，农村工业化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无法实现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经历了蓬勃发展，但其进一步发展面临许多新的困境。农业工业化进展有限，农业集约化经营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农业合作化时期建立的一些农田水利设施，即使到今天也仍在发挥作用，新建的农田水利设施很少，且已有的设施也因缺乏明确的主体而失于维护。在农业机械化方面，除少数土地／劳动力比例较高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一般而言，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所退化，甚至连机耕、机灌、机械脱粒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农用拖拉机用于农村运输的反而占多数。可以说，时至今日，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机械化还基本上没有实现，有的也只是刚刚开始。[17]不仅如此，我国农业中生化技术系列的变化也没有完全实现，如果与先进的亚洲型农业相比，无论是良种技术的研究和推广，还是在与此相关的化肥、农药使用量以及灌溉体系的效能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18]
　　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农村工业化要求以社会化工业生产方式取代个体农业生产方式。它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还包括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文化观念等，是全方位的转变，并不因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而完成。
　　农村工业化的推进，还在于农民内生的联合和发展。中国变革小农经济、发展农村工业化，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即不是听凭小生产两极分化，而是要使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将劳动力、小块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进行合作经营。不能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农业化作中走了弯路就全盘否定合作化的必然趋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待于探索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合作化的新路来。
　　[收稿日期]2006—02—16
　　[简介]王玉玲，博士，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①以上观点参见郑新立、周喜安《中国：21世纪的工业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中国村庄的工业化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张毅、张颂颂：《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国家工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7～11页。
　　
　　[参引文献]
　　[1][美]保罗·巴兰著，蔡中兴、杨宇光译《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69页。
　　[2]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3]张毅、张颂颂：《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国家工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4]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355页。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9页。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8]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页。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21页。
　　[10]刘永估：《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
　　[11]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
　　[12]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13]郑有贵：《中国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499页。
　　[15]牛若峰等：《中国经济偏斜循环与农业曲折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7页。
　　[16]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17]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中下合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18]牛若峰等：《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212页。
　　